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劉向陽散文賞析

我的第一張照片，拍攝于1965年正月，是我的周歲照。

在我的故鄉，六十年代初，照相還是一件挺難得的事。那時，縣城才有照相館，而許多父老鄉親一輩子沒有出過遠門，難得有到縣城的機會，所以終生都沒有留下自己的影像。我母親到16歲才擁有了第一張自己的照片，通過這張照片，我才看見母親年輕時是那么漂亮。不知是因為吃不上葡萄就說葡萄酸，還是因為曾經出過蹊蹺的事情，當時，在故鄉，還流傳著一些關于照相不吉的說法，說是照相機吸血，照一次相吸一次，照相多了有損壽命。怕你不信，鄉親還會拿著底版向你證實，看看，這不是紅的嗎！當時照相用的底片，偏暗紅色。

當時，人們不但沒有照相的機會，對照相是怎么回事也知之甚少。一次，在稅務局上班的大舅在照相館照了一張照片，讓人捎回了家，母親說，她當時見了，高興極了，得意地向人炫耀，我大哥有汽車了。后來得知，自己露怯了。那汽車是布景，不是實物。一個人的智商無論多高，如果缺少見識和經歷，他的聰慧也難以表現出來，見多才能識廣。

我的第一張照片并不是到縣城照相館照的，是走鄉串村的照相師在我家院子里照的，照片的背景是我的父母剛剛建造的新居。在自家的院子里就能照相，在當時如公雞下蛋一般新奇，這不但是前所未有的，過去連想都沒敢往這兒想。照相師是距我家五十華里的小河南村的，姓啥名誰，母親已經想不起來了，母親記得的是照相師走到哪個村，就像水濺油鍋一樣，整個村子就炸了，沸騰了。鄉親們甚至有些慌亂，有些不知所措，照還是不照，成了一個問題。但這畢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呀，所以，在有幾分緊張慌亂忐忑不安又有幾分興奮期待之中，還是有許多人坐在了鏡頭前，這其中也包括我。

遺憾的是，不知是由于曝光不當還是沖洗有誤，絕大部分人的像都沒有照成功，無論是燦爛的笑容還是緊鎖的眉頭，都成了浪費感情的表演，沒有被定格下來。眾鄉親想擁有自己一張照片的期望落空了。在我們西溝村，最后把相片洗出的只有兩人，一個是劉斌家的大娘，另一個是我。

我這張照片也是挺別扭的，比半身多，比整身少。媽媽說，當時給師傅說的是照一張整身相，但照相師卻沒能把我的腿和腳收入鏡頭。不經意中，我為我國照相行業發展進程提供了一點佐證。

媽媽說，給我照這張像時，是她這輩子心情最舒暢的時段之一。是呀，那也是新中國發展進程中陽光燦爛的日子。三年自然災害過去了，經濟正在復蘇，十年動亂還沒有開始，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所以那幾年也是我國人口生育的高峰期。當然母親的好心情直接來自于這種好的時代背景下家門之內生活的飽暖變化。當時，父母終于蓋起了自己的房屋，居有定所了。

父親響應省文聯領導提出的“長期地無條件地深入生活”的號召，于1962年農歷二月初五，從他的工作地半壁山鎮，帶著母親和十個月的哥哥，返回故鄉的。起初有一年多的時間是借住在大隊辦公室里。當時，鄉親們對父親從事的寫作事業的了解是有限的，所以紛紛議論：“必是沒出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出息還回來。”對母親能否扎下根來也是唧唧喳喳：“大地方的鳥，能在小山溝站住？”甚至有人斷定，父母親蓋不起自己的房子，這輩子只能寄人籬下或住茅棚了。而父母沒有被別人看笑話， 盡管千辛萬苦，但在1963年的秋天，通過與爺爺共同努力，終于把房子蓋起來了，完成了安家大業，父親為此瘦了十六斤。母親的體重沒有減少，是因為她當時正懷著我。母親說，那幾個月她每天都累得暈頭轉向的，總是覺得氣不夠出，推著碾子就睡著了。盡管蓋房子欠下的七百元債務，到1972年底才還清，母親還是由衷地喜悅。我設想了一下，前推兩年或后錯兩年，房子都很難蓋起來。若早兩年，三年自然災害期剛剛結束，生活還非常困難，若晚兩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挨整了，生活亂成了一團麻，哪有精力和條件搞基本建設。國無泰民難安。

房址是父母自己選擇的，那是一個椅背形的山窩，原地名叫栗子樹，音意非常吉祥。房子落成，屋子里細泥還沒有抹，窗戶、門還沒有安，父母就匆匆地搬了進去。三個月之后的臘月十四，我來到了世間。媽媽說，我出生時，白白胖胖的，特別壯實。這一點，從我的第一張照片中也不難看出。

按故鄉風俗，正月是姑奶子回娘家的日子。此風俗成因何在？我想緣由有二：其一，這時農閑，大家抽得開身；其二，這時柜里有糧，春節準備的年貨還有剩余，姑奶子來了，有東西招待。給我照完相幾天之后，母親左手抱著我，右手牽著大哥，也興高采烈地回娘家了。這是母親隨父親返鄉后第一次回娘家，也是我第一次住姥姥家。母親說：前兩年不是不想回，而是家沒有個家，日子不像個日子，沒法回。回家只能給自己的父母添悲戚。現在房子蓋起來了，日子有譜了，又添丁增口了，可以回家給惦記他們的姥爺姥姥寬寬心了。但令母親掃興的是，在姥姥家，我卻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治了幾天不見好轉，急得母親火上大了，乳房都發炎了。母親分析，這是由于我不熟悉姥姥家的生活環境，想家、想爸爸造成的，于是抱著我心急如焚往家趕。到了家，父親看到我病了非常著急，他考慮到我正在吃奶，我的病毒可能來自母親的奶水，于是給我治療的同時，也給母親注射了同樣的藥物，由于消毒不好，使母親感染，左臂上留下了一個核桃大的深坑。我的多病加上父親的失誤，給母親帶來巨大痛苦，母親卻沒有怨言。面對哥哥和弟弟后來都比我身高的情況，母親總是惋惜：你們哥仨相比，剛出生時你最胖，要不是周歲得了那場大病，不至于落成最矮。言語中，滿是愛憐，沒有委屈。

順著話頭跑遠了，打住，回頭接著說照相的事。記憶中，在故鄉，在我的整個童年，照相始終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十年動亂，割資本主義尾巴，所有個體經營活動都被割沒了，走鄉串村照相的更是絕跡了。而去縣城，還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對于一般村民而言，往往是因為得了重病，村里的赤腳醫生治不了，才不得不到縣城去治療。去縣城治病的，大部分都只顧保命了，又哪有閑情去照相 。我擁有自己第二張照片是九歲，那是沾了父親到縣文化館工作的便利。夏天，文化館館長劉國良伯伯隨父親到我家串門，帶上了公家的相機，給我母親和我們兄妹四人照了一張合影。

當時，擁有照片的家庭，都用鏡框把照片鑲起來掛在墻上顯著位置。鑲著照片的鏡框，永遠是最吸引客人注意力的地方。應客人的打問，主人會一一指點照片上的人含情地介紹這是三姑，那是四姨，這個人和誰是什么關系，現在的生活是什么狀況，等等。照片上的人不是親屬就是親戚，可能有的生活在外鄉，有的已經離世，把照片上的人介紹一遍，也就是把自己的親人親戚思念一遍，常常也把往事回顧了一遍。看著照片，品味著生活，有時眉開眼笑，有時感慨唏噓。

在故鄉，什么時候照相變得容易方便了呢？是改革開放之后。那時，我已經隨父母遷居省城。后來，不但姥姥家所在的半壁山鎮也有了照相館，而且出現了上門服務的照相師。在我們村，劉福勤大哥家的大侄女就干起了這一行。八十年代后期，父親回故鄉探親，劉財大伯向父親介紹家鄉的變化和新鮮事物，不知不覺說到了照相，大伯說：“福勤家的大丫頭搞照相呢，營生還不錯，就是這丫頭太獨，總把自己關在小黑屋里鼓搗，怕別人搶她飯碗。”劉財大伯不知，沖洗相片只能在暗室操作，否則就跑光了。

近一二十年，社會發展進步真是太快了，照相就是一個最好的見證。從機械相機到自動傻瓜相機，從膠卷拍攝到數碼拍攝，先是單一功能，后來照錄合一，現在手機又把這些功能全兼備了。現在，鄉親們已經像擁有打火機一樣擁有了手機，照相就變成了隨時隨地動一動手指的小事。照相方便了，人們對相片的態度也不那么稀罕了。物以稀為貴吧。

物以稀為貴。最近，我又把我的周歲照重洗了一張，花了幾十元，因為洗這種老式底版黑白照片的人少了，地方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