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蔚超《仁青的青海,青海的仁青》
龍仁青向我走來，北京的街景顯然與他不相稱。
他喜歡穿黑或紅T恤，系麻布方巾，手上串著幾繞的瑪瑙佛珠，黑發錚錚，像馬的鬃毛，面孔經了風斫日炙，棱角線條歷歷分明，北京芍藥居一派的慵懶市井中，龍仁青是一個“摳象”的人影，他太清晰，太立體。自有一種氣“息”圍繞著他，“生物之息相吹也”的“息”，青海湖水，日光幻變，鈴鐸僧幡，草場裸原，是這些匯聚而成的“息”，讓青海人龍仁青與眾不同。
西來的友人，讓我心生歡喜。
沒去過青海，青海來客就成了我想象青海的所有依憑，言行舉止，穿衣打扮，我相信，這就是青海的“息”。何況，龍仁青是一位作家。龍仁青的筆下自有一番令我瞠目結舌的青海湖事——“一副爛漫無知的樣子，扎括心里想，還裝嫩呢，也不看看自己滿臉的皺紋，還有嘴角上永遠也擦不干凈的白沫，都半老徐娘了，還把自己搞得像個十幾歲的小丫頭，真不害臊”，這個“蠢女人”是青海湖！不僅蠢，且騷情愛賣弄，孟浪得幾近娼家，“人們在青海湖邊上種上了油菜籽，到了夏天，青海湖便急不可待地圍上一條金黃色的圍巾，搔首弄姿，招搖過市，那副騷情勁兒讓人有些受不了。”“青海湖飄飄然已經忘了自己姓什么。它不斷地和這些人合影，擺出各種搔首弄姿張牙舞爪的動作來。有些人甚至摟住它的腰，把一張臭嘴貼到它的臉上，它也是來者不拒和顏悅色”。我讀起來是吃驚的，青海湖怎么著不是“圣女”也得是“母親”啊，怎么就成了蕩婦了？這么“自黑”，真下得了手啊！也只有血脈相連、親密無間的人才能“黑”得下心，“黑”得下手。龍仁青聳聳眉，青海湖就是我們的女人。是的，青海湖畔的草原上，連太陽都是一個多情的女人——“太陽懸在遠處地平線上，好像一個斜斜倚在自家帳篷門口搔首弄姿的女人，不知道害臊，眼睛里還火辣辣的，就等著有個男人經過她家帳篷，她就把撩撥男人情欲的目光放電一樣不斷射到男人身上，把男人電迷糊了，然后帶進她的帳篷，陪她過夜，為她驅趕黑夜的寂寞。”藏族男兒扎括看到自己被太陽無限拉長了的影子，在他的前面四平八穩地晃動著，就像是一座走動的山。在太陽這女子的眼里，男兒偉岸如山。難怪歌里唱的是“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在龍仁青的小說里，那青海湖邊陽剛雄性的是草原，光榮的草原，在太陽、母親灼灼目光下，任由好兒郎、情歌手和騎手們馳騁的草原，那繼承自父親的草原。風騷娘們青海湖水和西邊荒漠的雙雙入侵，外來“先進”事物的重重誘惑，牛羊畜生無情的舌頭，男人的草原越來越窘困而逼仄，舉步維艱地生存——男兒末路的悲壯和豪情總是打動人的。
在北京三環路的夕陽下，小說里草原和騎手的雄性氣魄和自然而然流露的荷爾蒙令我心潮起伏。2013年5月，我第一次閱讀龍仁青的小說，難忘至今。
世界是由男人主宰的，男人不斷訓誡女人：你們是弱的、小的、依附的——這道理我早已看破，然而，看過太多巧言令色的金錢、權勢、道德包裹之下的性別壓迫故事后，草原這大好男兒的荷爾蒙顯得清新可愛，或許，“他”的可愛正在于那神話岌岌可危的動搖和破滅感。我這城市長大學校里出來的“女學生”，難免會對草原的荷爾蒙充滿“低級”的興趣，借著談文學的名義，常公開刺探草原小說家的“荷爾蒙往事”。某次放松警惕的龍仁青，一不小心跟大伙兒透露了第一次鉆帳子的經驗。“沒什么的啊，我簡直是逃走的。”龍仁青答得老實，好像描述一場逃學逃課、打架打輸，他顯出可愛，那種草原男兒光榮而完滿的神話裂開縫隙的可愛。
分別后，龍仁青生活在我的朋友圈里。他始終在走著，閑不下來的，其中青海與西藏他走得最多，邊走邊拍照，采訪藏族格薩爾王故事的吟唱藝人，做《格薩爾王》的整理、翻譯和講學的工作。我慢慢發現，作家或曰小說家，只是龍仁青若干文化身份中的一種，在藏語文化界，龍仁青一連串的身份中排第一的應該是翻譯家。他是倉央嘉措的譯者之一，他翻譯藏傳佛教的活佛傳記和各類佛教文獻，他的譯著如山。寫過《情歌手》《咖啡與酸奶》小說的龍仁青會寫歌詞，在青海，在北京，那些在我看來異常英俊和美麗的藏族歌手們，對龍老師抱有崇高的敬意，他們靜候龍老師詩意萌興時刻的降臨，等待他用漢語或藏語寫下動人的歌詞，那些隱匿游弋在漢藏兩種語言中、跨越青海湖與北京的萬里空間、穿梭今夕記憶的微妙情感，也許只有與他們分享共同語言與經驗的人才能表達。聽龍仁青藏語歌唱，我們聽出了熟悉，熟悉的憂傷愛懼，也聽出了異樣，異樣的是唇齒間陌生的音節氣韻，無邊的想象和據此及其他而生的悵惘。
龍仁青實在有別于我們對作家的一般想象——或滿身泥土，或宅居書齋，或時尚、國際，或文青范兒，他有太多別樣豐富的內涵，我相信，他的豐富與別樣來自環繞著他的青海的“息”。因此，即便龍仁青為數不多的作品體裁大多是“短篇小說”，他的“短”，也從不讓我有逼仄狹窄之感，他的“短”，從不捉襟見肘、磨牙費嘴、數米量鹽、游塵土梗，龍仁青之“短”包含著闊大無限，流淌著澎湃元氣，他技巧不靈，心思不巧，才情不敏，縱使主題不脫反思現代性的窠臼，人物不外牧童、少女與兒郎，但是，他的小說，的確是好小說。小說家龍仁青鮮少夸耀或自矜，他自閱讀學來那套文學“鄉愁”的傷感與悲情，被元氣與闊大所調和，恰到好處地打動了我，正如他的天真和淳樸維持在絕假存真的水準上。
真的不應該對龍仁青這樣的作家提出一廂情愿的請求，哪怕這請求是出自好意——多寫一點吧，多寫一點小說，不要浪費你的才華、經驗和文化資源。記不清我是不是也一廂情愿過，應該有的，這些話，聽起來耳熟，說起來順口。但是，我知道，那不過是一種狹隘、固化和僵硬的認識，仿佛文學是高于一切書寫和文化工作的純粹而排他的事業，仿佛小說的文體地位真正至高無上。研究過悲劇興亡的本雅明就不這么樂觀，他說，誰也不能保證小說有一天不會死亡。是啊，悲劇這樣作為古希臘城邦的精神支柱的藝術類型，人家才是歐洲史上至高無上的文體，最終也伴隨古典文明的消亡而徹底消失，誰又能保證19世紀才興盛起來的小說能永生不死呢？在這個意義上說，龍仁青的工作，哪一項都是重要的，與他的小說同樣重要。
龍仁青對自己的寫作亦有判斷。他的作品沒有一篇不關乎民族，但他不愿意用所謂民族文學標注他的寫作。他覺得，對民族身份的刻意強調，在某種程度上妨礙他對青海乃至中國多元文明的熱愛和欣賞，對多元文明豐富性的呈現，才可能匯聚成真正的“中國故事”。我們的中國自古就是多個民族（ethnic groups）的人們組成的國家（nation），悠悠歷史，各民族之間經歷過太多次通婚融合，如何能分得涇渭分明？龍仁青說，龍是漢族父親的姓，仁青是藏族名字，他是“民族”混血。而我的父母分別是河北人、山東人，漢族，然而，我和龍仁青相見后，他從我臉上看出了藏族姑娘的特質——新疆、云南的朋友們，也依據我的外形客氣地把我視為本族。于是，血統、身份在龍仁青那里不是邊界，而是重疊交織的饋贈，他并不“你們如何，我們怎樣”，他的小說和他，讓我再次領悟，我們是如此豐富而多樣，我們亦有那樣的可能。會漢藏雙語的龍仁青說，青海民族眾多，文化多元，我看到寫作展示出的一種可能。這多么好，有這樣志向的朋友，在青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