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愿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愿大王孰察之。

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憐焉。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于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

蘇秦相燕，人惡之于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于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壁。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于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于世，義不茍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于眾口哉？

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于俗，牽于世，系奇偏之辭哉？公聽并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仇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后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

是以圣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后，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仇，疆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于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圣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柢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獨化于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眾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于諂諛之辭，牽于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于威重之權，脅于位勢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讒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譯文

我聽說“忠心的人無不得到好的報答，誠信的人不會遭到懷疑”，我平常認為這說法是對的，現在才明白這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從前荊軻愛慕燕太子丹的義氣，準備替他去刺殺秦王的時候，天上白虹貫穿太陽，而太子丹還害怕他不想去；衛先生為秦王謀劃乘長平之捷一舉滅趙，天上太白金星掩蔽了昴星，秦昭王卻還要懷疑他。荊軻、衛先生的精誠之心感動天地，使得天上出現了異常現象，可是燕太子丹和秦昭王卻不理解，這難道不使人傷心嗎！現在我竭盡忠誠，把我的主張全說出來，希望你能了解，可你身邊的人不明白我的用心，結果讓我去接受官吏的審訊，被世人懷疑。這就是即令荊軻、衛先生復活，而燕太子丹、秦昭王還是會不理解他們的事情啊。希望大王仔細地考慮一下。

從前玉人卞和獻寶，楚王砍掉他的腳；李斯竭盡忠心，胡亥卻把他處以極刑。因此箕子假裝發瘋，接輿隱居不仕，都是害怕遇到這種禍患。希望大王考慮一下玉人卞和與李斯的本意，去掉楚王、胡亥那樣的偏聽偏信，不要讓我被箕子、接輿譏笑。我聽說比干被紂王剜出了心肝，伍子胥的尸體被吳王裝進皮口袋拋進了江中，我起初不相信，現在才明白真有這種事。希望大王仔細考慮，對我稍加憐惜吧。

俗話說：“有的人從初相識到頭發白了還像剛認識一樣；有的人在路上碰見，停車交談，就像老朋友一般。”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彼此了解和不了解的緣故。所以樊於期從秦國逃到燕國，把自己的頭交給荊軻，讓他去完成替燕太子丹刺殺秦王的任務；王奢離開齊國到魏國，登城自刎，為的是使齊國退兵，保全魏國。王奢、樊於期對于齊王、秦王來說，并不是新交，對于燕太子丹和魏王來說，也不是老朋友，他們離開齊、秦二國，為燕太子丹和魏王而死的原因，在于這種行動合乎他們的志向，和他們無限向往義氣的本性。因此蘇秦對天下的人不講信用，而對燕國卻像尾生那樣講究信用；白圭在戰爭中丟掉了中山國六座城池，卻為魏文侯攻取了中山國。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他們君臣之間確實相互了解啊。

蘇秦在燕國作相，有人在燕王面前說他的壞話，燕王按著劍發脾氣，還把的肉賞給他吃；白圭在中山國地位顯貴，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說他的壞話，文侯卻賞給白圭夜光璧。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兩位君主和兩位臣子，披肝瀝膽，相互信任，哪里會因為一些沒有根據的言論而改變看法呢？所以女子無論美丑，一進皇宮就受人嫉妒；做官的人無論是賢還是不賢，一提拔到朝廷也受到別人的非議。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受刑，被削掉了膝蓋骨，最后在中山國做了丞相；范雎在魏國被打斷了肋骨、敲斷了牙齒，最后封為應侯。這兩個人都相信勢在必行的計謀，拋棄朋黨間的私情，堅持孤介獨立的處世原則，所以他們不可避免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因此申徒狄自沉于雍州河中，徐衍背著石頭自沉入海，他們不被世人所容，堅持正義，并不隨隨便便在朝廷結黨，用來改變君主的想法。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要飯，秦穆公把國政委托給他；寧戚在車下喂牛，而齊桓公卻委任他處理國事。這兩個人哪里是素來就在朝廷做官，靠著身邊人的贊美，然后才得到兩位君主的任用呢？他們是和君主心心相印，行為相合，象膠漆一樣堅固，兄弟都不能離間他們君臣之間的關系，難道眾人的言辭能使他們生疑嗎！

所以聽信片面的言辭就會出現壞事，單單信任一個人就會出亂子。從前魯國君主聽信季孫的說法趕走了孔子，宋國君主相信子冉的計謀囚禁了墨翟。憑著孔子、墨翟那樣的辯才，卻不能避免讒言和阿諛之辭的陷害，而二國因此處于危險之中。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眾人的議論可以熔化金屬，各種誹謗積在一起能夠毀掉骨肉之親。因此秦國任用戎人由余，卻在中國稱霸；齊國任用越人子臧，而使齊威王、齊宣王強大起來。這兩國的君主哪里受到過世俗的約束、世人的牽制和那些沒有根據的片面之詞的束縛呢？他們公正地聽取意見，全面地觀察事物，在當時以明察著稱。所以心意相合就是遠在胡、越的人也可以成為親兄弟，由余、子臧的遭遇就是這樣的例子；心意不合即使是骨肉親戚，也要成為仇敵，丹朱、象、管叔、蔡叔就是這樣的例子。現在君主如果確實能像齊國、秦國君主那樣明察事物，而不像宋國、魯國君主那樣偏聽偏信，那么五位霸主也不夠格和他相比，而要成為三王那樣的君主卻很容易了。

因此周武王覺悟了，拋棄了子之那樣的“忠心”，而不喜歡田常那樣的“賢人”，封賞比干的后人，為被紂王剖腹的孕婦修墓，所以他的功業覆蓋天下。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他想做好事的愿望沒有止境。晉文公親近往日的仇人，卻能在諸侯國中稱霸；齊桓公任用他往日的仇人，卻匡正了天下。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他們確實具備仁慈誠懇的心意，這種心情不能用空話來代替。

至于那秦王采用商鞅的辦法，向東削弱韓、魏的力量，很快成了天下的強國，可是最后卻對商鞅施以車裂的酷刑；越王采用文種大夫的謀略，擒捉強大的吳王而在中國稱霸，竟殺掉了文種。因此孫叔敖三次免掉相位而不后悔，於陵子仲辭去三公的高位，替人去澆灌菜園。現在君主確實能除去驕傲的心情，懷有可以使人報答的心意，披露心腹，情真意實，披肝瀝膽，厚施恩惠，始終和人同甘共苦，對人毫不吝嗇，那么桀的狗也可以讓它去吠堯，柳下跖的門客可以讓他去刺殺許由。何況還憑著君主的權勢，借著圣王的能力呢？這樣，那么荊軻刺秦王，聽憑秦王誅殺他的七族，要離為了謀殺慶忌而情愿燒死妻子兒女，哪還值得向大王一提呢？

我聽說把明月珠、夜光璧，在路上暗中投擲給人，眾人沒有誰不按著劍斜眼相看的。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這些寶貝無緣無故地拋到了人們面前。彎屈的樹根，盤繞曲折，而被君主器重，是因為他身邊的人先把它雕刻裝飾好了。所以無緣無故地拋到人的面前，即使拋出的是隋侯珠、和氏璧，只能結下怨仇，卻不會得到感激。所以有人先介紹、贊揚一番，那么即使是枯木朽株，也會建立功業而不被人忘記。現在天下那些出身庶民、處于窮困境遇中的士人，他們家境貧寒、地位卑賤，即使具備堯舜的治國策略，有伊尹、管仲那樣的辯才，懷抱龍逢、比干那樣的心意，想要盡忠于當世的君主，可是沒有象樹根那樣經過雕刻裝飾，即使用盡精力，想在當代君主面前表白忠心，要輔佐君主治理天下，那君主一定會用按著劍斜眼相看的老辦法對待他們。這樣就使那些出身庶民的士人，不能發揮出枯木朽株那樣的作用了。

因此圣王統治天下，應象陶工擺動轉輪一樣獨有主張，而不受到卑下言辭的牽制，不因為眾人的議論而改變主意。秦始皇相信了中庶子蒙嘉的話，信任荊軻，可是匕首卻暗中投過來了；周文王在涇、渭一帶狩獵，和呂尚一同坐車回來，卻在天下稱王。秦王相信身邊人的話使得國家滅亡，周文王任用偶然相識的人而稱王天下。這是為什么呢？是因為周文王能超出那些固執意見的干擾，拋棄不受約束的議論，獨自采用光明正大的主張。現在君主沉溺在奉承話中，受到帷墻內近臣妻妾的制約，使那些不受羈絆的人才和牛馬同槽共食，這正是鮑焦對時政感到憤怒而不留戀人世的富貴的原因。

我聽說穿戴得整整齊齊進入朝廷的人，不會用他的私心去玷污道義；修身立名的人，不會因為貪利而去傷害他的品行。所以聽說里弄名叫“勝母”，曾子就不進去；聽說城名“朝歌”，墨子便掉轉行車的方向。現在想使天下氣度寬宏的人士，受到威重權力的籠絡，受到高貴勢力地位的脅迫，轉過臉來，改變節操、玷污品行，來侍奉進讒獻諛的人，求得親近君主的機會，那士人只有隱伏在巖洞水澤而死，哪里會有人到宮廷來盡忠守信呢？

作者介紹

鄒陽（約前206—前129），西漢散文家。齊人。文帝時，為吳王劉濞門客，以文辯著名于世。吳王陰謀叛亂，鄒陽上書諫止，吳王不聽，因此與枚乘、嚴忌等離吳去梁，為景帝少弟梁孝王門客。鄒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茍合”，后被人誣陷入獄，險被處死。他在獄中上書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跡。梁孝王見書大悅，立命釋放，并尊為上客。

鄒陽有文七篇，現存兩篇，即《上書吳王》、《于獄中上書自明》。又《西京雜記》錄有他的《酒賦》、《幾賦》，不可信。從《上書吳王》可以看出鄒陽是一個有志于維護國家統一的人，在政治主張上與賈誼、晁錯有一致的地方。《于獄中上書自明》，情意懇切，在哀婉悲嘆之中包含著激憤感慨。文中反復征引史實，詞采華麗，多用排偶，有戰國策士說辭氣味。《漢書·藝文志》可能即因此把鄒陽列入縱橫家。

鄒陽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經濟逐漸恢復發展、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同時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潛滋暗長的時期。承秦之衰，為了迅速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社會經濟，劉漢皇朝在初期崇尚道家黃老學說，實行無為而治。到文帝、景帝時期，經濟上，社會生產力有所發展，出現了封建史家所艷稱的“文景之治”；政治上，劉漢皇朝日加鞏固，但諸侯王的勢力也在擴張，分裂因素不斷增加；思想文化上，諸子之學復起，士人的活動有一定的自由度，雖然不比春秋戰國時期任意馳騁，“合則留，不合則去”，但也可以講議集論，著書立說。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大約于文帝中期，鄒陽與著名賦家枚乘、嚴忌（即莊忌，為避漢明帝劉莊名諱改）等先后應聘至富庶的吳國。吳王劉濞是漢高祖劉邦之侄，漢初封于吳地3郡53城，地理位置優越，擅漁、鹽、銅山之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實力已經相當強大。國富起異心。吳王劉濞招致流亡，延攬賢士，謀奪帝位。鄒陽至吳之后，吳太子赴長安朝見文帝，與皇太子博戲，無意中被皇太子用博局（棋盤）砸死。當時御吏大夫晁錯又向漢景帝建議削弱諸侯王封地。這些使得吳王劉濞怨恨之余又添恐慌，遂暗地勾結其他諸侯王以及閩越、匈奴等，伺機叛亂。鄒陽微有察覺，寫下《諫吳王書》進行規勸。因他是吳王門客，其時叛亂尚未發動，所以只能隱晦曲折地加以勸說，文多隱語，常于言外見意。盡管如此，在文中他還是不無憂慮地指出，如若輕舉妄動，“則我吳遺嗣，不可期于世矣。”從《諫吳王書》可以看出，鄒陽既有維護諸侯王地位的動機，又見微知著地認識到中央集權的不可逆轉，具有維護國家統一的思想。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戰國游士的風氣已不能照舊存在下去。然而吳王劉濞剛愎自用，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于景帝三年（前154年）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發動了“七國之亂”，但很快被漢兵打敗，身死國破。

鄒陽勸諫吳王后不久，即與枚乘、嚴忌離開吳國，來到待士甚厚的梁國。梁孝王劉武為漢景帝同母弟，原為代王，后改封淮陽王，于公元前168年又改封為梁王。因仁慈孝順，被追謚為孝王，后人稱之為梁孝王。在七國之亂時，梁孝王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為維護西漢王朝的統一立下了大功。梁孝王因功勞顯赫，再加之受竇太后的寵愛，被授予天子旌旗，權勢“擬于天子”。因此故，他動了謀求帝嗣的野心，大力招賢納士，天下文人名士也齊趨梁國，鄒陽與公孫詭、羊勝、枚乘、司馬相如等都成了座上客。在羊勝、公孫詭等人的慫恿、策劃下，梁孝王在謀求帝嗣上采取了一系列實際行動。不過，這受到漢大臣袁盎等人的強烈反對，梁孝王盛怒之下，派人刺殺了袁盎及其他與議大臣十余人。

鄒陽死后，歸葬故里臨淄。在清朝咸豐元年（1851年）正月，臨淄知縣鄒崇孟立漢鄒陽故里碑。《臨淄縣志》有記載：“鄒陽故里，在辛店莊，有碑尚存。”碑文曰：“大清咸豐元年正月，‘漢鄒陽故里’，臨淄縣知縣鄒崇孟”。后人有詩曰：“招賢納士漢梁王，善辯鄒陽是智囊；總有小人羊勝妒，一腔血淚著華章。”

賞析：正氣凜然一丈夫，詞采絢爛真文士

鄒陽被系獄中，身罹殺身之禍，但并不迎合媚上，哀求乞憐，而在上書中繼續諫諍，字里行間，還很有些“不遜”（司馬遷語），充分顯示了他的“抗直”“不茍合”的性格，也是他“有智略”的表現。文章歷舉史實，借古喻今，雄辯地揭示了人主沉讒諛則危，任忠信則興的道理。全文辭格豐贍，運用靈活，富于文采，是漢代散文名篇之一。

據記載：“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茍合，介于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這篇書信就是在獄中寫就的。為什么會“今日階下囚，明日座上客”呢？超絕的散文魅力不失為一重要原因。全面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這篇文章中融注了他雄辯的才略，讓人不得不服；二是他入獄前后社會環境的改變促成的。鄒陽文婉而善辯，《上梁王書》不容爭辯的邏輯是作者得以獲釋的重要原因。公孫詭與羊勝乃是鄒陽入獄的始作俑者，他們鼓吹讓梁孝王向皇帝上書要地盤，鄒陽作為客卿，深知梁王此舉會引火燒身，反對向中央挑釁，故遭幸臣讒言，被拘入獄。后來，奏章被朝廷駁回，梁王竟在一怒之下暗殺了袁盎等多位元老大臣，朝野震驚，梁王深感自危，于是處死羊、公二人以謝罪，禍首被除，讒言不攻自破，鄒陽因此被釋，并同意向皇帝說情，梁王終于免死。

《獄中上梁王書》以說理為主，內蘊深厚，語言華麗凝重，語重心長，尤其辭格運用，靈活豐贍，下面就以辭格為主談談這封書信所表現作者的雄才大略和作文藝術：

本疏六十八句，一千二百四十七字，六個自然段，三部分。首先，作者連用八個典故備數歷代君王中沒有做到“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者，點明自己雖“盡忠竭誠”，但因“左右不明”蒙“卒從吏訊”的冤情。其次，作者連用二十九個典故說明：一、君臣相知才能做到君“不移于浮辭”，臣“不借譽于左右”；二、君王“公聽并觀”，不偏聽偏信，采取與暴君不同的作法，才能使忠臣不催禍，賢臣不遁世。作者如此肆揮筆墨，其目的是要梁王仔細斟酌：自己如何待臣子？ 如何待浮辭？ 凡事有無自己的主見？能否做到有錯就改？經過思索漸漸平息了梁王心中的徐怒，對自己“卒從吏訊”的作法產生懷疑。最后一部分中，作者對照現實，用八個典故說明君王不要靠“左右先為之容”，而要有自己的主見，才能使忠信之士趨于網下。這樣方能切中弊端，鞭辟人里，使梁王真正意識到自己偏信諂辭所產生的嚴重后果，一步步走出讒言的泥潭，痛改前非，達到獲釋的目的。全文所用辭格達十三種，且連用兼用極盡修辭之能事。

濮侃在《修辭格的運用與分析》中說：“所謂辭格，就是具有特定表達效果（或作用）的語言結構格式，這種格式有相對的獨立性，是修辭學上的格式，有語言標志（或聲音，或結構形式），它與其它格式有區別”。吳士文也說：“辭格是在言語活動中長期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特定結構，特定方法，符合特定類聚系統的模式。”綜上所述，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辭格就是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為了使讀者對語言文字有準確、靈活的把握和理解而運用的一種文學表達形式。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把辭格分為四類三十八種，李濟中在《關于修辭方式的分類和處理》中把辭格分為六類三十五種。由此，我們可見辭格的繁富，《獄中上梁王書》中，鄒陽選用了最能表達自己思想情感的一些辭格，運用得當，且主次分明。

一、稽古

稽古是援引古人的事跡或語言來闡述自己的觀點的一種辭格。準確巧妙地運用它可使文章內容更加充實，達到深化主題的作用，以增強文章的可信性和說服力。它可分為用典和引言兩種。用典則是引用古人的事跡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它是古書中最常用的辭格，或明或暗，或正或反，無所不可。明代文學理論家高琦在《文章一貫》中就提出了“用事十四法”：一曰正用，二曰歷用，三曰列用，四曰衍用，五曰援用，六曰評用，七曰反用，八曰活用，九曰設用，十曰借用，十一為假用，十二為藏用，十三為暗用，十四為逐段引證。．本文用典達四十五處，其中大多采用正用、評用相結合的方法。所謂“正用”就是“本題的正必用之事”，即“故事與題事相同也”，也就是作者所用典故的原始意義與其要表達的意思一致。所謂“評用”就是“引故事，因而評論之”，即把故事先擺出來，然后對其進行點評，借以表達作者的立場觀點、思想感情，讓讀者從中見出理來，如“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于志，而慕義無窮也”等。

讓我們再看看與鄒陽同時代的作家枚乘的《上書諫吳王》一文，盡管兩文體裁相同，但由于他們寫作目的不同，所用辭格也就不同，枚乘旨在說明起兵造反的危險性則多用比喻格，而鄒陽側重于用典。另外，它又不同于其它文章的用典，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旨在表達自己對遇刑的憤懣并言明他隱忍茍活的原因，所以他于文章的三處堆疊典故來表達自己強烈的感情，非連續用典。而《獄中上梁王書》的用典卻貫穿全文始末。那么，作者為什么要如此大量地援引歷史故事呢？ 其原因大概有三：其一，與作者當時所處情勢有關。他受諂下獄，面臨殺頭，處境險惡，形勢嚴峻，上書若能奏效，便有遇赦的可能；若稍有懈怠，不但性命難保，反會罪加一等而累及他人，所以他只好選用這一辭格來旁敲側擊，以便給梁王留有回旋的余地，不致于觸怒梁王。其二，與中化民族的傳統文化心理和作者的創作意圖有關。《漢書·藝文志》上就有“祖述堯舜，憲法文武，宗師仲尼”的記載，李世民在《教太子》中也說：“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圣。”雖梁王處于漢初，但作為皇子龍孫，不會不受此類教育，所以鄒陽援引大量的有關君臣的歷史故事，同時又運用對比的手法，使之在與歷代圣賢的對比中明辨是非，自慚形穢，達到勸諫梁王師法祖規，效法圣賢，體恤臣民的目的。其三，與這一辭格本身的特點有關。隨著歷史的推進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對歷史上發生的事件，人們都有較公正的評價，所以這種辭格就帶上了傳統的神圣性和不可懷疑性，用它闡述觀點，是非分明，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李斯的《諫逐客書》就充分利用了這一特點。同時，鄒陽又擔心因其太含蓄而難以說服梁王，所以他就一個意思一而再，再而三地闡述，例如連用荊軻，衛先生、卞和、李斯、箕子、接輿、比干、子青八個典故來論述忠不報、信見疑的觀點；用樊於期、王奢、蘇秦、白圭、司馬喜、范雎等典論述知與不知的異同；用箕子、接輿、孫叔敖、陵子仲等典故說明國君偏信浮辭，則會導致忠臣避世的結果。

引言就是援引古代圣賢之言或諺語、俗語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如“忠無不報，信而見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這些語句人人皆知，其含義明晰，用之作論點，除醒目外，還有不可辯駁之勢。

至此，我們就可以看見稽古不但可以使文章含蓄委婉，精練典雅，且易于引起讀者的聯想和想象，收到發弦外之音，生言外之意的效果。這也極適合作者當時的處境，既不使自己的目的太直露，又不得罪于梁王，起到了一箭雙雕的作用。且用典引言精當自然，猶如“水中煮鹽”，不露痕跡。

二、排偶

排偶包括排比和對偶，它們的共同點是句式大致相同，整齊有音樂感。不同點在于對偶句是由兩個結構相同，字數相等，內容相對或相關的句子構成，顯得美觀和諧，韻味溢于楮墨之間，可體現出文章結構上的對稱美。本文用對偶句二十處，其中散對十三處，如“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日昴，而昭王疑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等。工對七處，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等。

排比，是把結構基本相同，語氣基本一致的三個或三以上的句子排列在一起，表達相近或相關的內容。這樣則易于把復雜的內容表達的更集中更透徹，且句式整齊美觀，音節響亮，氣勢充沛，感情強烈，如排山倒海，勢不可擋。如“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于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等。

本文中，作者用對偶句陳述史實，用排比句言情說理，正符合他唯恐不能說服梁王的心理，但并不拘泥于排偶，而是整散相間，錯落有致。

三、提問

提問分兩種，一種是“胸中早有定見”，為了“提醒下文”而“故意設問的”自問自答式，且“必定有答案在它的下文”。它可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和遐想，與陳述句相間，可使句式語氣抑揚頓挫，跌宕起伏，這種辭格叫設問。另一種則是藏答于問中以激發讀者進一步思考的反問格，它既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肯定的語氣，又可用肯定的形式表示否定的語氣，無論哪種形式均可使作品氣勢峭拔，給人一種無庸置辨之感。本文提問十四處，其中設問、反問各七處，或連續設問，或連續反問，但兩種句式相間，猶如繁弦急管，緊緊地扣住讀者的心，不留給對方思考的余地，一氣呵成，達到說服對方的目的。如：

何則？ 知與不知也。（設問）

何則？ 誠有以相知也。（設問）

何則？ 兩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豈移于浮辭哉？（設問反問相兼）

此二人者，豈借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反問）感于心，合于行，親于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于眾口哉？（反問）

除上所述外，本文還用了其它辭格，如“東弱韓魏”中“弱”字屬移就，即“改變詞性”“何況因萬乘之權中的”“萬乘”代指天子，“枯木朽株”中“枯”與“朽”、“木”與“株”為變文同義，“朽木”與“枯株”又為同義連用，“左右不明”中的“左右”又為婉曲。還有共用、倒置、警策等格。雖用格頗豐，但表達井然，繁而不亂。

四、辭格運用靈活

魯迅先生在談到讀書創作時說：“必須如蜜蜂一樣，采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創作離不開語言，然一味地只求語言流暢或辭藻的華麗，則文章的趣味性就大打折扣。同理，本文運用辭格正遵循了這一規則，不但辭格豐贍，且運用靈活，單用連用兼用比比皆是。連用就是在一個句子或語言片斷中，連續使用兩種或多種辭格，如“今人主沉于諂諛之辭，牽于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此鮑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其中“帷墻”為借代，“牛驥”為比喻，鮑焦憤世又為用典。

兼用，“就是在一個句子（或一個語言片段）中，綜合運用兩種（或多種）修辭方式。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此句融警策、對偶、移就、變文同義四種辭格于一體，精譬深刻地闡述了多聚浮辭可以毀滅一切的道理，用語精練，含義深刻，發人深省，又容易吸引讀者，在文中起提綱挈領的作用，所以陸機在《文賦》中說“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劉勰稱它為“秀句”，現在常稱之為“警句”。“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燕魏也”，參照上文，王奢與齊魏、樊於期與燕秦出于一典，原句應為“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齊秦而故于魏燕”，其中燕魏倒置。句中“非新于”、“而故于”又為王奢樊於期共用之詞，所以本句倒置、共用相兼，使語句含量大增，又不顯得冗贅，以致分散讀者注意力。

作者時而用典，時而引言；時而設問反問相間，時而整散相間；時而用典對偶相兼，時而又共用倒置相兼，就是連用和兼用也不避交叉現象，如“蟠木根柢，輪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其中“蟠木”與“根柢”,“輪”與“離詭”屬同義連用，“萬乘”為借代，“何則？ 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又是設問、借代、比喻相兼。

鄒陽身處漢初，受到的是策士文風的影響，喜用典、重氣勢。文章正氣凜然，悲憤激越，詞采絢爛，富于感染力。用語婉轉，態度懇切，邏輯嚴謹，結構周密，辭格豐贍，用法靈活，旁征博引，反復說理，鋪張揚厲，“比物連類”，滔滔不絕，氣勢宏壯，是典型的戰國文章的瑰麗風格。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和不朽的藝術魅力。

附：

獄中上梁王書（詩）

不問歸期不乞憐，此心到底為誰偏。

用仇尚可安天下，斬袖還須視等閑。

自有英雄三去國，豈無騏驥一灌園。

東風萬里常施厚，披膽披肝擾向前。

通篇只一“乞”字最有骨力。鄒陽獄中上書梁王雖乞命乞憐，然顧左右以言他，幸出一大堆軼人軼事言信言義，說服主人以求不死，這是《獄中上梁王書》根本所在。這詩以“乞”做引，步步發揮，終成佳作。

“不問歸期”，乞之發端也。人在獄中死期將至，何處是歸？“不乞憐”，乞之別裁也。鄒陽受小人之陷被梁王下獄，不期獲斬，豈有不乞之理？本為一“乞”，卻言“此心到底為誰偏”，采用感嘆之法，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以史說事修棧道也；以仁乞人度陳倉也。此自是曲筆復意之功。

以“乞”為線，于開篇鋪墊已成，現只需因勢利導，順流而下即可。“用仇尚可安天下”義也，以義說人自是鄒大夫之能事：昔日齊小白以仇人管仲為相而匡扶天下，心胸如此寬廣，實乃大義之舉。而今你梁王怎不容我區區一人？言辭懇切義理俱明，“乞”亦乞到真切處。“斬袖還須視等閑”信也，以信說人更進一步。傳說尾生如約等人，人未來水先至，從容抱柱視死如歸。他人守信如此，我鄒陽豈不亦然？如此表明心跡，“乞”亦乞到沉痛處。

說義說信實乃說人，前四句向主人討乞已乞之可憐，這兩句再不能一路“乞”下去了。還要在主人面前表現一些英雄氣概。“自有英雄三去國，豈無才俊一灌園”便是如此。“英雄三去國”言孫叔敖三次相楚莊王，三用不喜三免不悔，自有幾分英雄氣度。“一灌園”言樸陵子仲拒絕楚王重金聘用，帶著妻子逃走為人灌園。這兩句輕描淡寫以欲蓋彌彰之筆使其言之愈真，乞之愈切，達到了不乞而乞的目的。至此詩路明朗，承轉順暢，高潮迭起，已然可觀。

前六句明乞暗乞已然奏效，現在到了總括之時，惟有深入下去，進一步表明心跡，做最后一搏，才有勝算。否則豈不前功盡棄！“ 東風萬里常施厚，披膽披肝擾向前”，君子以厚德載物，吾人豈有不披肝之理？上兩聯以唇舌之能盡言天下忠義賢能之事，這聯總括前論，站到歷史與現實的高度揭穿一世以至萬世之理，足可以打動人心。這一“乞”雖有些歇斯底里，但卻真實可見，將人性回歸于理性之上，情生于理，理囿于情，高潮亦至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