魯迅描寫國人虐根性的句子匯集50句

魯迅執(zhí)著地批判“國民性”原因

現(xiàn)在有些人似乎很“愛國”，說魯迅批判國民性把中國人說得太丑了。他們可能并不了解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的具體內涵，也不了解魯迅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這種批判，直觀地對魯迅的批判方式表示反感，不能接受，甚至擔心會丑化了中國人，傷害民族的自尊與自信。魯迅的確畢生致力于批判國民性，這也是他所理解的實現(xiàn)文化轉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寫小說、雜文，時時不忘揭露批判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說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觀念、看客心態(tài)、馬虎作風，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等等。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談得最多的一是“看客”，二是“奴性”。例如在《娜拉走后怎樣》中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仿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于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經驗》)

還有“奴性”，也是魯迅認為國民性中最嚴重的病態(tài)。大家回想一下，在魯迅的小說中，將兒子的命運寄寓在人血饅頭上的懦弱的華老栓(《藥》)，一心想躋身于長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丟了辮子被女人當眾辱罵的憂愁的七斤(《風波》)，在多子、饑荒、苛稅等壓榨下苦得像個木偶人的閏土(《故鄉(xiāng)》)，都是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卑怯者，他們對于身受的壓迫忍辱受屈逆來順受。《祝福》中到土地廟捐門檻贖罪的祥林嫂，《在酒樓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聊地生活著的呂緯甫，《孤獨者》中親手選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里面的魏連殳，《離婚》中懾于七大人威光的愛姑，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卑怯者，雖然他們面對坎坷的命運和人生也有過不平和抗爭，但最終都屈服于文化傳統(tǒng)和社會環(huán)境，這些都是奴性思想的體現(xiàn)

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魯迅憎惡他們能以瞞和騙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魯迅深深地憎惡國民的奴性性格。黑格爾說中國沒有哲學，而馮友蘭說每個中國人都是哲學家，三種不同的思想方式，讓中國人無論遇到什么都能在內心挺過去，那就是忍，忍的結果就是妥協(xié)，被奴役而心安理得。

魯迅聲稱他 “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蔽常取類型”。這對于凡事都比較講面子、講中庸的傳統(tǒng)社會心理來說，的確不合，又特別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揚”的古訓。但作為一個清醒而深刻的文學家，一個以其批判性而為社會與文明發(fā)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參照的知識分子，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真是我們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藥。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魯迅的用心。如果承認魯迅的批評是出于啟蒙主義的目的，而啟蒙又是我們民族進入現(xiàn)代化必經的“鳳凰涅槃”的需要，那么就不會再擔心國民性批判會喪失民族的自尊，相反，會認為這種批判正是難能可貴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轉型的前提和動力。

我們讀《阿Q正傳》，看小說中那些“丑陋的中國人”的處世行為與心理表現(xiàn)，會感到不舒服，甚至惡心，這真是給我們的同胞揭了短，露了丑。但仔細一想，這又是何等真實的刻劃，是一種毫無偽飾的真實。我們也就理解魯迅所說，其目的就是要寫出“國民沉默的魂靈”來。中國人的一些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們司空見慣了，見怪不怪，也都麻木了，魯迅卻要真實說出。通過魯迅的創(chuàng)作我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己，發(fā)現(xiàn)我們周遭的許多落后的行為習慣，乃至心理模式、民風民性。比如“以祖業(yè)驕人”，總是向后看，擺“先前闊”;比如“比丑”心理，癩瘡疤也可以作為驕傲的資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癥，不能正視失敗和衰落的精神勝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寧式床的狹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魯迅筆下阿Q等角色的表現(xiàn)，何嘗不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習焉不察的精神弊病?魯迅是深刻的，但他又并非居高臨下。他總是帶著自己深切的生命體驗，帶著無限的悲憫和無奈，去表現(xiàn)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個病態(tài)社會。魯迅痛切地感到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存在看這種嚴重的病，所以他要批判中國的國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沒有開什么藥方，藥方不是文學家能開的，魯迅只是看病。他把中國人這個老病根給看出來了，這就是非常偉大的地方。我們今天讀魯迅的小說、雜文，還是能看到許多國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這些病現(xiàn)在也還有些嚴重，這就是魯迅的深刻，魯迅的厲害。

魯迅為何那么執(zhí)著批判國民性?這和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中國現(xiàn)實的深刻認識有關。他在1907年前后就已經有過立國必須立人的思想。“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墳·文化偏至論》，即只有尊重和發(fā)揚人的個性，才能夠使“國民”真正走向覺醒。可以說，“立人”貫穿魯迅思想的一生。在魯迅那里，“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是“作人”還是“為奴”的最后一條線。魯迅對“精神勝利法”等國民劣根性批判，目的并不直指向經濟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個體人格的現(xiàn)代化，即“個人”的自覺、自主與自決，也就是說，魯迅想要解決的，是一個古老民族的現(xiàn)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礎問題。

其實，對國民性的關注并非魯迅獨有。晚清以降，象梁啟超、嚴復這些先驅者，都提倡過類似的口號。嚴復編《天演論》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優(yōu)勝劣汰的新價值觀，其衡量種族優(yōu)劣的指標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嚴復從進化論演繹出的“鼓民力”之說，在急于適應和滿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需求中，中國過去的觀念以及相應的國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礙。在嚴復的時論中，國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來，雖然他還沒有使用這個詞語。

梁啟超1900年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國數(shù)千年之腐敗，其禍極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鉗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梁啟超沒有直接用改造國民性這個概念，而是提出“開民智”。1902年梁啟超開辦《新民叢報》，從刊名可猜測梁啟超還是把國民性改造視為“第一急務”了。孫中山在對中國國民性的檢討上，與嚴復、梁啟超并無大別，而且他們一致將其原因都歸之于千年專制所造成的積習。但嚴復以中國民智未開不適于共和的立場，被孫中山譏為“曲學之士”，孫中山質問的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立場。改造國民性其實是晚清以降思想家和先驅者思考中國之命運的一種趨勢，魯迅接續(xù)了這種思潮，并付諸實踐。改造國民性并非給中國人丟臉，并非全盤拋棄傳統(tǒng)，而是很實在的一種精神建設工作。

魯迅對國民性的認識是清醒的，但也常常感到無力。他說自己的文章如同一箭之入大海。我們對魯迅的苦心是缺少理解的。幾十年來，不斷聽到這樣的說法，諸如“國民性”是個偽問題，這一問題太玄虛，不易把握。有的批評魯迅“文化至上”，是唯心主義。對魯迅前期思想的評價一直很謹慎。

這些年又有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中國的強盛，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生存條件會好起來，國民素質自然也回提高。但是事實卻是，經濟發(fā)展了，精神生活卻空前枯竭，國民素質并未得到提高。這也說明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工作還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

有一點值得注意，魯迅和百年以來眾多知識分子不同，他對國民性的思考與批判，不只是給別人動手術，往往也是給自己開刀。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建立在嚴峻的自審意識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抉心自食，魯迅的文章與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是，伴隨著國民性批判，是對自我深層人性和陰暗面的探索和挖掘。當前，我們不缺乏“批判”，缺乏的就是魯迅那樣的自審意識和懺悔意識。今天學習魯迅，就是像魯迅那樣對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歷史的現(xiàn)代化進程進行認真的自我反省和歷史懺悔。

魯迅作品是富于批判性的，是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刮骨療瘡，很痛苦的。我們看魯迅的作品，有時候會覺得很悶，很沉重、難受。他寫的那些沉重悲哀的東西，老是纏繞著你，甚至讓人不得安寧。你們讀魯迅如果有了這種感覺，就是讀懂了一點魯迅，慢慢接近了魯迅。魯迅不是給十七八歲的少男少女預備的，讀魯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經驗，有較多的人生歷練。現(xiàn)在的年輕人包括大學生，可能不那么喜歡魯迅的作品，主要因為他們還缺少人生的歷練。

魯迅《關于批判家的希望》閱讀答案

對于批評家的希望

魯迅

①前兩三年的書報上，關于文藝的大抵只有幾篇創(chuàng)作（姑且這樣說）和翻譯，于是讀者頗有批評家出現(xiàn)的要求，現(xiàn)在批評家已經出現(xiàn)了，而且日見其多了。

②以文藝如此幼稚的時候，而批評家還要發(fā)掘美點，想扇起文藝的火焰來，那好意實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則嘆息現(xiàn)代作品的淺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則嘆息現(xiàn)代作品之沒有血淚，那是怕著作界復歸于輕佻。雖然似乎微辭過多，其實卻是對于文藝的熱烈的好意，那也實在是很可感謝的。

③獨有靠了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唾余，或則仗著中國固有的什么天經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為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威。試將粗淺的事來比罷，譬如廚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壞，他固不應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卻可以有幾條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痂之癖”①，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著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④我對于文藝批評家的希望卻還要小。我不敢望他們于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為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過愿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尸體解剖和戮尸的區(qū)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②的區(qū)別，筍和竹的區(qū)別，貓和老虎的區(qū)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qū)別……更進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學說為主，自然是悉聽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兩國；看不起托爾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查一點他的行實，真看過幾本他所做的書。

⑤還有幾位批評家，當批評譯本的時候，往往詆為不足齒數(shù)的勞力，而怪他何不去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之可尊，想來翻譯家該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譯者，一定因為他只能翻譯，或者偏愛翻譯的緣故。所以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應當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權以外的事，因為這類言語，是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現(xiàn)在還將廚子來比，則吃菜的只要說出品味如何就盡夠，苦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樣的呆廚子，也難免要說這位客官是痰迷心竅的了。

（選自《熱風》，有刪改）

【注】①“嗜痂之癖”：病態(tài)的、反常的嗜好。②“放諸四夷”：放逐到邊遠的地方。

15．請簡要分析文章的論述思路。（6分）

16．請概括第③段中“濫用了批評”的幾種表現(xiàn)。（6分）

17．結合全文，談談魯迅對批評家的希望。（6分）

答案:

15．（6分）首先指出批評家業(yè)已出現(xiàn)并快速增多的現(xiàn)象；然后提出當前文藝批評存在的優(yōu)

缺點；（亦可分為兩點——“接著肯定某些批評家懷有寬容態(tài)度的好意批評；然后批評

某些批評家非正確的批評方法”）最后集中表明對批評家的希望。

評分建議：每點2分；若第二部分分為兩點，此兩點各1分。

16．（6分）套用西方陳舊的理論，照搬他人呆板的觀點，固守中國非文藝批評的方法。

評分建議：每點2分。

17．（6分）對文藝有著“熱烈的好感”；深諳并掌握各種批評理論；踏實了解作者，并多讀

所批評的文本；以寬容態(tài)度，就事論事。

評分建議：每點2分，答對三點即得6分。

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

引導語：魯迅棄醫(yī)從文，這個故事大家是否了解？為何魯迅先生要棄醫(yī)從文，我們一起來了解。

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

1：《吶喊》和《藤野先生》中有關作者對其自身從醫(yī)和棄醫(yī)從文原因的敘述。

魯迅在《吶喊》中提到有關自己公費留學日本時的夢想“我的夢想很美滿，預備卒業(yè)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zhàn)爭時候去當軍醫(y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魯迅對父親的愛和對祖國前途命運的關心。魯迅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官僚家庭，其祖父曾是京城的官員，家道興盛時別人會恭恭敬敬的稱呼他為“哥兒”“少爺”眼睛里滿是關切和溫情。后來祖父鋃鐺入獄，家道也隨之衰落，旁人看你的眼神也冷漠也許多，少年魯迅經歷了家庭的興衰也嘗盡了人家的冷暖。后來父親生病請了當時家鄉(xiāng)最著名的中醫(yī)來給父親醫(yī)病，這位中醫(yī)給的藥引子極其與眾不同，可是醫(yī)了兩年錢花了不少父親的病倒是毫無起色，醫(yī)到最后這位著名的中醫(yī)自覺此病難好，又覺怕魯迅父親如果病死了會破壞自己的名聲于是就伺機將另外一位中醫(yī)介紹給少年魯迅，可謂天下烏鴉一般黑，看著奄奄一息的父親魯迅徹底對中醫(yī)失去了信心。

在魯迅的《父親》一文中描寫了父親臨死前的一幕，父親咳的這么厲害讓少年魯迅心如刀割，甚至萌發(fā)了如果父親就此離去也算是少了痛苦的想法，魯迅一直對此表示愧疚。對父親的愧疚和愛可以看作是魯迅從醫(yī)的原因之一。另外，在《吶喊》中魯迅也曾提到過日本明治維新和醫(yī)學的關系“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的事實”也就是說魯迅從醫(yī)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希望通過醫(yī)學來讓中國人了解相信明治維新，從而在思想上能夠使得人民解放出來，大膽學習外國富強的優(yōu)秀經驗，而作為我國一衣帶水之邦的日本的富強之路，無疑是我們借鑒的好榜樣，由此也可以看出魯迅在棄醫(yī)從文之前就已經開始注重思想精神方面的引導了。

后來留學日本最初是在東京學習，但是因為看不慣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的迂腐生活正如《藤野先生》中所述“東京也無非是這樣”、“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fā)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表現(xiàn)了魯迅對東京生活的失望，于是來到了沒有中國留學生的仙臺醫(yī)專學習，最初雖然因為“物以稀為貴”受到了優(yōu)待可是也僅僅是因為當時的仙臺還沒有中國留學生，并沒有改變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歧視，就像《藤野先生》中“匿名信事件”中魯迅所說“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shù)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可以想象獨在異鄉(xiāng)的魯迅心中是何等的孤獨。《藤野先生》中提到的“幻燈片事件”在《吶喊》中也曾提到，魯迅在文中曾這樣解釋自己棄醫(yī)從文的原因“因為從那以后，我便覺得醫(yī)學并非意見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一位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在《藤野先生》中魯迅也曾簡單說過“幻燈片事件”和其棄醫(yī)從文的原因。正是魯迅在文中的直接表述讓很多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認為“幻燈片事件”是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唯一重要原因。但是當今很多日本學者包括少數(shù)中國學者對此說法都做了懷疑和否定。

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2：中日學者對魯迅棄醫(yī)從文的新解比較

魯迅被譽為中國偉大的革命家、文學家、思想家，就魯迅個人而言我覺得他首先是一個愛國者，一個希望通過改造國民性來拯救整個民族繼而整個國家的愛國者，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家，魯迅是以文章為武器將畢生的精力投入到改造國民性、“繼續(xù)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所以無論是從醫(yī)還是棄醫(yī)從文，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富強起來，而作為主宰國家命運的人民大眾只有有良好的國民性才可以引領中國美好的未來。

由于對魯迅研究的學者的增多以及研究成果的不斷堆積，以竹內好為首的眾多日本學者對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表示懷疑和否定，認為“幻燈片事件”并非是最重要的原因。竹內好[1]在收錄于《文藝讀本 魯迅》[2]中的《思想的形成》[3]中談到“幻燈片事件”和“匿名信事件”是前后相關聯(lián)的事件，但是和魯迅棄醫(yī)從文沒有直接關系，二者給魯迅造成的同樣影響就是他們使魯迅感到恥辱，是對自身的恥辱，與其說是同情同胞倒不如說是同情不得不去同情同胞的自己，他并不是因為同情同胞才去寫文章的，同情同胞只是他聯(lián)想到孤獨的自己的一個標識，幻燈片本身并非他發(fā)生轉變的原因，是他通過這兩個事件所感受到的屈辱感讓他開始改變想法決定棄醫(yī)從文的要因之一。[4]

另外一位日本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5]在其收錄于《文藝讀本 魯迅》中的《惜別前后》[6]中提到過針對魯迅棄醫(yī)從文的看法，他認為“幻燈片事件”并非是魯迅棄醫(yī)從文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個契機，最深層的原因是他與所看到的幻燈片上的中國人有了連帶感，他和被虐殺的那個中國人包括周圍圍觀的中國人都流著同樣的血液，他從這些人身上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當他覺得這些人很可憐可悲的時候同時也感覺到自己也是同樣的，正是這種連帶感使得魯迅決定棄醫(yī)從文，另外魯迅離開仙臺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逃避政治，與其說他是從棄醫(yī)從文不如說是從政治轉向文學，當時的東京是個軍國主義色彩濃厚的城市為了躲避它而來到了原以為會遠離政治的仙臺，沒想到這里的政治運動軍國主義不亞于東京，而“幻燈片事件”只能算作是一個導火線。[7]綜上所述竹內好和尾崎秀樹的觀點頗為相近，也是最獨樹一幟的論斷。日本學者高田昭二在其《魯迅的生涯及其文學》[8]一書中也否定了“幻燈片事件”作為魯迅棄醫(yī)從文的重要原因的舊論，他認為魯迅之所以離開仙臺放棄學醫(yī)的深層原因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通過寫小說來啟蒙民眾改造國民性這一論斷是梁在其創(chuàng)建的《新小說》中發(fā)表的「小説と群治との関係を論ず」中提出來的。

魯迅在南京讀書的時候就對梁發(fā)行的報紙雜志愛不釋手，而且在仙臺學醫(yī)之后雖然功課繁忙但仍抽出時間來看文學書，表現(xiàn)了魯迅對文藝的熱愛，但是最終由于肩負作為官費留學生對于國家的責任，才沒有一味沉迷于文學書籍，而“幻燈片事件”和“匿名信事件”可以說是打破魯迅這一顧忌使其真正的踏上文學道路的一個契機。[9] 東北大學的教授阿部兼也曾在《魯迅仙臺時代思想的探索 — 關于“ 退化” 意識的問題》中從進化論的角度來考慮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魯迅及其同時代人, 都曾受到過嚴復譯述的《天演論》的強烈影響。對于《天演論》思想的理解, 當時一般主要是把它視為一種有關自然生物適應環(huán)境而不斷演化發(fā)展的科學理論。但是, 如果將它沿用于人類社會領域時, 那么, 就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言, 依照優(yōu)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進化規(guī)律, 中國和中華民族就將淪為“ 天演” 過程中要被自然淘汰的對象了。這是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所深切感到的一種危機”[10]嚴復的《天演論》對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有深遠影響，魯迅也是其中之一，魯迅渴望挽救國民的國民性就是認為當時的國民性也是因為人類社會的不斷變化發(fā)展而來的結果，希望可以通過醫(yī)學來阻止國民性的惡化。但是后來在仙臺學醫(yī)的過程中他漸漸明白“醫(yī)學對于所謂生理的.退化必然也是無能為力的。這個道理對于正在學習醫(yī)學的魯迅來說, 不可能不了解。因此, 挽救生理退化的說法不僅不可能成為魯迅選擇醫(yī)學的一個主要理由, 而且它被魯迅最終的徹底拋棄也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11] 雖然魯迅最終選擇了棄醫(yī)從文，但并不代表魯迅放棄了醫(yī)學，相反魯迅在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有很多內容都涉及到藥理知識，比如《藥》中的華小栓，作為肺癆患者，病毒一直在蠶食他的身體，不僅咳嗽不斷，而且甚至連吃飯都成為負擔，“大粒的汗，從額上滾下，夾襖也貼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個陽文的‘八’字。”

魯迅在描寫文章中人物病態(tài)的時候將此病的癥候描寫的十分恰當，這也是得益于他的醫(yī)學知識吧，所以說魯迅并沒有放棄醫(yī)學放棄的只是將醫(yī)學作為拯救國民性的手段，不但沒有放棄醫(yī)學而且還將醫(yī)學知識和文章結合起來共同服務于魯迅拯救國民性的戰(zhàn)斗中。以上都是關于當代日本學者中對于魯迅棄醫(yī)從文這一轉變原因的新解，都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擊倒了“幻燈片事件”作為唯一重要理由的舊解。在當代中國的一些學者中也從不同的方面研究解釋了魯迅棄醫(yī)從文的原因，答案豐富多彩。有學者認為是魯迅所處的革命潮流影響了魯迅最終下決心放棄醫(yī)學，而在此之前魯迅在弘文學院學習時，他常和許壽裳探討如何改變“國民性”的問題，考慮如何提高國民的思想覺悟。[12] 也有學者認為魯迅從文完全是受到梁啟超思想的影響，這一論斷和高田昭二不謀而合。[13]上述四位日本學者和中國當代的一些學者所研究的方向無疑都圍繞魯迅本人的思想深處來展開論述的。

日本學者更傾向于魯迅自身思想的發(fā)展而不將其性質歸類于是否屬于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只是將魯迅思想的轉變視為是其思想在救國救亡道路上的單純轉變，因此更注重魯迅思想本身不涉及階級。但是中國的有些學者就認為魯迅的這一轉變是魯迅放棄了資產階級改良道路，既然認為是放棄了資產階級改良道路那么為何還有學者認為魯迅是受到了梁啟超思想的影響才有了轉變，既然梁啟超思想提出的就是通過改變國民性來救國，魯迅亦如此，為何不說梁也放棄了資產階級改良道路?當然也不能將魯迅定義為一位純粹的文學家，文學對于魯迅來說是改變國民性的手段，進一步講是魯迅進行革命的武器，但是又不能說魯迅是一個政治家，因為他不搞階級他只是為了自己單純的夢想——改變國民性，進而希望祖國國富民強。我們不應該將魯迅歸為特定的階級，他只是而且首先是一位愛國者，他棄醫(yī)從文，放棄的并不是醫(yī)學而是把醫(yī)學作為革命的武器，改為文學而已，令他發(fā)生改變的原因沒有固定的明確的答案，但是唯一可以明確的就是“幻燈片事件”只是一個導火索，并非唯一的最重要的原因。

魯迅簡介

魯迅(1881～1936)，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1881年9月25日誕生。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時代受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和托爾斯泰博愛思想的影響。1902年去日本留學，原在仙臺醫(yī)學院學醫(yī)，后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fā)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后在杭州、紹興任教。

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兼在北京大學、女子師范大學等校授課。1918年5月，首次用“魯迅”的筆名，發(fā)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學運動的基石。五四運動前后，參加《新青年》雜志工作，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1918年到1926年間，陸續(xù)創(chuàng)作出版了小說集《吶喊》、《彷徨》、論文集《墳》、散文詩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雜文集《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等專集。其中，1921年12月發(fā)表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為北洋軍閥政府所通緝，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1927年10月到達上海，開始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1930年起，先后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反抗國民政府政府的獨裁統(tǒng)治和政治迫害。從1927年到1936年，創(chuàng)作了歷史小說集《故事新編》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雜文，收輯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編》、《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等專集中。魯迅的一生，對中國文化事業(yè)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領導、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學團體;主編了《國民新報副刊》(乙種)、《莽原》、《語絲》、《奔流》、《萌芽》、《譯文》等文藝期刊;熱忱關懷、積極培養(yǎng)青年作者;大力翻譯外國進步文學作品和介紹國內外著名的繪畫、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學，編著《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整理《嵇康集》，輯錄《會稽郡故書雜錄》、《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錄》、《小說舊聞鈔》等等。

1936年10月19日因肺結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眾上萬名自發(fā)舉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橋萬國公墓。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二十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魯迅著譯已分別編為《魯迅全集》(十卷)，《魯迅譯文集》(十卷)，《魯迅日記》(二卷)，《魯迅書信集》，并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1981年出版了《魯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后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shù)十篇(首)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后被改編成電影。魯迅的作品充實了世界文學的寶庫，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語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