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鳳釵記》與“癔癥性附體”

《剪燈新話》中的《金鳳釵記》敘述了一個奇特的愛情故事。因為此一事件情節怪異，所以在當時及后世流傳甚廣。馮夢龍將其收入《情史》卷九，題《吳興娘》；秦淮寓客將其收入《綠窗女史》卷七，題《金鳳釵記》。凌濛初將其改編，收入《初刻拍案驚奇》卷二三，題《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續前緣》；沈璟又將它改編為戲劇，題《附釵記》。與此一故事相似的借體還魂型故事則有李昌祺《剪燈余話》卷五中的《賈云華還魂記》，同樣流傳甚廣，被收入多部小說集，明代據此改編的戲曲達九部之多。《金鳳釵記》的大致情節如下：

元大德年間，揚州富人吳防御和宦族崔君是鄰居，交情很好。吳防御剛生下女兒叫吳興娘，崔君的兒子叫崔興哥，兩家給還在襁褓之中的興娘與興哥訂下了婚約。崔君家用一只金鳳釵作為聘禮。長大后崔興哥隨父游宦遠行，十五年內音訊全無。在這期間，吳興娘因為思念殷切，染上了疾病，半年后去世了。她母親將金鳳釵插在其發髻上，蓋棺入殮。兩個月后，崔興哥回鄉。此時興哥父母雙亡，吳防御便讓他住在吳家。

興娘有個妹妹叫慶娘，此時已經十七歲了。她將金鳳釵偷偷地贈給了興哥，并引誘興哥上了床。從此以后，她每晚來到興哥房間，早晨再悄悄離開。時間一長，慶娘生怕隱情敗露，約興哥離家私奔。離家后，兩人住在以前的仆人金榮家里。過了一年，慶娘決定回到家里坦白一切，希望能求得父母的原諒。

臨到吳家，慶娘讓興哥拿著金鳳釵先去見她父母，自己在江邊停船等候。興哥向防御夫婦道歉時，防御夫婦非常驚訝，說慶娘一直病于榻上，翻身都需要人扶，怎么會有這種事發生？

到此為止，故事情節與離魂出奔型故事基本一致，真正異乎尋常的是下面這一段記載：

生于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御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興娘殉葬之物也，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于床上欻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興娘不幸，早辭嚴侍，遠棄荒郊。然與崔家郎君緣分未斷，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病患當即痊除。不用妾言，命盡此矣。”舉家驚駭，視其身則慶娘，而言辭舉止則興娘也。父詰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于人世為此亂惑乎？”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隸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父聞其言切，乃許之。即斂容拜謝其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嬌容，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以湯藥灌之，移時乃蘇。疾病已去，行動如常。問其前事，并不知之，殆如夢覺。

就一般常識而言，類似記載可謂是“怪”“奇”的典型，但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這一記載不見得是虛構的傳奇故事，而是有可能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癔癥病例。

慶娘的行為，完全符合癔癥性附體的臨床表現，也具有誘發此種病癥的心理原因。年方十七一直處于封閉環境下的慶娘，當家里突然出現了一位適齡男性后，不由自主地愛上了他，她偷了姐姐的訂婚之物，并且不顧一切地主動示愛。然而，阻礙慶娘愛情的最大障礙就是這位青年男性的身份——他是她已故姐姐的未婚夫。金鳳釵是姐姐感情的象征，偷了金鳳釵，也就意味著偷了姐姐的愛情。因此，這種關系很難得到父母的認可，更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可。所以，她對自己的愛情抱有極大的犯罪感。可是，如果她自己就是姐姐興娘或者得到興娘的允準，那么，這一切就是合情合理并合法的，因此，她渴望變成姐姐，至少是能夠得到姐姐的允準。

當他們一起回家，并遭到父母的責問時，強烈的精神刺激使她產生了極度的負罪感，為了解脫和逃避這種強烈的負罪感，在她的幻想中，她果然變成了她的姐姐，她開始以興娘的口吻說話，以興娘的方式行動，其中最關鍵的是以興娘的身份為自己說情。這種表現在精神病學中稱之為“癔癥性附體”，指的是帶有癔癥性格的患者產生了自我身份識別障礙，以為是神怪或死者的亡靈附體，并以此取代了自己的身份，可達妄想程度。

這種“癔癥性附體”往往與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通常是在一種濃重的宗教或迷信背景下，由明顯的心理社會因素作為其發病誘因[可參見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編《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ccmd

3）對于“癔癥性附體”癥狀標準的描述]。它與薩滿的“附體”現象極其相似，但有所不同的是，薩滿是一種通過自我誘導而產生的自覺行為，而此類患者是一種非己所欲的不由自主的行為。當刺激解除，她的行為被父母及社會認可，她的幻覺也自然解除，作為一種自我保護和措施，她對以前的行為失憶了，由此避免引起帶有罪惡感的回憶。這種對創傷性或應激性事件有部分或完全遺忘的現象在醫學上稱之為“癔癥型遺忘”。我們在上一篇曾經談到過，像慶娘這樣的女性，生活封閉，但情感豐富、耽于幻想、易受暗示、善于模仿，年齡在15～35歲之間，正是癔癥的高發人群。

總之，中國的志怪傳奇有著強烈的紀實特點，所記述的事件盡管在現代人看來奇特怪異、甚至妄誕不經，但往往有著真實的歷史文化背景。作者的態度與其說是浪漫主義的，不如說是現實主義的；更進一步而言，與其說是創作，不如說是記錄。只不過在后世傳述過程中，發生了不自覺的變異，從而讓我們認為是虛構的產物。如果我們不把它置于古代社會特定的歷史、文化與心理背景之中加以認識，就不能真正地解讀此類作品。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