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學平《那年,我去當兵》
但凡當過兵的人,都難以忘卻當年入伍時那些動人心魄的記憶。而我對于那段過往,更是刻骨銘心,因為,它有著道不盡的跌跌宕宕、曲曲折折。
1972年初冬,寒意肅殺。我們一伙民工正在離家幾十里的治河工地上頂風冒雪“戰天斗地”,在村小學當民辦教師的哥哥托人捎來口信,說家里開始征兵了,問我是不是回來試試。民工帶隊的大叔對我回家驗兵的請求十分為難,撓著頭皮,皺著眉頭,嘴里一直在噓溜。因為還有三幾天就要收工了,“一個蘿卜一個坑”,民工們誰不想早一天離開這又冷又累的鬼地方。可能是此請求非彼請求,大叔說,回去吧,說不定還能混個軍官干干。
我1965年升入初中,五年后稀里糊涂拿了個高中文憑。那幾年,社會上雖有推薦上大學一說,但都離我很遙遠。我的祖輩代代種田,父親對“吃公家飯”的基本兩眼一抹黑。我知道,要想闖蕩世界,唯有當兵一條路子,就是這條路子也難說走得通。
回到家,報名的期限已過,好在大隊民兵連長是我近族大哥,專門到公社武裝部說情為我報了名。體檢目測那天,公社完小操場上站滿了年輕人,開始檢測分組列隊圍著操場跑步轉圈,跑著跑著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喊:“學平,把拳攥起來!”原來我平時跑步習慣耷拉著手掌,接兵的軍醫懷疑我手腕有疾,意欲“拿下”,幸被旁邊待檢的同學發覺。真懸!要不是同學提醒,這驗兵的第一關可能就敗走了麥城。
正式體檢我自覺身體無大礙,只是小時胸前生瘡留下的銀圓大小的疤痕讓我心里打鼓。最后一關,一名軍醫把我帶到主檢室,就是身體合格與否一錘定音的地方。主檢師反復看了我的體檢表,又用小尺子把身上的疤痕上下左右量了個仔細,然后在體檢表上重重地劃了幾筆。我擔心得要命,偷偷瞥了一眼:陸軍,基本合格。這合格還有等級?我喜憂參半。
等消息的日子實在難熬。一日,哥哥氣喘吁吁地從學校跑回家告訴我,接兵的指導員來村家訪了,聽說沒有咱家。我突然意識到“沒戲了”。不知當時哪兒來一股子沖動,我轉身沖出門外。大街上,一群孩子簇擁著一名推自行車的軍人,我冒冒失失迎了上去。指導員很年輕,中等身材,穿著莊稼人萬分羨慕的軍大衣,端莊臉龐,慈眉善目,在鮮紅的領章帽徽映襯下,顯得格外光彩俊朗。我先報上姓名,并自我介紹驗兵身體合格,邀他到家做客。不是家訪對象,人家哪肯答應。我有失禮貌地搶過自行車,徑直朝家的方向走去。我家土房西屋是我的“屬地”,墻上堿土一個勁兒地下落,破裂的窗紙隨風而響,已是朽木的桌子底下常有老鼠出沒。指導員進屋坐下,凍得不停地跺腳。全家人開始忙活起來,父親和哥哥用玉米芯燃起火盆取暖,母親和嫂子點上大灶燒上開水,奶奶捧出家中唯一能招待客人的生花生。指導員不吃不喝,始終面帶微笑,除了“謝謝”,三緘其口,那場景多少有些尷尬,但我覺察到他的眼睛四處放光。墻上掛著一幅毛筆書法,內容為毛主席的《長征》,落款是我;炕頭上散亂著一堆書籍,有《三國演義》《林海雪原》《烈火金剛》《乘風破浪》《紅旗飄飄》,還有我和哥哥初高中讀過的數理化課本等;書堆旁的方磚上有一盞由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燈,靠燈墻面熏出的油煙黑乎乎一片。指導員主動開腔了,他指著墻上的字問:“你寫的?”我回答是。他又起身翻看著那堆書說:“你看的?”我嗯了一聲。我們的對話好像擠出來的似的。客人要走了,當他在胡同口從我手里接過車子,竟遲疑地停住了腳步,沉思片刻說:“明天你到公社武裝部去一趟。”這突如其來的意外,頓時讓我心里掀起了波瀾,莫非有轉機?那一夜我失眠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趕到了公社大院,這在我應該是平生第一次,如劉姥姥進大觀園。大院的一角停放著一排自行車,陽光下放出刺眼的光;那些出出進進的公家人,衣冠楚楚,走起路來透著幾分神氣;機關食堂后窗里,一股令人饞涎欲滴的香氣撲面而來……多年來的自卑感更加重重地壓在我的心頭。
在武裝部辦公室里,指導員讓我把他親自起草的一封感謝信抄寫到大紅紙上,并給了我筆墨紙張。原來是這事!我大失所望,心里一下子涼透了。
感謝信是寫給公社的,表明新兵將要啟程了。信的開頭我依稀記得:“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凱歌高奏的大好形勢下,我們接兵小組來到貴社……”回到家,我極盡十來年臨帖的童子功,認認真真用行書完成了這份作業。
村里的父老鄉親知道我為接兵的首長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紛紛議論我當兵估計“有瞅”。奶奶也說她前天晚上夢見多年在村小學教書的宋福深老師到家來了,宋福深,會不會指導員是“送福神”真的把你帶走。當時的我,雖仍心存一線希望,但更多的卻是心灰意冷、黯然神傷。
就在新兵發放衣服的前兩天,我又遵命不明所以、焦躁不安地趕到公社武裝部,指導員一面為我拍去肩上的灰塵,一面笑容可掬地告訴我:“你被批準入伍了。”啊?我誠惶誠恐,恍如夢境,于驚愕、激動、喜悅、無措中呆站了許久,眼里流淚了。指導員跟我開玩笑說,你要出現范進中舉的狀態,我們接兵的可就慘了。
我從武裝部長那里得知,指導員叫楊其龍,部隊陜西,老家湖南,高中畢業,1966年入伍。公社黨委書記的那句“楊指導員的學問全公社脫產干部沒幾個能趕上”我至今沒忘。
三年后,我身著“四個兜”回家探親,專程看望公社武裝部部長,他說當年我當兵還真有點戲劇性色彩。新兵定員我早已被打入另冊,家訪過后,楊指導員重新翻出我的檔案,執意要帶我走,并打算留在他的連隊。新兵員額有嚴格的要求,有進必有出,換人?武裝部長不松口。那天,二人圍著火爐僵持到深夜,最后勉強達成武裝部長也調換一個的妥協。巧的是后期有人主動放棄入伍,被調換下的也再次“入列”,結果皆大歡喜。我的好指導員,三年來,我們朝夕相處,這事你怎么只字沒提呢?
十七年漫漫軍旅路,從士兵到校官,從初中一年級到軍事大學,我感恩部隊,感恩那些扶我一把的人們,而老首長楊其龍指導員之于我,更是恩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