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啟蒙運動
什么是新啟蒙運動
艾思奇
一個新名詞在文化界出現，不是偶然的，首先在事實上文化界一定有了什么新的問題和新的要求，名詞的出現，不過是反映這種要求罷了。對于新啟蒙運動的名詞本身，目前雖有人覺得需要斟酌，但它并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反映著一定的事實內容，這一點卻誰也不能抹煞。一兩年來，文化界上所發生的一種自己批判和反省的新現象，正可以說是新啟蒙運動的開端，不過為了要使現象更向積極的方面發展下去，把它作為一個運動而推動起來，使全國更多的人都能共同來做，所以才有人特別有意識地把它提出來，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把這運動就叫做新啟蒙運動，但這新運動的存在，以及它的推動的必要，卻也是誰都不能抹煞的。為什么叫做新啟蒙運動呢·因為中國過去的新文化運動(以五四為最高峰)是一種啟蒙運動，而現在的這一個文化運動和它有共同的地方，所以叫做新啟蒙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在消極方面，是反對舊的封建傳統文化，也就是反對那種使大眾愚蒙的，只當做少數特殊人物的飾裝品和御用品的舊文化。獨斷、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條，充滿了這整個的舊文化的內容。為要對抗這種舊文化，在積極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種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來對抗獨斷的教條，用科學的文化來代替迷信的愚蒙。這就是民主主義和科學精神的要求。總之，要從黑暗的中古時代的睡夢中把民眾喚醒，使他們能夠自覺到自己的現實的存在，這就是新文化的意義，也就是啟蒙運動的意義。為什么還需要一個新啟蒙運動呢·因為舊的啟蒙運動沒有把它所要做的事完成。五四文化運動所提出來的任務：反對迷信愚蒙，建立科學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極不徹底的狀態之下停滯著了。新的文化完全說不上建立，所有的只是片段零碎的成績，并且也只是保存在極少數人的手里，沒有能夠達到普遍化大眾化的地步。傳統文化屢次地死灰復燃，它的根仍然支配在民眾的文化生活里。因此，同樣的文化上的任務仍然遺留到現在，同樣需要現在的文化運動來完成它，這就是為什么在舊啟蒙運動之外還要再來一個新啟蒙運動。但正因為這樣，新啟蒙運動和舊啟蒙運動就有不同的地方。雖然有同樣的任務和要求，但因為舊啟蒙運動不能夠把它完成，而新啟蒙運動卻必須要把它完成，這里就不論在方法上和性質上，都要有很大的分別了。第一，舊啟蒙運動沒有努力在廣泛的民眾中去建立新文化。當然，五四文化也未嘗不是一種反貴族的民眾的文化，但它的廣泛性很有限制，特別因為人民生活還深深地在封建支配之下被壓抑著的緣故，更沒有辦法普遍了。譬如白話文學的提倡，它建立了一種新的發表思想的工具，把文言文字的貴族性打破，這自然是劃時代的進步。但誰又能否認，白話文現在仍限制在少數知識分子的圈子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不是還沒有讀書的幸福嗎·在五四時代，已經有人做過更普遍的新文字的嘗試，但這只限于個別的或特殊的行動，沒有成為普遍的運動，文字仍停留在方塊字里。新啟蒙運動雖然不能馬上打倒方塊字，但它要努力獲得一種新的工具，使新文化的普遍性達到最大限度，卻是無疑義的。第二，舊啟蒙運動沒有把它的作用實現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方面，這使得它沒有穩固的基礎。文化運動的發生是由于政治經濟方面的要求，同時它也要在政治經濟上起反作用，才能夠完成自己。五四運動的發生，和歐美的資本主義啟蒙運動有同樣的社會基礎，但它沒有像歐美的啟蒙運動那樣在政治經濟上實現了自己的成果。民主思想既然沒有實現為民主政治，而科學精神也沒有能夠把封建的經濟生活加以改造，社會的生產主要地還是停止在自然的手工業的階段，除了少數不振的民族大工業和外資的工業以外，新啟蒙在這一點也是不同的，現在已經有不少的人指出它應該和政治上的民主主義、經濟上的民生改善等配合著了。第三，就因為舊啟蒙運動沒有在政治經濟方面獲得穩固基礎的緣故，所以它沒有建立起整個的中國自己的文化。它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績(如國故整理之類)和各式各樣的外來文化的介紹。新啟蒙運動的任務，就是要接受舊啟蒙運動的這些成果，給它來一個新的綜合。這一個綜合是可能的。因為它有新的基礎，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覺。目前各派文化人對于思想文化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就是這樣的一個綜合的開端。總之，新啟蒙運動是目前中國文化界的新活動的總名稱。它的完成恐怕是需要相當時間的，目前只做到問題的提出和討論，更重要的是實踐。在范圍上，這運動也應該是最廣泛的。決不要誤會，以為它只是提出這問題的少數人所玩的把戲。新啟蒙運動問題的討論，以及新啟蒙學會的組織，都不過是為要把這已經發生的新的文化活動加以更正確更有意識的促進罷了。它的完成，是需要全國一切有文化良心的人們的共同努力的。原載1937年《國民周刊》第8期
〔鑒賞〕 新啟蒙運動發生在20世紀30—40年代。1936年下半年，一批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以艾思奇、陳伯達、張申府、胡繩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高舉起繼承五四啟蒙精神的旗幟，在北京、上海等地發動了中國思想界的新啟蒙運動。他們圍繞民主、科學和團結抗戰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盡管不久之后發生的“七七事變”，打斷了它的發展進程，但它在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史上卻占有重要的地位。引發這場運動的動因，是五四運動過去十多年后，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其任務和使命遠未完成。五四運動雖對封建專制主義、家族制度和吃人的封建禮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在文學革命和提倡白話文方面也作過許多努力，但基礎是不穩固的。封建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勢力依然十分強大，廣大民眾還處在它的統治和禁錮之下。舊的思想文化不斷出來作祟，上演著一場場鬧劇，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初期泛起的尊孔讀經的復古思潮，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刻反思，成為這場新啟蒙運動產生的直接緣由。這篇文章表明了艾思奇對新啟蒙運動的一些基本看法。首先簡要地分析了新啟蒙運動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客觀條件，指出一個新名詞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順應了一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的需要，是對一定的客觀事實的反映。接著說明，之所以被稱為新啟蒙運動，是相對于五四運動而言的，它們在本質上有著共同的地方。無前者無以溯其源，無后者無以揚其波。新啟蒙運動的必然出現，是因為五四運動的啟蒙任務完成得不徹底。譬如在反對迷信愚蒙、建立科學的民主的思想等方面，稍事做了一些工作之后就在極不徹底的狀態下停滯了。新文化的建設更是說不上，僅取得一些片段零碎的成績，并且沒有能夠達到普遍化大眾化的地步。這使得舊的思想文化屢次死灰復燃，支配著民眾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因此必須依靠大家的繼續努力，再發動一場新的啟蒙運動。經以上簡明分析后，文章著重闡明了新啟蒙運動和舊啟蒙運動在方法上和性質上的三點不同。第一，舊啟蒙運動脫離了廣大民眾，沒有真正深入到民眾之中去建立新文化。盡管五四運動的文學革命，是一種反貴族的民眾的文化，主張建設國民文學，但它只靠少數知識分子在努力，其廣泛性很有限制。胡適、陳獨秀等在提出“文學革命”的同時，發出了“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號召;《新青年》從1918年起改成白話文刊物，使用新式標點符號;魯迅也努力嘗試白話文寫作，發表了《狂人日記》和許多犀利的雜文，但也只是局限在一個狹小的范圍之內。在一個文盲眾多的國度里，在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缺乏受教育機會的國度里，上述的號召與努力，能取得的成績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新啟蒙運動要糾正這種偏向，面向廣大民眾，使廣大民眾享有讀書識字的權利，掌握“一種新的發表思想的工具”，“使新文化的普遍性達到最大限度”。換句話說，在破除舊思想舊文化的同時，必須讓廣大民眾掌握新思想新文化，只有這樣，啟蒙運動才能成功。沒有民眾的參與，任何啟蒙運動和新文化的建設都是空談。第二，“舊啟蒙運動沒有把它的作用實現在社會的政治經濟方面，這使得它沒有穩固的基礎”。這是艾思奇看到和強調的新舊啟蒙運動之間的另一點區別。他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說明，在任何一個社會形態中，文化與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都是緊密聯系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存在著作用和反作用的關系。五四運動的發生，雖和歐美國家的啟蒙運動有著同樣的社會基礎，卻沒有取得像歐美國家那樣政治經濟上的成果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因此在倡導民主思想的同時，必須進一步實現民主政治;在倡導科學精神的同時，必須對封建的經濟生活加以很好的改造，這是新啟蒙運動應該堅持的努力方向。第三，因為舊啟蒙運動脫離了廣大民眾，只靠著少數人的孤軍奮戰，所以它取得的成績只能是零碎的和片段的，膚淺的和不徹底的。如整理國故和各式各樣外來文化的介紹，并“沒有建立起整個的中國自己的文化”。艾思奇斷言：“新啟蒙運動的任務，就是要接受舊啟蒙運動的這些成果，給它來一個新的綜合。”在繼承五四運動成績和吸取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地把它推廣開來和做得更好。這一個綜合是可能的，因為現在已經有了新的基礎，那就是全民族的文化自覺。艾思奇認為，當時各派文化人對于思想文化所發表的意見，就是這樣一個綜合的開端。艾思奇最后指出：新啟蒙運動剛開了個頭，它的完成需要相當的時間。搞好新啟蒙運動，不僅是問題的提出和討論，更重要的是明確指導思想，是發動各方面的力量和廣大民眾的參與，依靠全國一切有文化良心的人們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