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前期論點的梳理

魯迅前期論點的梳理

魯迅的文學史觀，在眾多論著中都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在一些文學史和文學理論著作中，也有明確的表述。以文學的起源問題為例，我們印象較深的，就是他的“勞動起源論”，其具體論點則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杭育杭育派”之說：

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復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么，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這則文字由于其觀點的明確性和敘述的生動性，許多文學理論著作和教材樂于引用，作為“文學起源于勞動”的重要佐證。至于魯迅在此問題上有無其他說法，則很少見到，似乎魯迅對于文學起源問題的見解，就是如此明了單一。不過仔細披覽魯迅的前后各個時期著作，隨著他思想的發展，觀念的變化，還有場合的不同，魯迅對于文學的起源問題，所說卻有相當的差異，內容相當的龐雜，有必要重新作一番清理。

首先，魯迅在早期的一些論著中發表過這樣的論點：

……蓋人文之留遺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聲。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宮，冥契萬有，與之靈會，道其能道，爰為詩歌。其聲度時劫而入人心，不與緘口同絕；且益曼衍，視其種人。（《墳·摩羅詩力說》）

嘗聞藝術由來，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樸不雕，以給事為足；已而漸見藻飾，然猶神情渾穆，函無盡之意，后世日有遷流，仍不出其封域。（《集外集拾遺·〈蛻龕印存〉序》）

前則文字寫于1907年，后則文字寫于1916年，皆五四運動之前，當時魯迅二十六歲至三十五歲，正是青年時期。魯迅在這里所說，就是認為“詩歌”“藝術”是“天然”生成的，是“古民”感受了自然“萬有”之后，產生了“靈會”的結果。而其風格呈現“大樸不雕”的“渾穆”面貌。我們可以將魯迅的這種觀點，概括為文學的“天然”或“自然”起源論。

在《漢文學史綱要》中，魯迅也有類似的闡述：

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聲音，自達其情緒而已。聲音繁變，寖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樸淳，心志郁于內，則任情而歌呼，天地變于外，則祗畏以頌祝，踴躍吟嘆，時越儕輩，為眾所賞，默識不忘，口耳相傳，或逮后世。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以祈靈貺，而贊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試察今之蠻民，雖狀極狉獉，未有衣服宮室文字，而頌神抒情之什，降靈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呂不韋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鄭玄則謂“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詩譜序》）雖荒古無文，并難征信，而證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間之心理，固當以呂氏所言，為較近于事理者矣。

按照此節文字所說，則文學之發生，蓋在“原始之民”“群中”，隨著聲音變化形成言語，而初民以言語“自達其情緒”“乃兆歌詠”。“歌詠”中便有文學，文學之起源在茲矣。這里的基本意思是，文學乃是“原始之民”群體活動的“自達”的結果。文章列舉呂不韋、鄭玄二人之說，最終認同呂氏之論，“為較近于事理者”，則亦基本持初民自發之論。關于“葛天氏”者，本身亦難稽考。古人釋云：“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宋·羅泌《路史·禪通記》）既云“不言”“不化”“無能名之”，可知“葛天氏者”，實遠古荒天之謂也，人類初起時期之泛指泛稱。這種“原始之民”在“不言”“不化”情況下“自達其情緒”的說法，亦即文學的自然起源論。

魯迅的這種文學起源的“天然”說或自然說，闡述了一種社會人文現象從無到有的自然生長過程，它的性質無疑應該歸入進化論的范疇。

另外也應看到，魯迅的這種文學自然生長的起源論，與中國古代傳統的一些說法也比較接近。《文心雕龍·原道》有云：

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于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锽。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這里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意思是先有思想意識，然后便有語言產生；而有了語言，然后便有文章。劉勰說這是“自然之道也”，的確是一種文章產生于“自然”的論點。看來魯迅的文學起源“自然”說，是他在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文論基礎上，又接受了西方傳入的進化論之后形成的，也可以說是中西合璧的成果。當然，魯迅的觀點與古代傳統的“自然”說存在重大的差異，主要是劉勰等的“自然之道”說，最終要歸結到“圣人”那里，說是“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等等，然后才有文章產生，所以它是一種通過圣人的“自然”論。所以《文心雕龍》在“原道”之后第二篇，緊接著就要講“征圣”，說圣人如何如何創造文章，并為后人樹立榜樣；而魯迅只是說是先民“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宮，冥契萬有”“自達其情緒”，與圣人無關。正因此，魯迅的論點，本質上更多的是近代進化論的自然說，與古代依托圣人的自然說有著本質的不同。魯迅的這種文學起源于“原始之民”“自達其情緒”、亦即文學隨著人類的進化而“天然”產生的觀念，是與他前期持物競天擇的進化論觀念相一致的。《漢文學史綱要》寫作時間在1926年的9月至12月，是他在廈門大學文學院任教時的講義。此前他在北京受北洋軍閥嚴重迫害，被迫南下，而在廈門亦因人事關系及環境風氣問題，思想苦悶，心情抑郁。當時他對社會的看法已經開始了變化，社會進化論的思想已經開始動搖，已經開始接觸唯物史觀的階級斗爭理論。但在其世界觀尤其是在學術思想中，進化論的根子很深，暫時尚未受多大影響。在此種背景下，他的文學起源思想，當然會表現出進化論的濃厚色彩。

在這種“天然”說之外，魯迅還發表過另一種不同的說法：

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之上，則自造眾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為中樞，又推演為敘說，而于所敘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頌其威靈，致美于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遂繁。故神話不特為宗教之萌芽，美術之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

由是可知，魯迅認為神話乃是“初民”所造的一種文化現象，它是“宗教之萌芽，美術之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既為“文章之淵源”，當然是文學的起源了。由于它還是“宗教之萌芽”，所以比宗教的產生也更早。魯迅在此完全從“初民”與“神”之關系立論。魯迅在這里發表的是文學起源于神話論，在他的敘述中，他是將神話當作人類文化包括文學的總源頭了。它的出發點及性質，與不涉及“神”的文學“自然”“天然”起源論顯然不同，也與作為唯物史觀的勞動起源論（“杭育杭育”派）頗存距離，顯然屬于另外的理論體系。《中國小說史略》初撰于1920至1924年，上卷初版時間為1923年12月，1930年再版時魯迅曾作過修訂，但此處論點并未稍改，表明他一仍原意。

這種文學起源于神話說，與前述的文學“天然”發生說，在形態上有些接近，但在實質上存在一條明顯的界線：即“天然”說中雖亦有“復有巫覡，職在通神”的內涵，與“神”發生一定的關聯，但基本的內涵還是“原始之民”“自達其情緒而已”，也可以說以人自身的生活為主，人神關系不是主導要素；而神話說則明確地“以神格為中樞”，神居于核心地位。

在魯迅早期（1927年之前）的論著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他一些關于文學起源的說法。例如《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講義稿）中說：

我想，在文藝作品發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后的。詩歌起于勞動和宗教。其一，因勞動時，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卻勞苦，所以從單純的呼叫發展開去，直到發揮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有自然的韻調；其二，是因為原始民族對于神明，漸因畏懼而生敬仰，于是歌頌其威靈，贊嘆其功烈，也就成了詩歌的起源。至于小說，我以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借它忘卻勞苦了，即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而這種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所以詩歌是韻文，從勞動時發生的；小說是散文，從休息時發生的。

但在古代，不問小說或詩歌，其要素總離不開神話。印度、埃及、希臘都如此，中國亦然。只是中國并無含有神話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話，現在也還沒有集錄為專書的。（《魯迅全集》，第8卷第31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首先要說明的是這篇文章的文本狀況。這是魯迅1924年7月在是西北大學組織的暑期講演稿，據《魯迅全集》1959年版編者說明，該文在魯迅生前從未發表過，而1959年第一次正式面世，收入《魯迅全集》中，是依據1924年陜西省教育廳印行的講義稿刊發的，所以在講演之后，魯迅本人從未對它作過任何修改，應當說這個文本很忠實于最初講演時的原來面貌。魯迅在文章中談了“文藝”的“發生”問題，亦即起源問題。魯迅的說法是，“詩歌起于勞動和宗教”。這說法與他在其他場合所發表的意見有很大不同。首先是“起于勞動”說，這是唯物史觀的論點，“勞動創造人類”“文學藝術起源于勞動”，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尤其是恩格斯那里有權威的論述。魯迅發表這樣的觀點，表明當時的魯迅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接觸到了并且接受了唯物史觀的思想觀念。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在20世紀二十年代左右，陳獨秀、李大釗等早已在大力宣傳鼓吹馬克思主義，包括唯物史觀，魯迅與他們都是《新青年》的朋友，思想上很接近，他接觸到唯物史觀的學說，接受其中某些觀念也不足為奇。

然而魯迅這里還說到了“宗教”，將它也當作文學的源頭之一。關于文學起源“宗教”說，是另一種來自西方的傳統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學界，也有相當的市場，不少著作和文學論文，都持這種論點。連魯迅這樣頭腦清醒的激進民主主義者都受到它的影響，可知這種說法在當時相當普遍。

魯迅在這里還說了第三種意見，即“至于小說，我以為倒是起于休息的。”這是文學起源于“休息”論。這種意見，不知何所據，也可能是魯迅自己的發明，所以他說“我以為……”。這種“休息起源說”，就其性質說，與勞動起源說有相當的關聯，因為按照一般理解，勞動之后需要休息，休息之后再做勞動，這是先民的日常生活規律。但也不能因此將它就看做是“勞動起源說”的補充，因為畢竟休息就是休息，與勞動是兩種生活狀態。這一種意見，我認為很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這是魯迅自己的發明創造。由此可知他在文學理論問題上，固然以吸收既成的一些理論擇優而從為基本態度，但在必要時，他也以自己對文學和生活的深入思考，提出屬于自己的獨到的理解。他不盲從，也不墨守成規，顯示出作為大學問家固有的那種“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氣度和風致。

看來，魯迅在這篇講稿中所闡述的文學起源理論是相當復雜的。首先，他將文學按照文體區分，提出文體不同起源也不同：詩歌起源于勞動與宗教，而小說起源于休息。這樣不宗一家的說法，應當說是很獨特的，我們不妨將它稱為“分散的文學起源說”，或者叫做“綜合的文學起源說”。其次，如果按照唯物、唯心的界線劃分，那么魯迅在這里就是既接受“唯物的”“勞動起源說”，又接受“唯心的”“宗教起源說”，同時還主張既非唯物亦非唯心的“休息起源說”和“自然起源說”。似乎魯迅至少在1927年前，他的文學起源論中有多種成分，內容相當的駁雜，而且并不存在明確的唯物、唯心的界線。在他所主張的諸多“起源”說中，他對兩種起源說在時間上作了先后的界定，說“在文藝作品發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詩歌在先，小說在后的”，所以他的意思還是起源于“勞動”在先，然后才是起源于“休息”。不過他對于“自然起源說”與“勞動起源說”“休息起源說”還有“宗教起源說”的相互關系，以及它們之間哪個最“先”、哪個稍“后”的問題，則并未作出較為詳細的說明。

從以上我們所梳理的一些材料來看，魯迅在1927年之前，他在文學起源問題上的觀念相當復雜。這里既有進化論的先民“自達其情緒”的自然發生說，也有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的起源于勞動說，也有屬于西方古典學派的文學起源于宗教說，甚至還有他自己創立的“休息”說。給人的印象是：第一，他當時的思想觀念已經相當龐雜；第二，他在“起源”問題上的觀點，似乎是持著在一種基本觀念（進化論）基礎上的“多種起源”“多方面起源”論。雖然當時占據他世界觀主導地位的還是進化論的觀念體系，但在一些具體學術理論上，并非進化論的一統天下。在這里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思想多元化的魯迅，或者說其理論主張不免有些駁雜的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