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王新命等

一沒有了中國

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面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蜷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為著尋覓光與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扎。有的雖拼命鉆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余光，乞一點余熱;有的抱著歐美傳教師的腳，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眾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烈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結果是同一的失望。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的不能算得中國人。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里面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日本的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于強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種刺目的強烈色彩，那里還成為日本畫!”我們在文化建設上，也需要有這樣的認識。要從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必須用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檢閱過去的中國，把握現在的中國，建設將來的中國。我們應在這三方面盡其最大的努力。

二 一個總清算

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曾占過很重要的位置。從太古直到秦漢之際，都在上進的過程中。春秋戰國形成了我們的希臘羅馬時代。那真是中國文化大放異彩的隆盛期;但漢代以后，中國文化就停頓了。宋明雖然還有一個新的發展，綜合了固有的儒、道和外來的佛學，然而并未超出過去文化的范圍，究竟是因襲的東西。直到鴉片戰爭才發生了很大的質的變動。巨艦大炮帶來了西方文化的消息，帶來了威脅中國步入新時代的警告，于是古老的文化起了動搖，我們乃從因襲的睡夢中醒覺了。隨著這種醒覺而發生的，便是曾國藩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康有為梁啟超的“維新”運動，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曾李的洋務運動只知道“堅甲利兵”和“聲光化電”的重要，完全是技藝的模仿?？盗旱木S新運動在于變法自強，不過是政治的抄襲。這都可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見解，雖在當時也自有其除舊布新之歷史的使命，然畢竟是皮毛的和改良的辦法，不能滿足當時的要求，于是有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他以把中國固有的“從根救起來”，把人家現有的“迎頭趕上去”為前題，主張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作徹底的改造。民國四五年之交，整個的中國陷在革命頓挫，內部危機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悶中，一般人以為政治不足以救國，需要文化的手段，于是就發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縛為中心的五四文化運動。經過這個運動，中國人的思想遂為之一變。新的覺醒要求新的活動，引導辛亥革命的中華革命黨遂應時改組，政治運動大為展開。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聲浪遍于全國，由此形成了一個偉大的國民革命。其間雖有種種波折，但經過了這幾年的努力，中國的政治改造終于達到了相當的成功。這時的當前問題在建設國家。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著手，而且更為迫切。但將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卻是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有人以為中國該復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歷史;歷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并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贊成完全模仿英美。除卻主張模仿英美的以外，還有兩派：一派主張模仿蘇俄;一派主張模仿意德。但其錯誤和主張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輕視了中國空間時間的特殊性。目前各種不同的主張正在競走，中國已成了各種不同主張的血戰之場;而透過各種不同主張的各種國際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躍，各欲爭取最后的勝利。我們難道能讓他們去混戰么·

三 我們怎么辦

不，我們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們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在建設的進程中，我們應有這樣的認識：(一) 中國是中國，不是任何一個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自有其一定的時代性。所以我們特別注意于此時此地的需要。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國本位的基礎。(二) 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于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三)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于現代中國的需要。(四)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是迎頭趕上去的創造，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并駕齊驅于文化的領域，并且對于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五) 我們在文化上建設中國，并不是拋棄大同的理想，是先建設中國，成為一整個健全的單位，在促進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要而言之：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這認識才算得深切的認識。循著這認識前進，那我們的文化建設就應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舍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判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占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王新命　何炳松　武堉干　孫寒冰　黃文山陶希圣　章　益　陳高傭　樊仲云　薩孟武

原載1935年1月10日《文化建設》月刊第1卷第4期

〔鑒賞〕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又稱“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大學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發表在《文化建設》上。宣言發表后，引起了一場規模不小的爭論，形成了繼“五四”之后又一場文化論爭，是五四時期中西文化論戰的延續。同時，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感日益加深，十位教授聯名發表該宣言，旨在通過重建中國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振奮全民族士氣，同仇敵愾，共同抗日。這是宣言發表的深刻社會背景。另外，蔣介石推行所謂的以“禮義廉恥、忠孝仁愛”為宗旨的“新生活運動”，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觸動此次論戰的另一背景。論戰的前奏是陳序經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學所作《中國文化之出路》的演講，他認為，西洋的現代文化先進強大，中國文化陳舊落后。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不二法門即是全盤西化，否則中國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來，而且是逆世界潮流而動?！笆淌谛浴本褪窃谶@樣的背景下發表的。該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題為“沒有了中國”，此為提出“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這一口號的緣由。十教授認為：“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第二部分題為“一個總清算”，回顧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認為當時思想界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沒有統一的認識，由此加劇了“沒有了中國”的文化危機。所以，“如何建設中國的文化”就成了一個“急待討論的問題”。第三部分題為“我們怎么辦”，闡述其對于本位文化建設的基本立場、五條綱領和幾大原則。該宣言的基本主張一言以蔽之曰：堅持“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具體言之，即建設、創造具有中華民族特征的、有自己個性的現代文化。他們主張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過程中，對待西方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態度是“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既反對頑固復古也反對盲目西化;其基礎和標準是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其方法是“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其目的則在于建設新中國并促進世界大同理想的實現。具體來說，該宣言認為，中國文化從太古至秦漢一直處于上升時期，但自漢代以后就停頓不前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特色是緩慢的、平靜的、沉潛的，沒有出現急促性、革命性的突破與飛躍。也許正因如此，中華文明五千年連續一脈，中間不曾有大破裂、大中斷、大覆滅，但這并不等于它沒有發展和創新。三王之法、周公之制、孔子之道、孟子之義、荀子之禮、董子之天、魏晉之玄、隋唐之釋、程朱之理、陸王之心、康梁之新，正是中國文化演變和進展的歷程。宣言中對洋務運動與維新變法有尖銳的批評，明確地反對“中體西用”，著眼于“中體西用”在歷史上失敗的事實。同時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建設既已開始，“文化建設工作亦當著手，而且更為迫切”。中國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中國是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有其一定的時代性。特別要注意于此時此地的需要，那是中國本位的基礎。這一主張，根據中國最急迫、最主要的需要，去甄別選擇和建設陶鑄文化。按照十教授的觀點，建設中國本位文化要做到“不守舊”、“不盲從”，既不頑固復古，也不全盤西化，從而使中國文化，“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該文發表后立即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國內各大報刊紛紛轉載和介紹，各種宣傳活動和響應文章也蜂擁而至，引發了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特別以胡適、陳序經為代表的西化派和以十教授為代表的本位文化派展開了關于“中國文化出路”到底是“中國本位還是全盤西化”的大論戰。對宣言的觀點，既有表示支持的，或是加以闡發和補充的;也有給予批評的，尤其是以西化派為首的批評。批評者大多指責“中國本位”和“中國的需要”過于空泛，可以任意理解，其主張難免陷于空談;具有明顯的保守主義價值取向，是近代以來“中體西用”論的翻版等。但無論如何，宣言提出的以“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為標準來建設中國文化，對當下推進文化發展繁榮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