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西班牙語詩歌

美洲西班牙語詩歌

美洲西班牙語詩歌源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藝復興古典傳統。最早的美洲西班牙語詩歌是西班牙作者為西班牙讀者而寫的。這些西班牙詩人不過是采用美洲異國風光作為背景，以吸引歐洲讀者而已。后來，一些僑居美洲的西班牙士兵詩人，在他們最初的作品中，表露了他們對新大陸的熱愛與忠誠之情。后來，他們又進一步創作描述征服美洲的史詩。他們的史詩作品所體現的已不再完全是歐洲人的社會意識，而是一種在征服美洲戰爭經歷中所產生的人文主義社會意識。這些士兵詩人自然不可能完全遵循意大利詩歌的模式去創作其史詩作品。寫實是這類詩作的一個共同特征。詩人本人就是現實戰爭的參加者與見證人。他們曾與印第安人作戰，也曾與他們自己的盟友作戰，因此，他們無須去虛構故事。他們的詩歌，有些是為了贏得皇家贊譽，有些是為了有助于某位善良的上司的事業，有些則是為了攻擊個人的仇敵。他們所寫的人物都是十分真實的。他們的詩作中很少出現女主人公，也很少有男女戀愛的浪漫情節;偶爾出現，也是為了減除長篇敘說的單調乏味。這類詩歌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詩人深受印第安人自我犧牲精神的感動，同時也因他們自身遭受殖民統治階級的剝削，所以在其詩作中贊美了他們與之作戰的印第安人。他們把印第安人描繪成為被具有罪惡野心的西方文明迫至絕路的一批思想純潔、道德高尚的人，從而把他們的這種美好的形象呈現給16世紀和17世紀的歐洲讀者。他們對美洲印第安人的描寫，為18世紀法國哲學家對原始人類理想化的闡述提供了基礎。這些士兵詩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是阿隆索·德·埃爾西亞(1533—1594)。

16世紀和17世紀的美洲西班牙史詩，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史詩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不同。埃爾西亞的史詩就很有獨創性。他的史詩沒有個人的英雄;他歌頌的是一個新的民族的誕生。他贊美人民——包括西班牙人民和美洲的人民。他花費了大量的篇幅敘述自己的冒險經歷。他創作的旨趣并非在于純藝術，而著重于政治性和社會性。但從純文學觀點看，埃爾西亞的史詩綜合了原始史詩的直接寫實主義與意大利傳奇詩的藝術特征。埃爾西亞的杰作《阿勞科人》分為三部，分別出版于1569、1578和1589三年。他有一批追隨者，模仿他的風格創作。其中有一位著名詩人佩德羅·奧尼亞(1570—1643)，至今仍受到文學批評界的重視。奧尼亞是智利人，他的詩作《阿勞科馴馬人》出版于159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馬紹羅》更富于抒情色彩，至今深受讀者喜愛。

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斗爭中，還有另外一類“士兵”——傳教士。他們像身著盔甲、手持刀劍的士兵一樣英勇無畏。在西方文明同化美洲印第安人的過程中，十字架和刀劍同樣發揮了作用。但是，教士詩人不直接參加戰爭，所以他們所寫的宗教詩歌皆采用選自中世紀與古代文化的主題。這類宗教詩歌中最著名的史詩作品，是弗拉伊·迪埃戈·德·奧赫達(約1570—1615)的《基督徒》以及貝爾納爾多·德·巴爾布韋納(1561—1627)的《貝爾納爾多或隆塞斯瓦列斯的勝利》(1624)。奧赫達是西班牙安達盧西亞人，后遷居秘魯的利馬并卒于利馬，巴爾布韋納則僑居墨西哥。由于埃爾西亞的詩作盛行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這些宗教史詩備受冷落，鮮為人知。教士詩人們退居寺院之中，研究古典文化，琢磨修辭文采，終于導致了美洲西班牙語巴羅克詩歌的產生。他們師法西班牙夸飾主義大師貢戈拉的華麗文風，大量采用拉丁、希臘句式來表現深邃的思想，并相互競賽。反映這類競賽的作品有卡爾洛斯·德·西希奎恩薩·伊·貢戈拉(1645—1700)的《純真的勝利》。秘魯作家胡安·德·埃斯皮諾薩·梅德拉諾(1632—1688)的《為路易斯·德·貢戈拉辯護》一文表明了這位偉大的西班牙“夸飾主義”大師在美洲西班牙語巴羅克派詩人中的主導影響。這一時期的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就是美洲西班牙語巴羅克派詩人的詩作，都帶有貢戈拉的風格色彩。這些詩人認識到貢戈拉的修辭文采撲朔迷離，旨在創造一種獨特的詩歌語言，并借此創造一個有別于古典寫實主義原則的、更有魅力的奇幻意境。貢戈拉實為今日抽象派的先師。然而，他的美洲西班牙語巴羅克派追隨者，一般都未能得其真諦。惟一的例外是胡安娜·伊內斯·德·拉·克盧斯(1648—1695)。這位墨西哥修女曾使用各種體裁進行文學創作，但她無論選擇哪種類型，都能出類拔萃。她寫過喜劇、宗教劇等各類劇本。她的自傳體作品《答菲洛特婭·德·拉·克盧斯修女》(1691)富于獨立思考與精辟辯論，至今仍被視為一篇西班牙語范文。她也寫作民歌色彩的詩歌。她的民謠體作品屬于西班牙語文學史上最優美動人的抒情詩之列。她的《初夢》堪與西班牙偉大的優雅派詩人貢戈拉和卡爾德隆的佳作媲美。她的這篇名作還闡釋了人的潛意識世界;其中所運用的意象與迷人的詩歌結構與今日超現實主義的精美詩作相比，也毫不遜色。

她的愛情詩充滿了對人類這種美妙感情的深刻理解與珍視，以致令許多批評家懷疑，像她這樣一位感情豐富而深刻的女性，怎么會看破紅塵而選擇了與世隔絕的修女生涯。從她的下述這首十四行詩中，讀者便可領略其愛情詩作的精美，也可理解詩歌批評家為什么將她的詩作與洛佩·德·維加和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相提并論：

愛情開始是那般的令人激動，

熱烈、焦慮，熬過多少不眠的鐘頭;

接著便險象橫生，令人恐懼，

無奈暗自哭泣，惟作苦苦哀求。



時時面對冷漠無情，

愛情卻仍在不忠的冰層下切切求生，

直至嫉妒或傷害發生，

愛之火終歸浸滅于淚之津。



這就是愛情的開始、歷程與終結：

阿爾西諾，為什么愛情竟如此苦澀，

曾愛過你的塞莉亞竟離你而去?



難道因此你感到悲傷與悔恨?

不，我的阿爾西諾，愛情并沒有欺騙你，

這只是愛情的尋常經歷。

美洲西班牙語巴羅克詩歌猶如溫室中的花朵，在人為的條件下生長，也在人為的條件下凋零。但在寺院和學府的圍墻之外有著更為廣闊的天地，逐漸出現了一類新的詩歌——粗獷的山地之歌、草原之歌、河上之歌與海上之歌。這類新的詩歌是西班牙民謠在美洲大地上的衍生之作。西班牙征服者把古老的西班牙民謠帶到美洲，當做格言，口頭流傳，用以述說他們在新大陸的經歷。據歷史記載，埃爾南·科爾特斯就是這樣一位善于引用西班牙民謠解說事理的名家。經過長期的口頭流傳，這些古老的西班牙民謠在新大陸便發生了各色各樣的改變，終于成為表現美洲西班牙人精神的作品。美洲西班牙人從豐富的古西班牙民謠中選取了適合于他們意趣的作品，并對之加以修改，增添了他們豐富的想象色彩。他們多次修改了夏爾馬涅、熙德、拉拉之子、孔德·阿拉爾科斯和胡安·德·奧斯特里亞等傳說，講述了綠林好漢的故事，又新編了許多勇敢的強盜反抗西班牙領主和豪富欺壓的傳奇。由此而誕生了所謂的“高喬詩歌”。高喬詩歌始于15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到達美洲之時，歷經殖民時代，一直到19世紀后半葉發展到巔峰。

19世紀初期，在法國百科全書派的自由主義哲學深刻影響下，美洲西班牙詩人創作了許多歌頌美國獨立戰爭的詩歌。他們的詩表現了崇高的思想，然而藝術性不高。其中最著名者有阿根廷的比森特·洛佩斯(1815—1903)、智利的卡米洛·恩里克斯(1769—約1824)以及墨西哥的安德雷斯·金塔納·盧(1787—1851)與阿納斯塔西奧·德·奧喬亞(1783—1833)。

有機會在法國、西班牙和英國學習的美洲西班牙富家子弟，吸收了歐洲浪漫主義運動的政治思想與文學思潮。一批在巴黎與倫敦策劃推翻西班牙統治的政治流亡者，也與這些學生聚合在一起。拿破侖人侵西班牙最終導致了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政治獨立。隨著這些殖民地建立了各個新的共和國，這些僑居歐洲的政治流亡者和學生均紛紛返回美洲。在美洲西班牙語區，浪漫主義未經任何運動便生根開花了。詩人們所寫的詩作自然而然屬于浪漫主義風格。古巴詩人何塞·馬里亞·埃雷迪亞(1803—1839)所受的教育是新古典主義優秀傳統。然而，正是他創作了西班牙語詩歌史上的第一首浪漫主義詩歌——《在喬盧拉的神壇》(1820)，比在西班牙本土浪漫主義的興起足足早了十年。他的詩作主題涉及對墨西哥風光的贊美和人類的墮落、死亡等。詩人致力于表現理想的美。然而他的詩作卻略輸文采，充斥了憂郁失望的情緒和神秘莫測的氣氛。他的另一首作品《尼亞加拉瀑布頌歌》，是他的最佳詩篇。他在詩中以遒勁、超逸的筆法描繪了大瀑布的壯觀;他以神奇巧妙的技法融合了自然的景物與個人的感情——詩人的孤獨之感、思鄉之苦與對上帝的祈求，從而使這篇詩歌成為美洲西班牙語浪漫主義最佳詩作的真正范例。另外兩位詩人——何塞·華金·奧爾梅多(1780—1874)和安德雷斯·貝略(1781—1865)，對浪漫主義在美洲西班牙語地區的傳播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奧爾梅多生于厄瓜多爾，詩作有《贊胡寧的勝利》。貝略是委內瑞拉杰出的人文主義者。雖然對他的詩歌《致熱帶農藝地區頌歌》在藝術上應作何評價尚有異議，但其內容的確表現了鮮明的美洲生活主題與美洲西班牙人的思想情趣。以上兩位詩人的作品在形式方面雖然都恪守古典主義成規，然而他們所飽含的思想感情——對祖國的愛，對美洲山川美景的深情贊美，對美洲英雄人物的熱烈謳歌，以及對一些印第安詞語的大膽借用，卻超越了古典修辭的局限，而明顯地表現出浪漫主義的特色。

美洲西班牙語浪漫主義文學在19世紀后半葉達到了繁榮時期。當時有一批杰出的西班牙詩人為尋求財富與名譽而來到了美洲，這也增強了美洲西班牙浪漫主義詩人的隊伍。在這些新來的詩人中，影響最大的兩位是何塞·華金·德·莫拉(1783—1864)和何塞·索里利亞。莫拉曾在智利當過教師，在美洲廣泛旅行后，返歸西班牙。索里亞也曾在墨西哥生活過一段時間。

也許是因為浪漫主義傳入美洲西班牙語地區較晚，許多采用浪漫主義方式進行創作的重要詩人卻始終否認他們屬于浪漫主義流派。他們認為浪漫主義是歐洲一種過時了的文學流派。他們知道，當時的法國詩歌已經開始變革，正朝著此后不久出現的高蹈派與象征主義過渡。當時在拉丁美洲曾發生了一場有趣的論戰。論戰的一方是貝諾及其智利的追隨者，另一方是阿根廷的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及其追隨者。雙方論爭的題目是：創造一種真正屬于美洲的文學風格的必要性。貝諾被視為古典主義者，而薩米恩托則被看做浪漫主義的辯護者。然而實際上，貝諾作為詩人與翻譯家曾為拉丁美洲浪漫主義的興起發揮過重大的作用，而薩米恩托卻曾經多次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尖刻地嘲諷過浪漫主義。不過這場論戰的結果卻是殊途同歸——雙方都認為必須塑造一種能夠創造性地反映新大陸生活的新詩歌，一種能夠激勵新大陸的人民去創造新文明的、嶄新有力的文學表現形式。誠然，雙方自有不同的出發點。貝略持折衷觀點，主張對古典傳統與現代成就的優點兼收并蓄;他尤其篤信西班牙詩歌崇尚天才的傳統。薩米恩托則認為西班牙詩歌傳統已經過時，美洲西班牙人應切斷與西班牙詩歌傳統的一切聯系，而吸收法國詩歌的新鮮經驗與活力。

年輕的詩人，不論是追隨貝略還是支持薩米恩托，都競相仿效一批基調驚人相似的著名詩家——索里利亞、埃斯普隆塞達、夏多布里昂、拉馬丁、雨果等。美洲西班牙語詩人對資產階級社會十分不滿，反對暴君統治。他們雖然流亡國外，卻又情系故土。他們滿腹悲苦，痛感失落。他們謳歌希臘、波蘭與墨西哥爭取獨立的斗爭。他們因不滿現實，甚至緬懷中世紀，追溯印第安人豐富多彩的歷史。他們把自己的憂愁比喻做無涯大海、昏暗天光。他們寫作傳統故事與歷史戲劇。他們的創作總的看來屬于浪漫主義。在這批詩人中，著名的有：古巴的加布里埃爾·德·拉·孔塞普里翁·巴爾德斯(1809—1844，又名普拉西多·埃爾·穆拉托)。阿根廷的何塞·馬爾莫爾(1817—1871)，一位因抨擊獨裁者羅薩斯而贏得了人民欽佩的詩人;埃斯特班·埃切維里亞(1805—1851);拉斐爾·奧布利加多(1851—1920);奧萊加里奧·安德拉德(1839—1882)。智利的吉列爾莫·布萊斯特·加納(1829—1905)。秘魯的卡洛斯·奧古斯托·薩拉維里(1831—1890);馬努埃爾·貢薩萊斯·普拉達(1848—1918)。墨西哥的馬魯埃爾·阿庫尼亞(1849—1873);胡安·德·迪奧斯·佩薩(1852—1910)。烏拉圭的胡安·索里利亞·德·圣馬丁(1855—1931)，其長詩《塔瓦雷》(1888)是美洲西班牙語區浪漫主義運動的里程碑之一。

浪漫主義的熱潮終于逐漸消退，詩人們越來越多地注重文采修飾與結構的精密。流亡國外的作家們不再為他們的祖國悲泣，而開始喜愛他們的僑居地，并寫作優雅的詩篇歌頌那里的生活。然而，他們內心的矛盾無以解脫，致使許多人消極悲觀，甚至絕望自殺。一些詩歌批評家又稱這些詩人為“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其中最著名的兩位是古巴詩人胡利安·德爾·卡薩爾(1863—1893)和哥倫比亞詩人何塞·阿松西翁·西爾瓦(1865—1896)。卡薩爾創作了西班牙語詩歌中一些最感傷的詩篇。西爾瓦則堪稱美洲西班牙語詩歌史上最偉大的抒情詩人。這些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們與其他詩人的區別，主要在于他們的詩作細致精美。具有象征主義與高蹈派特征，他們的哀怨詩短小精致，而其他詩人之作則如江河奔流，滔滔不絕。他們的詩作一般不涉及歷史事件，只有少數詩篇抨擊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帝國主義擴張行徑。他們對現實社會不滿，但不與之對抗，而采取逃避主義態度，甚至以自殺的方式了卻矛盾。他們之中最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詩人是古巴著名的獨立運動先驅何塞·馬蒂(1853—1895)，而他的詩作的現代主義風格色彩卻是最為淡薄的。總之，這一代詩人越講究詩作的精美與藝術，他們與浪漫主義風格的距離就越大。在這個方面，墨西哥詩人薩爾瓦多·迪亞斯·米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米隆的山水詩基本上屬于古典主義風格，他的愛情詩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然而他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極力追求用詞的新穎與獨創，反復進行詩作的藝術修飾。因此，米隆備受后來的現代主義詩歌大師魯文·達里奧的贊頌。另一位詩人——墨西哥的馬努埃爾·古鐵雷斯·納赫拉(1850—1895)，則是因為他的突出的象征主義風格而被視為“現代主義詩歌的先驅”。

許多文學批評家所謂的美洲西班牙語地區的現代主義詩歌，實際上就是指魯文·達里奧(1867—1916)及其追隨者的創作。這是一場短暫的文學運動，由達里奧肇始，也隨達里奧的謝世而終結。

達里奧生于尼加拉瓜，年輕時他離開祖國，先后在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智利等國僑居。在智利時，他接觸到了法國象征主義的作品。在法國作品的深刻影響下，他創作出版了一部詩文集《藍》(1888)。這部詩文集一出版就轟動了拉丁美洲。他后來的作品進一步表現了他的杰出詩才。他的詩集《褻讀的散文》(1896)、《生命與希望之歌》(1905)和《流浪之歌》(1907)等遂成為新詩人學習的“圣經”，他本人也被尊為詩壇泰斗而管領一代詩風。數以百計的美洲西班牙人追隨其后，匯成了一股現代主義(或稱“魯文主義”)詩潮，一直延續到1920年左右。美洲西班牙語現代主義詩歌的主要特點是深受法國高蹈派與象征主義的影響。這一詩潮最初的表現是逃避現實——對異國生活的描寫成為其主要的特征之一，后來則轉向美洲，吸收了惠特曼的美國風格的影響。這一詩潮受高蹈派的影響，極力追求詩歌的形式美。這一詩潮亦受象征主義影響，努力采用間接的象征喻示來替代直接的感情抒發，喜歡表現純粹的狂想，并對人類的墮落與罪惡采取玩世不恭的好奇態度。這一詩潮還受貢戈拉(夸飾)主義的影響而喜愛創造精致而美妙的意象。魯文·達里奧將這些不同色彩的流派影響巧妙地熔于一爐，創造出了神奇的美洲西班牙語現代主義詩歌。達里奧使人們相信，一種新的文明在拉丁美洲誕生了。然而人們今天認識到：達里奧所創造的“新文明”只是歐洲(主要是法國和意大利)舊文化移植到拉丁美洲所開放的新花。達里奧去世之后，現代主義便像一團金色的塵埃，被我們時代的物質主義勁風吹散了。

魯文·達里奧的追隨者中取得出色成就的有：阿根廷的利奧波爾多·盧貢內斯(1874—1938)和利奧波爾多·迪亞斯(1862—1947)。迪亞斯是一位杰出的十四行詩作者。盧貢內斯則是一位文詞雄辯的詩人，他的《金山》(1897)、《花園的黎明》(1905)等詩作融合了19世紀的各種主要的文學流派，令人驚嘆不已。墨西哥的阿馬多·內爾沃(1870—1919)是一位修養有素、溫良可親、篤信宗教的浪漫主義詩人，也是西班牙語詩歌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作品有《亢進》(1917)、《充分》(1918)與《寧靜》(1914)等。路易斯·G·烏爾比納(1868—1934)是一位多愁善感、擅長反諷且富有獨創性的詩人。在當時，他的詩作被認為有些“散文化”。他的作品有《彌留之際的燈光》(1914)、《庸生綜錄》(1916)等。

委內瑞拉的盧菲諾·布蘭科·豐博納(1874—1944)是一位才華橫溢、熱衷時尚的詩人，作品有《抒情小歌劇》(1904)及《不幸的愛情之歌》(1918)。

烏拉圭的胡利奧·埃雷拉·伊·雷西格(1875—1910)是繼達里奧之后最偉大的現代主義詩人，也是巴羅克詩歌的真正代表。他潛心于創造一種集貢戈拉主義、象征主義和高蹈派之精華于一體的詩歌語言。他是美洲西班牙語詩歌19世紀與20世紀這兩個時期之間的真正紐帶。

玻利維亞的里卡多·海梅·弗雷雷(1868—1933)是一位詩歌藝術大師，他描寫異國生活的詩歌非常精美，主要作品有《蠻荒的源泉》(1899)和《生活就是夢》(1917)等。

哥倫比亞的基列爾莫·巴倫西亞(1872—1943)是一位富有畫意的詩人。在那個強調色彩絢麗的夸飾風格流行的時代，他的詩作卻以高雅清逸的古典主義風格而獨樹一幟，流芳百世，其代表作有《典禮》(1898)等。

秘魯的何塞·桑托斯·喬卡諾(1875—1934)是一位風格激越的詩人，自稱為“美洲土生土長的野蠻歌手”，其名作有《原始森林》(1901)和《美洲魂》(1906)等。

達里奧的追隨者還有智利的馬努埃爾·馬加利亞內斯·莫雷(1878—1924)和卡洛斯·貝利斯(1879—1908)。

更加年輕的一批詩人雖已不屬于達里奧的現代派，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現代主義的影響。雖然其中也有一些出類拔萃者，表現出自己的獨特風格，但是總的說來，這批詩人代表了“失落的一代”。他們當中的知名者有：烏拉圭的阿爾瓦羅·阿爾曼多·巴塞烏爾(生于1878)和薩巴特·埃爾卡斯蒂(生于1887);智利的安赫爾·克盧查加·桑塔·馬里亞(生于1893)、胡安·古斯曼·克盧查加(生于1896)和達尼埃爾·德·拉·維加(生于1892年);墨西哥的R·洛佩斯·貝拉爾德(1888—1921)、胡安·何塞·塔布拉達(1871—1945)、E·貢薩萊斯·馬丁內斯(1871—1952)、J·托雷斯—波德特(生于1902年)及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哥倫比亞的波爾菲里奧·巴爾巴·哈科勃(1883—1942);巴拿馬的里卡多·米羅(1883—1940);危地馬拉的R·阿雷瓦洛·馬丁內斯(生于1884年);哥斯達黎加的R·布雷內斯·梅森(1874—1947);波多黎各的L·洛倫斯(1878—1944);另外，還有四位美洲西班牙語地區的現代女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胡安娜·德·伊瓦武魯、阿方西娜·斯托爾尼和德爾米拉·阿古斯蒂尼。

繼現代主義之后，美洲西班牙語的當代詩歌開始興起。在當代詩派成熟的過程中，法國當代詩歌的影響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達達主義的影響消除了達里奧后繼者的懷舊頹廢主義。超現實主義與創造主義的美學觀點促成了美洲西班牙語當代主義和新古典主義的決裂。美洲西班牙語當代詩歌的形成可歸結于三個主要因素的作用：(1)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德爾米拉·阿古斯蒂尼、阿方西娜·斯托爾尼以及胡安娜·德·伊瓦武魯這四位女詩人的個人作用;(2)對達里奧現代主義的否定;(3)由巴勃羅·聶魯達領導的現實主義的復興。上述四位女詩人促成了一場具有深遠意義的社會革命——為爭取美洲西班牙語國家婦女的社會與心理解放的革命。智利女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1889—1957)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她成為一場為爭取兒童福利、婦女權利以及保障印第安人與黑人合法權益運動的旗幟。1945年9月因為她那富于強烈情感的抒情詩歌，使她的名字成為整個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并因此成為拉丁美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她的詩作充滿了對貧苦的人們與被社會遺棄者的同情與支持，也謳歌了母性的真情與偉大。對于美洲西班牙語文學的學者來說，她的偉大不僅僅表現為她的仁慈精神，而且還表現于她的詩歌藝術成就。她的《孤寂》(1922)、《有刺的樹》(1938)及《葡萄壓榨機》(1954)等主要作品，充分體現了她的獨特風格。她的詩歌語言具有直接、有力與寫實的特征，兼有《圣經》式的宗教詩文和奇特的民間詞語，因而與現代主義詩歌的陳腐夸飾風格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另一位女詩人德爾米拉·阿古斯蒂尼(1886—1914)是烏拉圭人。她15歲時便開始寫作;但是英才薄命，她在婚后的第二年，便被丈夫所殺，年僅28歲。她的詩歌以濃重的筆墨描寫死亡、愛情、男性之美，甚至直接描述性愛的刺激。因此，批評家們稱她的這類詩作大膽而真實，表現了一個青春女性的思想感情。她的詩集出版后，達里奧及其追隨者深感驚訝，意識到智利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新詩人。阿古斯蒂尼的作品滲透了人情;她所表現的強烈感情絲毫沒有矯揉造作的痕跡。她的創作風格真實，她筆下的人物裸露胴體，和諧而自然，具有古典主義的超逸特色和巴羅克的精美特征。就思想深度而論，她的作品超過了達里奧的作品。

阿方西娜·斯托爾尼(1892—1938)是阿根廷的女詩人，但她也和阿古斯蒂尼一樣，不幸夭折，不過她是因不堪生活的孤獨與貧困而自殺身亡的。她在詩作中也喜歡使用有關性的暗喻，但她的作品在修辭上的功力卻不及阿古斯蒂尼，缺乏后者詩作中那種自然的美感。此外，在結構上，她的詩作在經歷震撼人心的悲劇高潮之后，便一落千丈，以一種令人困惑而又顯得平淡、悲傷，甚至是厭世的失敗主義結局。

胡安娜·德·伊瓦武魯(生于1895年)，也是烏拉圭的一位女詩人，一生比較幸運。她的詩作主要是謳歌偉大的母性與美妙的青春。她是美洲西班牙婦女詩歌革命時期的最后一位女詩人。

1920年前后的美洲西班牙語詩壇興起了一股反對達里奧夸飾主義的浪潮。墨西哥的“尖銳派”、阿爾曼多·巴塞烏爾及薩瓦特·埃爾卡斯蒂的“惠特曼主義”、維森特·維多夫羅的“創造主義”，以及阿根廷的豪爾赫·哈科勃的“故土主義”等新詩派領導了反對現代主義的斗爭。除了“惠特曼”派以外，這些新詩派都是采用一種程式替代另一種程式。在描寫自然方面，他們摒棄了客觀的，即表現主義的方法。他們不循韻式，有時候甚至也不用標點符號。他們創造了一種新的“逃避主義”——逃避具體世界而進入抽象世界。這些詩人中的佼佼者是智利的維森特·維多夫羅(1893—1948)。在智利，他有一批富有才華的追隨者，如羅薩梅爾·德爾·巴列(生于1900年)、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生于1908年)、胡文西奧·巴列(生于1907年)等。

20世紀30年代，另一位智利詩人巴勃羅·聶魯達(1904—1973)領導了一場反對抽象詩歌的斗爭。他的成名作是富有象征色彩的《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1924)。從他發表這部優美的詩集開始，他深思熟慮地逐漸摧毀一切被現代主義視為神圣的東西。在他的長篇巨制《地球上的居所》(1925—1935)中，他對美洲西班牙人的精神做了空前深刻而廣泛的揭示：他們的恐懼與迷信，他們因受宗教誨諭及印第安先民傳統毀滅的影響而產生的自疚感，他們因生活于一種他們所不熟悉、不理解、不喜歡的社會文明制度中而產生的孤獨感，他們因置身于莽莽叢林、浩瀚海洋、層巒疊嶂的包圍之中而產生的恐怖感以及他們因受殘酷剝削、饑餓貧病而產生的頹廢墮落等。《地球上的居所》是現代廣大美洲西班牙人的心理狀態、社會感覺的真實反映。聶魯達最重要的詩作是《詩歌總集》(1950)。這是一部美洲西班牙人的偉大史詩，歌頌祖國，贊美美洲西班牙語地區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及水手、鞋匠、漁民、礦工等勞動者，揭露獨裁統治者，全書共有15部分。他的作品還有：《葡萄和風》(1954)、《要素之歌》(1954)、《一百首愛情十四行詩》(1957)、《航海與歸程》(1959)、《英雄事業的贊歌》(1960)等。1971年聶魯達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他逝世后發表的遺作有回憶錄《我承認，我生活過》(1974)、《我命該出世》(1978)等。

美洲西班牙語超現實主義詩歌的主要代表是塞薩爾·巴列霍(1892—1938)和巴勃羅·德·羅卡(生于1895年)。這兩位詩人的作品均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巴列霍是一位偉大的、帶有神秘色彩的秘魯詩人。他的詩作《黑色的使者》(1918)與《特里爾塞》(1922)表達了印第安人痛苦的心聲。羅卡是一位著名的智利詩人。他的詩作《雷蒙多·孔特·雷拉斯的作品》(1929)、《高溫》(1937)及《驚恐癥》(1942)等是巴羅克式的意象，拉伯雷式的幽默與智利俚語美妙融合之杰作。

另外兩位優秀的詩人是厄瓜多爾的豪爾赫·卡雷拉·安德拉德(生于1902年)和古巴的尼科拉斯·紀廉(生于1902年)。他們擅長選取少數精美的暗喻來描寫熱帶風情，表現出一種神奇的現實主義風格。

當代墨西哥詩歌卻呈現出一幅世外桃源式的奇異圖景。轟轟烈烈的墨西哥革命曾深刻地影響了墨西哥的小說、繪畫、音樂創作，但墨西哥詩壇卻對此無動于衷。對于各種外國的詩歌潮流，尤其是對各種新興的“主義”流派，墨西哥的詩歌界也都敬而遠之，無意問津。對于最保守的西班牙傳統，墨西哥的當代詩人都有一種強烈的眷戀之情。然而，墨西哥的當代詩人雖然忠實地遵循古典西班牙詩歌的形式，但在內容上他們卻選取了各種具有深刻意義的主題。哈維爾·比利亞烏盧蒂亞(1903—1950)的愛情詩細膩精美，堪稱珍品。何塞·戈羅斯蒂薩(生于1901年)的詩歌以探索日常生活的玄妙含義見長。卡洛斯·佩利塞爾(生于1899年)的詩作則以風格別致、聲色優美著稱。在更年輕的一代詩人中，應數奧克塔維奧·帕斯(生于1914年)最為出色。他的詩作屬超現實主義，其內容富有深刻的哲理。他的后期詩作抒發了墨西哥人民的心聲，表達了他對人民命運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