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

多余的話·告別

瞿秋白

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我家鄉有句俗話，叫做“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①。這窩是始終做不成的。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負擔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勞——實在是由于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后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你們去算賬罷，你們在斗爭中勇猛精進著，我可以羨慕你們，祝賀你們，但是已經不能夠跟隨你們了。我不覺得可惜，同樣，我也不覺得后悔，雖然我枉費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興味的政治上。過去的是已經過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現在的煩惱。應當清洗出隊伍的，終究應當清洗出去，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著可惜。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斗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聽到我這里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并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斗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為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么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里，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著我一個人的身后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愿冒充烈士而死。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后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生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戰士。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②。我當時覺著，不管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一生沒有什么朋友，親愛的人是很少的幾個。而且除開我的之華③以外，我對你們也始終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對于之華，我也只露一點口風。我始終戴著假面具。我早已說過：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對于動手去揭穿別人的痛快，就是對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后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們更應當祝賀我。我時常說，感覺到十年二十年沒有睡覺似的疲勞，現在可以得到永久的“偉大的”可愛的睡眠了。從我的一生，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④”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后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否則，不免是“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不免是一出滑稽劇。我這滑稽劇是要閉幕了。我留戀什么·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斗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沒有“生存競爭”的勇氣，我不會組織自己的生活，我不會做極簡單極平常的瑣事。我一直是依傍著我的親人，我唯一的親人我如何不留戀·我只覺得十分難受，因為我許多次對不起我這個親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對于她終究沒有徹底的坦白，但愿她從此厭惡我，忘記我，使我心安罷。我還留戀什么·這美麗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我替他們祝福。這世界對于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一個軀殼。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愿意把它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科學實驗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結核者(從一九一九年到現在)，時好時壞，也曾經照過幾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見我的肺部有許多瘢痕，可是醫生也說不出精確的判斷。假定先照過一張，然后把這軀殼解剖開來，對著照片研究肺部狀態，那一定可以發現一些什么。這對于肺結核的診斷也許有些幫助。雖然，我對醫學是完全外行，這話說得或許是很可笑的，A·總之，滑稽劇始終是閉幕了。舞臺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戀也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偉大的”休息。至于軀殼，也許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告別了，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魯定》，托爾斯泰的《安娜·卡里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永別了。

作于1935年5月22日

原載1937年《逸經》35—37期

〔注釋〕　①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把鳥捉住放到樹上去做窩，喻強迫某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②“一九三〇年初……無可忍受的地步”句：指1930年瞿秋白被撤銷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后被派回國參加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被開除政治局委員職務等事。1934年初，他到達江西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同年10月，紅軍主力撤離蘇區，他被左傾中央領導安排留在江西“堅持斗爭”。次年2月被國民黨軍隊俘虜，6月在福建長汀就義。　③之華：即楊之華(1901—1973)，中國婦女活動家，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又名杏花、文君、杜寧，出生在浙江蕭山坎山鎮三岔路一個紳士門第。五四運動前，在杭州第一女子師范、浙江女子師范學校求學。新中國成立后，先后任全國婦聯國際部部長、副主席、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　④異己：指志趣、見解與己不同，亦指與己見不同的敵對的人。〔鑒賞〕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多余的話》是瞿秋白在獄中寫的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遺作，如何理解此文有諸多的爭議。文章分為“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和“告別”等七部分。這里選取“告別”進行分析。1935年5月，在即將“絕滅的前夜”，對未來命運作了清醒研判后，瞿秋白認為需要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最后的最坦白的”自白，作出許多方面的“告別”。首先，是政治“表演”的告別。他把自己在政治舞臺上的“表演”最終歸結為一出“滑稽劇”。對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瞿秋白借用“捉住了老鴉在樹上做窩”的俗語，將自己比作被迫做窩的老鴉，蘊含了明顯的隱喻意味。對于自己政治生活的評判，認為只是一個“平凡甚至無聊的文人”，卻在不經意中擔任了“政治領袖”。在他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棄文從政、投身革命，為救國救民奉獻自己，毋庸諱言，這是美好的政治追求。但瞿秋白對自己這樣一介書生，曾經的政治“表演”，進行了深刻的解剖，認為這是明顯的角色不合適。“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其次，是與“親愛的同志”告別。他認為自己不配做一個真正的同志，需要告別。因為“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雖然對共產主義信念沒有動搖，但是對于何謂共產主義以及怎樣達到卻感到迷惘，陷入了理想與現實、自由與紀律之間的矛盾。對此他不能調和且無從解釋，并對當時黨內的復雜斗爭感到茫然、疲憊和無奈，最終只能選擇極度的自責。哪怕自己已成為國民黨的俘虜，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哪怕在這種時刻，“再來說起這些”也似乎已經是“多余”。瞿秋白要向被同志們誤解成了“共產主義的烈士”或“模范黨員”的自己告別，要向最后幾年的消極、敷衍和違心的盲從自己告別，這樣才是不欺騙歷史和其他“同志”，也不會遺患于心地純潔的青年人。他真切地表示：“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他希望為自己曾經追求、而同志們仍在奮斗的共產主義事業留下一份精神上的囑咐：“要磨煉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種種‘異己的’意識以至最微細的‘異己的’情感，然后才能從‘異己的’階級里完全跳出來，而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里站穩自己的腳步。”可見，瞿秋白自省不配“同志”的稱謂，是極度地苛責自身，但又希冀真正的同志，能夠從骨子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和觀念。再次，是告別自己的“假面具”。在深刻的思想矛盾和斗爭中，他慶幸自己能夠丟掉假面具，“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尤其是自己能夠揭穿。現在我丟掉了最后一層假面具。你們應當祝賀我”。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瞿秋白把自己的雙重人格全盤托出來了。雙重人格是指一個人同時或先后扮演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瞿秋白對自己一直扮演雙重人格感到很是糾結。故而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總是力圖尋求精神的依托。“我不能沒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實從沒有做過一切斗爭的先鋒，每次總要先找著某種依傍。”然而，不想做“先鋒”，卻“裝腔作勢、慷慨激昂”地成了“政治領袖”;幾次試圖“找著某種依傍”，但屢屢被拋棄，最終以帶病之軀被組織安排留在江西“堅持斗爭”。直面死亡之時，他總結自己以前的一些政治領導工作，只是“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后來的禍害”。最后，是告別自己的生命。他不是沒有留戀，如“我最親愛的人，我曾經依傍著她度過了這十年的生命”、如“這美麗的世界的欣欣向榮的兒童，‘我的’女兒，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們”。還希望能再讀一讀高爾基、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魯迅、茅盾、曹雪芹這些中外作家的名著，但他還是選擇了面對死亡，并表示“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愿意把它交給醫學校的解剖室”。總之，瞿秋白在告別一切中，坦白了他自己的過失，經歷了一個去偽存真的過程，并且無論是告別什么，他都想給后人留下點有益的東西。在無產階級戰士勇猛、正直、執著斗爭和文人的天真、浪漫之裹挾中，他自比一塊軟綿綿的“世界第一”好吃的豆腐，任由歷史的揉捏。他又隱喻自己是不會做窩的“老鴉”，被形勢左右了若干年之后，在生命最后時刻，叩問關于革命、人生及價值的終極意義之所在。瞿秋白在《多余的話》中，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在革命事業中居于領袖地位的戰士的真誠的內心世界。他坦率地向世人敞開了自己摯真的心靈，也為后人理解瞿秋白的精神世界留下了難有一致答案的歷史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