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

指清初(1644)至鴉片戰爭(1840)期間的文學。這一時期相當于清王朝的初期和中期，鴉片戰爭以后的晚清文學屬于近代文學的范疇。清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比較強大的封建政權，清代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總結時期。在承襲元明文學發展趨勢的基礎上，在新的社會現實條件的影響下，清代文學的發展出現了新形勢，表現了新特點：小說成為清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偉大的作家創作小說的自覺意識更強；戲曲發展獲得了重要成就，傳奇和雜劇趨于衰落，花部地方戲日漸發展，向著釀成新劇種的方向演化；詩歌經歷了一個由現實主義到形式主義的變化過程；散文由清初的經世致用之文變而法古明道之風日熾；講唱文學品種多，流傳廣；詩話、曲話、詞話等文論著作相當豐富。鴉片戰爭后的晚清文學更表現出排舊尋新、求新求變的新趨向。清代文學是中國幾千年舊體文學的總結，孕育了20世紀新文學的萌芽。

清初至鴉片戰爭期間清代文學的發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一)清初期(1644－1683)文學。從順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是清王朝建立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時期。與現實相聯系，這一時期的詩歌取得了較高的成就，詩人輩出，風格多樣。產生了一批富于民族氣節和愛國思想的詩人，如顧炎武、王夫之、屈大均、吳嘉紀、錢澄之、歸莊、申函光等。他們以不同方式參加了抗清斗爭，他們的詩歌也具有愛國激情和現實內容。出現了不同的論詩主張：錢謙益提倡宋元詩；吳偉業標舉唐詩；王士禎提倡神韻，作詩講究沖淡閑遠的意境。朱彝尊、施閏章、趙執信、查慎行、宋琬等人的詩作也各有特點，顯示出清初詩歌發展的活躍和風格的多樣。清初詩歌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初的散文風格也各不相同，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導經世致用之文，他們的散文表現了深刻的思想，具有半富的現實內容；侯方域主張“才與法合”，魏僖主張理、識、法三者并重，汪琬論文主張“明道”，反對新奇，他們的散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現實。清初小說創作的主流繼承了明末小說反映現實、批判墮落世風的優良傳統，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此期小說創作的最光輝的杰作，它把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的創作推到了高峰。此外，還有講史小說、才子佳人小說、諷刺世態小說和閑話小說等多種類型，顯示了小說創作的豐富成果。陳忱的《水滸后傳》描寫梁山未死英雄李俊、阮小七等不堪忍受封建壓迫而重舉義旗，進行反封建斗爭，并參加抗金斗爭及到海外創立基業的故事，肯定了梁山的斗爭，總結了受招安的教訓，加強了對昏君和奸臣的批判鋒芒，突出了民族矛盾和亡國之恨，深化了《水滸傳》的主題。錢采、金豐編訂的《說岳全傳》在民族矛盾的背景上展開南宋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忠奸之爭，表現了鮮明的愛憎傾向和愛國主義思想。褚人獲的《隋唐演義》寫隋唐故事，佚名著的《禱杌閑評》描寫明末魏忠賢一生的惡跡，這些講史小說都不同程度地借歷史題材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現實。張勻的《玉嬌梨》、荻岸山人的《平山冷燕》、名教中人的《好逑傳》等才子佳人小說，描寫封建社會青年男女的戀愛婚姻故事，雖有公式化傾向和不近情理之處，以及借用才子佳人故事宣揚封建名教的傾向，但卻為以后的世情小說的創作提供了借鑒。劉璋的《斬鬼傳》寫鐘馗剿鬼故事，塑造了各種惡鬼形象，通過象征手法諷刺了統治階級中各樣人物的丑行和惡德；艾納居士的《豆棚閑話》托古言今，立意求新，寓有諷刺。清初的戲曲仍以傳奇為主，但傳奇和雜劇互相爭勝。產生了一批專業戲劇作家，思想性強，反映時代精神的劇作占主流。李玉、朱確、畢魏、葉時章等吳縣作家集體創作了《清忠譜》，洪異作《長生殿》、孔尚任作《桃花扇》，這些傳奇名作現實性強，代表著清初戲曲的高度成就；一些劇作家作品，如尤侗的《鈞天樂》、雜劇《讀離騷》和《吊琵琶》，吳偉業的傳奇《秣陵春》、雜劇《臨春閣》、《通天臺》等都不同程度地借戲曲表現了作者自己的情緒。李漁作《閑情偶寄》，把戲劇表演和戲曲文學結合起來進行論述，有許多切合實際的中肯的見解，是一部比較系統的戲曲理論著作。清初的詞取得了超過元、明兩代的成就，產生了不同的詞派：陳維崧論詞推崇蘇軾、辛棄疾的豪放詞；朱彝尊標榜南宋姜夔、張炎的詞，講求“句琢字煉”，風格醇雅，開創浙西詞派；納蘭性德推崇南唐李煜詞，強調比興。

(二)清中葉文學。這一時期是清王朝盛極而衰的時期。由于“康乾盛世”假象的影響和清統治者實行嚴酷的文字獄，詩歌的成就不高，形式主義和擬古主義占詩壇的統治地位，產生了三種影響較大的論詩主張：沈德潛倡“格調說”，強調“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主張詩歌應表現封建正統觀念，應學習效法古人，要有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風格，力圖通過提倡詩教達到粉飾現實的目的；翁方綱提出“肌理說”，主張把肌理(學問材料)與義理(思想內容)、文理(結構形式)統一起來，把詩歌創作與學問考據結合起來，提倡學問詩，這是考據之學影響下產生的一種論詩主張；袁枚主張詩歌應抒寫詩人的性情遭遇、個人靈感，認為“詩之傳者，都是性靈”。這三種論詩主張都表現出脫離現實的傾向。此期的散文更為明顯地轉向為封建統治服務的方向。方苞論文講究“義法”，主張把儒家思想和封建倫理道德(義)與向古人學習(法)結合起來；他的弟子劉大櫆繼承其“義法”之論，更強調于“法”，并補充以神氣之論；劉大櫆的弟子姚鼐又進而提出義理、考據、文章三者兼備的主張，把文章內容與形式作了精、粗之分；把文章風格作了剛、柔之別；既主張法古又主張創新，認為內容充實而言辭豐美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從而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系統理論。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師友相承，持論一致，又都是安徽桐城人，文學史稱其為桐城派，稱其所倡導的以法古明道為基本內容的文學復古運動為桐城派古文運動。桐城派古文在清代中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文壇居統治地位。其后，有方東樹師承姚鼐，又有陽湖派的惲敬、張惠言為其支派，既作古文，又作駢文。清代中期的戲曲沒有很高的成就，劇作家脫離現實的傾向嚴重，藝術上偏重模擬，文人創作日趨衰落。在戲曲發展中，雅部昆曲日漸衰落，花部地方戲日漸繁興。花部地方戲互相競爭，互相吸收，在道光年間以西皮和二黃為基調形成了京戲。花部地方戲的繁興和京劇的形成標志著此期的戲曲發展較之以前有了具有深刻意義的重大變化。此期的小說在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方面顯出了相當不平衡的狀態。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深刻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標志著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新高峰，而大多數作品卻黯然失色。文言小說有袁枚的《新齊諧》、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屠紳的《蟫史》等；白話小說有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李百川的《綠野仙蹤》和無名氏的《說唐演義全傳》等，都沒有很高的成就。李汝珍的《鏡花緣》通過浪漫主義的海外世界的幻境來反映現實，對腐朽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弊端予以諷刺，表現了作者某些社會改良想法，較有特色。但它常以議論代替形象描寫，借創作炫耀學識，作品的學術氣味濃重而文學的意味淡薄，明顯受到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清代中期的詞，擬古之風日熾，在厲鶚等人推動下，浙西派詞四處泛濫，發展到堆砌饾饤的極端上去。張惠言作詞取法風騷，主張比興寄托，開常州詞派，編輯的《詞選》有一定影響。

在整個清代文學寶庫中，說唱文學和民歌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說唱文學種類繁多，分布廣泛，具有明顯的地方色彩。快書、評書、彈詞、鼓詞、子弟書等都廣為流傳。《天雨花》、《筆生花》、《再生緣》、《珍珠塔》、《義妖傳》等都是有名的彈詞作品；鼓詞多據《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文學名著改編，寫前代忠臣良將南征北討、平番卻敵故事。民歌數量多，情況復雜，但以描寫男女戀情的作品占主要地位，不少民歌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真摯的愛情，對封建禮教進行了譴責，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呼聲。這些民歌往往寫得樸素自然，表現手法豐富，有些作品還富于浪漫主義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