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我的孟良崮》

小序

孟良崮，有如神祇一般立在故鄉的天空下。

之于一個蒙陰人，談到孟良崮時的心情是和別人不同的，除了對歷史的思考，還有對故鄉的復雜情感。要知道，“蒙陰”兩個字上一次出現在人教版高中歷史課本里，還是東漢時的劉洪和他發明的珠算，跨越1700余年的歷史煙塵和好幾冊歷史書，因為1947年的孟良崮戰役，蒙陰終于再次進入高中生們的歷史課堂。

老人們會以自己的視角，為那場戰役增添諸多正史不載的細節，比如陳毅、粟裕坐鎮指揮的老君洞，洞里的千年傳說；行軍途中，很多戰士赤著腳，山上的石頭把他們的腳磨得淌血流膿；作為俘虜的國民黨士兵排著隊，每人懷抱一個搪瓷碗，穿過村前的小道。講到此，老人問我：“你知道搪瓷碗是干什么用的嗎？”我說：“當然是吃飯用的。”老人道：“要是沒有碗，就沒有飯吃。”

17歲，我將第一次“出走”放在了孟良崮，從縣城乘車前去爬山，梳理書上的歷史與現實，觀察之間的距離。20歲，讀大學的第一個暑假，我約了幾個同學，到垛莊做了一篇《孟良崮周邊沂蒙老區農民收入調查》的社會實踐報告。工作后，我又一次次前往孟良崮，山崮的形狀沒有變化，而我正在從青春中走出，在人生的天空下不斷出走與還鄉。

有一年，我乘火車去臨沂。這是一輛從齊齊哈爾開來的漫長的綠皮車，車廂里夾雜了各種北方口音，以東北話居多。一個老頭懷抱一塊巨大的原木案板，向周圍人講述他當年如何逃難去東北，唾沫飛濺在周圍人的臉上。有人問他老家是哪個縣的，他沒有說具體的縣，脫口而出：“孟良崮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以孟良崮代稱故鄉，想必在老人的意識中，“孟良崮”三個字要比它所在的縣更讓人難忘。老人解釋，在東北，哪兒有人知道蒙陰？但一提孟良崮，幾乎無人不知。

一塊東北的原木案板，將會成為故鄉親人每日的飲食必備；孟良崮幻化成了故鄉，融進老人的血液。然而，之于我，孟良崮還有三層別的意思，時而清晰，時而模糊，它被時間重塑，同樣成為故鄉的代名詞——身體的故鄉，以及心靈的故鄉。

青春出走：叔侄倆與家族涅槃

孟良崮烈士陵園內，不時有肅穆的人群穿行，那是朝拜者的腳步，讓墳場化作了莊嚴的禮堂。廣場上，粟裕將軍的雕塑以挺拔的姿勢，守護著這片他曾戰斗過的土地，一群大學生排著隊前行，在將軍面前佇立；廣場右邊，柏樹叢中，一座座休憩的墓碑，那是守護將軍的士兵，在喧囂和靜謐之間，歷史和現實之間，沒有聲響，風吹過原野。

一眼望不到邊的無名烈士，站成肅穆的兵馬俑。他們有父母，有妻兒，卻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失去了名字，為了信仰，名字幻化成腳下的土地，默默無聞卻又堅韌挺拔。

一對叔侄的墳墓，在樹林的間隙站立——他們并非這場戰役的犧牲者，卻因一種特殊的榮耀，成為了這里的主人。

多年前，我11歲時，學習本縣的鄉土教材《可愛的蒙陰》，記住了兩個名字：劉曉浦和劉一夢，從此再難忘記。烈士陵園近旁的垛莊鎮，正是叔侄倆的祖居之地——燕翼堂。

“燕翼堂”三字，據說由乾隆皇帝題寫，這是20世紀初垛莊乃至蒙陰最興盛的家族，擁有5800余畝土地，上千畝山林，地跨蒙陰、沂水、沂南三個縣。還有醬園、酒店、油坊、布莊、百貨等店鋪，雇傭工勤80余人，養看家兵15人，長短槍20余支，辦小學1處，并在濟南、青島、上海等地開設有商號。

燕翼堂占地兩萬平方米，房屋160余間，八卦式建筑，院中套院，既嚴密又牢固，像一座城堡。主人劉氏，不僅財富顯赫，更以開明著稱，其家庭成員受共產黨的影響，大部分參加革命，特別是劉曉浦、劉一夢叔侄二人。

簡述劉曉浦、劉一夢的生平如下：

劉曉浦，名劉昱厚，字曉浦，1903年出生，兄弟四人排行老四，人稱“四少爺”，自幼在本村讀書，后入臨沂山東省立第五中學、濟南育英中學。1920年，考入南通紡織專門學校——山東民國時最著名的民族資本家苗海南是他的學弟。因組織學生參加愛國運動，劉曉浦被開除學籍。之后，他在濟南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王盡美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加入共產黨。

劉一夢，名劉增溶，字一夢，號大覺，1905年出生，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稱“五少爺”。劉一夢幾乎沿著叔叔劉曉浦的路徑發展，1923年，兩人一道就讀于上海大學。

劉一夢還是一位青年作家，加入了上海共產黨人組織的太陽社，出版短篇小說集《失業以后》。1928年，日軍占領濟南，制造了“五三慘案”，劉一夢聯合其他作家公開發表了《中國著作家文藝家自由聯合對濟南慘案的三個宣言》。

上世紀30年代初，魯迅在《我們要批評家》中稱：“這兩年中，雖然沒有極出色的創作，然而據我所見，印成本子的，如……劉一夢的《失業以后》，總還是優秀之作。”此時，劉一夢正在獄中。

1928年至1929年，劉一夢、劉曉浦先后回到山東開展工作。劉曉浦任省委執行委員兼秘書長，劉一夢任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劉一夢以“大覺”為名，在團省委創辦的《曉風》周刊上發表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團結了大批進步青年。

1929年4月和7月，劉一夢和劉曉浦先后被捕。

10月，劉曉浦二哥劉云浦變賣家產，攜巨款到濟南設法營救。劉曉浦對二哥說：“不要花錢了，只有自首才能出去，這是永遠辦不到的。”

1931年4月5日，劉曉浦叔侄，以及時任省委書記劉謙初等22人在濟南緯八路刑場英勇就義。劉曉浦年僅28歲，劉一夢年僅26歲。

劉云浦再次來到濟南，面對的已是親人們冰冷的遺體。接下來，他用馬車將遺骸拉回燕翼堂。從濟南到蒙陰的漫漫長路，望著兩位親人的遺體，馬車上的劉云浦是什么心情？他很難具體理解兩位親人所鐘愛的事業，以及他們的信仰，但是，一種出于親情的信任，以及耳濡目染的信仰的力量，讓他始終堅信，兩位至親的付出，值得他將悲痛化作一種堅守。

回家后，他將二人棺材浮柩在一個叫“桑子行”的地方，上面僅覆蓋了一層薄土層，堆成了兩個沒有墓穴的墳，他要將出殯下葬的日期放在遙遠的未來。

時光如梭，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共山東省委和八路軍四支隊進入沂蒙山區領導抗戰。劉云浦和他的燕翼堂擔負起了八路軍駐垛莊一帶部隊、工作人員等的后勤供應，肖華將軍曾帶領一一五師東進支隊全部駐在燕翼堂。1938年5月，八路軍四支隊經理部主任馬馥塘、山東省委書記郭洪濤先后代表部隊和省委慰問了烈士家屬。當地還為烈士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至此，劉曉浦叔侄的遺體得以安葬。

在劉云浦的帶領下，整個燕翼堂竭盡全力抗戰，先后有26人參加革命，有6人為革命獻出生命。其中劉曉浦之女劉增藹，為中共山東分局機要員，1941年冬犧牲于大青山戰役，年僅18歲。

燕翼堂還一次捐獻長短槍40余支，成立了垛莊獨立營；賣地300畝，購槍一百余支，支援八路軍。在劉氏家庭的帶動下，燕翼堂長工和傭人，大多數參加革命，有的后來成為我黨高級干部。后來，抗戰最艱難的時期，燕翼堂曾多次被日軍占領，我軍多次攻打，付出較大代價。為了抗日，劉云浦毅然拆除了這所著名的庭院。今天，垛莊鎮黨委政府駐地，便是當年燕翼堂的舊址。

1994年，劉曉浦的遺骸被遷到孟良崮烈士陵園安葬，和他一起安葬的還有他在革命年代犧牲的部分親人：女兒劉增靄、侄子劉一夢，還有劉滋泉（犧牲時年僅24歲）。

《詩經》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一撥又一撥的年輕人，從孟良崮腳下走出，走向外面的世界。后來，他們回來了，一同回來的，是他們肩負的使命，以火種的形式在這片土地播撒。有時候，他們站著回來；有時候，他們躺著回來，那是他們的身體累了，回到故鄉的懷抱，回到母親的家園。但是，他們的精神沒有休息，年輕的血液依舊在這片山區流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這片土地有無數年輕人奮勇而起，男人拿起武器，女人支前擁軍。

山河破碎，總有無窮的力量重整山河。

血色浪漫：戰爭中的女人

一場戰役構成了孟良崮的核心價值，單純從戰略戰術而言，1947年的那次殲滅戰堪稱經典，甚至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無出其右者。十幾萬人的迂回包抄，32000人被全殲，敵軍主將張靈甫戰死或被擊斃，游刃有余，干凈利索。

十幾萬軍人，背后是數量不在其下的后勤保障隊伍。

戰斗打響的時候，孟良崮以北30公里，野店鎮煙莊村，6個平凡的姐妹因無意識的舉動而進入歷史。

男人們要么當兵上了前線，要么作為支前民工上了前線，村里只剩了老弱病殘，像極了今日的鄉村。6位20歲左右的姑娘——張玉梅、尹廷珍、楊桂英、尹淑英、冀貞蘭、公方蓮，她們出身苦寒，有的是童養媳，有的是逃荒戶的女兒。此時，她們成了村里的頂梁柱。

戰斗打響了，六姐妹組織村民，為部隊當向導、送彈藥、送糧草、烙煎餅、洗軍衣、做軍鞋、護理傷病員。半個月的時間里，起五更睡半夜，有時候通宵不休息，常常一天只吃一頓飯，把5000多斤糧食運回村里加工成煎餅，又送回去，往返40多里路。她們還組織村民納軍鞋500多雙，給部隊洗了800多身衣服，為戰士唱歌，鼓舞士氣。

為了做軍鞋，六姐妹徹夜不眠，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泡、出了血，手指也變了形。尹淑英后來回憶：“一只鞋底要納120行，一行要過30多針，每針都要經過錐眼、穿線、走線、拉緊。當時不分白天黑夜地做軍鞋，做鞋搓麻繩要用腿幫忙，時間長了把腿都磨破了，手也不行了，實在累了就躺在地上打個盹。”

戰斗最激烈的時候，六姐妹還承擔起了運送草料和彈藥的任務。她們翻過一道道山梁，走進一個個村莊，湊足了2500斤草料，動員婦女組織運輸隊，把草料送到了預定地點。至于彈藥，一箱七八十公斤，兩人抬，翻越10多公里山路，一直送到前沿陣地。尹淑英當時身懷有孕，行動艱難。后來，“跑到北邊生了個孩子，3天就起來干活了。”

據說，“沂蒙六姐妹”這一稱謂，是陳毅元帥親自命名的。冀貞蘭生前曾回憶第一次見到陳毅的情景：“騎一匹馬過來，打著綁腿，不知道他是誰，很和藹的一個人。”

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指揮部。冀貞蘭再次見到上次騎馬的那個人。他詢問姐妹們這些日子攤了多少煎餅、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難，笑著說：“給你們起個名字吧，叫大嫂呢，你們還有沒結婚的呢；叫大姐吧，還有結了婚的，干脆就叫‘沂蒙六姐妹’吧。”

多年后，在孟良崮紀念館看到陳毅的照片，冀貞蘭覺得面熟，旁邊的人告訴她那就是陳毅。

1947年6月10日，魯中軍區機關報《魯中大眾報》以《婦女支前擁軍樣樣好》為題，報道了這個模范群體。從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傳遍了整個沂蒙山區。2009年，以她們為原型的電影《沂蒙六姐妹》在全國公映。

陳毅說過一句至今聽來仍讓人震撼的話——“我進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們用小米供養了革命，用小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

六姐妹成為一張張名片，繼續在山區飄揚，六姐妹紅軍小學、六姐妹紀念館、六姐妹飯莊、六姐妹采摘園。沂蒙山區最流行的一種食物是煎餅，煎餅的品牌眾多，六姐妹煎餅無疑是最有名的一個。一位記者曾在一篇報道中寫道：“在煙莊村采訪時，不僅看到這些帶有名稱的建筑，還偶遇了好幾位‘沂蒙六姐妹’后人：尹廷珍的兒子徐美福正在村里操持飯莊生意，公方蓮的兒媳婦正在果園摘蘋果。‘人逝去，精神不會滅’，村人和子女們正以不同的方式在紀念、傳承著‘六姐妹’留下的精神財富。”

許多年里，“沂蒙六姐妹”一次次出現在縣電視臺的新聞中，伴隨我度過童年、少年，直到離家遠行。那幾位慈祥的老奶奶，受到全縣人的尊敬，不光是因為“戰爭中的女人”這一血與火的時代命題，她們在和平年代的特殊身份，詮釋了革命老區在經濟社會中的存在，為這個縣現實的經濟發展做出旁人無法比擬的貢獻。

前些天我又在電視上看到了她們——不，是她，當年的六個姐妹，逐漸去世，后來只剩尹淑英一人健在，不免心有戚戚焉，祝她老人家健康長壽。然而，就在此文完成之后不久，2016年6月21日，尹淑英老人與世長辭，享年91歲。但六位奶奶依然活著，以她們樸素的精神，詮釋著這片山區的文化內涵。

戰爭波及女人，是時代的悲劇，然而她們又是血色與浪漫的結合，擴大了戰爭的外延。美國作家斯坦培克在《憤怒的葡萄》一書中，描繪了這樣一個動人的情景：一位少婦在草棚里發現了一個奄奄一息的流浪漢，她解開上衣，讓流浪漢吮吸她的乳汁，流浪漢熱淚滾滾，他感到自己進入了天堂，圣母就在自己身旁。這本書后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就在《憤怒的葡萄》熱還沒降溫時，遠離美國的沂蒙山區，卻發生了真實版的用乳汁救傷員的故事——紅嫂明德英。

明德英所在的馬牧池常山莊，位于孟良崮以北20公里的沂南縣。她是紅嫂這一群體的最核心人物，六姐妹同樣是紅嫂，抗戰以及解放戰爭期間，沂蒙山區出現的紅嫂群體，從根本上解釋了一個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人民的支持。

孟良崮上空的硝煙早已散去，那些柔弱的女人的身軀曾走過的溝溝坎坎，依然有新的身軀走過。她們的后代依然在這片山區，繁衍不息；她們的靈魂依然飄蕩在我們的家園，以生活的名義，平凡而又偉大。

精神反哺：重塑鄉村尊嚴

2016年春天，我又一次來到孟良崮山下。這一次，我的身份是記者。

省發改委派駐蒙陰的7名第一書記，有兩人在垛莊，5人在舊寨。7個人平時分散在各自掛職的7個村里，遇有大事，便聚集到一起，共同解決。他們的故事，豐富了我對孟良崮的認識。

“淪陷的故鄉”成為近幾年的網絡熱詞，當鄉村變得越來越凋敝，生氣全無，只剩老人孩子，故鄉還有什么？逃離故鄉的人群，放眼望回自己的宿命之地，卻發現，另一群人正從喧囂的城市來到這里，為鄉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些被冠以“第一書記”之名的人，成為鄉村的一抹亮色。

“到農村去，那里有生我養我的爹娘；到農村去，那里有育我成長的南瓜米湯；到農村去，那里是魂牽夢繞的故鄉。”——“第一書記”成為目前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個亮點。

伴隨鄉村經濟的發展，以新的“鄉村建設運動”為契機，文化倫理、社會秩序的重建將會給鄉村帶來新的變革。第一書記在這場“運動”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作為現代文明和傳統村落之間的橋梁，他們正在用自己的行動，為村莊尋回失落的尊嚴。

孟良崮西南方向，有一個南芙蓉村，是當地鮮見的回民村。一天早晨，我跟隨第一書記王海東乘車出了垛莊鎮政府駐地，來到南芙蓉村，正好趕上當地的大集。河邊公路旁的一片空地，賣各種雜貨的小販和趕集的人群，構成了熙熙攘攘的熱鬧場面。

王海東在此掛職已有一年多，不時有村民跟他打招呼，邀請他到自己的攤前吃飯。他擺擺手，和攤販交談幾句，笑著繼續往前走。我們來到村中央，緊鄰村委會，有一座始建于明初的清真寺，是村民做禮拜的場所，也是本縣著名的古跡。寺內，古木參天，山東省伊斯蘭教協會會長王樹理題寫的碑文立于高大的皂角樹蔭里。抗戰時期，這里曾藏過八路軍傷員，大殿被趕來搜尋的日軍燒毀，后重修。

看到作為記者的我，一群村民圍上來，述說王海東的“貢獻”。“硬化了村里的路，包括上山的生產路，打了井，有了水，王書記為我們村出了大力，真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張大娘開了一家小賣部，王海東幫她的兒媳婦在水廠找了工作，月收入2000元。一位大娘稱贊道：“他的脾氣真好，上到八九十歲的老人，下到三歲小孩他都會停下來說話拉呱。”

出了村，我們來到村東的一片楊樹林，許多楊樹被伐去，一排蘑菇大棚建了起來。56歲的米天明從大棚里提出一筐剛采的蘑菇，王海東過去拿起他的蘑菇查看，叮囑他們抽空去鎮上辦理銀行卡，進行淘寶認證，以便將蘑菇在網上售賣。

剛開始，村民對種植香菇有抵觸。去年，王海東帶他們外出參觀，最遠去了河南西峽縣。米天明夫婦也去了，很受震撼。接下來，引進蘑菇種植的阻力減小，村里建設了一批香菇大棚。米天明承包了其中的三個，每天采一次，到現在已采了8000斤蘑菇。

米天明的女兒，去年以全鎮第三名的成績考上了蒙陰一中。王海東每個學期資助她500元，“這個孩子很刻苦，冬天那么冷，在家里圍著爐子寫作業。”

南芙蓉村只是無數案例中的一個，幾天的采訪，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農民的無奈，以及第一書記帶來的變化：滿山的桃子因沒有路無法下山，化肥上不了山，因為澆地困難，很多桃樹結果甚少。五部抽水機從遙遠的水庫一步一步往山上倒水的情景讓人震驚，累死累活澆一次地，累倒不在乎，能澆上水就謝天謝地了。

于是，一場修路引水運動在我所考察的幾個村莊以及更大的范圍內展開，只用一年時間，路通向了山頂，水直達地邊，荒山變果園。當地順口溜說：“水上山，果下山；路上山，桃下山。”形象地表達了村民的心情。

第一書記帶來的，不只是生產生活的便捷，也不只是越來越多的致富道路，還有老有所依和文化生活的秩序重建，比如幸福院和文化廣場。農村養老問題長期被忽略，卻又是亟需解決的大問題，況且農村貧困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存在于這個群體，只有讓“老弱病殘”脫貧，才能最終實現全面脫貧。村里建起的幸福院，為老人提供了生活和聚會的場所，受到老人的普遍歡迎。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越來越旺盛，文化廣場的出現恰逢其時。平時的健身操和廣場舞，節慶時的娛樂活動，每個村的廣場成為顯而易見的文化中心。文化廣場的出現，改變了村民的生活習慣，也給文化下鄉提供了舞臺。一位村民告訴我：“到廣場跳舞成了晚上新的習慣，種地之外，終于有了‘文化’。”

當然，第一書記并不能徹底改變農村的現狀，輸血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造血。外出歸來的年輕人，看到村子的變化，他們會做出怎樣的選擇？農村基礎設施和通訊的便捷，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回鄉創業浪潮能否為當下的鄉村注入新的活力？如今的孟良崮，會以怎樣的形式進入人們的視野？

先人們誓死保衛的家園，終究會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

小結

孟良崮周圍，總有那么一些人，承載不同時代的使命，在荒涼而又富有的山野上，書寫歷史的篇章。

20年代，叔侄倆為了信仰投身革命，將20余歲的青春年華奉獻給民族解放的事業；

40年代，六個姐妹獻身人民戰爭，用農民樸素的方式做出政權的選擇；

新世紀，第一書記的出現，為失落的鄉村文明注入了活力。

一座山崮，泥土和石頭，大地和靈魂；一座山崮，過去和未來，青春和歷史；一座山崮，我的山崮。

青春出走、血色浪漫、精神反哺，構成了“我的孟良崮”的精神內涵，構成了我的故鄉的無限外延。在這里，我的青春也曾出走，我的姐妹依舊在那片山區繁衍生息，我最終的理想不過是為了反哺故鄉；在這里，一百年的歷史幻化于我的腦際，成為我與故鄉、自我對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