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三國兩晉南北朝兵法·三國志》原文鑒賞
《古代兵法散文·三國兩晉南北朝兵法·三國志》原文鑒賞
[原文](節(jié)選)
蜀志
隆中對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亮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遂諸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杰并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shù)。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jù)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jù)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yè)。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攪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nèi)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曰：“善!”
于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愿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鑒賞]
《三國志》，西晉陳壽撰。65卷，分魏、蜀、吳三志。紀傳體三國史。陳壽，西晉史學家。字承祚，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學，師事譙周，在蜀漢為觀閣令史。入晉后，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隆中對》引自《三國志·蜀志·諸葛亮》。標題系后人所加。
東漢末年，漢室衰微。為奪取天下，孫權、劉備、曹操三家逐鹿中原，展開驚心動魄的爭斗。曹操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迎獻帝許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完后削平呂布、袁紹等大小割據(jù)勢力，統(tǒng)一了北方，正虎視眈眈，準備揮師南下。孫權據(jù)有江東六郡，積三世之基業(yè)，恃長江之天險，也大有問鼎中原之意。而劉備則連安身之地尚無著落，先依公孫瓚，陶謙和曹操，后投袁紹、劉表，日有興復漢室之雄心，卻無扶危持顛之良謀。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經(jīng)徐庶介紹，三顧茅廬，請出隱居隆中的諸葛孔明，以為輔佐。《隆中對》正是孔明針對劉備對天下大勢的征詢所作的回答。文章一開始為事情之陳述，言簡意賅地交代了徐庶舉薦諸葛亮和劉備向諸葛亮征詢天下大勢之事。下面引出諸葛亮一大段對時勢的精辟分析。
對答之中，諸葛亮提出了占據(jù)荊、益兩州，安撫西南諸族，聯(lián)合孫權，整頓內(nèi)政，然后俟機從荊、益兩路北伐曹操統(tǒng)一中國的策略。既通觀全局，氣勢開闊，又分析入微，切實可行。先分析曹操虎踞北方，不可與爭鋒;孫權龍盤于江東，亦難以謀取。由此引出避強就弱，取荊，益兩州之議。接著指出劉備為帝王胄，又思賢若渴，身分和信義足以號召海內(nèi)，以此為謀取天下之基礎，對外和撫邊民，結好孫權;對內(nèi)整頓綱紀，清明政治，一俟時機成熟，揮戈宛洛，出師秦川，曹操既破，孫權焉保。最后以“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作結。
《隆中對》給劉備一個基本正確的政治選擇。歷史的發(fā)展，在相當程度上證明了《隆中對》的正確性。
一.曹操已牢固地據(jù)有北方，居挾天子以令不臣之勢，必須承認這種現(xiàn)狀，不可與之爭鋒，而且也無需與之妥協(xié)。
二.曹操即將憑借其優(yōu)勢力量，向南方用兵，而南方長江流域地境則分陳著楊(孫權)、荊(劉備)、益(劉璋)三股彼此無聯(lián)系的獨立力量。這三股力量，如何因應時局，調(diào)整步驟，共抗曹兵，是形勢發(fā)展的關鍵所在。處理得當，形勢發(fā)展會有利于抗曹陣容，劉備也會贏得存在和壯大的機會。
根據(jù)對形勢的基本估計，諸葛亮向劉備提出三個方面的對策作為近期目標：
一.取劉表。這是可行的一著，劉表據(jù)荊州已歷20余年，雖然無甚作為，但是在平常情況下還可以保境安民。劉備是驚弓之鳥，羈旅寄寓，在荊州無根無柢。只憑數(shù)千之眾，欲吞并劉表而無灼手之虞，需要相當?shù)母陕阅懽R。赤壁戰(zhàn)后劉備成為勝利者的一員，荊州的一部分才自然而然地落入劉備之手。
二.取劉璋。《隆中對》認為，這是劉備植根所在，應當相機取之。
三.承認孫吳力量的存在并與之結盟。孫劉結盟，主動權并不在諸葛亮、劉備，而在魯肅、孫權之手。此時孫權正從太湖背后的閉鎖狀態(tài)中走出來，從京口凝視著長江上游的烽煙。他知道如果曹軍得以久據(jù)荊州，下一個將要受害的地方就該是江東了。當務之急都是支援承受曹軍主力壓迫的劉備。朱熹論及此問題時說：“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也。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孫劉結盟，是一方求救，另一方不得不救，于雙方都需要，都有利。
《隆中對》遠期方略，是關于入蜀、治蜀和自秦川、宛洛北伐等事。近期方略與遠期方略合而觀之，《隆中對》是一個進取的開拓的方略。這個方略能夠實行到什么程度，一靠客觀條件，二靠劉備有堅定的追求。歷史大體還是順著《隆中對》的方向步步發(fā)展，這證明《隆中對》大體上符合客觀條件，具有無形的力量。
劉備一生與曹操角逐，不是對手;與孫權角逐，也無優(yōu)勢。當時人對劉備評價，毀多譽少，毀實譽虛。《先主傳》注引《傅子》載曹操丞相掾趙戩之言曰：劉備“拙于用兵，每戰(zhàn)必敗”;《陸遜傳》亦謂劉備“前后行軍，多敗少成”。劉備一生的敗戰(zhàn)記錄，是人所共知的。只是到赤壁戰(zhàn)后，劉備才恢復了一支可觀的武力，被陸遜視為疆界“強敵”。但是夷陵一戰(zhàn)，正是這個陸遜，使其疆界“強敵”全軍覆沒。
《隆中對》引出“三分天下”，成為千古絕唱。從決策理論來看，決策者的良好素質(zhì)非常重要。東漢末年，民不聊生，農(nóng)民起義，軍閥混戰(zhàn)，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使人民希望有個安定的政治局面，人心趨向統(tǒng)一;但是，群雄并起，割據(jù)四方的現(xiàn)實又決定了統(tǒng)一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諸葛亮正是面對現(xiàn)實而又超越了現(xiàn)實。一方面，不為眼前的紛爭動亂局面所迷惑，指明了“一統(tǒng)中國”的歷史發(fā)展必然趨勢;另一方面，又不急于求成，繪制了“三分天下”的現(xiàn)實政治藍圖。他的政治決策準確地預測了此后幾十年“三國鼎立”的歷史，具有很強的超前意識。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全面分析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曹操翦滅群雄，挾天子而令諸侯，占了“天時”;孫權盤據(jù)東吳，有長江天險，占了“地利”，如果劉備要想有所作為，只有發(fā)揮自己“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攪英雄，思賢如渴的“人和”的優(yōu)勢。決策者全局在胸，充分考慮到各個方面，而不能“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指出：荊州(今湖北一帶)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益州(今四川)為天府之國，因此，劉備的發(fā)展戰(zhàn)略應該是：“先取荊州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業(yè)，以成鼎足之勢，然后可圖中原也”。這些，對于當時屢戰(zhàn)屢敗、寄人籬下的劉備來說，的確是聞所未聞，想所未想的。這說明了諸葛亮勇于開拓的進取精神。
后人評論諸葛亮及其《隆中對》，由于種種原因，往往出現(xiàn)溢美和回護之詞。《隆中對》中睿智的判斷，有時被賦予先驗的色彩;瑜中之瑕，甚至也被認為是美玉的本色。這樣就在思想上神化了諸葛亮，增加了理解的混亂。陳壽在《三國志》中對于諸葛亮曾寄以極高的祟敬之情;只是由于在其傳末說到他“奇謀為短”，“應變謀略非其所長”，卻引起了后代史家無窮的非議，至今還有史家不直陳壽所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
根據(jù)確鑿的歷史材料，究形勢，驗效果，論得失，探緣由，檢驗《隆中對》，確定諸葛亮的認識來源，實戰(zhàn)應驗以及得失原因，這比起對《隆中對》一味贊揚，一味辯解，要有益得多。只會使我們能夠更準確地理解《隆中對》，更準確地理解諸葛亮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