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巖津《窮死》東方文學名著鑒賞

作者： 謝巖津

【作家簡介】國木田獨步(1871—1908)是日本近代著名小說家和詩人，出生于日本千葉縣。父親是個沒落武士、下級法官，后被降級免職，家境中落，母親當過女傭。獨步幼年和少年時代，隨父宦游，歷經東京、廣島、巖國、山口等地，其中大部分歲月，是在風光明媚的山口縣度過的。1887年，獨步于山中縣中學退學，入東京神田的法律學校。次年入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學習英語。曾信奉基督教，愛讀江戶幕府末年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吉田松陰的著作，并受到民友社的“平民主義”思想影響。1891年因參加反對校長的罷課活動，被迫中途退學，回家后辦了一所學校叫波野英學塾，僅一年時間。1892年再次上京，這時開始熱衷于文學，愛讀英國華茲華斯、卡萊爾，俄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法國莫泊桑等人的作品。對他影響較大的是華茲華斯的“返回自然說”，表現在他的詩歌、散文創作中，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抒情氣息。1893年獨步開始寫他的《無欺日記》。同年，經德富蘇峰介紹，去大分縣佐伯的鶴谷學館任教。次年辭職回東京，加入《國民新聞》社。日中、甲午戰爭期間曾作為隨軍記者寫了《愛弟通信》，并因此成名。回國后從事《國民之友》的編輯工作。這時與基督教婦女矯風會干事佐佐城豐壽的女兒信子戀愛，并不顧家庭的反對結了婚。1896年信子出走，二人離婚。有島武郎在他的《一個女人》中對這樁婚事有所描寫。這時，獨步作為詩人，發表了《獨步吟》，并開始從事小說創作，先后發表了《源老頭兒》、《武藏野》、《難忘的人們》等短篇小說。與此同時還兼任《報知新聞》、《近事畫報》和《民聲新報》等報刊的記者和編輯，最后創辦了“獨步社”，從事出版業。1907年“獨步社”破產，此后到他病逝的一年間，又發表了《竹柵門》、《兩個老人》、《窮死》等佳作。《窮死》最初發表于1907年六月《文藝俱樂部》，次年七月收入彩云閣出版的《獨步集第二》。1973年，我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由金福譯的《國木田獨步選集》，內收《窮死》。

獨步的短篇小說創作，一開始就表現出真實地反映社會和人生的傾向。由于作者憎惡現實社會而崇尚大自然，作品中往往帶有一種“返回大自然”的浪漫主義的抒情味道，盡管有的作品，如《命運論者》(1903)，《女媧》(1903)，在不同程度上帶有自然主義傾向，但就其短篇小說創作的總傾向說來，則是現實主義的逐步深化。

《窮死》，金福譯，見《國木田獨步小說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

【內容提要】春末的一個傍晚，一個疲乏的男人走進東京一家簡陋的小飯館，他就是文公。沒人知道他是在哪里出生的，到底有無父母，“文公”這個名字也是人們隨便叫出來的，連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身世。他無家庭，無職業，總之他一無所有。只記得自己12歲的時候曾因為流浪兒童的理由吃了一陣子監獄里的飯。在那里聽了種種修身立命的大道理，不久就被趕出來了。此后，他仍然過著流浪生活，做各種各樣的苦工。去年冬天開始染上了肺病，卻連一點藥也吃不起，照舊做各種各樣的苦工零活，否則就沒飯吃。今天他上午掙了五分錢做了午飯錢；下午掙了六分錢，便進了這個小飯館，這里坐著幾個同他一樣貧窮的漢子。他在這個飯館花完了那六分錢，一個認識他的窮酒友送了他一瓶酒，承老板娘的好意，酒喝光之后他又飽吃了一頓，疲病的他精神稍微振作起來。然而此時他又是一無所有了。無錢租房，他只好來找辦公投宿。辦公父子也是賣苦力之人，他們對文公十分同情，三人在窄小的屋子里將就住了一夜。不料，第二天辦公的父親被包車車夫打傷死去，文公不得不離開他家。兩天以后，走投無路的文公臥軌自殺了。

【作品鑒賞】《窮死》是國木田獨步晚期的代表作。國木田獨步中早期作品往往充滿詩情畫意，富有“回歸自然”的浪漫情調，但越到晚期，他的作品中現實主義成分便越加濃重。《窮死》便是這類作品中出色的一篇。

《窮死》篇幅很短，情節也很平淡，但它的獨特動人之處正是在短短的篇幅中勾畫出了細膩而平淡的現實展示。

同國木田獨步的許多短篇小說一樣，《窮死》描寫的是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的悲慘生活。作者在1893年3月21日的《誠實日記》中寫道：“許多歷史都是虛榮的歷史，都是空洞的記錄。寫人類真正的歷史，要去問問住在山村海濱的平民。在哲學史、文學史、政權史和文明史之外，加上平民史吧，這樣，人類的歷史才是完整的。”寫平民，寫生活在社會底層人們的悲哀是國木田獨步短篇小說始終如一的題材取向。但同一題材前后表現的風格則大為不同，如果說獨步前期的作品意在悲哀的故事之上罩上一層朦朧的神秘的美的意境，達到一種寫意畫的效果；那么獨步后期以《窮死》為代表的作品則有意將這一層薄紗徹底剝離，露出生活的底色——無美可言的真實的底色，讓人們去沉思，去回味，共同咀嚼出人生的酸苦。

誠如小說標題所示，窮困至極自然走投無路，唯一的解脫方式只有“死”，這是小說所要表現的一層意思。主人公文公一生生活在“窮”的陰影之下：一個不了解自己身世的孤苦無依的流浪兒，連名字也是人們隨便叫出來的。因為窮，他沒有任何權力，唯一活命的方式便是永無休止地做工。盡管如此，生病以后連一點藥也吃不起。而一旦他因生病而喪失了勞動力，“窮”的陰影便幻化成死神，緊緊地跟隨他不放。文公就是在這死神籠罩的氣氛中出場的，因而小說必然彌漫著一種濃重的陰郁之感。文公也清醒地意識到了死神的追迫，意識到自己不可能逃脫，因而能平靜地，近乎“大徹大悟”地說一聲“反正也活不長啦”，這是一種對生活絕望至極的理性的斷語，沒有痛苦，沒有悲哀，沒有反抗，一切都“命該如此”。周圍的同伴們雖然盡力幫助和同情他，但那同情也極為淡薄，這絕不是因為他們缺少同情心，而是因為他們差不多處于同文公一樣“窮”的境地，早晚也得因為這窮而死去，因而缺少表現同情的條件。因窮而死的人何止是一個“文公”呢?所以說，文公死前的平靜和人們對文公之死的淡然皆出于那無可奈何的“窮”。作者對人物情感的這種“淡”處理恰好深刻地揭示了當時底層社會人們生活的底色，具有更強的現實作用。當然，在這方面，國木田獨步還有他的不足——他雖然表現了因貧困而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們的命運，但從不表現人物對命運的抗爭，也從未能從社會制度或人生的角度去做進一步的挖掘或考察，只是不動聲色地將已經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暴露出來給人們看。這仿佛跟自然主義作家的“無理想，無解決”的創作理想相一致，因而很多人把他劃歸自然主義一派。

盡管如此，還是不能將國木田獨步的創作同自然主義作品相提并論。實際上，獨步在表現方法上雖然偏“淡”但絕不“冷”，撥開這種“淡”的外表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感情脈搏，作品中始終流動著他對下層民眾深沉、真摯的同情和愛。已故日本評論家中島健藏指出：“人道主義始終一貫地構成了他(國木田獨步)的作品的基調。”(《國木田獨步集·解說》河出書房1941年版)

在《窮死》中，作者一方面著意暴露主人公文公因窮困而走投無路的現實境地，一方面又用意深刻卻又不露聲色地展示周圍社會的人情冷暖。在客觀的比照中，不待作者自加評說，其感情傾向自然表露無遺。

文公這個快死的人出現在那間只有窮漢光顧的簡陋小酒館時，立即得到干零活兒的土木工們的熱情關照，盡管他們也許素不相識，盡管文公已是“反正活不長”的人，而且身上僅有下午掙來的六分錢。盡管這些土木工自己也是不干活就沒得吃喝，甚至有的也同文公一樣，不知道今晚在何處安身的窮而尚未至于死地的人們，但他們無一不慷慨而待文公，真正表現了窮哥們之間的互助與同情。不計任何私利，不用任何回報，那間小酒館雖然破陋卻充滿溫情。而當文公來到車馬往來的熱鬧的街上時，這種溫情卻絲毫也找不到了。他不知到哪兒去，盡管這兒有熙來嚷往的車輛，有林立的店鋪，還有名為救濟窮人而設的教養院，卻沒有這窮得要死的文公的棲身一夜之地，于是他只好來到更為簡陋不堪的辦公的家中，仍是從窮苦的人們那兒得到了照顧。

文公曾在兒時因是流浪兒而被關進了監獄，在監獄里他雖聽到了堂而皇之的修身立命的大道理，可他仍得四處流浪，為著活著而流浪。教養院、監獄、大道理，……統統對他無絲毫幫助，無一點溫情。愿意真誠相助的只有同他一樣的窮人，然而最后收養他的辦公的父親卻被一位紳士的“衣服相當講究”的車夫毆打致死，文公只有懷著對老人的一腔感激之情離開了辦公的家，終至于走投無路而只有臥軌來了結他窮苦的一生。窮苦人們的富有愛心和上層社會的冷漠寡情在這里形成鮮明對比，作者正是在這種對比中表現出自己的感情傾向，表現出自己對這個社會現實的否定態度。雖說作者沒能對文公這樣的人之所以窮死的深刻社會原因加以探討和揭示，但我們不能輕視作品對現實的揭示作用。當然也不該對作者的思想境界有過高的評價，最重要的是正確地認識他的創作的獨特魅力——包括思想與藝術兩個方面。

不露痕跡，平淡自然是這篇小說的最大藝術特色。這在前面已經提到，值得注意的是小說的結尾。文公臥軌自殺，本是悲慘之事，但作者卻偏偏讓他的尸身暴露在雨過天晴，天空一碧如洗，嫩草新葉在陽光下閃耀這樣一個明媚的環境之中，兩相反差，突出了社會的冷漠，突出了自然的無情，讓讀者感覺到作者在對文公的命運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