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書名、宗旨、寫作過程
《史記》的書名、宗旨、寫作過程
我先講《史記》的書名、宗旨和寫作過程。從《史記》的發生學講起，再講《史記》的文化學和文章學。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大書，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需要大寫的大書。這部書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這是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說的。司馬遷以前，中國還沒有這么大的一本書，諸子書中，《老子》五千多字，《孫子兵法》六千字左右，《論語》一萬三千來字，《孟子》三萬四千字左右，包括《莊子》《荀子》《韓非子》，也就六、七萬字，十余萬字。就史書而言，《春秋》約一萬八千字，《左傳》是先秦最長的一本書，十八萬字?！秴问洗呵铩肥羌w寫作，二十余萬字。司馬遷一個人寫了五十二萬字，在當時，沒有大的魄力、沒有大的智慧和才華，是寫不出來的。別看現在的鴻篇巨制很多，放在先秦兩漢這個背景下，它就是一本很大的書。這本書長久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思想文化形態。中國的書，對中國人的影響，除了《論語》，很難找到第二本書，有《史記》對我們影響這么深。我們現在老講諸子影響很深，其實，《史記》的影響不在他們之下。
《史記》是了解中華文明的一部必讀書，它起碼有三個方面可以稱為文化典范：第一，《史記》是中國正史的典范，它建立了五種體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就像如來佛的五個手指一樣，我們歷朝正史的體例，都沒有跳出它的手掌心，也就是紀傳體的正史范式。這一點，影響是很深遠的，可以說，我們歷史的脈絡是司馬遷給我們埋下來的。第二，它是中國文章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以后，歷代古文的寫作都追隨《史記》《漢書》，史、漢是它們的標本，如果沒有《史記》的榜樣，就沒有韓、柳、歐、蘇的文章，現在我們看到的中國古代文章的模樣，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第三，它是中國人物行為的典范，全書寫了四千多人，其中，寫得最生動的，大概有百十人。他們的音容笑貌，他們的道德、智能、行事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各個階層人物的人生選擇。所以，我覺得，《史記》寫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中國故事”，久遠地作用于世道人心，應該把它放到模塑中國精神這么一個高度去認識。
《史記》過去叫《太史公書》，用司馬遷自己和他的父親官名的尊稱去命名這本書，這遵循著先秦諸子用其姓氏命名其書的慣例，如《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司馬遷和他們一樣，用“太史公”來命名，所以，《史記》蘊含著諸子寫作的情結。司馬遷自覺追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成一家之言”，過去編《四庫全書》時，就把“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者”放進子部，所以，司馬遷有一種非常濃郁的諸子寫作的精神追求，他保留著一些先秦諸子的作風。《史記》以后的正史，這種思想家、文學家融在一起的自由寫作的風度，幾乎消磨殆盡了。我們說，中國正史是《史記》奠定了基礎，而真正的規范化是在《漢書》，所以，后來史學家對《漢書》評價很高，那是因為它規范化了。
歷代史書最具諸子風采的，當推《史記》。正因如此，班固批評司馬遷有“三蔽”，也就是三個短處，他說：“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批評司馬遷的思想體系有問題，說他不是儒家的體系，而是黃老的體系。“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批評司馬遷在社會體制上，追求游俠的功績。“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批評司馬遷的財富論，也就是他的經濟思想。這所謂的“三蔽”，后來的史家都沒有做到，認為是司馬遷的弊端，實際上它就是先秦諸子思想自由的遺風?！妒酚洝窌拇_定，是東漢晚年漢桓帝時期的事了，這有碑刻的文字記載，經過二百余年的沉淀，才把它定名為《史記》。我們看“史記”這個詞就知道，“史記”過去是一個通名，比如諸侯史記、各國史記；又比如，孔子到洛陽去之后，論史記舊文；《孔子世家》里面也講，他因魯史記做《春秋》，等等。到這個時候，“史記”就變成《太史公書》的專名了，歷史書的通名變成專名。這就像孔子說的話，叫做“子曰”，“子”本是對有德行的男子的尊稱，后來這個泛稱變成孔子的專稱，其他人只能加上姓氏，使用“孟子曰”“荀子曰”“韓非子曰”了。唐弢寫書話，創造了一種文體形式，后來“書話”一名，就成了“唐弢書話”的專稱，他的書名就叫《書話》，后來叫《晦庵書話》，對一種寫作方式，打下了很深刻的個人印跡。
《史記》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搜集、積累和整理材料，由司馬遷在四十二歲到五十五歲，用十四年時間寫成的，這是“十年磨一劍”的投入自己生命的力作?！顿Y治通鑒》前前后后寫了十九年，而且司馬光在洛陽搞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室，帶了三個職位和輩分比他低的歷史學家，先搞材料的長編，他本人又做了許多考訂，自己動筆結撰，用了十九年的苦功，才算告成。司馬遷寫《史記》，接觸到后人難以接觸到的許多文獻材料，這是他得天獨厚之處。按照漢武帝時候的制度，“天下郡國文書，先上太史公，副上宰相”，諸侯國或者郡縣上來的文書，先呈報太史公，副本才交給宰相，以致到了東漢時的衛宏，說太史公比宰相的官還大，那是不對的，太史公是個下大夫，下大夫也就是現在處長、司長之類，是九卿之一的太常下面的一個官職，相當于七品官員。由于他處的位置非常關鍵，專管文書檔案材料，歷史材料來源是很豐富。我們后世的學者，尤其是疑古派學者，往往低估了太史公，比如說，考證《老子》，司馬遷明明寫老子在孔子之前，到民國年間，疑古學者非要考證出《老子》在莊子之后，甚至是《呂氏春秋》到《淮南子》之間的作品不可。郭店楚簡一出來，這個戰國中期的墓里出土三個版本的《老子》，作為民間私人寫作的《老子》從寫成傳播到這時，沒有近二百年的時間不行，可見《老子》是春秋晚年的東西。又比如錢穆先生，令人尊敬的錢賓四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考證《孫子兵法》是孫臏寫的。1972年山東臨沂的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使得“《孫子兵法》乃孫臏所作”的說法不攻自破。司馬遷以朝廷藏書作“名山事業”，網羅文獻而嘔心瀝血，其“信史”追求無可懷疑。我們不講細節，細節上，經一個人之手寫這么大的一部書，有一些毛病是可能的。但在大的歷史框架和重要關節上，太史公是不會掉以輕心的，是經得起歷史驗證的。
司馬遷搜集材料和處理材料的方法，調動了他那個時代最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大體采用了四種材料，一是皇家圖書館的古籍，當時的簡帛和全國匯集來的遺文古事。司馬遷十歲誦古文，從孔安國學古文《尚書》，從董仲舒學《春秋公羊傳》，已經具有把古文獻當做專家之學進行處理的能力。應該強調，這種專家能力具有關鍵作用，它能有效地對浩繁的材料進行鉤沉發微，辨偽擇善，組合貫通。司馬遷所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殊語”，就是搜集豐富的古籍文獻，以杰出的專家能力，進行比勘、衡量和取舍，對其中的差異錯雜之處加以協調和整齊，形成一個可靠、清楚、渾然一體的史學體系。
第二種材料來源，就是司馬遷做了許多田野調查，他二十壯游，幾年間跑了幾萬里路，在全國各地調查民間的傳聞和考察歷史的遺跡。以實地調查，印證和補充文獻記載及其不足。所以，太史公對人文地理了然于心，寫戰爭的攻防態勢，軍隊的調動路線，在地理方位上，毫不含糊。就連考察各省山川形勢，“足跡半天下”，于地理民俗了如指掌的清初大學者顧炎武，也在《日知錄》中推崇《史記》的敘事：“秦楚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后代書生所能幾也。”司馬遷不僅從民間實地獲取材料，而且獲得民間思想，改造了歷史寫作的形式。比如說，韓信的胯下之辱、漂母賜飯，這是小孩子的事情，小孩子鉆褲襠，或者，小孩子餓了，河邊漂洗衣服的老太太給他飯吃，這些故事，過去的史書中很難寫進來的。在司馬遷的眼光中，民間生活支撐著、影響著人生軌跡，進而支撐著、影響著歷史進程。韓信封為楚王后，受恩必報，賜給漂母，就是那個漂洗衣服的老太太一千金；韓信又不念舊仇，冊封曾經讓他鉆褲襠的少年為楚中尉，當時楚中尉是諸侯國中俸祿二千石的軍事長官，成為自己手下最重要的將軍。韓信小時候很貧窮，把他的母親埋葬在高敞地，旁邊可置一萬戶人家。這些資料，是司馬遷壯游時，在淮陰采集的。就連陳勝、吳廣的事跡，陳勝種地時所發的感慨，他動員揭竿而起時所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都是實地采訪所得?，F在到安徽宿縣的涉故臺，還可以看到魚腹藏書灣，篝火狐鳴處。這些來自大地的材料，把司馬遷與民間道義和情緒，連在一起了。不僅材料來自民間，他的歷史觀也因此帶有深刻的民間性。
第三種材料來源是國家檔案館的收藏，也就是采納“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這類檔案材料，在后來歷代王朝動亂和興亡中，多被焚毀，不然太史公看到的這些簡帛埋入地下，現在也成了出土文獻了。
第四種材料是從朋友，尤其是當時的王侯大臣的后人，或者事件的經歷者那里獲得的。這就像我們搞現代小說史一樣，小說家本人或者他的后人還存在，只要用心，是可以獲得一些還帶著體溫的材料的。司馬遷采訪了王侯將相的后人。在漢初封的列侯里面，沛縣出來的就有三十二個，劉邦后來把政權交給呂后，是有道理的，他愛江山不愛美人。實際上，劉邦跟戚姬的感情最深，戚姬和他一塊隨軍轉戰，但是，江山交給戚姬是不行的，當時樊噲都要殺戚姬，戚姬是壓不住當年拉竿子上來的這批侯爺的。而且這些侯爺，都不太懂規矩的，像屠狗的樊噲，還有趕車的夏侯嬰，賣布的灌嬰，作刀筆吏的蕭何、曹參，這些人都是跟劉邦在豐、沛這個地方起事的，附驥尾而封侯的人物。司馬遷到了豐、沛，或者在長安采訪這些侯爺的后人，很多“高祖功臣”攻城略地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在與樊噲的孫子樊他廣交往中獲得的，這在《史記》列傳的論贊里都交代得很清楚。
司馬遷出生在陜西韓城，這個地方接近傳說中大禹治水鑿開的黃河龍門山，因此，他的學問又稱“龍門史學”。對《史記》撰述的思想情調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生大事，也就是他人生的坎子，有兩個最為關鍵，一個發生在三十六歲，一個發生在四十八歲。三十六歲時，也就是漢武帝元封元年，漢武帝去泰山封禪，當時司馬談在洛陽病危，司馬遷從出使的云貴川趕回，接受臨終遺言。司馬談握著兒子的手說，我死后，你必然當太史官，不要忘了我們所要寫的著作，要揚名后世，以顯父母，這才是孝之大者。司馬談還說，孔子作《春秋》，至今已四百余年，史記放絕，我很擔心“廢天下之史文”，你一定要把這件事做好，當時，司馬遷滿臉淚水，信誓旦旦要把它完成。所以，《史記》是司馬談父子生命的結晶，繼承孔子作《春秋》的修史宗旨。
第二個人生坎子，四十八歲時，李陵率五千步卒深入漠北，被匈奴八萬大軍包圍，鏖戰十幾日，殺傷萬余敵兵，但李廣利和老將路博德的援兵未至，遂降匈奴。司馬遷當過李陵的同事，當漢武帝問司馬遷的看法時，司馬遷說李陵“有國士之風”，兵敗降敵出于不得已，還說李陵想尋找機會報漢，為他辯解，這事當時也就過去了，一年之后，漢武帝以“誣上”罪給司馬遷處以宮刑，這是奇恥大辱的一個刑罰。本來漢武帝時有贖刑制度，比如“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古代五刑是墨、劓、剕、宮、大辟，墨就是在臉上刺字，劓就是割鼻子，剕就是砍腳，宮刑，還有大辟就是殺腦袋。宮刑是第二等重刑，據我初步考證，司馬遷要贖他的罪，需要繳納大辟的百分之六十，即三十萬錢贖金，相當于三千六百石糧食，當時的石比較小。太史公是中級官員，官俸一年有六百石，需要六年的薪俸，不吃不喝，才能贖這個罪，相當于現在百萬以上的贖金。他沒有當過可以“刮地皮”的州郡大員，沒有當過可以劫掠或受重賞的將軍，由于“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過去的朋友也不搭救，左右親近不給他說話，陷入如此奇恥大辱的悲痛中。所以，《史記》中對世態炎涼的悲憤情緒，處處可見。這就使司馬遷重新理解生命，釀成濃郁的發憤著書的情緒，他說“西伯拘羑里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对姟啡倨蟮仲t圣發憤之所為作也。”人生的坎坷，作為一種發憤著書的內在氣質，彌漫于《史記》的字里行間。
由于具有這種生命體驗和歷史了悟，再加上他的曠世天才，所以，司馬遷寫的《史記》被魯迅推崇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我更愿意從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或精神譜系形成的角度來看《史記》，十幾年前《光明日報》曾經讓我開列十部最喜歡的書，我把《史記》列在第一位。更有意味的，是可以從《史記》中尋找到中國人行為方式的某些原型（archetype）。比如，講尊師，也許想到張良的圯橋進履；講重才，也許想到蕭何追韓信；講忍耐，可以想到韓信的胯下之辱；講信義，可以想到季布的一諾千金。這些原型既涉及修身，也涉及治國。勾踐的臥薪嘗膽，項羽的破釜沉舟，韓信的背水一戰，范蠡的扁舟五湖，蘊含著何等的意志、決心、氣節、豪情和瀟灑。再如焚書坑儒，指鹿為馬，項莊舞劍以及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又包含著多少殘酷的權術和悲哀的命運。人們尋找中國人的心理行為模式，多從經子典籍著眼，其不知史書也以歷史的殘跡在編織國民精神的網絡！所以，我認為《史記》對民族精神血脈的影響，除了《論語》記錄孔子的嘉言懿行之外，很難再找出第二部書，有它影響這么深，其影響不在老、莊、孟、荀之下。當然，知識分子可能受老莊影響多些，但從整個民族來說，在鑄造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上，《史記》所講述的一系列“中國故事”，起到非常深刻久遠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