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

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

杜亞泉

近年以來，吾國人之羨慕西洋文明，無所不至。自軍國大事，以至日用細微，無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國固有之文明，幾不復置意。然自歐戰發生以來，西洋諸國，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戕殺其同類，悲慘劇烈之狀態，不但為吾國歷史之所無，亦且為世界從來所未有。吾人對于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已不勝其懷疑之意見;而吾國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業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則吾人今后，不可不變其盲從之態度，而一審文明真價之所在。蓋吾人意見，以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西洋文明濃郁如酒，吾國文明淡泊如水;西洋文明腴美如肉;吾國文明粗糲如蔬。而中酒與肉之毒者，則當以水及蔬療之也。文明者，社會之生產物也。社會之發生文明，猶土地之發生草木;其草木之種類，當隨土地之性質而別。西洋文明與吾國文明之差異，即由于西洋社會與吾國社會之差異。至兩社會差異之由來，則由于社會成立之歷史不同。就其重要者皆之，約有二事：(一) 西洋社會，由多數異民族混合而成：如希臘，臘丁，日爾曼，斯拉夫，猶太，馬其頓，匈奴，波斯，土耳其諸民族，先后移居歐洲，疊起戰斗;有兩民族對抗紛爭至數百年之久者。至于今日，仍以民族的國家互相角逐，至有今日之大戰。吾國民族雖非純一，滿蒙回藏及苗族，與漢族之言語風俗，亦不相同;然發膚狀貌，大都相類;不至如歐洲民族間歧異之甚;故相習之久，亦復同化。南北五代及遼金之割據，與元清兩朝之創立，雖不無對抗紛爭之跡;但綜覽大局，仍為一姓一家興亡之戰，不能視為民族之爭。(二) 西洋社會，發達于地中海岸之河口及半島間，交通便利，宜于商業，貿遷遠服，操奇計贏競爭自烈。吾國社會，發達于大陸內地之黃河沿岸，土地沃衍，宜于農業，人各自給，安于里井，競爭較少。社會成立之歷史不同，則其對于社會存在之觀念，亦全然殊異。西洋人之觀念，以為社會之存在，乃互相競爭之結果，依對抗力而維持;若對抗力失調，則弱者敗者，即失其存在之資格。吾國人之觀念，則以為社會之存在，乃各自相安之結果，凡社會中之各個人，皆為自然存在者，非擾亂社會，決不失其存在之資格。蓋吾國人以為一切人類，皆為天之所生，天即賦以相當之聰明才力，以得相當之衣食，諺所謂“各人頭上有青天”，及“天無絕人之路”，皆表明人類各得自然存在之意義者也。兩社會間之觀念，既有如此之差異，則影響于社會之文明者，差異自必更多，約舉數端如下：一，西洋社會，一切皆注重于人為;我國則反之，而一切皆注重于自然。西洋人以自然為惡，一切以人力營治之;我國人則以自然為善，一切皆以體天意遵天命循天理為主。故西洋人之文明為反自然的，而我國人之文明為順自然的(關于此義，日本雜志中曾有論著甚詳，惜匆匆不及檢出，以資佐證)。一，西洋人之生活為向外的，社會內之各個人皆向自己以外求生活，常對于他人為不絕的活動，而社會上一切文明，皆由人與人之關系而發生。我國人之生活為向內的，社會內之各個人，皆向自己求生活，常對于自己求其勤儉克己，安心守分，而社會上一切文明，皆由此發生。一，西洋社會內有種種之團體：若地方，若階級，若國家，若民族，皆為一團體而成一種之人格，對于他團體為權利義務之主體。此種團體，亦為競爭之結果;以共同競爭，較之單獨競爭，易獲勝利也。我國社會內無所謂團體;城鎮鄉者，地理上之名稱，省道縣者，行政上之區劃;本無人格的觀念，存于其間。國家之名稱，則為封建時代之遺物，系指公侯之封域而言。自國家以上，則謂之天下，無近世所謂國家之意義。王者無外，無復有相對之關系，其不認為人格可知。至民族觀念，亦為我國所未有，所謂蠻夷戎狄者，皆天生之烝民，且多為古代帝王之后裔，以其地處僻遠，俗殊文野，故加以區別。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用夏禮則夏之，其區別本非固定，故與現時民族之區別不同。蓋我國除自然的個人以外，別無假定的人格，故一切以個人為中心，而家族，而親友，而鄉黨，而國家，而人類，而庶物，皆由近及遠，由親及疏，以為之差等，無相沖突。西洋社會中，既有個人主義，又有國家主義，階級主義，民族主義，時相齟齬，而個人為中心與國家為中心之二主義，尤為現世之爭點。一，西洋社會，既以競爭勝利，為生存必要之條件，故視勝利為最重，而道德次之。且其道德之作用，在鞏固團體內之各分子，以對抗他團體，仍持為競爭之具。而所謂道德者，乃從人與人之關系間，規定其行為之標準，故多注意于公德，而于個人之行為，則放任自由。凡圖謀自己之利益，主張自己之福利，享用自己之財產，皆視為正當，而不能加以非難。資本家之跋扈于社會，蓋由勝利，我國社會則往往視勝利為道德之障害，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勝利，而且有蔑視勝利之傾向。道德之作用，在于消滅競爭，而以與世無爭，與物無競，為道德之最高尚者。所謂道德，即在拘束身心，清心寡欲。戒謹于不睹不聞之地，為己而不為人，故于個人私德上兢兢注意。凡孜孜于圖謀自己利益，汲汲于主張自己權利，及享用過于奢侈者，皆為道德所不許。一，西洋社會，無時不在戰爭之中;其間之和平時期，乃為戰爭后之休養時期，或為第二次戰爭之預備時期;戰爭為常態，和平其變態也。我國社會，時時以避去戰爭為務;惟自然界中競爭淘汰之公理，不能廢止，故至地狹人稠生計逼促之日，為天演之所迫，避無可避，突然起社會間之擾亂，乃不得不以戰爭恢復和平;和平其常態，戰爭其變態也。西洋社會之和平，用以構造戰爭;我國社會之戰爭，用以購求和平。故自歷史上觀察之，西洋社會為此起彼仆之社會;我國社會，為一治一亂之社會;蓋由于此。以上所述，不過就所見者雜舉之，而皆為競爭存在與自然存在兩觀念差異之結果。綜而言之：則西洋社會，為動的社會;我國社會，為靜的社會。由動的社會，發生動的文明;由靜的社會，發生靜的文明。兩種文明，各現特殊之景趣與色彩。即動的文明，其都市的景趣，帶繁復的色彩;而靜的文明，具田野的景趣，帶恬淡的色彩。吾人之羨慕西洋文明者，猶之農夫牧子，偶歷都市，見車馬之喧鬧，貨物之充積，士女之都麗，服御之豪侈，目眩神迷，欲置身其中以為樂;而不知彼都人士，方疾首蹙[[!GF8D7]]，焦心苦慮，于子矛我盾之中，作出死入生之計乎!彼西洋人于吾國文明，固未嘗加以注意;然觀丁格爾《步行游記》所言，亦時懷悵觸。彼于滇蜀萬山之中，與吾國最舊式之社會相接，乃謂歐美文明，使人心中終日擾擾，不能休息;而欲以中國人真質樸素之風，引為針石：是亦都市之人，覽田野之風景，而有所領略者也。至就兩文明發生之效果而論：則動的社會，其個人富于冒險進取之性質，常向各方面吸收生產，故其生活日益豐裕;靜的社會，專注意于自己內部之節約，而不向外部發展，故其生活日益貧嗇。蓋身心忙碌者，以生活之豐裕酬之;而生活貧嗇者，以身心之安閑償之。以個人幸福論，豐裕與安閑，孰優孰劣，殊未易定。惟二者不可得兼，而其中常具一平衡調劑之理。又人生之耗費，常與其活動為比例，活動多者耗費亦多，活動少者耗費亦少;故豐嗇之殊，僅由比較而出。其實則各人之生活，悉與其境遇相應，倍入者倍出，寡得者寡失，豐嗇初無二致;此亦平衡調劑之理也。現時西洋人之富力，十余倍于吾人，易言之，即在吾國可以贍養十余人之富力，在西洋僅以之贍養一人，故西洋之富力，乃由限制其人口之增殖而成。今日英美法德其生殖之進步，皆甚遲緩，且又互相殺戮，以減少其人口，于是以其財產與人口相比較，乃與吾國相去甚遠。若使吾國處西洋之境況，則不出百年，即增十倍之人口，而人口與財產之比較，仍與吾國現時相等矣。社會學家，言人口有數與量之別;以量言，則彼石而我斗;以數言，則彼什而我百;數量相準。吾國堪與家，有丁多財薄財旺丁衰之言，亦猶此義;此又一平衡調劑之理也。西洋之富，由其力征經營而得，恃人為之力，以與自然抗爭，凡人類所受自然界之苦痛，恐欲戰勝之或避免之。吾國社會，受自然界之苦痛最甚，饑饉疫癘之至，死亡枕藉，即在平日，大多數之人民，亦無時不以其身與饑寒疾病相戰。西洋社會所受自然界之苦痛較之吾儕固大為減少，然其所減少者仍以人為的苦痛增益之。試一翻西洋歷史，若宗教戰爭，若政治戰爭，及近年之民族戰爭其死亡之多，較之饑餓疫癘之災，亦復無異。彼等無饑餓疾病之患，乃以其身與炮火刀兵相抗;此等苦痛，固非自然界所賦與，乃為人之所自造者，非天作之孽，而自作之孽也。吾國歷史，雖亦時有戰亂發生;然推其原因，大都為人口過繁，生事不給，又值水旱災祲之薦至，遂醞釀而起兵災，仍為自然關系，而非宗教政治民族等人為之關系也。近年來三起革命，固屬政治戰爭，然較西洋之政治戰爭，犧牲特少，論者謂吾國民性質和平之結果。實則吾國民窮財盡，日與自然界之苦痛搏戰不遑，政治問題，可已則已，不欲更事吹求，亦所以減輕其苦痛之法耳。聞某縣鄉人言，其鄉每遇豐年，賭博甚盛，典妻鬻子，破家者不知凡幾;若值歉收，則博資無所出，誘引者棄而他去，則家室相安：故豐不如歉之樂。可知人類之性質，于自然之苦痛減少時，輒代之以人為之苦痛;若自然之苦痛劇烈，則人為之苦痛自少：此亦平衡調劑之理也。總之，由吾人觀察之結果，則社會之生理，確與個人生理無異。凡喜運動之人，血氣充足，而易于偏勝，故每患充血癥。喜沉靜之人，血氣平和，而易于衰弱，故每患貧血癥。患貧血癥者，由于營養分之不給，細胞之代謝不旺盛，血液之成分不清潔，病菌乘間侵襲之，或成癆瘵，或發瘰疬;吾國社會之癥狀，即貧血之癥狀也。患充血癥者，由于營養成分之過多，蘊蓄于胃腸而發酵，吸收于血管而生毒，病菌乘間侵襲之，或起炎癥，或生癰疽;西洋社會之癥狀，即充血之癥狀也。兩文明之結果，其不能無流弊，蓋相等也。至于今日，兩社會之交通，日益繁盛，兩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調和，為勢所必至。以事實證之，則西洋社會，以數世紀競爭活動之結果，所獲得之資本，流入吾國，以開發富源。吾國社會，以數千年刻苦安靜之結果，所滋生之人口，輸入他國，以興起工事：此固于兩社會交有利益者。吾國現時水陸交通之逐漸便利，皆賴西洋資本之助;而西美南非及澳洲各埠之開辟，與南洋群島各國屬地之興盛，亦賴吾國人民之移殖，皆事實之彰著者。往時吾國人以保存富源收回利權之故，拒絕外資，至今絕無成效;近時以疊次政爭之故，財力益覺竭蹶，政治家對于外資，且歡迎之不暇矣。又美國及英屬堪拿大非洲澳洲，皆有禁止華工入口之事，數年前吾國人有流入法國巴黎售紙花以糊口者，巴黎市會嘖有煩言，至由使館資遣回國;而大戰開始以來，各國乃屢有密招華工之事，法政府至提出議案于議院，試招華工五千人，在兵工廠作工;可知通工易事，以盈補不足，為社會間之定理，如水之必至于平;堤障之設，可以暫止，而不能永絕也。以上所言，為物質上之交換。至精神上之交換，最顯著者：如生存競爭之學說，輸入吾國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郵傳命，十余年來，社會事物之變遷，幾無一不受此學說之影響。至西洋俄法德諸國，在數年以前，亦盛研究東方之學，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氏之著作中，推崇中國文明尤至;將來之西洋社會，亦必有若干之變化，受影響于吾國者，其朕兆蓋已見焉。吾儕今日，當兩文明接觸之時，固不必排斥歐風，侈談國粹，以與社會之潮流相逆。第其間所宜審慎者，則凡社會之中，不可不以靜為基礎，必有多數之靜者，乃能發生少數之動者。即如吾國社會，由大體言之，固為靜的社會;然政治界商業界文學界中，非無少數之動者;此少數之人，即受多數農工細民之給養而產出者也。西洋社會，由大體言之，固為動的社會，然其間亦有一部分之人民，為靜的生活;且西洋社會，常向世界各社會吸收生產，故西洋之動社會亦受世界多數靜社會之給養而產出者也。譬如一都會，其活動固非四周村落之所及;然其活動之由來，實在于四周村落;故四周村落愈多，其都市亦愈興盛。可知社會之中，動者實居少數，而靜者實占多數。吾國將來，其將于少數中求生活乎·抑于多數中求生活乎·設言之，如吾人為長養子孫繁殖氏族之計，將使之為官僚，為商人，為學士，生活于少數階級中之為宜乎·抑使之為農民，為職工，生活于多數階級中之為得乎·將使之糴米而食，賃宅而居，作都市中生活之為愈乎·抑使之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習村落間生活之為善乎·此固不待再計決者。故吾愿吾人，對于此靜的社會與靜的文明，勿復厭棄，而一加咀嚼也。

原載1916年10月10日《東方雜志》十三卷十號

〔鑒賞〕　杜亞泉(1873—1933)，字秋帆，又署傖父。浙江會稽倫塘(今屬上虞)人。16歲中秀才。21歲肄業于崇文書院。1898年，應蔡元培之聘任紹興中西學堂數學教員。1900年秋到上海，創辦中國近代首家私立科技大學——亞泉學館，培養科技人才。同時創辦了中國最早的科學刊物——《亞泉雜志》半月刊。又編輯《文學初階》，為中國最早的國文教科書。1903年，返紹興與他人創立越郡公學。翌年秋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歷時二十八年。早年攻讀理科，商務印書館早期的理化書、博物教科書，大多出自他手。1911年始主編《東方雜志》，歷時九年，從東西文報刊選譯最新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思潮，并開設“科學雜俎”欄目。對于國際時事，論述詳備，成為當時很有影響的學術雜志。他在該刊物上發表的譯著論文達300多篇，本文亦是其間發表的論文之一。

國人因甲午戰敗后力主變法圖強，受這一思潮的影響，杜亞泉也從傳統文化中走出來，成為一名推崇西方物質文明、熱心推介西方科學技術的學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爭對人類社會的巨大破壞，戰后世界范圍內出現的政治動亂、尖銳的社會矛盾、經濟危機，以及由此所暴露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性病態，使中國人對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作出了重新審視。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杜亞泉又從醉心于西方文化轉變到反對全盤西化，主張中西融合，提倡精神文明，這是他思想上的第二次飛躍。寫作本文之前，杜亞泉已對此有所認識，如在《吾人今后之覺悟》一文中，他就曾說道：“歐陸諸國，數十年來，以國力膨脹故，勵行國際之競爭，擴張殖民地，纂取制海權，各占先機，互為虞詐，遂構成近今之慘禍”，“若但倡立奮斗，不加制裁，則變本加厲，轉以啟自相殘殺之風，而陷于悲慘無情之境地”。故“儒者三綱之說，為吾政治倫理之大原”，也值得我們“共貫同條，莫可偏廢”。可以看出他在觀點上的轉向。在《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中，杜亞泉對東西方文化進行了宏觀比較，認為中西文化差異是由中西社會性質決定的。相對而言，西洋社會重人為，反自然;中國重自然，順自然。西洋人生活外向，向自己以外求生活;中國人內向，生活求諸己。西洋多團體，重權利，各種主義并存，招致諸多沖突;中國無團體，以個人為中心，愛有差等，無相互沖突。西洋重競爭、輕道德;中國重道德、輕競爭。西洋尚武，以和平為變態、戰爭為常態;中國尚和平，以戰爭為變態、和平為常態。上述種種差異，一言以蔽之：“西洋社會，為動的社會，我國社會，為靜的社會。由動的社會，發生動的文明;由靜的社會，發生靜的文明。”杜亞泉以“動靜”來評判中西文化，凸顯了中西兩種文化在某些性質上的重要差異，揭示了中西兩種文化各自相對獨有的價值。但用“動靜”去概括中西文化差異并非客觀準確，因為中西文化各有“靜”的一面，也各有“動”的一面。杜亞泉所講到的“動”、“靜”之別，可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找到出處。學者王元化先生提出：“杜亞泉雖未言明其動靜說出處，但細繹其旨，便可領悟其說本之宋儒對《周易》的解釋。朱子解周敦頤《太極圖說》云：‘太極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故‘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杜亞泉與東西文化問題論戰》)對照本文中所講到的動靜應當互補，各取對方之長，以補自己之短思想，應當說這種理解很有道理。這樣的理解與此前所說的“幼稚”之“靜默”，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杜亞泉在本文中所要表述的是中西文明應當會而通之，應相互吸收和借鑒的思想觀點。關于動靜的概念，中國古已有之，但把動靜概念用于歸類兩種不同文明的性質，并作具體闡述的應當首推杜亞泉。他用動靜來概括兩種文明的特性，不以西方為優，也并不排除中國文化的不足，這實質上是他文化多元論思想的一種體現。以后《東方雜志》發表了杜亞泉的《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的《功利主義與學術》、平佚編譯的《中西文明之評判》等文章，闡述這方面的觀點，受到來自于文化激進派的批評。如陳獨秀就曾與杜亞泉發生論辯。陳獨秀重申其在1915年《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提出的“東西文明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容”的觀點，指出西洋文明以“戰爭”、“個人”、“法治”和“實利”為本位，東洋文明則以“安息”、“家族”、“感情”和“虛文”為本位，故西洋文明優于東洋文明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引發一場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辯。由于時值五四運動之際，兩人的爭論自然地被人們冠之以文化激進派與文化保守派間的思想區分，杜亞泉的“動靜”文明觀，也由此而被過多地否定。杜亞泉能在當時認識到，完全忽視民族文化固有價值的主張是不足取的。他以一種相對理智的態度討論東西方文化傳統，不失為一時代的清醒者。從其論述本身而言，還是有不足的，如用截然兩分的動靜來概括中西文化有欠缺之處，因為動的文明里也蘊含著靜，靜的文明中又會涌現動的氣息。而他所提出的對中西文化當“常具一平衡調劑之理”，即持一“統整”或調和態度以應之，也是值得商榷。杜亞泉的動靜文化觀，給時人及后世留下深刻影響。如五四時期的李大釗，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中對中西文明作出“動”、“靜”的歸結，可說有著杜亞泉思想的影子。另外在他之后的梁漱溟、章士釗以及新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都在某種程度上續接其文化思路，秉承在不拋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建新文化的主張，并在這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可見其思想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