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寧夏文學的崛起及“寧夏板塊”的意義
新時期以來寧夏文學的崛起及“寧夏板塊”的意義
◎郎偉
一、新時期以來寧夏文學的兩個高潮期
第一個高潮期出現(xiàn)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這一時期以張賢亮的橫空出世為寧夏文學崛起于中國文壇的顯著標志。
當新時期的曙光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朦朧閃爍的時刻，當時還是戴罪之身的張賢亮就已經敏感地意識到新的歷史轉機即將到來。這位1957年因一首《大風歌》而罹禍，并在漫長的22年的歲月當中始終處于勞教和被管制、被監(jiān)督狀態(tài)的落難之人，終于有了重新寫作和發(fā)表作品的機會。1978年，當時還在國營農場做農工的張賢亮開始了“歸來者”的重生之路。1979年，張賢亮一口氣在《寧夏文藝》雜志上以頭條位置連續(xù)發(fā)表短篇小說4篇，其“井噴式”的創(chuàng)作景觀，為寧夏文壇所僅見。現(xiàn)在看來，1979年的張氏創(chuàng)作“井噴”，只能算是一個小小的“熱身”。對于飽經人生滄桑與憂患，并且獨具優(yōu)異思想和藝術稟賦的張賢亮來說，他對“沖出寧夏，走向全國”有著不小的期待和充足的信心。果然，從1980年到1985年，短短5年間，張賢亮先后發(fā)表《邢老漢和狗的故事》《靈與肉》《土牢情話》《河的子孫》《肖爾布拉克》《男人的風格》《綠化樹》《初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質量上乘的小說，除卻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是事涉“當前”的“改革小說”，其他各篇皆為反思歷史的“沉郁之聲”。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從災難的歲月之中走出，并試圖在對災難的回顧和反思中尋找美好明天的年代。張賢亮的深沉反思與尖銳筆墨，與時代的脈動是緊密相連的，與千百萬讀者的心靈也是息息相通的。時代和讀者給予了他真誠的回報：他的短篇小說《靈與肉》和《肖爾布拉克》分別獲得1980年度、1983年度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他的中篇小說《綠化樹》獲得第三屆（1983—1984）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1985年張賢亮又創(chuàng)作出富有象征意味的涉“性”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霎時間文壇內外爭議四起，“張賢亮現(xiàn)象”成為中國文學一時之景觀。實際上，對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成立以來的寧夏文學而言，還從來沒有哪一個作家能夠在短短的5年之內，三獲國家級小說大獎；也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在不長的時間段內能夠以集束性的思想深刻、藝術精美的文學作品在中國文壇引發(fā)如此多的關注和爭議。于是，“寧夏出了個張賢亮”（評論家閻綱語）成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文壇持續(xù)和熱烈討論的重要話題之一。
張賢亮在中國文壇的異軍突起，不僅標志著中國新時期“反思文學”的深度拓展，同時，也宣告著寧夏文學在中國文壇有了“聲音”，而且，這“聲音”竟是如此蒼涼激越，不同凡響。回顧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文學進程，我們發(fā)現(xiàn)，張賢亮為當時的中國文壇至少提供了這樣一些新鮮的文學話語：第一，他以卓越的寫實筆墨提供了非常年代里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受難者最真實的生活圖景和最真實、隱秘的心理感受，他所描寫的“饑餓心理學”（《綠化樹》）和“性心理學”（《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同時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不僅獨特而且深刻；第二，他如實描繪了苦難歲月里知識者和勞動者兩組人物形象，在嚴酷的生存環(huán)境的考驗中，在知識者與勞動者的彼此對比中，他畫出了特殊年代知識者原始本真的生存狀態(tài)和人格狀態(tài)；第三，他以西部人的目光呈現(xiàn)了黃土地上的特殊人文景觀，他對寧夏平原獨特的自然風光和社會風情的藝術描寫，不僅具有風俗畫意義，更具有高品位的審美價值。
寧夏文學的第二個高潮期出現(xiàn)于新世紀前后，以“寧夏青年作家群”在中國文壇的異軍突起為標志。
1994年，在幾乎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石舒清小說集《苦土》入選當年度的“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1996年，陳繼明因短篇小說《月光下的幾十個白瓶子》而受到著名評論家雷達的激賞，稱之為“一個罕見的好短篇”“堪稱是研究當前社會心理，或者說研究最近期的‘集體無意識’的佳作”；同年，青年作家馬宇楨又以小說集《季節(jié)深處》入選1996年度的“21世紀文學之星”。此后，青年作家陳繼明、張學東、了一容的小說集《寂靜與芬芳》《跪乳時期的羊》《掛在月光中的銅湯瓶》分別于1998年、2002年和2006年入選該叢書。從1994年“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首次遴選出版到2006年，十二年時間，寧夏共有5位青年小說家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其比例之高，在中國文壇亦屬罕見。2000年6月，中國作家協(xié)會、《人民文學》雜志社、《小說選刊》雜志社與寧夏區(qū)黨委宣傳部、寧夏文聯(lián)、《朔方》編輯部等單位聯(lián)合在北京召開寧夏青年作家陳繼明、石舒清、金甌作品討論會，正式向外界推出“寧夏三棵樹”。2001年，石舒清以短篇小說《清水里的刀子》榮獲第二屆（1997—2000）魯迅文學獎，這是繼張賢亮之后，第二位獲得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的寧夏作家。2002年5月，《中國作家》雜志社、《人民文學》雜志社、《文藝報》社與寧夏區(qū)黨委宣傳部、寧夏文聯(lián)、《朔方》編輯部等單位在北京聯(lián)合舉辦“寧夏青年作家小說作品研討會”，再一次向外界推出漠月、季棟梁、張學東（又稱“新三棵樹”）等新銳作家。2007年11月，郭文斌又以短篇小說《吉祥如意》獲得第四屆（2004—2006）魯迅文學獎。幾乎在同時，金甌、石舒清、了一容、李進祥、馬金蓮分別以中短篇小說集《雞蛋的眼淚》《伏天》《掛在月光中的銅湯瓶》《換水》《長河》獲得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屆全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應該說，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時，以中短篇小說寫作見長的“寧夏青年作家群”已經全面崛起，寧夏文學界孜孜以求的寧夏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高潮期轟然來到。
二、當代寧夏文學的獨特魅力——以寧夏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為例
從新時期的開啟到中國社會邁入新時代，時間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年。四十年間，當代寧夏的文學創(chuàng)作面貌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作為寧夏文學“窗口”之一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也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文學業(yè)績。令人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是，四十年來，由于幾代作家的不懈努力和奮斗，寧夏的短篇小說在全國已經擁有了相當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成為中國文壇公認的西部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鎮(zhèn)。寧夏的短篇小說受讀者激賞、被文壇肯定，是因為寧夏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獨具思想和文化魅力，富有區(qū)別于其他省區(qū)的地域和民族特色。
特色之一：寧夏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具有辨識度很高的鄉(xiāng)土性和地方性。
新時期以來，就全國文壇而言，寫作鄉(xiāng)土小說的作家成千上萬，其中的短篇小說名家亦不在少數(shù)，為什么寧夏的短篇小說作家在相當長的時段之內，能夠居于全國第一集團的位置？我以為，寧夏鄉(xiāng)土小說之所以能夠在國內浩如煙海的鄉(xiāng)土小說中成為易于識別的“舟船”，就在于寧夏作家一直在提供優(yōu)秀的短篇小說所應該具有的兩種氣質：比較尖銳、深邃的思想和獨特的地域、民族、文化氣質。
寧夏鄉(xiāng)土小說作家一直居于交通和信息不甚通暢的西北邊遠之地，學歷也不能算很高，按照邏輯推想，他們的小說作品是不會具有“發(fā)現(xiàn)問題”的思想氣質的，然而，異常復雜的歷史風云和親歷的現(xiàn)實生活，以及對人的豐富性、復雜性的感知與深度理解，使他們鍛造了一雙雙透視人生和人性的銳利眼睛。有了這雙銳利之眼，他們在小說中描繪了別人未曾意識到的人生風景，又在熟悉的人生風景中發(fā)現(xiàn)了別人未能發(fā)現(xiàn)的生活和人性奧秘。
寧夏不僅是一個具有漫長農牧史的地區(qū)，更是一個多民族文化長期混合交融、和諧共生的所在。這樣的地域文化底色，反映在寧夏短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當中，便是作家們會不自覺地在作品當中細致描繪民族民間的風土人情，將地域的民族的精神生活內涵審美性呈現(xiàn)，從而形成氤氳于寧夏短篇小說之中特殊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情調。
特色之二，寧夏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一直飽含深厚的人文性。
從新時期早期開始，寧夏作家創(chuàng)作的小說當中就充溢著濃厚的人文性。這種人文性首先體現(xiàn)為寫作者對于故鄉(xiāng)的愛戀和對于生我養(yǎng)我的土地的深情，由于情動于衷，所以寧夏的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始終是具有飽滿的情感性的。評論家申霞艷意識到了寧夏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情感飽滿性”問題，她在《馬金蓮：以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一文中認為：當許多中國作家在寫作小說時，“既沒有敘事的合理性，又沒有動人的情感”, “馬金蓮的寫作讓人振奮，因為她的敘述世界中央始終站著一個有血有肉，有痛有愛的堅韌的作家。她沒有在敘事面前隱匿，她沒有在殘酷的真相面前轉身離去。她的淚水、忍受和承擔是那樣真實地橫亙在文本內部。她勇敢地迎接生活的苦難、變化乃至無常，她吞下這一切并將之轉化為寫作的營養(yǎng)。”如果讀者們熟知馬金蓮的創(chuàng)作，顯然會由衷地感到申霞艷對馬金蓮小說創(chuàng)作的解讀是妥帖而精當?shù)摹Ｎ业囊娊馐牵晗计G的這一解讀同樣適合于深情創(chuàng)作的寧夏其他小說家。
寧夏短篇小說深厚的人文性還體現(xiàn)為創(chuàng)作家在作品當中對古老的道義原則和高貴的人類精神價值的贊美與高揚。
寧夏短篇小說所擁有的深厚人文性的第三個表現(xiàn)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與理解，對人的力量的正面肯定，對人的不幸命運的關注、同情和憐憫。
三、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版圖當中“寧夏板塊”的意義
“寧夏板塊”的崛起，在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壇，應當說顯現(xiàn)了它特殊的價值與意義。
第一，這是一個與廣闊的中國古老土地和鄉(xiāng)村血脈相連的創(chuàng)作團體，是一個帶著“土氣息、泥滋味”的創(chuàng)作團體，在一派欲望化和淺斟低唱的文學表述中，寧夏幾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西部其他扎根于民族本土寫作的作家們一道，代表著中國土地上的另一種真實的聲音和色彩。
第二，“寧夏作家群”的全面崛起和被中國文壇所肯定，表明扎根于中國土地和“中國經驗”，堅定不移地學習我國優(yōu)秀的古典文學傳統(tǒng)和偉大的“五四”文學精神，走文學的民族化之路，同樣可以創(chuàng)作出當代文學的杰作。那種鄙視我國優(yōu)秀的文學傳統(tǒng)，唯“新”、唯“洋”是舉的文學觀念，對于廣闊而多元的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而言，顯然是淺薄的和有害的。
第三，“寧夏作家群”的崛起過程，證明在經濟落后、現(xiàn)代教育和文化還不太發(fā)達的西部地區(qū)，文學事業(yè)的進步和發(fā)展是可以走在前面一枝獨秀的。“寧夏作家群”的成長成熟過程，為市場經濟體制下，文學的生成和運作提供了另一種個案和另一種方式（我國幅員遼闊，經濟文化水平發(fā)展不均衡，文學生成與運作的方式本來就應該是多樣的），也為黨更好地領導文藝工作提供了新鮮的可借鑒的成功經驗。
郎偉，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業(yè)。現(xiàn)任寧夏師范學院副院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寧夏較為知名的學院派評論家。在國內第一個提出“文學寧軍”概念。他長期追蹤寧夏文學創(chuàng)作事業(yè)，為宣傳寧夏和把寧夏作家推向全國文壇做出了杰出貢獻。出版著作六部：《人類重要文學命題》（合著）、《負重的文學》（獲全國第八屆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駿馬獎”）、《寫作是為時代作證》《欲望年代的文學守護》《孤獨的寫作與豐滿的文學——寧夏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論》《守護風沙中的一盞燈》。多篇論文獲得全國和自治區(qū)級獎項。2015年，榮獲寧夏首屆“塞上名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