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妻

作者： 張孟鄰 【本書體例】

廣州西南鄉，有異姓兄弟兩人，甲讀書，而乙行賈。乙善居積，故甲貧而乙富，乙周其不足，甲甚感之，以為管鮑不啻也。

一日，乙為西國友招至漢口，代司出入，計非三四年不得歸，遂以家事托甲。臨行置酒為別，并令妻出見，以伯呼之。甲睨之，艷麗絕人，不禁心為之動。席間強作莊容，乙頗爽直，不之疑。

乙去后，甲時至其家，謬為殷勤，久之，往來頗密，顧未有間可乘也。凡乙寄歸竹報，皆由甲處轉遞。甲因心設一計，習作乙書，以旅中不便，托甲陪妻偕來漢口。乙妻以思夫念切，倍信為真，遂偕至香港，附舟而行。詎意甲所往者福州，非漢口也。既至，甲先上岸，訪尋回舟，告乙妻曰：“尊夫殊大誤事，渠于半月前已往天津購貨，約至歲杪可回，爾我只得暫住此待之。”遂賃屋南臺居焉。寓中挑以微詞，入以游語，竟與之私。一住年余，乙妻問夫何日可至，則百端支吾，乙妻漸知其詐，而孤身異鄉，絕無一人可告語，含忍而已。

甲妻自甲去后，屢得乙信，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心甚疑之，因托人至香港探問。其人因鄉愚，適數月前有船至漢口，中途被溺者，遽以為甲所乘，即是舟也。回告甲妻。甲妻素蕩，本不能獨守空床，既得惡噩，遂琵琶別抱矣。

乙以家中久無消息，頗不可解，適西國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銀，將便道歸里。偶至南臺，作狹邪游。忽于車中見倚門一婦，貌類其妻。回盼數回，神狀舉止皆酷肖，心疑焉。因命輿人暫停，遂于其左右覓一小茶寮，啜茗問：“鄰左系何處人?”答以自粵中來。未久，旋睹一人攜物入門，審視之，甲也。心知有異，乃喚集數友，入門詰問。則甲知事露，已從后門逸走。乙妻自房出見，悲喜愧交集，直訴其故。乙備詢顛末，知其妻誤墮術中，非其罪也，連呼恨恨。以甲為非人，控官究追，而甲已遠矣。

外史氏曰：“余嘗謂，文人之無行有甚于負販者，以其積慮之精密也。然入其室而不見其妻，甲之謀人，正甲之為已謀耳。孰謂報施之或爽哉!”

(選自《螢窗異草》)

廣州西南某鄉村，有兩個異姓兄弟，甲讀書，而乙出外做買賣。乙善于囤積居奇，所以甲貧困而乙富有。乙常常接濟甲的匱乏，甲很感激他，認為他們與古代管仲、鮑叔牙的交情沒有兩樣。

一天，乙被西洋某國的朋友請到漢口代他主管買賣的事務，估計沒有三四年不能回來，于是把家事托付給甲。臨行前擺了酒席語別，并讓妻子出來相見，稱甲為伯伯。甲斜眼看去，乙妻艷美無比，禁不住心里為之一動。酒席間勉強裝出莊重的樣子，乙很直爽，并不懷疑他。

乙去后，甲經常到乙家，過分地殷勤。時間長了，兩下來往很親密，不過甲還是無機可乘。凡是乙寄回來的信件，都由甲那里轉遞，甲于是心生一計，模仿乙的筆跡寫了封信，說在外旅行不方便，拜托甲陪同自己的妻子一起來漢口。乙的妻子因為思念丈夫心切，非常相信，于是一同到了香港，搭了船去。哪里想到甲所前去的地方是福州，不是漢口。等到了地方，甲先上岸，假稱尋訪乙，回到船上告訴乙妻說：“您的丈夫實在太誤事了，他于半月前前往天津進貨，大約到年底才能回來，你我只能暫且住在這里等他。”于是在南臺租房子住下，在住宅中，甲用一些暗示性的語言挑逗，并用放縱的語言打動乙妻的心，居然與乙妻通奸了。在此一住就是一年，乙妻問甲說丈夫何時能回來，甲想盡辦法支吾敷衍過去。乙妻漸漸地知道了甲的騙局，可是一個人孤身在他鄉，根本沒有人可以告訴，只能含憤忍辱而已。

甲的妻子自從甲走后，好幾次收到乙的來信，信中并沒有提到他的妻子到沒有到的事情，心里非常懷疑這事，于是托人到香港探查詢問。那知所托這人本是個鄉間毫無見識的人，正巧幾個月前有一艘船開往漢口，途中沉沒，馬上就認為甲所乘的就是這艘船。回來后告訴甲妻，甲妻向來放蕩，原本就不能一個人守著空床，得到了這個惡噩后，就另嫁人而去了。

乙因為家中很長時間沒有消息，很不理解，正碰上西洋國的朋友讓他到福州追要銀子，并將順便回家一趟。在福州偶爾到南臺作一番狹邪之游(去妓院)，忽然在車上看見有一女人斜靠著門，樣子很象自己的妻子，又回頭看了好幾次，神氣模樣舉止都極為相像，心里感到疑惑，于是叫車夫暫時停下，在其房屋旁邊找了一個小茶館，品著茶問道：“左邊的鄰居是什么地方人?”回答說從廣東來。不一會兒，隨即看到一人帶著東西進了屋，仔細一看正是甲。乙心里知道有些蹊蹺，就召集了好幾位朋友，進門質問。可是甲知道事情敗露，已經從后門逃走了。乙妻從房中出來相見，又悲痛，又高興，又慚愧，百感交集，即告訴乙這件事原因。乙詳細地詢問了事情的始末，知道妻子中了人家圈套，并不是她的罪過，憤怒地連聲喊叫“可恨，可恨!”認為甲不是東西，到官府控告，請求追究，可是甲已經跑到很遠的地方了。

外史氏說：“我曾說，文人的沒有德行比商人更加厲害，因為他深思熟慮，策劃精密。可是回到家他卻見不到自己的妻子了，甲騙別人，正是在騙自己，誰說善惡之報應有時會有差錯呢?”

本篇小說雖屬明清小說較常見的奸情題材，卻絕不流于庸俗。從人物形象以及故事的敘述過程中，已經透出了若干新氣息，這是難能可貴的。

首先是商人形象。明清小說中本不乏商人形象，但乙的形象與眾不同。第一，“乙行賈”、“善居積”，這是一般商人的特點。但“乙為西國友招至漢口，代司出入”，受雇于外國商人代營生意，甚至是部分業務的全權負責，而且是長期的，這是封建社會末期與西方通商后出現的新鮮事物，乙無疑是早期買辦的形象。文學作品中出現這種人物，是古中國開始受到西洋文明滲透的一個表現。

第二，商人乙的人格、操守與文化意識已表現出某種近代特征。作品雖然對乙著墨不多，但可以看出，他善于作生意，但并不一味鉆入錢眼，而是仗義疏財，心胸寬闊、性情豪爽，甚至不顧封建禮教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把妻子托付于朋友。更可貴的是，在知道妻子已經失身于人的時候，也并沒有按照“失節事大”的封建觀念，將罪過一味地歸咎于女性身上，而是“知妻誤墮術中，非其罪也”，把妻子當作受害者，然后訴諸官府，控告真正的罪犯。

其次，作者在敘述過程中，摒棄了一些封建正統思想的桎梏。在封建社會，讀書為人生的正途，而從事商業，則被視為不道德，或是讀書科舉斷絕之后的被迫之舉，商人也常常被正統文化賦于奸詐無行，見利忘義的性格。作者在寫作中。卻沒有揚文抑商的先驗性框架，完全按故事的本來面目描寫。甲雖飽讀經書，自命賢良，卻不事勞作，甘心受人饋贈而毫無愧色。他不顧好友之托，對朋友之妻一見之下，便心懷企圖，進而精心設制圈套，使一位見識不多、孤獨無靠的女性被迫就范。可是外表上還擺出一副善人面孔與儼然的風度，不僅“席間強作莊容”，而且還以乙妻的保護人自居。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描寫中，作者把甲與乙兩相對照，以商人乙優良的品質反襯出文人甲的無行丑態。在這一點上，作者的意識應該說是超出了當時社會的一般觀念，或者說是體現了封建社會后期出現資本主義文化因素后新興起的文化意識。當然，這只是就作者對兩個人物的處理而言。事實上，作者作為封建時代文人，不可能完全擺脫封建思想的局限。有小說中，作者津津樂道于甲謀人之妻，而自己的妻子又被別人所謀取的因果報應，正是一例。這是應當加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