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旭《文學歲月的碎片》

一、母親

月臺

除夕，桌上唯一見到肉的菜是一盆有半根豬筒骨的蘿卜湯。那是一年中最好吃的一頓飯。母親是廣東潮州人，會燒菜，能用一塊豬肉皮蹭鍋，加一小勺醬油把豆腐和大白菜幫子燒出紅燒肉的色香味。只要是她做飯，我們就天天是過年。但她很少有時間做飯。我姐，我，弟弟，妹妹，全家五口全靠她一個人在一間廢品加工廠做工的工錢活口。基本工錢每個月只有十幾元，加上星期天和每天超時的加班費一共不足二十元。那個廠子離家有十幾里路，她每天天亮前出門，晚上快半夜才到家。家里做飯只能是姐姐和我，誰先到家誰做。一天兩頓，很簡單：半鍋水，兩把米，一堆剁碎的菜幫子，用到處撿來的刨花、鋸屑、爛木片燃火煮熟；菜是母親用一年的定量供應豆腐做的豆腐乳，味道極其鮮美，一餐飯一小塊，可以吃一年。

妹妹不到學齡；因為沒錢交學雜費，小學三年級的弟弟輟學；為了讓我上初中，姐姐從初二退學，一個在小學當老師的鄰居介紹她去代課，收入不穩定，但至少能給母親減少一張嘴的負擔。

好歹念完了初中，看著好幾年前失去賺工資的父親后已經變賣一空的家，看著母親干枯憔悴的臉，我說，我不讀書了，我出去做事。母親驚惶地睜大眼睛，說，不行的，萬萬不可以，將來到了陰間我怎么跟你爺爺交代！

我是爺爺的長孫，八十多歲的爺爺咽氣之前只對跪在床前的母親說了一句話：“拜托你，不管以后日子怎么難，都要讓我這個孫子完成學業，考取功名。”

但我決心已下，報考了一個不要學費還管飯的中專技校。臨到上了考場，我突然又改了主意：上技校只能管我自己，還是不能給母親賺錢。我在試卷上一通亂涂，交完卷走出考場，一身輕松——我沒有繼續學業，是因為沒有考好，沒有母親什么事，爺爺不能責難她了。

暑假的一天，初中班主任突然找到我，讓我去參加一個歡送會，省城社會福利院的上百名孤兒去長江中間的一個沙洲農場就業。會上，我們中學的幾個沒有升學的高中生提出要跟那些孤兒一起“奔赴社會主義農業第一線”。班主任叫醒了正呼呼大睡的我，問我想不想去，說那是國有農場，種棉花，不像種水稻那么苦，主要是在實驗室擺弄試管。你去了就是工人，每月拿工資。別的不用班主任多說，“拿工資”這一條就抓住我了。

出發就在歡送會的第二天。快半夜回家的母親措手不及。我直挺挺地躺在院子樹下的竹床上，死死地閉緊眼睛。我不想跟母親交流，除了深深的悲傷，她還能怎樣？母親一整晚都坐在竹床邊給我打著扇，極力壓抑著啜泣。第二天一早我用一只破舊的網兜裝了母親強行塞進的家里唯一一只完整的臉盆，和幾件換洗衣服，匆匆去學校集合。說好了不讓母親送我，但是火車開動的時候，在車站嘶聲號啕的人潮中，我還是看見了被擠壓在其中的絕望地拼命搖著手的母親和姐姐。

一去小半年。農場真的有工資，以評定的底分為標準。最高的底分是十分，我的底分是六分八，月工資接近十元。我很激動。每個月吃飯四塊多錢就夠了，再有幾毛錢買肥皂牙膏，剩下的將近五元錢可以寄給母親。年終結算，隊長本來說有獎金的，因為上面有干部說那是資本主義物質刺激，不給了。生產隊給了我們一些棉花，算是沒有說話不算數。

過年的幾天假期，母親上工的那個廢品加工廠不開工，我們總算可以吃母親做的飯了。母親整天在忙，除了忙一天兩頓飯，就是料理我從農場帶回的棉花：找彈花匠打了兩床棉被，他們留下一床，一床讓我帶回農場，其余的給我們幾個做一身棉襖棉褲——之前我們都是單衣單褲過冬。衣褲的面子和里子都是舊衣改的，特別費事，母親只能一夜夜熬通宵，實在熬不住就打個盹兒。母親手巧。翻了面的舊衣服又跟新的一樣。

除了忙活這些，母親還有些事做得很秘密，總是在我們幾個都睡熟以后才做。到我動身返回農場的那天早上，她指著一只堆得老高的長條竹簍，說，這是給你帶去農場的。什么啊？這么多！我很驚訝。母親淡淡地說，就是一床棉被，還能有什么。

姐姐那天要代課，母親讓弟弟照顧好妹妹，自己送我上火車。家里沒有扁擔，從自來水站往家運水都是我和姐姐一人一邊抓著桶梁，后來我有了力氣，就一手各提一桶水。為了抬那只竹簍，臨時找了半截晾衣服的竹篙代替扁擔。

時間很充裕，但母親還是讓我跟她一起早早出了門：只有我們等車，車不會等我們。沒想到公交車誤了事。我們早早趕到公交車站，卻好長時間見不到車來。車站的人越積越多，好不容易來了一趟車，抬著竹簍的我們根本沒有可能擠上去。母親口里直說“莫急莫急”，其實她心急如焚。車票是預先買好了的，如果誤了車，就等于廢了一家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差不多沒指望的時候我們上了車，一路上看著車停站、等紅燈、讓人、讓車，人幾乎要瘋。謝天謝地，到了火車站。一下公交車，抬上竹簍，母親就飛快地跑起來。她在前，我在后，跑了幾步，我就感覺到母親的步子亂了，一個趔趄接一個趔趄，她終于跑不起來。我不由得一個勁埋怨母親，不是說就一床棉絮嗎，這么沉？母親喘著氣說，你一個人在外面，我照顧不到，能帶就多帶些。就那樣掙扎著進了站，發現還要翻過一個高高的天橋。我坐的那趟車，預告的汽笛忽然響了。母親真的像瘋了一樣彎下腰往天橋的臺階上爬。上了橋，過了一段平路，就是下臺階了。我在后面緊緊地抓住竹簍，不使它壓上前面幾乎已經縮成一團的母親。

離最后下天橋還有幾個臺階了，已經看得清正在吹哨子、搖動小紅旗的列車員的臉了，母親忽然腿一軟，栽倒了，癱坐在地上：

“快，兒呀！就幾步了！”

我抽掉那截竹篙，沖到前面扯起竹簍，拖到車門下邊，那個男列車員一面發脾氣說我們帶著這么多這么重的東西，為什么不趕早，一面幫我把竹簍弄到了車上。我沖進車廂，在第一個車窗的小桌板上俯下去，顧不得腰上背上隨辱罵一起落下的拍擊甚至捶打，猛力掀開車窗。

母親已經站起。抱著月臺上的站牌柱，站在那里。列車刮起的風，卷起她破舊的衣服，和已經花白的稀疏的頭發，她失神地站在那里。

下了火車，再搭船，見到了同行的弟兄們，那只竹簍不愁沒人搭手了。當天傍晚到農場，打開竹簍，那床棉被下面居然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砂糖、豬油……其中居然有那么大的一罐豆腐乳，還有一罐梅干菜紅燒肉！最讓我莫名其妙的是紅燒肉：吃年飯的時候，姐姐偷偷告訴我，別怪母親沒有給我們燒肉，你去農場之后，母親把定量肉票都拿去換錢了。原來這是母親的一個借口。

不幸的是，那些瓶瓶罐罐都已破碎，只能是上午母親在火車站天橋下跌倒時摔碎的。好在整個竹簍上上下下包得嚴嚴實實，連湯汁都沒有漏出來。當夜一幫弟兄大呼小叫，挑出了玻璃碎屑，風卷殘云，掃蕩了個精光。給母親去信時，我沒有說那些瓶瓶罐罐的破碎，我怕母親的心會跟著破碎。

再次回家過年，我才知道，一年前送我那次在火車站跌倒，母親脛骨韌帶撕裂，在家里只躺了三天就一瘸一拐地去那個廢品加工廠上工了——她怕丟了那份工。而在這一年我收到的家信里，有關她受傷的事只字不見。她不許姐姐透半個字給我。她怕我的心會跟著撕裂。

難怪母親當時抱著月臺的站牌柱。

寫這則短文的時候，我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那是散文的范本，我的短文或許情境有一點跟它相似。不過，抱著站牌柱的母親對我一生的影響要大得多。在那之后，不管走到哪里，不管是在陸地、在海上、在天空，旅途上都會有一個母親跌倒的月臺，都會有一個母親抱著的站牌柱，都會有一個抱著站牌柱的母親在為我送行。

家信

媽：

第一次出遠門，第一次給你寫信，我一時不知該說些什么。那天一早坐火車離開南昌，中午到了九江，又轉輪船，傍晚到了農場。當晚大家就住進了各自的房子。房子是新蓋的瓦房，比我們家大多了，雖然一間房住四個人，但一點都不擠，每個人還能放下一張寫字的小桌子。床鋪是竹片和樹棍釘的，比家里的硬板床舒服，因為竹片有彈性。出了門就是堤壩，外面是長江。江面很寬很寬，比南昌的贛江寬多了。這下好了，游泳不愁了。站在堤壩上可以看到遠處的山影，老師沒有騙我們，那就是廬山。聽說上山坐車和住宿要很多錢，我還是想去。我會走上去。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年青時在縣里當過通訊員，上山下山只要一個小時。我不會比他慢。夏天上山，可以在山上的街心公園過夜，不要錢。這里許多老職工都這樣去過。等我有錢了，我會帶你上去，當然要坐車和住旅店。勞動我能吃得消。我們來的第二天就是挑糞。糞桶比家里的水桶小，我挑起來不太吃力。農場的地很多，每個人平均要種十多畝，早上出工晚上收工天都是黑的。這也算不了什么，在家里，寒暑假你帶我去贛江碼頭的貨場做零工扛毛竹，比這起得還早回得還晚。吃飯也比家里飽。告訴你你一定高興，我在這里的糧食定量是一個月四十五斤，家里才二十四斤吧。在家里你老是把干飯留給二姐、我和弟弟妹妹吃，現在你可以多吃一口了。媽，你一定要小心身體。我們都太小了，你要身體不好，我們怎么辦呢。我問過這里的老職工，像我這樣的新勞力，一個月下來大概可以發到十塊錢工資，到時我會寄五塊錢回去，加上你在街道工廠每個月賺的十幾塊錢和二姐代課賺的錢，你和二姐弟弟妹妹吃飯差不多就夠了。我在這里的伙食費每個月只要四塊五毛錢，五毛錢存起來買牙膏、肥皂等東西。

媽，這次我走得很突然，頭天報名第二天就走，報名也沒有跟你商量，我知道你很傷心。走前的晚上，你一夜沒睡，一邊給我打扇一邊不出聲地哭，我都知道，只是假裝睡著。第二天早上上了火車，我從車窗看見你和二姐在下面送行的人群中哭著喊我的名字，我又躲開了。我怕到時候我也難過了會不想走。可是我不能不走。我十六歲了，應該能夠幫你，不然你太苦了。媽，你不要怪我心腸硬，不聽話。我在這里一切都好，你只管放心。我會好好勞動，好好賺錢，幫助你把弟弟妹妹養大。讓你老了有福享。

這封信斷斷續續寫了好幾天，房里只有一盞煤油燈，大家要輪著用。這次就寫到這里。媽，你一定要放心，一定要保重好身體。我一有空就會給你寫信。問二姐弟弟妹妹好。

旭兒

1964.9.28

（注：1964年我初中畢業，家里無力供我升學。那個暑假快結束的時候，老師來家通知我去參加一個歡送會，歡送市福利院一批孤兒去九江的一個農場當農工。我們學校的十個高初中應屆畢業生當場強烈要求隨他們一起下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當即獲準。第二天我們就出發了，這一去就是將近二十年。）

二、貴人

在長江中下游那個國有農場，我種了八年棉花。

下了鄉，我一有空就翻到處順來的書，一面異想天開地寫詩，指望能賺到稿費幫老娘。在棉花地一邊鋤草或是挖溝，一邊搜腸刮肚，回來就邊吃飯邊爬格子。起初兩年，我幾乎每天都寫詩：太陽、月亮、星星、風、雨、雪、長江和遠山、春耕和秋收、床底下的泥地生出的蘆葦、草棚的窗口垂下的剛綻芽的柳枝……詩幾乎無所不在。

勞動和詩，都使我狂熱而忘我。

1970年，全中國的知識青年似乎突然醒悟，風起云涌地開始了大返城的艱難歷程，不到一年時間，我所在生產隊先前住了幾十號知青的一長排宿舍只剩下我孤單的聲音。

他就是在這個時候照亮了我的生活，并從此改變了我的一生。

1971年春天，縣里派了一個工作組到農場來抓路線教育，他就是這個工作組的組長，姓熊，名漢川。

當時正有一個由省地縣三級聯合組織的寫作班子在農場采寫一個模范人物的報道，由熊組長負責，我也被臨時調去做采訪工作。我被要求：把采訪記錄盡最大的努力加工成有完整情節的故事。我干得很認真。那報道后來在國家最大的報紙的頭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出來，其中有大量段落出自我的手筆而且幾乎一字未改。寫作班子在農場的工作結束的時候，其中有幾個縣里來的干部很同情我的處境，覺得以我的勞力，則很難勝任一個農工，我更適合做一點文字工作。我下鄉的次年即感染上血吸蟲病，鄉間條件簡陋，幾近野蠻而危險的多次治療使我早已形銷骨立，虛弱不堪。他們商議說：“去找熊組長，熊組長是好人。”

熊組長第一次來看我，就從已經破損的黑提包里抽出親手寫的“路教”工作的總結報告，讓我“改一改”。然后他就坐在我身邊，一邊抽著煙，一邊側著頭，注視著我筆尖的移動。

幾天后他和“路教”工作組離開了農場。他走之前我們再沒有單獨見過面。

一個星期后，我忽然被通知到場廣播站做編輯工作。但頂多三個月之后，農場辦公室主任跟我說，場部干部本來就多，用不著再從下邊抽人。

我只好又回到先前所在的生產隊。

春天是血吸蟲的排卵期。每到這時我的血吸蟲肝就異常疼痛。加上虛弱，加上沮喪，我病倒了。我獨自躺在床上，無法做飯，無法燒水。夜里，在無邊的黑暗中，聽著風在屋頂上刮出的尖叫，聽著江水在堤岸拍出的悶響，我第一次感覺到死的恐懼。而我是不甘心的。第二天我掙扎著起來，去四五里外的碼頭搭船。然后我在省城的家里住了將近三個月。

在坐火車從省城回農場的路上，我卻不知怎么忽然在中途下了車。這里是我務農的那個農場所在縣的縣城。我是第一次來。下了車，我隨著人流出了車站，便一個接一個地向人打聽縣委宣傳組熊組長的家。

那天我就住在他家里。我在農場的情況他已經知道。而我到這時候才知道，原來讓我到場部廣播站搞編輯工作，是他在工作組工作結束時向農場領導提的建議。農場領導當時顯然是出于對他的尊重，采納了這個建議。這采納卻是有限度的。第二天上午熊組長送我到火車站。他讓我先回到農場去，縣里工作有需要，他會去找我的。他一再叮囑我要注意身體。

大約兩個月后的一個中午，一個從縣城來的干部到生產隊來找我。他是奉熊組長的指示到農場來借調我的。熊組長這時候已經是縣委常委，屬于縣委領導成員了。

那位干部在路上告訴我，熊組長為解決你的工作問題做了很多努力，但目前招工指標卡得太死，只有先借調，慢慢等機會。這位干部很感慨，他曉得熊組長跟我非親非故，以我的赤貧，也無從孝敬于萬一，他只是愛才。

我像珍惜生命一樣珍惜這些日子，我從不讓自己閑著。省城報紙不斷有我的稿子發出來。縣委領導很高興，說宣傳部工作干得不錯，我因此成為小有名氣的“筆桿子”。倒是熊組長幾乎從來沒有表揚過我，別人在他面前夸獎我，他也只是微笑不語，但我清楚，他在心里是很為我驕傲的。

1973年，出現兩次機會：一次是推薦上大學。我都因為“出身”問題被否決了。兩次失去機會，我心里一片灰暗。熊組長很嚴肅地對我說：“妥善為你解決工作問題，我是從工作出發來考慮的。一個人，做人要有正氣，走路要走正路，我們不做偷偷摸摸的事！”

這年冬天，熊組長調到另一個縣去當縣長了。他走得很匆忙。那幾天我正在鄉下采訪，我得到消息的時候，他已經赴任了。

我取得國營正式職工的編制是兩年之后的事。這兩年里，我沒有再見到熊組長。但熊組長卻一天也沒有忘記我。每次有縣委或縣政府機關的同志在什么地方開會或出差碰見他，回來總要告訴我，熊組長又問起我的事了。熊組長的菩薩心腸把他們都感動了，簡直讓人難以理解一個人對另一個并無深刻關系的人何以關心到這種程度。我聽了總要難受好些日子，我已經成為熊組長的一個沉重負擔了。他擔任縣長的那個縣是個窮縣，大半在山區。他在那里有很好的政聲。他的勞累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人生不可能有多少輕松，卻還要時時為一個遠在異地、跟自己毫無利害關系的極普通平凡的小人物的命運懷著憂慮！

因為《小鎮上的將軍》的發表和在全國獲獎，1981年我從縣文化館被調回省城從事專業創作。臨行前我專程去熊組長所在的縣向他辭行。他很高興，留我在家里住了兩天。那兩天他正在縣城開會，晚上我們聊到很晚。過去的事一句也沒有談，他跟我談了很多縣里文化建設上的事。他說這個縣有好幾個業余作者，很不錯的，你以后有機會要多幫助他們。他所寄望于我的，并不是世俗的“報恩”，而是我真正能夠在事業上有所作為。

三、兒子

誕生

我的婚姻簡單明了得像一張賬單，各項必須的數字累積到相應的程度，便成為事實。

三十歲以前，我先是在農場種棉花，接著在縣級機關做臨時工，寫各類報告、總結、新聞報道稿。這期間，有過娶妻的念頭，也有過女孩愿意嫁給我。但我母親教誡我，你還沒有自立能力，不要害己害人。我從來對母親的話奉若圣旨，接受這教誡對我并不困難，我也一直認為婚姻是一種責任，如果承擔不起，就不該冒失。1976年，我得到一個國營職工自然減員頂替指標，成為正式國營工，有了鐵飯碗。這是我所在單位許多善良人共同力爭的結果。他們說，我們第一步是幫你得到工作，第二步，便是幫你成家。

后來成為我妻子的那個人很快就出現在我面前。第一次見面，她問我為什么看上她。我回答，大家都說你好。我當然也覺得她好：樸實、安靜、柔弱，比我小五六歲，以及相似的家境和經歷——她所在的中學“文革”中從省城遷到農村，兩年后她被從學校文藝宣傳隊招進縣文工團，生活的艱難她應該不會陌生。

隨后的一年多時間，我們都在攢錢。雙方的家都無力幫助我們。那時候，我每月工資三十五元，留下十五元吃飯，其余全部存起來。為此我不得不結束十年的吸煙史——想起戒煙之初的痛苦，我至今心有余悸。因為抽的都是極低劣的煙草，煙癮也就尤其強烈。

1978年元旦前夕，兩個單身男女的行李搬到了一起。同事幫忙找鄉下木匠打了一張雙人床、一張寫字臺和一個小衣柜，油漆是我按照一本參考書的技術程序自己解決的。另外托單位回上海探親的同事給我妻子買了一件當時風行的絲棉襖，給我自己買了一件化纖面料因而很挺括的中山裝——這件中山裝幾年后遭到一位上海名作家的嘲笑，我那幾百元存款也便告罄。為了節省結婚的費用，也為了省去許多我無法適應的麻煩，我們對單位說我們回省城的老家去舉行婚禮，到了省城，我們又對鄰居說我們已經在縣里結婚了，散了一些糖果，就算大功告成。

我們就這樣成了家。也許草率了些，但我們對共同的生活卻懷了不比任何人少的憧憬。這憧憬包括：要把我們也許微不足道的生命延續下去，要有孩子。

我對妻子引用了莎士比亞的一句話：住所是寒傖的，但心是偉大的。

我們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婚后的生活。

很幸運的是我們一成家就有了自己的住房。是從原先的單身職工宿舍隔出的兩個半間，除此之外還有一小間堆雜物的小披廈。堆的都是單位基建剩下的線材。我用了好幾天時間把它們碼放整齊（成捆的線材很沉重，平時我一個人絕對搬不動），空出的地方便作了廚房兼餐室。

住房在一條鄉間小河的岸邊，河的這一段較為寬且深。岸壁是葳蕤的水草，時有蟲鳴和鳥雀的啁啾。舊房子有地板。我們把地板連同門、窗刷洗得木紋畢現。鎮上沒有煤球店。為了備足燃料，我頭天買了一卡車煤粉，第二天從早上五點開始，去河邊挖了上十板車黃土，然后同煤粉調和，做成煤餅。是大夏天，我穿著小褲衩，在烈日里整整曝曬了一天。到傍晚，煤餅攤滿了整整一個籃球場。三年后，當我們全家遷離小鎮時，那些煤餅還沒有燒完。我們的家在我所在單位的院子里，妻子上下班則要走很遠的一段路。炊事自然由我來擔當。生爐子、買菜、洗菜、做飯、洗碗，我包下了全部作業，盡可能增加她的休息時間。除了愛惜，我得承認，我的勤勉里還包含著一種期待：妻子將要懷孕。

起先，我們雙方都對此懷了十足的信心。我們都十足的健康，熱愛并且渴望生命。然而，半年過去，妻子卻毫無動靜。周圍好心的人們開始投過來關切的目光。年長的人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們要加班加點啊。”

我們開始認真起來。每到妻子例假將近的日子，我們便格外緊張。一聲“來了”，我的心便“咯噔”一響，仿佛落下深谷。我們由此開始了嚴峻的探討：為什么？

這問題像夢魘一樣糾纏住了我們。妻子甚至有些疑神疑鬼了：是不是我們的婚事辦得太草率了？有一次早上起床前，我們半躺在床頭，妻子忽然發現被面是兩塊料子拼接起來而不是整幅的，輕輕碰碰我，問，這是不是不好？于是我們立刻行動，更換了那床被面。到了婚后第九個月，我們開始懷疑自己的生育能力。我在插隊時感染過血吸蟲病。當時有一篇著名的《三字經》：“血吸蟲，害人精，男不長，女不生……”而今聽來像是咒語。但縣里的醫生肯定地說，我所受的感染絕沒有嚴重到影響生育的程度。我于是陪妻子到省城去做婦科檢查。檢查的結果依舊同縣醫院無異。醫生出主意說，等即將來臨的例假干凈后做一次子宮清理，也許便于受精卵著床。

“例假”卻遲遲不至。我們提心吊膽地煎熬了又一個月，“例假”仍然沒有來，而妻子卻越來越頻繁地惡心、嘔吐，有時甚至暈厥。

有一天上班時間接到妻子同事打來的電話，讓我立刻到縣醫院去。我妻子上班時突然昏倒，已經被送到醫院。

醫院的結論很簡單明確：是嚴重的妊娠反應。

我用自行車極小心地載妻子回家。那天中午她很踏實地早早睡了，臉色蒼白，顯得疲憊，但嘴角含著有些嬌氣的寬心的笑。

我沒有午睡，靜靜地坐在離她不遠的窗口。窗外，燦爛的陽光照耀著蜿蜒流向遠處的河。河水、河兩岸的草和樹，都閃閃發亮。

我在心里反反復復地說：我要做父親了。

同我一樣，妻子家境不好，吃著苦長大。十四歲，正是發育的時候，學校遷到農村，在大食堂里吃很粗糙的學生伙食。妻子的身體因此很弱。懷孕幾乎成為一種對她的摧殘。妊娠后期，終于發生醫生曾經預料過的妊娠中毒癥。縣里的醫生們會診后說，只有到省城大醫院去，或可保住母或子。我和妻子單位的頭兒都催我們：“快去省城，放心，不扣工資。”

到省城的當天妻子就住進了醫院。她臉上毫無血色，布滿了黑斑，嘴唇發烏，眼睛因恐慌而失神。她整天都緊緊拉住我的手，欲哭無淚。

在我已經經歷過的無數艱難困苦的日子，我從沒有祈求過命運或別的什么不可知的力量，我只相信自己。但現在我卻變得軟弱，我在心里反反復復地說：“我們都是好人，我們從來沒有傷害過誰，也永遠不會傷害誰，愿老天保佑我們！”表面上，我盡力擠出笑容，對妻子說：“沒有事的。以鎮上老人的經驗，懷孕時苦吃得大，是生兒子的征兆。”

我們婚后偶爾談論過生男生女一類的問題。在小鎮的環境中，妻子自然渴望生一個男孩。這是我能覺察出來的。我于是說我愿你生一個女兒，女孩乖，比男孩聽話，是媽媽的小棉襖，將來我成了岳父也有人給我送點茶葉之類。我說得很認真，表決心似的。這樣，妻子就不必有任何心理負擔。但我心里，卻喜歡一個男孩。從小學到初中畢業，我最好的朋友幾乎全都是班上最調皮搗蛋的男孩。

妻子病房的主治大夫姓關，是一位高大的北方女人，有一張男人般輪廓分明的臉，顯得決斷而有力，令人信任。她對我們兩個可憐巴巴的鄉下人說：“沒事的，過幾天就好了，這情況我見多了，算不了什么。”

這是福音。

幾天之后，妻子的血壓果然逐漸回落。關大夫讓我扶她起來稍微散散步，以減少分娩時的困難。

分娩的那天來得很突然。

當時我正在省城的家里做午飯，妻子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她是從醫院里步行來的，有幾十分鐘的路程。在這幾十分鐘的時間里，什么都有可能發生。她說她在病床上忽然覺得腹部有些不適，一下沒看到我，就找來了，她問我該怎么辦。

我的頭“轟”地一響。感到不適，應該在醫院里找護士、找醫生，怎么先來找我呢！我正愣怔著，妻子又說：“我怕是要生了，我怕你不在我身邊。”

那個中午，我們身邊除了我們自己再沒有別人。我完全手足無措，說：“你快回醫院，我就來。”

妻子轉身走了。我忙忙亂亂地把鍋子從火爐上端下來，用一大瓢水把爐火撲滅，隨即就向醫院沖去。事后我才知道，妻子從醫院回家的路上，羊水已經破了。

中午，醫院靜悄悄的。我沖進護士值班室，值班的人告訴我，你老婆已經進了產房。我沖向產房，在門口被人堵住，那人說，你老婆剛剛在這里做了檢查，轉到手術室去了。

手術室在樓上。我去撳電梯，電梯沒有立即打開。我便撲向樓梯，飛奔而上。

在樓梯的半腰，我聽到一聲空谷長嘯。

從此我們這個卑微的家多了一份強勁有力的明亮，多了一份生機勃勃的希望。而這個熙攘紛擾的世界上，多了一份無可阻擋的律動！

妻子是剖腹產。關大夫做的手術。事后她讓我在手術單上簽字的時候，說：“對不起，是我給你做的主。你妻子血壓太高，自然分娩是危險的。”

我們全家終生都感激這位敢作敢為的關大夫。

手術后的妻子昏昏沉沉地睡著，我把她從擔架床上托起，輕輕地放到產婦的床上。她原本笨重的身體變得輕盈，我毫不費力就托起了她。她很虛弱，又很強大。她完成了一個壯舉。因為這個壯舉，世界人口的統計數字需要更改，一個平面的家庭變成了立體的家庭。她疲憊然而寧靜。這寧靜是因為巨大的滿足。

我一直守在她床邊。醒來的時候，妻子說：“是個男孩。”我說：“我曉得，醫生告訴我了。你安心睡吧。”妻子又說：“我沒看清他的樣子。”我們當時是那樣強烈地想要見到兒子。但是醫生不讓。兒子在嬰兒室接受看護。

三天后，護士把我們的兒子抱來了。兒子竟是那樣老成，頭發又黑又長又濃，一點不像才出生三天的嬰兒。兒子睜大眼睛，平靜地看著我們，看著這世界，像一個君王一樣坦然，一副萬物皆備于我的神態。

我把兒子放在妻子的枕邊，輕輕地說：

“兒子，你要記住。”

我的兩只手臂墊在兒子的身體下面，就那樣睡著了。四天來，我是第一次沉沉地睡著。

除了讓我成為父親，兒子出生的另一個意義是：隨著他的出生，我有了第一部得以發表并且多少有些反響的小說。

赴京

我在文化館的工作很輕松，就是不時組織一些地方作者“收集整理”民間故事，其實就是瞎編。沒事的時候就翻翻報紙刊物。1977年，讀到劇本《于無聲處》、小說《傷痕》、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讀得心潮澎湃。加上結婚生子，手頭拮據，看著好幾位同事老有稿費收入，很眼饞，也悄悄地一頭扎進小說寫作。不久前在朋友發的微信上看到我特崇拜的一位大作家談寫作的文字，說他只要見到誰說寫作就是為“謀生”“好玩”云云，立刻就會將其刪除，我臉一熱。不過已然如此，只能順其自然吧。無奈人窮志短，馬瘦毛長啊。

我做了好幾年的新聞報道，多少有了一些文字的操練，有一兩篇通訊還被報紙當作“報告文學”甚至“短篇小說”發表出來。但一旦來寫正經小說，就滿不是那回事了。寫了，寄了，退了，又寫，又寄，又退，屢寫屢退，屢退屢寫。小縣城的郵遞員每天送信有相對固定的路線和時間。每到郵遞員要出現的時間，我就早早等在單位的大門口，攔下郵遞員，問有沒有我的郵件，一見寫著我名字的厚厚的信封就趕緊收起來——那一定是退稿信，免得丟人現眼。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個好季節啊，終于有一個短篇收到《四川文學》一封手書的回信——而且是極為工整的毛筆蠅頭小楷——之前的退稿信都是鉛印的，抬頭上作者的名字沒有填寫：你（不是“您”）的這篇小說（不是“大作”）我們小說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讀”）過了，都覺得挺好的，完全可以發表。但據我們所知，今年第三期廣東的《作品》將要發表陳國凱的《我應該怎么辦》，內容和你這篇幾乎相同。你這篇我們如果采用，最快只能發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時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遺憾。不過，這篇小說證明了你寫小說的能力，我們等著你的下一篇。

這小說的來處是一個小道上廣為流傳的故事，廣東的陳國凱顯然比閉塞在小鎮的我先聽到這個故事。這次撞車于我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封平易、樸實卻情真意切的回信。它讓我鉚足了繼續蠻干的勁頭。

在省城的母親知道我下了班就寫小說賺稿費，一再阻止我說日子能湊合過就行了，舞文弄墨這碗飯不是我們能吃的。我從小是個聽話的孩子，但在這件事上，卻執拗了——上有老母，下將有子，每月和內人不足七十元的工資捉襟見肘，結婚沒酒席——在縣里說去省城辦，在省城說已經在縣里辦了，把兩個人單身時的行李搬到一塊，家具皆從單位借用，就算是成了家。咬牙切齒下決心請單位一個回上海探親的同事給自己和妻子各帶了一件上衣，因為是最普通的的確良質地，被后來遇到的名人恥笑。但那已是我們當時最奢侈的消費。

就是那年春天，我把好幾個退稿捏到一塊，寫出了《小鎮上的將軍》。稿子在全國轉了一圈，照例回到我手上。正灰心著，縣文化館的同事買了一摞新出的雜志回來，最上面的是新創刊的《十月》，白底紅字，極為醒目。我一眼就盯住了最后一面“告讀者”中的一句——“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園地”，差點高呼：“青年作者”終于有自己的“園地”了。回頭就將退稿換個信封，一筆一劃地填上地址，小心翼翼地投進郵筒。因為退稿是家常便飯，多少有些麻木，這次我淡定了許多，不再像先前那樣每天烈火焚心，引頸張望。

歡喜是突然降臨的。六月，兒子出生，我每天沉浸在照護內人坐月子、給兒子喂煉乳、換尿布、做飯、洗衣的快樂中，偶然走進辦公室，見到一個薄薄的小信封，跟《十月》的創刊號一樣：潔白的顏色，鮮紅的款識。信紙薄如蟬翼，只有幾行娟秀的文字，告知：小說擬采用，將刊于本年第三期。

我悄悄地把信帶回家。動過剖腹產手術的內人和搖籃里的兒子都在沉睡。我默默地看著他們，心里說：同志們，買煉乳的錢不愁了。一百多元的稿費，是我月工資的三倍，天上掉下個大餡餅，我知足得不得了。

十二月，我忽然接到《人民文學》的來信。他們在12期轉載了《小鎮上的將軍》，這是該刊創刊以來的頭一次。來信讓我去京參加筆會。并且說，該作在首都評論界反應不錯，有可能爭取1979年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幾天后我動身北上。這是結婚以來我第一次出遠門——先從小鎮坐火車去省城，然后從省城搭飛機去北京。火車到鎮上車站的時間是早晨五點，離天亮還早著。妻子摟著兒子還在安睡，寂靜中發出香甜的酣息。我悄悄地起床，燃起煤爐，先燒開水，給兒子的奶瓶奶嘴消毒，放好煉乳罐，接著煮好雞蛋，然后淘米，放水，把熬粥的鍋在煤火漸漸大起來的爐子上安妥。一切停當，回到臥室的床前，猶豫了一下，還是輕輕拍了拍捂著妻子腦袋的被頭，輕輕說：

“爐子上在煮粥，你要記得。我走了。”

妻子的腦袋動了動，迷迷糊糊應了一聲“好”，又睡了。

我俯身親親妻子懷抱里的兒子紅撲撲的臉蛋，小心翼翼地關了床頭燈，躡手躡腳走出去。

打開房門，滿天星斗，滿地白霜。一陣寒氣撲來，我渾身一震。仰頭呼出一大口白氣，心里明白：

生活要有蠻大的變化了。

答兒問

很高興同時收到了媽媽和你的來信。更讓我高興的是，你在這封信里問我讀什么書才是讀好書。這說明你不但已經像上封信說的那樣“在好好讀書”，而且對讀書有了選擇的考慮。這是很可貴的。

喜歡讀書的人大都知道這樣三句話：讀書好，好讀書，讀好書。但什么書是好書，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古人說“開卷有益”，即便是一本很壞的書，有頭腦的人也可以從反面得到有益的收獲的。從前有個叫波斯的地方，那里有一位很有德行又很有智慧的盲詩人，別人向他請教向什么人學習德行，他說：“向壞蛋學——凡是壞蛋做的我都不做。”但具備這樣的頭腦，需要年紀和閱歷。你還在上小學，還很單純，對復雜的思想和言行的認識和判斷的能力還很有限。這樣的能力需要隨著你的成長來提高。那么現在怎么辦呢？我覺得，首先還是要按老師的要求完成好每天的功課。另外，星期天請媽媽帶你去正規的大書店挑選適合你讀而你又感興趣的書。我有空的時候也會去這里的書店幫你買了書寄給你。不過，后面兩點都不是太好的辦法，因為不見得我和媽媽喜歡的就是你喜歡的，我們也不應該代替你選擇，這對你的成長是很不好的。我想，對你最好的建議，應該是幫助你提高選擇和辨別的能力。要做到這一點，最好是就一本一本的書進行分析講解，可眼下一時做不到，只好講一些對“什么書是好書”的大概的看法：

記得你剛學說話的時候我們住在一個很小的鎮子上，每天早上我拉著你的手去散步，在鎮外的小河邊上，我們一起看遠處的山，山上初升的太陽，山下兩邊栽著樹的鐵路，鐵路上移動的火車，火車頭上冒著的白色煙柱……我跟你說，以后你要坐汽車、火車、輪船、飛機，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見很多很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問，太陽那兒也去嗎？我說，當然要去！現在想起來，這好像是一個寓言，可以用來比喻讀書。讀書也可以使你去很多很多的地方，見很多很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一本書，讓你覺得世界無比廣大，生活中有無數重要的事情，讓你覺得心胸特別開闊，眼光特別長遠，不會為吃什么、穿什么之類的小事煩惱，不會為同學之間的一點小誤會、小摩擦而生氣計較，那肯定是一本好書。

如果一本書，讓你產生一種迫切的愿望，凡事愿意獨立思考，想要探索世界的奧秘，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一心一意學習和積累知識，掌握開啟理想之門的鑰匙，那肯定是一本好書。

如果一本書，讓你愿意善待他人，讓你想要愛護和幫助身體比你弱小、成績不如你的同學，讓你在公共汽車上隨時讓座，讓你在學校募捐時首先就會想到倒空你的儲錢罐，那肯定是一本好書。

如果一本書，讓你覺得說謊話和在背后說別人的壞話，或是告老師和同學的狀都是可恥的事，讓你不害怕一個人走夜路，讓你不向欺負人的人低頭求饒，并開動腦筋使他得到應得的教訓，那肯定是一本好書。

如果一本書，無法讓你產生這一類的感想，你就可以暫時放下它。盡管那不一定就是壞書，但你現在不必為它耽擱寶貴的時間，可以到有了更多的理解能力的時候再去決定是否讀它。

好，啰啰嗦嗦說了這么多，一定影響你做作業了，下次再說吧。很想你，我的兒子。祝你成天都開心！

兒子的愛好

兒子同畫有緣分。他最早的畫作，都涂在做作業的草稿紙上。他看過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之類的動畫片，便極力想把那些鏖戰場面記錄下來。畫出的形象，人頭是一個小圓圈，身子和四肢都只是一根彎曲的線條，如同蝌蚪，但動感很強。上下翻飛，縱橫捭闔。看上去很像遠古人的摩崖石刻。

我把這理解為一個獨生子在孤獨中釋放自己想象的愿望。便給他買了許多小人書，來滿足這想象。

后來就在他的書包里、書桌上到處發現了他畫的古代武士、變形金剛。最初明顯是臨摹的，后來就有了許多變化，直至完全出于想象。他上初中的時候，我有一次偶爾在他的書桌上發現了一張他畫的裸女，我心里“咯噔”一響。當天晚上我們作了一次深談。我一開始就說，這是兩個男人之間的談話，兩個朋友之間的談話，只不過，我是一個年長的有經驗的男人和朋友。談話進行得很順利，也很成功。他后來給我看了許多收藏著的他的作品，許多姿態和面容美麗的裸體女人。我說我很喜歡，說他大可以公開地畫，不必躲躲藏藏。畫了完全可以張貼到墻上。

我說的是真話。我絕不相信一個純潔的少年會有褻瀆性靈的感覺。褻瀆的、原罪的感覺是成年人帶給他們的。

我仍然沒有從藝術的角度來注意兒子的畫。我注意的是心理發育的問題。初中的一個暑假，妻子主張兒子去一個大學開辦的美術培訓班，我很同意。這同意里并沒有指望培養兒子的繪畫技能的意思，而是希望借此分散兒子在發育期內對自身的過分注意，以使他保持青春期的健康。

那培訓班似乎沒有辦幾天便草草散了。兒子的成績如何，我沒有過問。只是聽妻子說，教師在看了兒子的作業（石膏靜物素描）后很驚訝，問過他在這之前是否接受過專業訓練。他的透視感和對光影的把握都是很準確的。

我聽了，一笑了之。從兒子生下來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決心，絕不給兒子增加任何額外的負擔。兒子半歲，我在北京中國作協的文學講習所上學，有個傍晚，幾個同學散步，說起各自的家事，王安憶問我對兒子有什么期望，我說我只愿他一生平平安安，輕松愉快。我特別厭惡“望子成龍”“光宗耀祖”這一類的話，讓孩子好好活著不好嗎，干嗎給他那么多負擔？什么“大丈夫志在四方”，什么“生子當如孫仲謀”，干嗎呀？不做“大丈夫”，也不做“小男人”，做個正直、善良的平常人最好了。

兒子上學之后，對付功課的那份緊張，特別讓我心疼。學校附近有許多游戲機室，我常常背著妻子對他說，你只要完成了每天的作業，盡管打，不必偷偷摸摸，更不要對老師和家長撒謊。我對許多父母逼迫兒女背古詩、啃外語、彈鋼琴等。頗不以為然，覺得那是可笑又殘酷的行為。我最喜歡的外國作家秘魯的巴爾加斯·略薩在他的長篇小說《胡莉婭姨媽和作家》里描繪過這樣的父母：“他們面對著搖籃，已在為兒子設想這樣的前途：工業大王、農業大王、外交大臣或是政界的頭面人物。”很辛辣，很痛快，引起我極大的共鳴。兒子上小學起我就給他表明我的看法：學校教室和外墻上貼滿的各種偉人名言，你可以敬仰，但不必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不是誰都能成為愛因斯坦，也沒有這個必要。班上如果有五十個同學，你只要保持在三十名以前就行了。尤其不要去爭取什么“跳級”“尖子班”“大學少年班”之類，將來高考，也不必非報考那些名牌大學。上大學，只是為了接受一種有系統的教育。將來參加了工作，也只要能夠做好分內的事，不被人小看就行，用不著爭強好勝。一個人能挑一百斤，如果不是必須盡力，最好只挑八十斤，絕不要去挑一百二十斤！幸福是很主觀的，跟權、錢、名有關系，但不絕對。庸常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在庸常生活中能獲得快樂的人是最大的成功者。

我從不給自己過生日，從來也記不住自己的生日。但兒子倒記得。有一年問我需要什么生日禮物，我回答：“你的健康、聰明、快樂，就是給我的最好禮物！”

我覺得我作為父親的唯一的責任，是保護兒子充分自由、充分自然地發展他的個性。

上高二的時候，兒子的學校要分科了。頭天晚上兒子問我，是去理科還是去文科？我說，你先睡覺，早上醒來第一個念頭是什么，便選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告訴我，他選了理科。

上了理科的兒子被功課壓迫得難以喘氣，畫畫是談不上了。有一段時間，他和我都忘了畫畫這件事。

有一年，北京的一位朋友打了長途電話來，說他同一位美術界的朋友有一個創意，就是出一套叢書，這叢書里繪畫和文字各占一半，但繪畫必須是作家的，而文字則必須是畫家的。他大約知道我有一點美術的愛好，卻不知道我其實并沒有美術的本事。我卻又不想使朋友失望，便忽然想起了兒子的畫。

這是我第一次從美術的角度來觀察兒子的畫。我選了幾個場景讓他寫生：院子里雜亂的自行車，雨天晾著濕衣服的書房，我的簡陋的客廳……又挑了幾張我外訪時的照片——貝爾格萊德的國民議會大廈、東京的迪士尼樂園、埃及的卡納克神廟等，讓他臨摹。

兒子畫得很快，用鉛筆勾勒一下大致輪廓，便直接用鋼筆畫出墨稿。一個多小時便可完成一幅。他又拿出了一幅他自己在北京天壇公園寫生的祈年殿。

把畫交給我的時候，兒子順便同我談起了哥特式和洛可可式，談起了凡·高和畢加索……我這才知道，在我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他剛剛仔細通讀了三大本朋友送我的一直閑置我的書架上的《劍橋藝術史》。

我呆住了。我意識到在對兒子的塑造上，我也許犯了一個大的錯誤，便是忽視了他的繪畫才能。我在無意識中抑制了一種本來也許可以得到極好發揮的才能。

魯迅在1919年感嘆過“覺醒的父母……很不易做”（《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我現在是有深刻的理解了。做父親，是很難的；做一個好父親，更難。

那套叢書最終因故沒有出成。我便在家里的墻壁上開了一個兒子的畫廊，每隔一個周期便展出他的幾幅畫。一是為孤芳自賞，二是為表示我的歉意。多年后，上海文藝出版社給我出了一本隨筆集，我把那些畫大多用做了插圖，責任編輯也甚為欣賞。

文科，理科

那年，兒子上高二，學校實行文理分科。晚上，兒子征求我的意見。我靜靜地注視了一會兒他的眼睛，說：“我只能給你一個建議——把你明天醒來的第一個念頭作為你的決定。”

第二天早上，兒子告訴我，他選理科。我幾乎是贊揚地說：“好。”

事后我想，把一個重要的決定交給直覺，是不是有些盲目有些輕率？特別是作為父親的我，是不是有些不負責任？

我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

兒子是以遠遠超過分數線的高分考進重點高中的。文理成績一向均衡。如果一定要說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則好像作文從不吃力，另外，除了小學上的美術課就再沒受過美術教育，但他的畫畫得不錯。也許就是這些，給他的選擇帶來了空間。

我當時已經在心里認定，兒子應該選“理”作為專業，將“文”作為修養。我的理由是，理科作為一種必須進行系統訓練的專業，一旦放棄就幾乎等于永別。而像作文和畫畫一類的專長是可以終生兼顧的，真有成才的潛質，即便是從事了理科專業，也終究會顯現出來的。就兒子而言，選理科發展的路子相對較寬。但我希望這是他自己的決定。

從小我就不斷強化兒子的一種信念：我對于他，首先是朋友，然后是父親。朋友和父親的同與不同在于：都懷有深刻的善意和愛；但朋友是平等的，父親則往往有可能專制，其最大的傷害是扼殺弱小的子女的自信和自我認知能力。這信念也是對于作為父親的我自己的一種約束。兒子上小學的時候，我有一次還是違背了給自己規定的做父親的原則，用一個耳光迫使兒子接受了我對一道數學題的解法。結果作業判下來，我錯了，而兒子當時被迫放棄的想法是對的。這唯一一次對兒子的專制，令我遺恨和懺悔至今。現在已經繼續本科專業讀研究生的兒子很慶幸自己在高二獨立做出的那個決定。他的專業是城市規劃，這是一個綜合的專業。他較好的文字表達和繪畫基礎使他在專業上得心應手。

在接受了法定的義務教育之后，高中生站到了人生的大門前，開始面對種種有可能決定一生的選擇。多少有點像那個美麗又殘酷的童話故事講的：一扇門后站著公主，一扇門后站著猛虎。我以為，做出任何恰當選擇的最重要的內在條件之一，就是建立在自我認知基礎上的充分的自信。而高中卻是這種必須具備的心理素質開始形成尚且稚嫩的時候。這時候，一種滿懷愛心、尊重、理解和信任同時又富于智慧和經驗的意見，對于高中生們提高對自己的信心和認識自己的明智，是多么重要。

大學歸來

兒子在兩歲以前，睡覺幾乎都是在我的臂彎里。

妻子是剖腹產。當時是炎熱的六月，刀口有些感染。產后一個月，我們一家三口從省城醫院回到小鎮的家，妻子接著在床上躺了將近三個月。除了給她做飯煎藥，喂養兒子的任務就基本由我承擔了。單位（縣文化站）的領導很同情我，上班時間允許我遲到早退，以便我買菜、做飯、洗尿布、奶兒子。妻子沒有奶水，兒子全靠我喂牛奶。老人們教我，每隔數一百個錢的時間，就得給兒子喂奶。我注意了頻繁喂奶，卻忘了每次量不能太大。喂著喂著，兒子突然張大了嘴，噴出巨大的白色奶柱。因為不舒服，兒子便哭鬧。兒子起先睡在搖籃里。我越是困得不得了，他就越是哭鬧得厲害。我往往得整夜整夜地抱著他在屋子里踱個不停。日子多了，我覺得自己都快站不住了。只有讓他跟我一起睡到床上。

躺在我的臂彎里，兒子安靜多了（只是床上得多墊些尿布）。漸漸的，他就會說話了，會跟著我唱歌了，會走路了，終于可以離開我，一個人獨睡了。

但是在我臂彎里的這些日子，給他也給我后來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盡管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做一個專制的父親，但總是難免用教訓的口氣讓他這樣那樣。而他對我也總是言聽計從。以至于我有了很深的憂慮，擔心給他造成人格上的缺陷。我常常跟他討論這類問題，告訴他我的擔心，讓他隨時提醒我不要干預過多。我又把自己在與兒子相處中的失誤寫成文章公開發表出來，以警示自己。即便如此，我還是管不了自己的下意識。

兒子到外地上大學，我故意不送，讓他自己走。卻又背著他給那里的朋友打電話，請他們多加關照。以后，每個星期給他去電話，都總是要問：天天洗澡了沒有？換衣服了沒有？剪指甲了沒有？刮胡子了沒有？到了一個月，又要問：理發了沒有？理了，是什么發型，不要追新潮、趕時髦，不要陰陽怪氣之類。聽到兒子總是“唔，好，唔，好”的回答，我又反省自己管得太多了。我自己都開始討厭自己了。

暑假，兒子回來，我眼前一亮：兒子生平第一次剃了個锃亮的光頭。而事先他一點沒有透露。可以想象，兒子先前那一頭濃密的頭發，在南方的酷暑中肯定是一種負擔。但通常情況下，做出類似的舉動，兒子一定會在電話里提到：我想如何如何或我如何如何了。

“嚇著老爸了？”我的驚訝，兒子顯然是有預料的。

“我很高興，”我說，“這是一次革命。其革命性在于：這是一個你獨立做出的決定。”

“小題大做。”

兒子居高臨下地一笑。他已經比我高出半個頭，永遠不再是一個蜷在我臂彎里的小不點了。

我最高興的是兒子對我的職業不感興趣。

之前，在回答兒子有關讀書的提問時，我沒有閱讀文學類書籍的建議；知道兒子的興趣和天分是繪畫，我心里有一種莫名的喜悅；兒子高中分科時選了理科而不是文科，對我更是極大的寬慰。

文學這個職業，對于許多稟賦優異、才華橫溢的人，無疑是一條光輝燦爛的人生坦途，但對于我這樣資質平平、懦弱懶惰，又心胸狹窄、心浮氣躁的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漫長的苦役。除了必須能夠忍受孤獨、寂寞、煎熬、不容懈怠的自我督促，還要能夠忍受嘲諷、鄙視、冷落，需要足夠厚度的臉皮、相當可以的神經和心理承受能力。在一個由個人選擇職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時代，我當初的僅僅是為改善生存條件的投身寫作，乃是因為別無選擇。而兒子面臨的，卻是一個有著充分選擇空間的時代，他的人生有一千個理由順順當當，快快樂樂。而不必因為像我那樣不得已地誤入歧途，受許多并無價值的罪。

四、師長

李國文

2013年上半年，光明日報出版社擬編輯出版《中國好文章》一書，約我選一篇喜歡的文章，并加點評文字和閱讀心得一則，一并入書。“閱讀心得”的字數要求在六百字左右。我選了李國文發表在《文學自由談》2012年第2期上的《黔驢技未窮》。心得短文為《讀出魯迅的味道》。因為只有“六百字左右”，姑全文引述如下：

中國文壇上，李國文是我最敬重的師長。

一因其人：三十年前我貿然致信請教，他給我的回信抬頭稱“文兄”，嚇我一大跳。居上而不凌乎下，謙恭如此，大家之風。

二因其文：小說不必說了，著作甚豐，好評如潮。就是那些閑散文字，也無不令人肅然起敬。早年執掌《小說選刊》，時有短評文字如時下微博然，三言兩語，切中肯綮，蘊藉雋永，激勵后進，苦心孤詣。十余年來，他堅持不懈于報刊專欄隨筆，我更是每讀必擊節。緣故也有兩個：

一因其干凈。心地澄明，字字妥帖，各得其所，該說的說得充盈飽滿，痛快淋漓；不必說的半句廢話沒有，空白處讓你跟著會心一笑。讀其文如至其家，窗明幾凈，一塵不染，連廁紙也碼得如同刀切。

二因其鋒利。于說古論今、嬉笑怒罵中，對中國文人弊端痛下針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這類文字，很容易讀出魯迅的味道。像我這樣混跡文壇的下等腳色，領教這些文字，總不由得面紅耳赤，虛汗直流，如芒在背，如坐針氈。惱羞之余，恨其尖酸刻薄，但仔細想想，還真是那么回子事，“渙乎若一聽圣人辯士之言”（枚乘《七發》）。固執的人雖不以為然，也只好噤若寒蟬。而稍有些明智的人則有可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同前）。

李國文與魯迅，自有無數不同，但至少還有一點很相似，即字體。以魯迅的尖銳凌厲，很難想像他的字會寫得那么溫柔敦厚；而以李國文高大壯闊的“碩儒”身材，也很難想像他的字會寫得那么工整娟秀。所謂“刀子嘴豆腐心”，此可佐證之。

在物欲橫流、人格淪喪、假話真說、嘻哈風行的時世，這樣方正剛直的文字也許有些寂寞，但正因為此而顯得尤為可貴，讓人覺得社會良心一息尚存，從而對生活增加一點信心。

出版社規定的字數限制，實在太過拘束，囿于篇幅，許多想說的話都沒有說出。

正好《文學自由談》芙康兄約稿，給了我一個補白的機會。

1979年9月，《小鎮上的將軍》在《十月》發表，我迅即被卷進當時激蕩喧囂的文學漩流，但我卻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了李國文，他和好幾位當時的文壇大家應一家出版社的邀請到廬山開筆會，出版社讓我參與接待。在一群當代中國文壇的龐然大物中，李國文給我的感覺是特隨和，特明白，你一仰視，他立馬就給你打岔。我和他有過一兩次短暫的交談，他的毫無名人架子，他的寬廣和睿智，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從廬山回到南昌，他是次日的航班，在賓館住下。回家前我說明天來送他，他馬上說，別別別，咱們還用得著那個？我也就徹底放下了忐忑，真的不送。以后幾年，他被邀請講課來過南昌幾次，我從側面得到消息，去賓館與他匆匆見一面也就作罷。邀請方很強勢，請吃陪吃輪不著我。他笑說，這不好嗎，給你省事了。他說得很輕松。他知道我心里對他的由衷的敬仰。

這一切讓我有了給他寫信的勇氣。

我現在忘了當時給他寫了些什么，只記得多年來一直困擾著我的窮途末路的感覺一點也沒有緩解，相反，困惑是越來越大了。小說的面貌日新月異，其中一出來就引起一片叫好聲的文字，我個個都認識，就是不懂得把那些字連在一塊的作家說的是什么意思。

那時候還沒有電腦，我的字很潦草，怎么寫也不像樣子。而李國文的回信卻幾如印刷品：娟秀，工整，一筆一劃，一絲不茍，極其均勻地排列在方格稿紙上，格子里的字每一個都不大不小、恰如其分，安靜而端莊。讓我感慨不已的是抬頭的稱呼——“世旭文兄”！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的李國文幾乎是我的長輩了。他這樣放下身段，暗含的無疑是前輩對晚生的鼓勵。

鼓勵并不僅僅表現在稱呼上。1987年我的短篇《馬車》在《十月》發表，繼而由創辦不久的《小說選刊》轉載。同期有一則對《馬車》的短評，約略二三百字，剛健有力，情采斐然。短評作為刊物言論，沒有作者署名。我在收到的樣刊上看到“李國文”的名字，這才知道他已離開中國鐵路文聯，是《小說選刊》的主編了。因又猜想，這則短評會不會出自他的手筆？如果真是那樣，我該多么榮幸。以《馬車》那樣老套的寫實，能發表的地方很有限了。在《十月》發表之前，已經被《人民文學》退稿。離開了這樣的寫法，別的路數我又不靈，唯一指望的就是中國之大，僥幸會有空隙可鉆。現在不光發表了，而且被轉載了，而且有點評，我的那份竊喜是可以想象的。

接下來到1990年，《小說選刊》和《人民日報》文藝部在中國作協的全國優秀中短篇小說評獎中斷數年之后合辦了1987—1988年度的全國小說獎，《馬車》忝列其中。我去參加那次頒獎，如愿見到了李國文，證實了那個點評真是他寫的。我覺得這比獲獎更有價值。

對這次評獎的結果，也有人有異議。“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這點劣根性是免不了的。回去，我把李國文的那則點評反反復復讀了幾遍，雖不敢藉此就認為《馬車》真的就像點評抬舉的那么出色，但至少給了我幾分自信。以一個俗人的俗見，“李國文”到底更有分量。

李國文對《馬車》的肯定是徹底的。很多年之后，他主編《建國五十年短篇小說選》，在我的所有短篇小說里他選的是《馬車》。我懂得，這更大程度上是對一種勞動態度和一個才華有限但兢兢業業的基層作者的肯定，是為了給一種雖嫌陳舊、雖無思想和藝術的深刻但誠懇的寫作保留一席生存之地，是對搖搖晃晃、跌跌撞撞、猶猶豫豫的我的支撐。

這支撐是持續的。幾年后我的長篇小說《裸體問題》出版，出版社要開例行的研討會，讓我也幫著找幾位大家捧場。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李國文。我心里很沒有底。一是因為小說本身。說是“長篇小說”，其實就是一個中短篇小說的合集。我壓根就不會結構長篇小說。二是因為書名。起初我起的書名是《山鬼》，因為書寫得枯燥，出版方擔心發行難，建議改為《校園裸女》。我死活不肯，卻又克制不了出書的誘惑。妥協的結果是《裸體問題》。我給自己找了一個偉大的根據：恩格斯說過“真理是赤裸裸的”。這不過是捏著鼻子哄嘴罷了。這樣的破小說挨著恩格斯什么事了？小說出版，我所在的省里就馬上有人批評我的“低級趣味”“江郎才盡”。給這樣的小說捧場，李國文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婉拒的。那時候還沒有“紅包”一說，參會的人除我之外都住在北京城里，最多就是報銷往返“的士”票——有公車的連這也免了。紀念品就是一冊精裝本的《裸體問題》，一文不值，還挺沉。

但李國文絲毫沒有遲疑，我的話音剛落，電話那頭立刻就傳來了他極爽快的回答：“行啊，我去。”

那個會來的大腕級的作家、評論家之多是我絕對沒想到的。會后，李國文和雷達又上央視鼓吹了一番。

我當然知道《裸體問題》并非成功的作品，他們也并沒有太多地談論作品本身，而更多地認可了寫作的認真。有一種前輩和兄長的溫情氤氳在里面——他們希望我能挺住，能堅持下去，不要灰心，不要氣餒，不要半途而廢。既然把文學當回事，就永不要背離它！

《裸體問題》成也“裸體”敗也“裸體”：因為書名的“裸體”，起初賣得不錯，出版社至少沒有賠本，這讓我欣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之一就是別人因為我而吃虧；同樣，又因為書里看不到“裸體”，這本書后來很快就被棄之如敝屣，四處皆不討好。但對于我個人，這卻是一個里程碑。我所以能拼湊文字到今天，沒有李國文們那一次的鼎力鼓吹，肯定早就沒戲了。

我跟李國文見面的次數不多。早年去過一兩次他的家。鐵道部宿舍樓一樓盡頭，一個狹窄的小院的角落，百十來平方米的室內，是一個潔凈得似乎消過毒的世界。一切都井井有條，到處都纖塵不染，衛生間的廁紙碼得像刀切的豆腐塊。這讓進入其中的我有玷污之感。兩次又都恰遇那兒鴻儒滿座，讓我自慚形穢。以后也就去得少了。

好在我可以從文字里感受他的氣息。他在《文學自由談》的專欄，字字珠璣，振聾發聵。“封筆”小說的李國文，轉身成為散文隨筆圣手。其文心到筆到，嬉笑怒罵，從心所欲，一派坦然。從他挖苦的那些死人身上，許多人可以看到活著的自己的影子而不能自在。虛榮淺薄如我，常是臉紅耳熱，無所遁形，卻又不能不承認那是金玉良言。

如果說李國文熱誠的援手，給了我的堅持寫作以切實的扶持，那么他做人的淡定和為文的莊嚴，則給予我的精神世界以深刻的影響。

后者更讓我受用不盡。

閻綱

2016年將近年關，忽然收到著名評論家閻綱著作專輯三卷四冊，洋洋二百萬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閻綱對我多所鼓勵。將近三十年，因寫作成績不佳，羞于面對先生，未敢音問。而今先生不棄，我的感動莫可名狀。當年的往事潮涌而出。

四十年前，我在一個遙遠的南方鄉鎮，有一天忽然聽同事說，有幾篇報紙的文章提到你的小說了。我膽戰心驚，惴惴不安。趕緊去找那些文章，還好，都是說好話的。其中一篇《習慣的寫法打破了》，一聲喝彩，一腔古道熱腸，撲面而來。我盯著署名發了一陣呆，記住了“閻綱”這個名字。

最早見到先生本人，是在大約半年后。我被《十月》雜志推薦到中國作協第五期文學講習所進修，有一天被通知參加《文藝報》的一個座談會，正拘謹地坐著，身后有人輕輕拍拍我。我隨他到會議室外的走廊上，他說，我是閻綱。他高高瘦瘦，跟我說話得彎著腰，我看他得仰著頭。

頭次見面，沒有閑話。先生當時一臉憂色，說，聽到反映，你是文講所里最狂的人。

我棍子一樣戳在那里，一下子蒙了。

《小鎮上的將軍》發表的當年，被《人民文學》招去北京，同被邀請的幾位當時已赫赫有名：河北賈大山、天津馮驥才、河南張有德。我們被告知：有可能在本年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評獎中獲獎，頒獎會在一個月后舉行，提前請你們來，希望你們能在這期間完成一個作品，在頒獎當月的那一期發表。對刊物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對我來說，卻簡直是一個天方夜譚：我哪兒來這種立馬可待的本事啊！《小鎮上的將軍》那么一個萬把字的短篇，前前后后花了有三年時間，是在十幾個退稿的基礎上好不容易“提煉”出來的。現在，要在一個月內完成一個作品——哪怕就只有一兩千字，而且要在《人民文學》這樣的刊物發表，其他三位也許不成問題，在我絕對是一個神話。后來的事實是那三位都交了稿，唯我一個字也沒寫出來。可憐巴巴地看著《人民文學》編輯們寬容的笑臉，我真后悔懵里懵懂地離開江南那個偏遠的小鎮跑到京城來丟人現眼。我當時的感覺就像是一個被揭發出來的小混混。

更讓我膽戰心驚的事還在后頭。

因為《十月》的推薦，頒獎會后我接著就進了中國作協第五期文講所（現在好像叫“魯院”），在那里見到的幾乎全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樣仰望的作家。夾雜在他們中間，我自卑極了，除了偶爾對同桌的王安憶賣弄寫字（我那時把她看作一個跟我一樣怯生的小女孩，覺得她的字寫得沒有我的好看），整天小心翼翼地噤若寒蟬。

怎么也沒想到，評論家閻綱聽到的反映居然是：你是這期文講所里最狂的人。

我當時像是遭了五雷轟頂，張口結舌，好半天說不出話。評論《小鎮上的將軍》之后，他一直以一個師長的熱切注意著我。他當時的眼神里充滿了憂慮，他是那么擔心我真是傳言中的那樣一個少年得志的狂妄小人。我沒有解釋，也沒有追問。我感到的是恐懼，他的提醒讓我陡然有了一種面臨懸崖的感覺。

回想起來，我當時可能把事情看得過于嚴重了。一個來自小地方的從未見過世面的鄉巴佬，是那么狹窄而敏感，如同驚弓之鳥。那些傳言，也許恰恰源于我的卑微造成的孤僻。在整個兒將近半年的學習期間，我只去兩位有直接聯系的責編家里蹭過一兩次飯，之外哪個門子也沒有拜過。如果這會讓人覺得“狂”，那我就真是太冤了。

那些年是文學的好日子。千軍萬馬擠在文學的羊腸小道上，人頭攢動，前仆后繼。而這也恰恰是我在寫作上最迷茫的時候。貿然卷進去的我張皇失措，想起小時候在一次運動會退場時夾在出口的人堆里差一點被踩踏的經歷，很恐慌。

這之前，來不來文講所我一直遲疑不決。給《人民文學》交白卷之后，我仍舊是一個字也憋不出來，腦子里一點眉目也沒有。1979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頒獎后的座談會上，大評論家馮牧談到我的時候說，聽說他發了處女作后再也寫不出東西了。同樣的話幾天后我又聽到一次。是《十月》為改稿的作者安排的防空洞招待所，我和當時在寧夏的作家戈悟覺同住，一天晚上他跟人通長途，相互稱贊了一番之后，聽說跟他住一塊的人是我，對方說：“他好像就那么回事，什么也寫不出了。”戈悟覺一面嗯嗯啊啊，一面目光閃爍地看著我，電話完了，他笑著說：“剛是公劉的電話，他夸你呢。”差不多半夜，在地洞里，老式的座機，那邊說什么我聽得一清二楚。公劉是我從小極崇拜的詩人，他的話，在我聽來，不亞于死刑宣判。

本就只想賺點小錢過小日子，沒想到鬧出動靜了，讓人操心。拿著去文講所進修的通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去，幾乎是跳火坑；不去，是狗坐轎子不識抬舉。想想還是硬著頭皮濫竽充數，再苦再難，總不至于比在鄉下務農還慘。

那段時間我一看見紙筆，腦子里就一團漿糊。周圍盡是才子才女，發表作品此起彼伏，像過年放鞭炮。班上的老大蔣子龍，以《喬廠長上任記》名震天下，《開拓者》又如同核爆；同住一屋的古華，剛完成《爬滿青藤的木屋》，接著又是《芙蓉鎮》。我整天怯生生的，不聲不響，說不出的自卑，沒事就一個人待著。有一次在外面集體活動回來，在車上碰巧坐在賈大山旁邊，他問我，為什么老悶著呀，本以為你少年得志該挺張狂的呢。我心里苦著，不知怎么回答。一個小鄉鎮的文青磕磕巴巴好不容易弄出了一點響動，就可以“少年得志”了嗎？

閻綱說的那個“狂人”，我怎么也沒法跟自己聯系起來。即便是訛傳，也不可能落到我這樣的人頭上——八竿子打不著邊啊。我沒有打聽那說法的來處，也沒有解釋，覺得沒有必要。我早已心生悔意，寫得了寫，寫不了走人，能撐幾天還說不定呢。那時省里已經有單位愿意接收我，我說要帶上老婆孩子，那單位也同意。這么多年，我做得最多的夢就是回到日益衰弱的母親身邊。現在有個機會，豈能放過。寫作這活兒能不能干下去，怎么也得回了省城再作打算。

文講所學習結束，我拖家帶口如愿回了省城，被安排在一個文化單位從事“專職寫作”。回想接下來那些寫不出硬寫的煎熬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背脊發涼。一家家刊物滿腔熱情地約稿，又萬般失望地退稿，一個個把我當回事兒的熟人見面就問“最近寫什么了”，又一臉狐疑地看著我臉色發白可憐巴巴地囁嚅。自打初中畢業下農場的十九年里，我做得最多的夢就是討老婆——生孩子——回省城。現在，這個夢竟一股腦兒實現了，我卻有一種莫名的遺憾：要是能像回城潮中千千萬萬的其他人那樣，回城就只是回城，就只是安安心心過小日子，而不是背負著如此巨大的壓力，那該多么圓滿啊。

在我前后走上文壇的作家大多一發而不可收，創作呈井噴之勢；而我卻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爾發一兩篇，也只能讓人失望。調我到省城來的人是對我做了大指望的，我如此狀態，等于欺騙了大家。我很苦悶。文學于我真的只是“稻粱謀”的方式。如果寫作的路走不下去，那就只有另謀生路。我私下跟一位辦雜志的朋友商量，能不能換個工種，比如找家文學雜志干編輯或編務或勤雜工。朋友說，哪兒有那么容易，你想過這樣做可能造成的影響嗎？還有，你以為編輯就好干了嗎？我被說得直翻白眼。真是走投無路了。

好心的朋友很是為我著急。我事后知道，省里的評論家吳松亭特地去了一趟北京，請閻綱專門就我的幾個勉強發表的近作說說好話。他們曾經在《文藝報》共過事。

真是難為閻綱了。不得不評說一些不值一評的文字，還必須正面鼓勵，那是怎樣的苦心孤詣啊。

那時候，閻綱已經一清二楚地看到了我的特別沒文化。1981年夏，他來江西廬山參加一個全國性會議，我去看他。在白鹿洞書院的碑林，我張嘴就把“拓片”讀作“tuo片”，閻綱把我拉到一邊，輕輕說，那個字念“ta”。我這類的錯，舉不勝舉，在江蘇，我又把“甪直”讀成了“角直”。所有這些，閻綱在文章里都沒有提，只是說，其成長可以期待云云。

我心里五味雜陳，說不清是羞愧還是沮喪。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實是別無選擇的。不久后，路過北京，我特地去看望了閻綱，他再三說，馮牧、公劉都是特別愛惜青年的，他們是為你好。你要振作，要對自己有信心。那天晚上，我在他西郊的家坐到半夜。終于不得不告別，他送我到公交站，一直等到間隔好久的夜班車到站，看著我上了車。

到目前為止，那是我們最后一次面談。之后，除了在某次大會擁擠的人群中打過一個照面，我就只是在報章上看到他一篇又一篇令人振聾發聵的文字。印象最深的是《文學四年》，其高屋建瓴的視野，詩意勃發的文采，讀來深獲教益。1993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為我剛出的長篇開研討會，他們開列的邀請名單里有閻綱。但閻綱沒有到會。我沒有太大的遺憾。那部小說并沒有值得稱道的地方，所謂研討會，不過是為發行造勢罷了。以先生的眼光，即使接到通知不來也正常不過。前幾天偶然說起舊事，我才知道，他那時遠在終南山。

四十年來，盡管我一直咬牙切齒堅持寫著，但一直未見長進，很多刊物都已對我絕望，不再聯系。各種各樣的文學活動，也不再有機會參加，偶有提及，我也敬謝不敏，知道那是好心朋友的關照。

因此，幾十年沒有聯系的閻綱還記得我，寄來了他的文集，我不由得意外驚喜。

像陳忠實說的“磚頭”一樣的厚厚的幾大本，扎扎實實的鴻篇巨制。文學，文壇，鄉音，鄉俗，親情，友情，枝繁葉茂，波翻浪涌。可讀作中國當代半個多世紀的文學史，又何嘗不可讀作中國當代半個多世紀的風云史。讀之感慨萬千，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因為不通古典音韻，又不想削足適履、因字害意，匆忙中寫下一些仿古的句子：

書生仗劍出禮泉，叱咤文壇六十年。

識見有膽須赤子，評論無韻成詩篇。

江南夢回競夤夜，京西握別已曉天。

世間自來仁者壽，身后誰人執長鞭？

發送給閻綱后，收到他的回復：很高興。你是不太說人好話的。

我人微言輕，根本沒有月旦人物的資格，好話壞話說了都是白說。閻綱的回復，表現的是一位長者的謙虛。

閻綱的人與文，真，直，硬，濃。真而不失睿智，直而不失風雅，硬而不失柔韌，濃而不失明晰。秦人大腔，書生意氣，于豪邁中見深情，于奔放中見搖曳，行文節奏明快而收放令人猝不及防，長句戛然而止，短句若擊鼓，讀之時而愕然，時而驚嘆，終歸于酣暢淋漓。

皆是性情文字。

不久前，我加了他的微信。四十年后，我又在微信上見到閻綱。每天重讀他在《微風讀書會·名家專欄》上連載的散文雜感，或喜悅，或憤怒，或悲哀，或深思，或坐臥不寧，或啼笑皆非，其中的血氣、生氣、銳氣，讓人很難相信這是出于一個曾經罹患絕癥而已近米壽的生命。

年逾九秩的季羨林老人生前在他學術論著自選集的序中寫道：“高山、大川、深澗、棧道、陽關大道、獨木小橋，我都走過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著，并不容易。說不想休息，那是假話。但是自謂還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種力量，一種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

同樣歷經滄桑的閻綱的身后，顯然也有這樣一種鞭策的力量。他的寫作活力，他的文心不老，讓我汗顏。與他相比，他正年青，而我已垂老。因為生性的懦弱，我的寫作不會像他那樣長久地堅韌持續，但我會永遠記住他在我寫作最困窘的時候給予我的切切實實的鼓勵。

五、責編

我最早的責編

我最早的責編，至今不知其人。

1961年，我上初中。學校跟省報社挨著，從路邊的閱報欄經過，我常常停下來看副刊。看多了，竟有了莫名的沖動。有一次見到上面在討論戲曲改革，當晚做完作業，我寫了一篇《也談戲曲改革》，第二天交給班上的一個同學，他父親在報社工作。過了幾天，同學把稿子還給我，說報社的編輯看了，你談論“戲曲改革”還太早，不過看你文字還挺順的，可以繼續努力。

就是這個“可以繼續努力”，給我打了嗎啡。

接下來我又照報上刊登的古體詩詞寫了一堆長短句，寄給遙遠北京的《詩刊》的“叔叔阿姨”，結果可想而知。

1964年我初中畢業下鄉，那個農場說是就在“廬山腳下”，到了那里才知道，廬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氣餒。鄉村充滿了新鮮感，我可以寫詩。每天在地里搜腸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鋪上奮筆疾書，寄往全國各地，又從全國各地被退回。退稿簽都是鉛印的，抬頭上作者的名字也沒有填寫。終于有一篇我照當地“五句頭”山歌寫的敘事詩收到了江西文聯文學月刊《星火》一位編輯手寫的回信，說：稿件擬留用。但目前因故停刊，用稿時間另告。

該刊停刊十年。十年后，物是人非。那篇“擬留用”的稿件連同給予我第一次收到手寫的編輯回信榮幸的編輯已不知所終。

第三位給我打文學嗎啡的就是那位用極為工整的毛筆蠅頭小楷給我回信的《四川文學》的一位編輯。

莫大的遺憾是，我一直無緣認識這位用極為工整的毛筆蠅頭小楷回信的編輯，那封信也在后來的輾轉遷徙中丟失了。

《十月》和《人民文學》

2017年8月下旬，我在中國作協杭州創作基地小住。同期小住的作家中，有《人民文學》的崔道怡和《十月》的張守仁以及他們的夫人。某天食堂晚飯，不知怎樣話題說到我的出道，崔老師和張老師同時讓我回答：你自己認為是從《人民文學》還是從《十月》走上文壇的？兩位八十高齡的老人甚是可愛，皆極認真嚴肅，眾目睽睽之下，不容我絲毫含糊。

我給《十月》寄出《小鎮上的將軍》之后，給我來信的編輯是侯琪。她曾是“三家村”成員之一的鄧拓的下級，同是“三家村”成員的廖沫沙晚年請她編了自己的全集。她接著給我來了許多信，告訴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來稿里發現我這篇作品的是一個青年編輯，叫田增翔；終審拍板發表的是蘇予、張新春、社領導老田；編輯部幾個同志都認可這個作品，季夢武、張守仁、章仲鍔，還有當時在北京出版社供職的名作家劉心武。《小鎮上的將軍》九月在《十月》第三期如期發表，張守仁和章仲鍔寫了長文在首都的報紙上做了專題評介。

我后來在北京一條小胡同的一棟回形樓里看到了他們。許多人擁擠在一間窄小的辦公室里，桌邊放著單人折疊床，以備午時小憩。

我赴京參加《人民文學》筆會的第二天上午，《人民文學》編輯部來了一大幫老師，其中有葛洛、涂光群、王扶、王朝垠、向前、劉翠林。并且說，主編李季下午會來看我們。

李季！《王貴與李香香》！我在兒時就知道的詩人和詩篇！

下午，李季沒有出現。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幾天后，我這輩子唯一的一次走進八寶山靈堂。仰望李季遺容。

《人民文學》破例轉載《小鎮上的將軍》，是李季的決定。這種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說的影響，也給予我莫大的鼓勵。

可惜我未能用后續的寫作告慰這種鼓勵。隨后的一個月，在筆會上寫出的文字連我自己都羞于出手。看過稿子的王朝垠對我說，別灰心，慢慢來。大約是看我過于沮喪，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單元房，只有他們夫婦。沒有餐桌，一人一個小板凳，坐在小茶幾兩邊。剛下班的王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腸，炒了一大盤雞蛋西紅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鍋頭不一會兒就見了底，又接著開瓶。我在鄉下早已被改造成酒壇子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佩服王朝垠的酒量。等到記起來應該回住處的時候，已經半夜了。王朝垠搖搖晃晃地送我到公汽站，最后一班車已過去多時矣。兩個醉鬼都豪氣沖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攔，都覺得我的住處就在馬路對過。

我后來還在《十月》的蘇予家做過客，在侯琪、張守仁、《人民文學》的劉翠林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傅小北家蹭過飯，但醉酒，這是唯一的一次。王朝垠英年早逝，相對暢飲痛哉不能了。

街道上空無一人，冬天的夜風像刀子。不一會兒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來，我的住處在前門大柵欄，從北到南我得穿過差不多整個北京城。

這次京城夜行我永遠不會忘記。

1967年我路過北京去大東北，只在崇文門火車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來腳背凍得腫出了鞋面。北京對于我來說幾乎是陌生的。這一次，我踽踽獨行到天亮，不記得是否遇見過行人。我靜聽腳步在空谷般的幽暗的胡同里踏出的響聲，一點也不覺得孤單。我在這座城市有了許多師長，他們讓我人生的前景充滿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學》對我的愛護長久而深切。多年來，他們總是在我幾近絕望的時候及時發表我的稍稍有點起色的新作，讓我得以勉力支撐。

1984年，我把幾經省內外好幾家刊物退稿終于下決心重寫的《驚濤》交付《人民文學》，發表時他們加了整頁篇幅的編者按，文字滾燙，激情洋溢。而溢于言表的，是扶持作者的拳拳之心、款款深情。我至今不知道這些文字出于誰人之手，我能感到的是那雙手的有力一握。即便是像《廬山瀑布云》這樣發在地方刊物的小短篇，已經退休的老主編崔道怡也趕緊推薦給了《新華文摘》。涂光群在將近三十年后還把我自己幾乎忘記的《唱歌吧樺樹林》收進他主編的小說集。

借口公務，我曾荒疏了好幾年寫作。2000年把中篇小說《試用期》寄給《十月》的時候，心里惴惴的，像第一次投稿。不久就收到主編王占軍的回信，信不長，對稿子的評論只有一個詞：扎實。是否真“扎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詞在這里是作為正面肯定使用的。

走上職業寫作道路以來，行家對我批評最多的就是敘述陳舊，太實，我也認可，并且特別惶惑。實就是老實，呆板，死心眼，跟愚蠢沒區別。看別人的小說，那么空靈，才氣橫溢，真是又嫉妒又絕望。這也是我當時借口公務纏身從寫小說的圈子逃出的原因之一。再回來，是因為發現別處比此處更難待，無路可走，仍只有重操舊業。因為先天不足，又懶于學習，技藝自不會長進。再寫，還不過是老一套。自然就擔心能否被接受。

《十月》用了《試用期》，使我多少有了一點信心：“實”的小說還沒有到完全被拋棄的那一天。時隔一年，我又寫了近乎紀實的《救災記》，沒想到《人民文學》《小說選刊》都接受了。

退稿

有句行話：“初寫怕編輯，再寫怕讀者。”意思是初次投稿怕編輯不用，用稿多了，怕讀者罵娘。一個作者多少有了影響，發稿自然容易多了，但也容易被讀者挑剔。但不管怎樣，發稿較為容易是個事實。

我卻是一個例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容易”。

《小鎮上的將軍》發表并獲獎之前，我的一次次投稿四處碰壁，頭破血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況并無太大改觀。我的寫作始終在及格線上下波動，退稿好像是我這種平庸的不穩定的寫作者的一個標配，不離不棄。

調到省城的頭一兩年時間，把許多等待奇跡的人急壞了，私下的批評就更加尖銳，如“只生一個好”“本來就不是這塊料”之類；省文聯《創作評譚》的編輯吳松亭受領導派遣，專程去北京請大評論家閻綱給我打氣。但這只能強化我的焦慮。1980年在中國作協文講所，王安憶看到報上我的責編丘峰抬舉我的文章，問我：“你高興嗎？”我轉過臉，無法正視她。

具體安排我的調動的省文化廳領導特地跑來單位對我說：“下去走走，別老待在家里。”

我于是去一個剛鬧過水災的地區走訪了半個月，回來整理資料寫了三萬字。省文聯《星火》月刊編輯徐萬明懇切地跟我說過多次，希望我給他們稿子，這次總算可以交差。他與我一直以好友相處，我在省文聯開會，常去他家蹭飯。把稿子給他，多少有報答人情的意思。然后我應中國作協的安排去海南島農墾住了三個月。回來，我滿以為稿子已經刊發了，不料見到徐萬明，他當頭就說：“你那稿子沒法用。”隨即從包里掏出那沓厚厚的稿子還給我。我像遭了當頭一棒，傻了。幾天后，湖南岳陽文聯的王長安來南昌組稿，我轉手把這稿子給了他。心想省刊用不了，地區內刊應該沒有問題。回到岳陽的王長安掛來長途，說稿子看了，要刪改才好用。我立刻說，你只管刪，不必征求我的意見。

我快被這稿子弄瘋了。

稿子最后原封不動地回到了我手上。王長安在長途電話里嘆了口氣：“對不起，不知道怎么刪。”

我徹底冷靜下來。日子是混不過去的。要么另尋活路，要么硬著頭皮走下去。但現在這樣的走法肯定不成。

我把那個誰也不要的稿子撕成碎片從五層樓上拋下，任它落葉一樣隨風而去，埋下頭，還是去挖我自己鄉下生活的積累，寫了后來發表在《人民文學》的《驚濤》。一年后我涎著臉擠到一群兒子輩的大學生中，補習文化。那之后，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陶良華、汪兆騫，中國青年出版社傅小北，上海文藝出版社張森、修曉林的鼎力幫助下，陸續出版了中篇《研究生院的愛情故事》、長篇《夢洲》《裸體問題》《將軍鎮》《邊唱邊晃》，反響雖然遠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關心我的人們的期待，但多少令我心安。雖然沒有長進，但也沒有半途而廢。

回想起來，用稿是一種鼓勵，退稿更是一種鞭策。我非常清楚，對負責任的編輯來說，其實退稿有時候更難。

我因此對所有退我稿的編輯都有著一樣的敬意和感激。

沒有編稿的責編

江西省文聯文學月刊《星火》的李耕老師在我出生的1948年就是大學地下組織的活躍成員了，寫了許多“血與火的詩篇”。但直到離休，依然只是普通編輯。他一生歷經滄桑，但即使在最悲慘的時日，他也沒有停下一個詩人的思索和表達。后來，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詩集。作為江西在全國文壇最有影響的詩人，他被中國散文詩學會缺席選為副會長。

《小鎮上的將軍》發表的次年，有一天，李耕老師有一天忽然出現在我所在的縣的文化站小院，他是代表《星火》月刊專程從省城來的。我怔怔地看著這位仿佛從天而降的大名鼎鼎的詩人，手足無措。他沒有說太多的話，只說來看看我的狀況，有沒有需要幫助之類。

隔年春天，我被調到省城，新單位暫時沒有住房，李耕老師讓我跟他一塊住。他落實政策在省文聯分到住房，家屬還在外地，他說：“我上班，房子就是空的，你可以安心寫作。飯我們自己做。”

我住了好些日子，一事無成。每天下班，李耕老師跟我隨意聊幾句，就去寫詩，從來不問我寫作的事。我的心情日益沉重，越來越不能忍受心里的歉疚，只能找理由離開。他沒有挽留。他不想給我哪怕是一丁點壓力。

因為歉疚太深——那幾乎是一道傷痕，我再也沒有去過李耕老師的家。他一直沒有責編過我的文字，但我知道，他對我一直是寄予厚望的。這厚望成為我努力堅持寫下去的一個內在動力——盡管我最終只能讓他遺憾。

很多年后，我到省文聯工作，他已離休。每當我與他在路上不期而遇，就會有一次長久的交談。談歷史，談社會，談文學的現狀。我不斷地提出問題向他請教，他皺著眉頭，瞇著眼睛看著幽暗街道遠處光怪陸離的燈光，傾聽，沉思，然后緩緩地說出自己的見解。將近九十年的跌宕和閱歷，讓一顆超然的心靈，閃爍著睿智的光輝，常常讓困惑和迷惘中的我豁然開朗。我在心里祝他活過百歲。

卻忽然聽到他的辭世。那天是他大限的次日。給我消息的人說，他生前對家人有交代：不發布任何消息；不打攪任何人；不舉行任何儀式。

他活到了九十足歲，從容回歸。是有福之人。

李耕老師簽字贈我的散文詩選集名《爝火之音》。這是自謙。“爝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成玄英《莊子·逍遙游》疏）。

然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莊子·逍遙游》），“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唐·杜牧《又謝賜告身鞍馬狀》）。螢光爝火一樣的輝光，也許無裨于日月那樣的光芒，但再微弱、再孤獨，一樣承載著天地乾坤的博大德行。

我只想用我個性的腳步艱難地跋涉在詩的晴空，只為在各具光輝的繁星之中綴上我微茫的光。

月亮，也許會湮沒我的感覺，

但，我是存在的，

除非我沮喪著隕落。

——李耕·《爝火之音》

詩人隕落了，他從來沒有沮喪。因此他會一直存在。

爝火不息。對于我，那是一種遠行時的光亮。

結語

我的接近并最終投身文學，近一甲子矣。在此漫漫歲月，雖無驕人成績，所幸終日矻矻，與文學相伴了一生。朋友曾與我談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許多已巍然成樹，嘆息我等才情有限，始終不成氣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沒勁。我同意他的比喻，卻不同意他的自卑。沒有長成樹木，長成了草，也是文學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種子，能長成一棵草，生動地活著，其實也并不容易。說樹不是一天長成的，草又何嘗不是？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不能少。就一個寫作者而言，僅僅稿件的發表就不知耗費了編輯們多少辛勞。

《詩·小雅·菁菁者莪序》說：“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這完全可以作為敬業的編輯們的寫照。本文提到的諸位恩師，多已去世，尚存的也垂垂老矣。但我覺得，他們從來沒有走遠，一直在我身邊，引導著，扶持著，鼓舞著。

無論做人還是作文。

2019年3月24日于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