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五蠹第四十九》譯文與賞析

五蠹第四十九

【題解】

《五蠹》是韓非法治思想的經典之作。“五蠹”是五種毀壞法制的人，其中的學者主要指儒者，言談者指縱橫家，帶劍的指游俠，患御者指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指廣大經營工商業的人。韓非認為這五類人群是國家的蛀蟲，國君應當嚴厲禁絕他們的行為，甚至應當清除。韓非認為“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這樣才能實現“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的富強之國。

【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1]。有圣人作，鉆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2]。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3]。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有人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注釋】

[1]蓏：（luǒ）草本植物的果實。[2]燧：古代取火器。[3]瀆：水溝，小渠，亦泛指河川。

【譯文】

上古時代，人民少禽獸多，人們敵不過禽獸蛇蟲。這時有圣人出現，他教人們架木搭建像鳥巢一樣的住處來躲避各種禽獸的傷害，于是人民就愛戴他，讓他統治天下，稱他有巢氏。人民食用瓜果河蚌蛤蜊，腥臭難聞而且傷害腹胃，于是人民經常生病。這時有圣人出現，鉆木取火，燒熟食物來消除食物的腥臭臊氣，于是人民就愛戴他，讓他統治天下，稱他燧人氏。中古時代，天下遭洪水之災，而鯀、禹疏通河川。近古時代，夏桀、商紂暴亂，而商湯、周武王率兵討伐。假如在夏朝之后的時代還有架木搭巢鉆木取火的，那么必定被鯀、禹嘲笑了；假如在商、周之后的時代里還有人整天疏通河川，那么必定被商湯、周武王嘲笑了。然而，假如當今時代里還有人贊美堯、舜、商湯、周武王、夏禹的那些措施，就一定被新時代的圣人嘲笑了。因此圣人不期望照搬古人的那一套，不效法常規，而是根據時代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措施。宋國有個耕田的人，田里有一棵樹，兔子在奔跑時撞到樹上，頸子折斷而死，于是他放下農具而守在樹旁，希望再撿到撞樹而死的兔子，但是沒有再撿到兔子，自己卻被宋國人取笑。如今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治措施，治理當代的民眾，都像守株待兔之類的人了。

【原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余，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

【譯文】

古代成年男子不耕地，野草樹木的果實足夠食用；婦女不紡織，禽獸的皮足夠穿衣。不費力勞動而給養充足，因為人口少而財物富余，所以民眾不用爭奪。因此厚賞不需要實行，重罰不需要使用。如今的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每個兒子又有五個兒子，祖父還沒有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口多而財物少，費力勞動而給養卻很微薄，所以民眾互相爭奪，雖然加倍獎賞屢次處罰卻不能避免動亂。

【原文】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于此矣[1]。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2]。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3]。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4]。故圣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許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于事。

【注釋】

[1]茅茨：茅草蓋的屋頂。翦：同“剪”，修剪。采椽：（chuán）櫟木做的椽子。粢糲：（zī lì）指粗劣的飯食。藿：（huò）豆葉。[2]耒：（lěi）古代的一種農具，形狀像木叉。臿：（chā）鍬。臣：男性奴隸。虜：奴仆。[3]臘：祭名。年終祭祀。古代陰歷十二月的一種祭祀。冬至后第三個戌日祭祀眾神。竇：（dòu）水溝、陰溝。[4]橐：通“托”，依托，指依附貴族。

【譯文】

堯統治天下時，茅草蓋的屋頂也不加修剪，櫟木做的椽子也不砍削；吃的是粗劣的飯食，喝的是野菜豆葉的汁；冬天穿小鹿皮衣，夏天穿葛布的衣，雖然現在看門人的吃穿，也不會比這差。大禹統治天下的時，親自拿著農具帶領民眾干活，累得大腿上沒有肥肉，小腿不長汗毛，如今雖然是奴隸的勞動，也不會苦到如此地步。根據這種情況來說，古代謙讓天子之位的事，是去掉看門人的給養，而脫離了奴隸般的苦勞，所以把天子之位傳給別人并不值得稱贊。如今的縣令，一旦自己死了，他的子孫接連幾代都享受出門乘車的特殊待遇，所以人們才看重這個官職。因此人們對于謙讓職位這件事，可以輕易辭去古代的天子，卻難以舍棄如今的縣令，這是因為待遇上的微薄與優厚確實不同啊。在山上居住而從山谷中取水吃的人，每逢臘祭就把水作為禮物相贈；在洼地居住而苦于水災的人，卻要雇人來疏通水溝排水。所以在荒年的春季，就是幼小的弟弟也沒飯吃；在豐年的秋天，即使是疏遠的過客也一定請他吃飯。這并不是要疏遠骨肉親人而偏愛過客，而是因為糧食的多少實在不同啊。因此古代人看輕錢財，并不是講仁愛，而是財物很多；如今的人爭奪財物，并不是品德卑鄙了，而是因為財物太少。古人輕易地辭去天子，并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為天子的權勢太小了；如今人們爭著當官或依附貴族，并不是品德卑賤，而是權勢太大了。所以圣人衡量社會財富的多少、考查權勢的厚薄來制定政治措施。所以處罰輕微并不是因為講仁愛，懲辦嚴厲也不是因為暴惡，而是適應社會習俗來行事而已。所以政事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而政治措施也一定要適應變化了的政事。

【原文】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1]。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2]。共工之戰，鐵铦短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3]。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于二國矣。

【注釋】

[1]豐：古地名。今陜西省戶縣東北。鎬：（hào）鎬京。古都名。西周國都，在今陜西西安西南。懷：安撫。戎：（rónɡ）古代稱西部民族。[2]干：盾牌。戚：古兵器名，斧的一種。[3]共工：古史傳說人物。铦：（xiān）鐵叉一類的武器。

【譯文】

古時候周文王處于豐、鎬之間，領土才方圓百里，他實行仁義而感化了西部少數民族，于是就統治了天下。徐偃王處于漢水以東，土地方圓五百里，實行仁義，割地給他向他朝拜的國家就有三十六國。楚文王怕他會危害到自己，便率兵攻打徐國，于是消滅了徐國。所以周文王行仁義而統治天下，徐偃王行仁義而喪失了國家，這說明行仁義適合古代而不能適合現代。所以說：時代不同了事情也就不同了。在舜統治天下時，有苗族不肯服從，禹就準備征伐他們。舜說：“不可以。君主德行不深厚而使用武力，不是正確的治國策略。”于是修整教化三年，拿著盾牌大斧跳舞，有苗族于是服從了。共工之戰時，武器短的被敵人擊中，鎧甲不堅固的身體受傷。這說明拿著盾牌大斧跳舞感化的方法適用于古代而不適用于現代。所以說：事情變了策略必須跟著改變。上古時代的人們在道德上競爭，中古時代的人們在智謀上角逐，如今的人們在力氣上爭斗。齊國準備攻打魯國時，魯國派子貢去游說齊國。齊國人說：“您講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但我們想要的是土地，而不是你所說的這些話。”于是率兵攻打魯國，把距離魯國都門十里的地方作為國界。所以徐偃王推行仁義而徐國滅亡，子貢聰明善辯而魯國領土削減。由此說來，仁義辯智，都不是用來掌控國家的方法。去掉徐偃王的仁愛，不用子貢的善辯機智，依靠徐國、魯國自身的力量來抵抗軍隊強大的國家，那么齊國、楚國的欲望也就不能在徐、魯兩國得逞了。

【原文】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譯文】

古代和現代的社會習俗不同，所以新舊時代的政治措施也不同。如果想用寬松和緩的政治措施，來治理急劇變動時代的人民，就如同沒有韁繩和馬鞭去駕馭兇悍的馬，這是不明智造成的禍患。如今儒家、墨家都聲稱先前的君王愛普天之下的民眾，看待民眾如同父母疼愛子女一樣。用什么來說明是這樣呢？人們說：“司寇執行刑罰時，君主為此不演奏音樂；聽說死刑判決后，君主為此流淚。”這就是他們所舉的先王例子。他們認為君臣關系像父子關系那樣，國家就必定能得到治理，由此推論，那就沒有不和睦的父子了。人的感情沒有超過父母對待子女的，但是父母都付出了愛而家庭未必就和睦了，雖然愛得深厚，難道就不會混亂嗎？如今先王的愛民，不會超過父母對子女的愛，做子女的未必就不混亂，那么民眾怎么樣治理呢？再說按照法令執行刑罰時，而君主為此流淚，用來表現仁愛，不能用來治國。那流淚不想執行刑罰，是仁愛的表現；然而不能不執行刑罰，是法制的需要。先王統治國家優先實行法制，不考慮仁愛，那么仁愛不能用來作為治國的方法也就很明白了。

【原文】

且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譯文】

況且民眾本來就屈服于權勢，很少能感化于仁義。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養德行宣揚儒家學說周游列國，可是天下喜歡他的仁、贊美他的義而給他效勞的人才七十人。因為崇尚仁愛的人少，能行義的人困難。所以憑天下的廣大，而為孔子效勞的才七十人，而奉行仁義的只有孔子一人。魯哀公，是個不高明的君主，他面向南而坐統治整個國家，全國的民眾沒有敢不臣服的。民眾本來就屈服于權勢，而權勢的確容易使人臣服，所以孔子雖然是圣人反而做臣子而魯哀公卻做君主。孔子并不是感化于魯哀公的仁義，而是服從他的權勢。因此按仁義來講那么孔子不會屈服于魯哀公，但憑借權勢那么魯哀公就可以使孔子臣服。如今的學者去游說君主，不勸君主去憑借一定可以取勝的權勢，而主張推行仁義就可以稱王天下，這是責求君主一定要趕得上孔子，而把世上的普通老百姓都當成孔子的門徒一樣，這必定是不能統治天下的方法。

【原文】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1]。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注釋】

[1]尋：古代的長度單位，八尺為一尋。

【譯文】

如今有一個不成器的小子，父母怒斥能他，他也不悔改，老鄉責備他，他也不為所動，老師教育他，他也不改變。用父母親的疼愛、老鄉的德行、老師的智慧，這三樣美好的東西加到他身上，而始終無動于衷，連他小腿上的一根汗毛也沒有改變。然而當地方衙門的官吏，帶著官兵，執行國家法令，而追查壞人時，他就恐懼了，改變了節操，改變了過去的行為。所以父母親的愛不足以用來教育子女，必須等待地方衙門的嚴厲懲罰，這是因為人們本性受到寵愛便驕橫、見到威勢就聽從。所以十丈高的城墻，就是善于攀援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為太高太陡；千丈高的山峰，就是跛足的母羊也可以被趕上去放牧，因為它坡度平緩。所以英明的君王嚴峻地制定法律而嚴格地執行懲罰。只有一丈左右的布帛，庸俗的人見了舍不得放手；百斤正在熔化的金子，即使是盜跖也不敢去取。不是一定會被傷害，那么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放手；一定會被傷害，那么百金也不敢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執行懲罰。因此獎賞一定要豐厚守信，使人們能得到利益；懲罰一定要重而且嚴格，使人們畏懼；法律一定要統一而固定，使人們了解。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變動，執行懲罰不能隨便赦免，并用贊譽輔佐獎賞，懲罰同時加以譴責，那么賢德與不賢德的人都會盡全力了。

【原文】

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1]。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勝也[2]。不事力而衣食，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注釋】

[1]繆：通“謬”。[2]程：通“逞”，炫耀。

【譯文】

如今卻不是這樣。因為他有功勞而授給官爵，但鄙視他做官；因為他努力耕作而獎賞他，但輕視他經營家業；因為他不接受爵位俸祿而疏遠他，但要推崇他輕視世俗名利；因為他觸犯禁令而懲罰他，但贊美他有勇氣。詆毀贊譽、獎賞懲罰所施加的對象是這樣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被破壞而民眾越來越混亂。如今兄弟遭到侵犯，必定幫助兄弟反擊的，被認為是正直；知道朋友受侮辱，跟隨朋友去報仇的，被認為是忠貞。這種正直和忠貞的德行養成了，也就侵犯了君主的法令。君主尊崇正直和忠貞的行為，而忘記了侵犯禁令的罪過，所以民眾逞勇力，而官府就不能制服他們了。不從事耕作勞動就有吃有穿，就稱之為有才能；不作戰立功就尊貴，就稱之為賢德。這種“賢”、“能”養成了，而國家兵力就會衰弱，耕地就會荒蕪。君主喜愛這種“賢”、“能”的行為，而忘記兵力衰弱，耕地荒蕪的禍患，那么謀取私利的行為就樹立了而國家的利益就喪失了。

【原文】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1]。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2]。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3]。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4]。

【注釋】

[1]趣：通“取”。[2]曲：彎曲、不直。這里引申為不孝。[3]北：敗逃。[4]幾：通“冀”，希望。

【譯文】

儒家用文學來擾亂法治，俠客用武力來違犯禁令，而君主對這兩種人以禮相待，這就是導致國家混亂的原因。違背法令應該定罪，而儒生卻靠研究文學取得任用；冒犯禁令應該被懲處，而俠客卻因為私利去行刺得到供養。所以法律所禁止的，卻是君主所贊許的；官吏所要懲罰的，卻是君主所供養的。法律所禁止的、君主所贊許的、官吏所懲罰的、君主所供養的這四種情況互相矛盾，沒有固定的標準，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把國家治理好。所以行仁義的人不應該受到贊賞，贊賞他們那么就有害于為國立功；研究文學的人不應當任用，任用他們就會擾亂法治。楚國有個人叫直躬，他的父親偷了羊，他便把這事報告給官吏。令尹說：“殺掉他！”人們都認為他對君主正直忠誠而對父親不孝，因為報告官府卻被治罪。由此看來，那君主的正直忠誠之臣，就是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君主去打仗，三次交戰他三次敗逃。孔子詢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我家里有老父親，我死了就沒有人贍養他了。”孔子認為這個人孝順，就推舉他當上了官。由此看來，那父親的孝子，就是君主的敗逃之臣。所以令尹殺了告發父親的直躬，楚國的壞人壞事就不再有人向上報告了，孔子獎賞了逃兵而魯國民眾就容易投降敗逃了。君主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不同啊，而君主既贊許平民百姓的個人私利行為，又想求得國家的富強，必定達不到目標。

【原文】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1]。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2]。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游俠私劍之屬[3]。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于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注釋】

[1]以：通“已”，已經。[2]行義：通“行誼”，品德。[3]厲兵：把武器磨鋒利。厲，通“礪”。薦紳：古時官吏上朝時把手插在衣帶間。這里指穿著寬袍大袖。薦：通“搢”，插。紳：寬的衣帶。

【譯文】

古時候蒼頡創造文字，把圍繞著自己轉叫做私，把與私相背的字叫做公，公與私是互相背離的，這是蒼頡本來就知道的。如今認為公與私的利益相同，是沒有仔細考察導致的禍患，然而為個人考慮，不如修養品德行為及學習文學。品德行為修養了那么就能表現出誠信，表現出誠信就能被任用；文學學好了就能成為圣明的老師，成為圣明的老師就能顯赫榮耀；這是個人的美事。然而沒有為國立功就受到任用，沒有獲得爵位就表現出榮耀，這樣治理國家，那么國家必定混亂，君主必定危險。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勇猛殺敵的人接受獎賞，卻又推崇慈愛仁惠的行為；攻克城池的人接受爵位俸祿，而又要相信正直仁愛的學說；加固鎧甲把武器磨鋒利來防備戰爭，而又贊美穿著寬袍大袖的服飾；國家富裕要靠農民，抗拒敵人要靠戰士，而又要重視學習文學的士人；不任用尊敬君主敬畏法律的民眾，卻供養游俠劍客之流。如此做，把國家治理成強國是不可能實現的。國家太平時供養儒生俠士，戰爭來了就要用戰士，得到國家利益的人不是國家所要任用的人，國家所要任用的人卻得到國家給予利益。因此農民、戰士就會荒廢了事業，而游俠儒生日益增多，這就是社會之所以混亂的原因。

【原文】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1]。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注釋】

[1]知：通“智”，智慧。

【譯文】

況且社會上所謂的賢德的人，是指他們有忠貞誠信的行為；所謂的有智慧的人，是指說一些深奧玄妙的話，深奧玄妙的話，是君主的智慧所難以理解的。如今制定民眾所遵守的法令，而這些法令連君主的智慧都難以理解，那么民眾就無法懂得了。所以連酒糟稻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精美飯菜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的人是不會去期望繡花的華麗衣裳的。治理社會，緊急的事還沒有得到解決，那么緩慢的事情就不要急于去做。如今關于國家治理的政事，以及民間的平常事，一般夫婦都能明白的道理不采用，卻去仰慕智慧極高的人都難以理解的言論，那么就違反了治理國家的原則了。所以深奧玄妙的言論，不是民眾所追求的。至于賢良忠貞誠信的行為，必將重視不欺詐的人；不欺詐的人，也沒有不欺詐的辦法。平民百姓的互相交往，沒有豐厚的財富來使雙方得利，沒有威勢來使雙方相互恐懼，所以要尋求不欺詐的人。如今君主有制服民眾的權勢，有全國的豐厚的財富，重視獎賞，嚴格懲罰，能夠掌握賞罰大權，運用法術處理所洞察到的問題，即使有田常、子罕之類的臣子，也不敢進行欺詐了，哪里還需要等待不欺詐的人呢？如今忠貞誠信的人還不滿十個，而國內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一定要任用忠貞誠信的人，那么能做官的人不夠官職需要的人數。能做官的人不夠官職需要的人數，那么能治理好社會的官吏就少而能擾亂社會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的君主的治國策略，就是掌握法術而不追求所謂的智慧，鞏固法術而不去仰慕所謂的誠信，所以法治不會敗壞，而官吏們就不敢奸詐了。

【原文】

今人主之于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辨而不周于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譯文】

如今君主對于言談，喜歡它的動聽善辯而不去責求它與事實是否相符；對于人們的行為，只欣賞它的名聲而不去責求是否有功效。因此天下的民眾，那些擅長辭令的人致力于言論動聽善辯而不考慮實用，所以贊揚先王講仁義的人擠滿了朝廷，而國家政事仍不能免于混亂；修身的人競相標榜清高而不考慮效用，所以有智慧的人隱居到深山里，歸還君主贈送的財祿不接受，而國家的兵力不能免于衰弱，政事不能免于混亂，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民眾所贊譽的，君主所尊重的，都是導致國家混亂的方法。如今全國的民眾都在談論治理國家的事情，家家藏有商鞅、管子的論法著作，國家卻越來越貧窮，這是因為談論農耕之事的人多，拿著農具去種地的人少了；國內的人都在談論用兵的事，家家藏有孫子、吳起的兵書，而國家的兵力卻越來越弱；這是因為空談打仗的人多，而披著鎧甲上陣打仗的人少了。所以英明的君主使用臣民的力氣，不聽從臣民的言談；獎賞臣民的功績，堅決禁止沒有效用的行為。所以民眾都拼死盡力來跟從他的君主。耕種要使用力氣又勞苦，民眾卻耕種，說：能使自己因此變富裕。打仗的事很危險，民眾卻參加，說：能使自己因此得到富貴。如今只要研究文學，學習言談辯論，則沒有耕種的勞苦而有了富裕的實惠，沒有戰爭的危險而有了富貴的尊崇，那么誰還不愿干呢？因此百人從事智力活動而只有一人從事耕戰。從事智力活動的人多，那么法制就會敗壞；從事耕戰的人少，那么國家就會貧窮；這就是社會之所以混亂的原因。

【原文】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1]。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于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2]。

【注釋】

[1]捍：通“悍”，強悍。[2]舋：（xìn）通“釁”，縫隙，引申為弱點。

【譯文】

所以英明的君主統治的國家，不用文學書籍，而用法律為教材；不用先王的語錄，而用執法的官吏為老師；制止私自供養劍客的兇悍，而以上陣殺敵為勇敢。這樣國內的民眾，那些擅長辭令的人必定遵循法制，從事勞動耕作的人都回歸農耕功業，表現勇敢的人都從軍上陣。因此沒有戰事國家就能富裕，有了戰事兵力就強大，這就叫做稱王的資本。既積蓄了稱王的資本，又利用敵國的弱點；創立超過五帝、等于三王的功業的人，必定采用這種方法。

【原文】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1]！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于國也[2]。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3]。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于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于其聽說也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繒繳之說而僥幸其后？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于內，而事智于外，則不至于治強矣。

【注釋】

[1]士民：這里主要指儒生、游俠。言談者：指在各諸侯國之間游說的縱橫家。[2]從：（zònɡ）通“縱”，合縱。衡：通“橫”，連橫。讎：通“仇”。忠：通“衷”，心思。[3]效：獻出。

【譯文】

如今就不是這樣，儒生、游俠在國內放縱行事，游說的縱橫家在國外建立自己的勢力，他們內外作惡，這樣來待強大的敵國，不也太危險了嗎！所以群臣中談論外交事務的，不是屬于合縱或連橫的朋黨，就是對某國有報仇的心思，而想借用國家的力量。合縱，就是聯合許多弱小的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的國家；而連橫，就是侍奉一個強國去進攻眾多弱小的國家；這些都不是用來保衛國家的辦法。如今臣子中那些主張連橫的人，都說：“不侍奉大國，那么一碰上敵人就會遭受災禍了。”侍奉大國不一定有實惠，而且還要拿國家地圖去交給大國，獻出君主玉璽才能請求援兵。獻上國家地圖，國土就會削減，獻出玉璽，國家名譽就會低下，國土被削減就等于國家被削弱，國家名譽低下就等于政事混亂了。侍奉大國搞連橫，還沒有見到利益，國家就喪失土地、政事混亂了。臣子中那些主張合縱的人，都說：“不去救援小國而去討伐大國，就會失去天下，失去天下那么國家就危險了，國家危險了君主就會卑微。”救援小國不一定有實惠，卻起兵與大國敵對。救援小國不一定就能保存它，而攻打大國不一定就沒有疏忽，有疏忽那么就會被強國制服，如果出兵進攻軍隊就會戰敗，如果退兵守衛城池就會被攻克。救援小國搞合縱，還沒有看到利益，而土地喪失軍隊潰敗了。因此侍奉強國，就讓那些主張連橫的人依靠外國權勢在國內做官；救援小國，就讓那些主張合縱的人依靠國內權勢到國外謀取私利。國家利益還沒有成就，搞合縱連橫的人就已經得到了封地和厚祿；君主地位降低了，臣子的地位卻尊貴了；國家土地削減了，臣子家庭卻富裕了。事情如果辦成，那么這些縱橫家就會憑借權勢長期被重用；事情如果失敗，那么這些縱橫家就會憑借財富隱居退讓。君主聽信這些搞合縱連橫的臣子，事情沒有辦成但他們的爵祿已經尊貴了；事情失敗了而不會受到懲罰，那么這些游說的縱橫家誰不愿意用獵取名利的言辭不斷去進行這種有得無失的事呢？因此破國亡家的君主就是聽信了這些縱橫家的空談。這是什么緣故呢？這是因為君主不清楚公與私的利益所在，不能審察言論是否恰當，而事敗后也不能堅決執行刑罰。都說：“外交事務，收效大的可以稱王天下，收效小的可以安邦。”那稱王天下的，是指能侵犯別人；而安邦的，那么國家就不能被別人攻破。強大，那么就能侵犯別人；治理，那么就不能被別人攻破。國家的安定強大不可以求助于外交，這只有治理好國內政治才能擁有。如今不在國內實行法術，而要在外交上發揮智慧，是不能達到國治兵強的目的的。

【原文】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于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于外而政亂于內，則亡不可振也。

【譯文】

民間諺語說：“袖子長便于跳舞，本錢多好做生意。”這是說憑借優越條件做事就容易成功。所以治理強大的國家容易謀劃，弱小混亂的國家很難謀劃。所以被秦國任用的人，即使情況發生多次變化而謀劃也很少失敗；被燕國任用的人，情況發生一次變化而謀劃就很少能成功。這并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就一定有智慧，被燕國任用的人一定很愚蠢，這是因為秦國治理強大燕國治理混亂，兩國的條件不同。所以周國背離秦國搞合縱，一年就被攻克了；衛國背離魏國搞連橫，半年就滅亡了。這就是周國滅亡于搞合縱，衛國滅亡于搞連橫。假使周國、衛國放緩他們的合縱連橫謀劃，而嚴格治理他們的國家，彰明他們的法律禁令，堅決執行賞罰，充分利用土地的生產能力來增加他們的財物積蓄，引導他們的民眾拼死來堅守城池，那么其他諸侯國想要奪取他們的土地而利益將會很少，攻占他們的國家傷亡將會很重，即使是擁有強大兵力的大國也不敢在這種堅固的城防下拖垮自己，從而使別的強國抓住他們疲乏的弊端來制裁他們，這就是國家一定不滅亡的辦法。舍棄這種一定不滅亡的辦法而去走一定滅亡的道路，就是治國者的過錯。外交上困于無計可施、內政上混亂，那么就會滅亡而不可挽救了。

【原文】

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1]。今為之攻戰，進則死于敵，退則死于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2]。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涂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注釋】

[1]政：通“正”。辟：通“避”。[2]汗馬之勞：指戰爭的勞苦。

【譯文】

民眾正常的生活的計劃，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逃避危險和窮困。如今讓他們去打仗，前進就會死在敵人手中，后退就會死于懲罰，那他可就太危險了。拋棄自己的家業而堅定地去承受戰爭的勞苦，家里貧困而君主又不加過問，那他就很窮困了。窮困危險的地方，民眾怎么能不逃避呢？所以侍奉私家貴族而能得到修繕房屋，房屋修繕完了那么就能遠離戰爭，遠離戰爭也就安全了。用財物進行賄賂追隨當權者就能得到所想要的，得到所想要的那么個人就安逸了，個人安逸了那么利益就顯示在那里，人們怎么能不追求呢？因此為國家出力的民眾少而為私家貴族賣力的民眾就多了。

【原文】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奸財貨賈得用于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譯文】

英明的君王治理國家的正常做法，使國內的商人工匠和無業游民減少而且使他們的名聲卑微，從而使人們很少放棄農耕而趨向工商業。如今社會上向君主的親信的請求的風氣盛行，那么官位爵位就可以花錢買到；官位爵位可以花錢買到，那么從事工商業的人就不卑微了。不義之財的投機買賣能在市場上通行，那么經商的人就不會少了。奸商聚斂錢財比農民加倍而且尊貴地位又超過種地打仗的人，那么光明正大的人就少了而經營工商業的人就多了。

【原文】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談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1]，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2]。此五者，邦之蠹也[3]。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注釋】

[1]五官之禁：泛指國家的法令。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當時分掌國家各種權利的官。[2]弗：通“費”。[3]蠹：（dù）蛀蟲。這里引申為侵蝕或消耗國家。

【譯文】

所以擾亂國家的風俗習慣是：那些儒生，稱頌先王之道來憑借仁義游說，講究儀表服飾并修飾言詞巧辯言辭，來質疑當今的法制，而使君主的思想動搖。那些縱橫家，捏造事實編造謊言，借助于外部勢力，來成就私利，而丟掉了國家利益。那些游俠刺客，聚集徒眾，標榜氣節，以此顯揚自己的名聲，而肆意觸犯國家的法令。那些擔心去打仗的人，聚集在權貴門下，用盡財貨進行賄賂，利用大臣的說情請托，來逃避作戰的勞苦。那些從事工商業的人，制造粗劣的器具，聚集奢侈的財物，囤積居奇等待時機，而牟取農民的利益。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蛀蟲。君主不除掉這五種蛀蟲似的民眾，不培養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有殘破淪亡的國家，有削弱覆滅的朝廷，也就不奇怪了。

【評析】

文章開始，韓非提出治理的方式方法必須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如果亙古不變，那無異就是守株待兔了。

五蠹，就是指五種蛀蟲，這是指學者（儒家）、言談者（縱橫家）、帶劍者（游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商人和手工業者），是五種危害國家的人（即侵蝕國家的蛀蟲）。如果按照韓非的理想，去除這五種人，那么還剩下什么人呢？

只剩下農民和士兵了。一個社會里只有農民和士兵，只有執法官員和統治者，那顯然是不可能的。根據人類社會的發展，我們看到，工商行業的從業人員逐漸超過農民，服務行業的從業人員也將超過工商業的從業人員。而這五種人真的是國家的蛀蟲嗎？

如果沒有儒者的對歷史經驗的匯集及總結，人類還要走許多彎路。如果沒有縱橫家的言談，人們更不懂得團結的必要。如果沒有游俠刺客的行俠仗義，貪官污吏將會更多。如果沒有逃避兵役的人，工商行業將不會得到發展。如果沒有商人和手工業者，那么就會沒有日用商品以及商品的流通。

因此可以說，韓非的法治思想不是為了人類社會的進步，而只會使人類社會倒退，這種思想只是一種缺乏基礎和理論的幻想，是一種虛幻的理想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