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跟盛唐詩人學到了什么

《空海跟盛唐詩人學到了什么》

提起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是一部枯燥的學術著作。但要說起空海，應該有不少人眼前會馬上浮現起當下流行的電影《妖貓傳》中那個萌萌的日本小和尚形象。空海這個人在歷史上是真實存在的，他就是《文鏡秘府論》的作者遍照金剛。當然，歷史上的空海，跟小說和電影里的空海并不是一樣的。
空海于公元774 年出生于日本的一個貴族家庭，比白居易小兩歲。空海從小就從舅父那里接受了良好的儒家教育。成年后，除了精研佛法，他也一直對中國詩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在來中土之前就寫過一些詩論。30歲時，空海隨遣唐使來到中土，途中真的經歷過海上的風暴。中土的游學經歷只有短短一年，卻使他對佛法和詩學都有了更深的了悟。回國后，他創立了日本真言宗，又根據從中土帶回的詩學文獻，加上自己的理解，編寫了《文鏡秘府論》一書。
《文鏡秘府論》屬于“詩格”類著作，就是后世詩話的前身，可以粗略地理解為教人怎樣寫詩的書。這類著作，在唐代是頗為流行的。不過，我個人并不建議初學者拿著《文鏡秘府論》或者其他的“詩格”學寫詩，因為這類著作離初學者的現實需要，還是有距離的。事實上，在像唐代——或者今天——這樣一個想學寫詩的人越來越多的時代，既然有想學“怎樣寫詩”的需求，那就必然有想學“怎樣教人寫詩”的需求。在我看來，“詩格”類的著作，與其用來教人“怎樣寫詩”，還不如用來教人“怎樣教人寫詩”更實在些。也就是說，“詩格”與其說是教材，不如說是教學參考書。當然，天資高的學生拿本教學參考書來看，對學習也會有幫助，但教學參考書的打開方式畢竟跟教材不一樣。
《文鏡秘府論》中引用了很多唐人的著作，很多章節有可能是直錄唐人原文。那么，空海引用誰的著作比較多呢？
雖然在《妖貓傳》中空海和白居易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雖然白居易在中晚唐詩壇地位顯赫，被封為“廣大教化主”，也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漢詩界，成為日本漢詩界的偶像；雖然世間流傳著署名白居易的《金針詩格》。但是，在空海的《文鏡秘府論》中，完全看不到白居易的影子。事實上，空海是否見過白居易，也沒有任何實在的證據。畢竟，空海來中土的時候，白居易還只是個中進士才四年的小小校書郎，遠不是什么文壇領袖。空海并不像之后的日本漢詩家那樣，將白居易奉為詩學圭臬，他的詩學主要受到大歷以上的唐人影響。
那么，空海追思的盛唐詩學家又是誰呢？真的是吟詠著《清平調》的李白嗎？在《文鏡秘府論》中，同樣找不到李白的身影，看來李白也并不是空海的偶像。《文鏡秘府論》引用最多的是王昌齡，其他比較顯眼的，還有皎然和崔融。
崔融是武則天時代的人，比盛唐略早，出身于山東士族，山東的崔氏自漢末至北朝多有名臣，在唐代，崔氏仍是最耀眼的姓氏之一，山東崔氏的各支系貢獻了不少文學家。崔融本人曾“擢八科高第”，是當時的“大手筆”。中晚唐以后，崔融似乎淡出了詩學家的視野，但在盛唐，他還是頗有影響力的。《文鏡秘府論》保存了他的詩論。
王昌齡是我們熟悉的盛唐詩人，大約與李白同輩。王昌齡出身于瑯琊王氏或太原王氏，在中古時代也是高門著姓。《文鏡秘府論》中大量引用了王昌齡的詩論。應該說，王昌齡才是空海所仰望的盛唐。這或許與我們今天對盛唐的印象有些出入。
詩僧皎然俗姓謝，自稱為謝靈運的后人，陳郡謝氏在六朝也是顯赫的文學家族。皎然生活在大歷時代，比盛唐稍晚。
這三位較有代表性的詩人，都生活在盛唐前后，都與南北朝的顯赫家族有關，創作風格都偏于保守、溫潤。這可能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唐人實際的審美傾向。或許，在白居易之前，這樣的人是最有資格教人寫詩的人，他們自然也成為了空海學習的對象。
那么，空海跟這些人學到了什么，《文鏡秘府論》又講了些什么呢？
《文鏡秘府論》分為天、地、東、西、南、北六個板塊，說的都是初學者最容易遇到的問題。
《天卷》討論格律問題。每個初學者首先都必須過格律關。格律就像天一樣，是一切存在的前提，也是不能越出的。實際上，《天卷》討論的格律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初學者的需求。初學者學格律，只要記住林黛玉說的“平的對仄的”，就夠用了。《天卷》作為教師用書，提供了很多進階的格律知識，在初學者看來，難免會頭暈目眩。其實，《天卷》講的“聲病”，并不是必須規避的。如果你是對詩作聲吻協合有特殊要求的進階選手，那么還是應該了解一下《天卷》中講的“八病”。另外，《天卷》還記載了一些特殊的格式，包括“齊梁調詩”，也是可以供進階選手學來玩的。
《地卷》討論詩的“體勢”，可以理解為品格問題。詩有不同的風格流派，不同的審美追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體”，這些“體”的品位是不同的。這些不同的品位，就好像地勢的高下一樣。任何體勢都可以寫出好詩，就像任何地勢都能長出好看的花一樣。但是論起地勢本身，畢竟是有高有低，有一圈一圈的等高線，同樣道理，詩的體勢也畢竟有高下之分。在“以詩取士”的語境下，除了詩本身是好詩，詩的體勢高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就需要評詩的人火眼金睛，認得更高的品位，不能“見了淺近的就愛”。在這方面，《地卷》可以提供不少幫助。但是初學者要是把《地卷》當成武林秘籍，照著一招一招練過去，那是不可行的。在缺乏創作經驗的時候，只是背會這里的招式名稱，那更是毫無意義。所以《地卷》也是評詩者用著比學詩者順手。當然，對學詩者來說，知道天下之大，詩有更高的境界，也是好事。
《地卷》中最實用的，當屬王昌齡的《十七勢》、皎然的《十四例》和崔融的《十體》。其中，王氏的寫法又與謝、崔二氏略有不同。皎然和崔融寫的，相當于“評分標準”，羅列詩的不同境界，其間是有差等的，我們在評詩的時候，基本可以按照他們的總結，按圖索驥，評定詩的高下。王昌齡說的“勢”，類似于宋人黃庭堅講的“詩法”，這里的“法”是“活法”，不是“法律”的法，而是“辦法”的法。不是規定你只能怎樣寫，不能怎樣寫，而是給你提供更多的寫作思路。這些寫作思路之間，不是完全沒有高下，但高下是不明顯的。我們寫詩打不開思路的時候，可以去看《十七勢》，然后就知道，寫詩不是只能一板一眼地寫八股，是可以有無數種章法變化的。《十七勢》是招式，可以臨時借鑒了用，而《十四例》《十體》基本無法當場借鑒，只能供你對照功夫練到哪一層了。
在天地之間，會有形形色色的生命，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問題。東、西、南、北四卷，就是講初學者遇到的問題的。
《東卷》講的是對仗問題。東方是萬物發生之地，東卷就講初學者最先遇到的問題。在解決了格律問題之后，初學者遇到的第一個“攔路虎”，就是對仗。對很多人來說，要寫出工整的對仗，并不是容易的事。
當下有很多人工智能軟件都可以寫舊體詩，如果只寫散行絕句，它們的水平已經與人類初學者難分伯仲，但是，目前還沒有一個軟件能很好地解決對仗問題。我們習以為常的“對對子”，對人工智能來說竟是難以突破的瓶頸，由此可見，對仗藝術凝聚了人類智慧的精華。在格律的壁壘被突破以后，要證明我們人類相對于電腦的優越性，對仗還是一道可以踞守的天險。
今天的初學者，經常覺得寫出工穩的對仗句有困難。很多人選擇了退縮，或者寫個寬對敷衍了事，或者干脆只寫散行絕句，只填詞，有的還能填出很漂亮的詞。其實，這樣很不好，等于是自動放棄了人類的優勢地位，把自己降格為電腦。畢竟現在電腦寫出像樣的詞也不難了。
中古時代，在寒素階層上升的過程中，很多寒素子弟努力學習寫詩。世家子弟看他們的心情，就跟我們今天看人工智能的心情是一樣的，不屑中帶著擔心。他們也必須拼命證明，自己比這些“后出門戶”更優越。因此，在當時的詩學中，也會存在一道一道的防線。格律是第一道，品位是最后一道，而在格律之后的第二道防線，大概也是對仗。
對于自幼熟讀《文選》的世家子弟來說，對仗就像吃飯喝水一樣自然。但如果一個人沒有很深的文化底蘊，只想走捷徑學會寫詩，在文壇上暴得聲名，那么對仗可能會成為他的一個弱點。評詩的大佬看見逃避對仗或者寫不好對仗的人，心里應該也是有數的。所以，在乾坤定位之后，《文鏡秘府論》首先要教人對對子。
但是，《文鏡秘府論》的《東卷》也不適合拿來學習對仗。《東卷》講各種對仗的方法，例如《二十九種對》，也像王昌齡的《十七勢》一樣，講的是辦法。是告訴你，除了規規矩矩地對仗，還有這么多出奇制勝的法子，是幫你開拓思路的。《二十九種對》不但不是必要的，也不能窮盡對仗的方法。初學者看這個，首先會暈，以為對仗有多么復雜，徒然產生畏難心理。不暈了之后，如果再把這些奉為秘籍，一一記住，一一運用，不過是浪費時間，并不會因此把詩寫好。更有甚者，以為用了這些對法就是好詩，不用就不是好詩，一心鉆研對仗的法門，以期拿來炫耀，未嘗不是另一種急功近利。晚唐七律出現了很多精致繁復的對仗，恐怕與寒士急于靠寫詩博取功名的心態有直接的關系。實際上，寫詩不是對仗的花樣越多越好的。能寫對仗，能證明你是個有靈魂的人類，就足夠了。要寫好對仗，靠的不是背招式，而是要好好把《文選》讀熟。
《西卷》講的是“詩病”，就是詩會出的毛病。人活在世界上時間長了，沒有不生病的，寫詩上手了以后，也會慢慢地出現各種各樣的毛病。西方總是和衰老、刑獄聯系在一起，所以《西卷》用來講詩病。
“詩病”就更不是供初學者學習的東西，初學者沒必要把《西卷》中空海歸納的二十八種詩病都記住，一一都犯一遍。詩病是供評詩者掌握的。評詩者要知道，這樣的寫法是毛病，不是創意。如果學生這樣寫了，要糾正；如果考生這樣寫了，嚴重的要黜落。當然，作詩的時候，如果能知道詩病，有意加以規避，那也是好事。
識別“詩病”是中國傳統詩學的一項重要內容。無論讀詩還是作詩，都要識別好歹。要知道，這么寫是好的、那么寫是不好的，這個字用得好、那個字用得不穩。而不能只會看中心思想，說了我好話的就是好詩，說得不入耳就是壞詩。識別“詩病”是一門很實在的學問，有幾千年的積淀，能把中國詩講成云山霧罩空中樓閣的，多半是不懂這門學問的。
考究詩病，充分說明當時存在著品評詩作高下的需求，從側面說明了詩歌的繁榮，也說明詩作的高下關系著士人的榮辱。
《南卷》討論的是詩的“意”與“位”。南方使人聯想到光明正大，《南卷》討論的就是詩歌中最為核心、最為光明正大的問題，是詩歌的高貴屬性。
《南卷》中的《論文意》，引用王昌齡和皎然的詩論，討論“意”的問題。為什么詩要講“意”呢？是不是說，一首詩只要意思好，藝術上不用講究呢？不，一個能討論“詩病”的詩學系統，不會這樣粗糙。
想靠詩歌干謁的人，如果再多下些功夫，是可以學會對仗，甚至避免詩病的。這時候，橫在他們面前最后也是最嚴峻的考驗，就是能否寫出一首意脈連貫的詩。真正的詩人，寫詩就是為了抒寫自己的性情，如果不是心有所感，就不會寫詩，那么他下筆的時候，不用怎么布置，意脈自然是連貫的。但如果寫詩是為了博取聲名，是功利性的，那么就會出現為寫而寫的情況。此時除非以很高的技巧加以經營，否則無法寫出連貫的意脈。這樣的詩，也許單看句子會很精致，但通篇看下來，卻沒有太深的思致，或者稍微思考得用心了些，意脈卻斷裂了，不知所云。有這樣的跡象，就說明是功利性的寫作，同時技巧也不夠，所以絕非上品。還有一些初學者，寫詩倒是有感而發，但對于如何把自己的感受完整地寫下來，還缺乏經驗，在寫完最先想到的句子之后，就沒有其他感受可以寫了，于是只好開始拼湊，上句寫了春天，下句卻湊出來秋天。這樣的詩，當然也是不好的，禁不住“意”的考量。
《論文意》主張，寫詩要“苦思”“造意”，“險起杰作”，要追求新奇，其實是在要求詩人努力寫詩，不可以寫平熟套話，對藝術的要求是很高的。這里所說的“意”，是指新意，并非限于主題正確，而是包括了見識和技巧等不同方面的精進。強調“意”，其實是強調詩人的主體意識，以飛揚獨特的個性為尊，以可復制的功利性創作為卑。這是盛唐詩人最可貴的精神，也是在詩人階層不斷擴大的時代保持詩歌高貴本性的需要。
《論文意》也是服務于評詩者的。評詩者需要知道有意之詩高于無意之詩，寫詩者卻無法通過閱讀《論文意》而完成從無意到有意的飛躍。可以想見，如果有一天電腦可以解決對仗和詩病的問題，“文意”仍然會是它與人類高手之間的屏障。當然，人類的子孫，如果才華平平卻急功近利，也是會被擋在這道屏障之外的。
同屬《南卷》的《論體》，討論詩之“位”，即不同詩體的功能。要恰當地使用不同詩體完成不同的功能，首先至少要掌握所有的詩體。只會寫絕句的人，是沒有“論體”的可能和必要的。因此，討論形式與功能的關系，也是一門專門的學問。
《北卷》的內容較雜，有關于對仗的補充論述，也有虛詞用法的介紹，或許是空海在記錄不能歸入其他五卷的零碎感想。
《文鏡秘府論》是空海向盛唐詩人學習的成果。它以格律為始，以體勢為歸，靠對仗、詩病、文意、詩體的品鑒保駕護航，幫助評詩人學會識別詩作的高下，也給作詩人以必要的提醒，從而維護詩的品質。《文鏡秘府論》保存了盛唐通行詩學文化的樣貌，證明著盛唐詩學的繁盛與輝煌，也為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與創作提供著啟迪。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