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與《通志》
鄭樵(1103—1161)，字漁仲，學(xué)者稱夾漈先生，南宋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家世仕宦，幼年便對經(jīng)書、子書發(fā)生興趣，十六歲，父去世，從此謝絕人事不應(yīng)科舉，在夾漈山間結(jié)室三間，苦學(xué)三十年，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宋室南遷，他曾自薦“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但未為所用。紹興十八年(1149)，把自己所寫的六百萬字的《通志》，徒步二千里送到臨安(今杭州市)獻給高宗，從此名聲大振，授樞密院編修之職，不久遭彈劾。鄭樵一生著述甚豐，現(xiàn)在可考的有九類五十七種，是個學(xué)識淵博的學(xué)者。同時也是一個藏書家?！锻ㄖ尽范倬恚渲斜炯o十八卷，世家三卷、列傳一〇八卷，載記八卷，四夷七卷，年譜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上起三皇，下迄隋代(禮、樂、刑、政，引而至唐)，是綜合歷代史料而成的一部通史巨著。鄭樵所以要寫《通志》是與他的“會通”史學(xué)思想分不開的。司馬遷作《史記》，開創(chuàng)了通史之例，其后譙周的《古史考》、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梁武帝的《通史》、元暉業(yè)的《科錄》、李延壽的《南北史》、高峻的《高氏小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蘇轍的《古史》都具有通史性質(zhì)，但是在鄭樵看來體例內(nèi)容都不完備，梁武帝的《通史》在北宋又已失傳，所以繼《史記》編一部通史，在南宋已是一種時代的需要了。鄭樵認為通史的作用應(yīng)有兩個：一是歸納歷史事實，尋出社會發(fā)展的線索，他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后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第二是博，國典朝章、飛潛動植都應(yīng)包括，集天下之書為一書，鄭樵說“百代之憲章，學(xué)者之能事，盡于此矣”。《通志》的紀、傳部分大部是抄錄前代史書，其價值不為學(xué)者所重，所最受推重的是其中的《二十略》，“略”相當紀傳體史書里的“志”，即敘述文化典章的。鄭樵改“志”為“略”，他說“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為也”，《二十略》是《通志》一書的精華所在?！抖浴肥牵骸妒献迓浴贰读鶗浴贰镀咭袈浴贰短煳穆浴贰兜乩砺浴贰抖家芈浴贰抖Y略》《謚略》《器服略》《樂略》《職官略》《選舉略》《刑法略》《食貨略》《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金石略》《災(zāi)祥略》《草木昆蟲略》。鄭樵自稱“其五略(禮、職官、選舉、刑法、食貨)，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實際上，五略本于《通典》，但是“亦非諸史之文”也有所創(chuàng)造；十五略他自稱“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實際上，《氏族略》《都邑略》《草木昆蟲略》，其源本于《史通·書志》所述，《史通·書志》說“可以為志者，其通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草木昆蟲即方物)，《六書略》《七音略》則本于小學(xué)。所以，總的來說《二十略》大都有所本，但以往書、志只是十項、八項，鄭樵演化為二十項，在發(fā)凡起例上不失創(chuàng)建之功。但是鄭樵長期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窮鄉(xiāng)僻壤，視野不能不受到局限，雖稱博學(xué)，亦難免有眼高手低，力不從心之苦?！端问贰繁緜鞣Q：“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xué)，成書雖多，大抵博學(xué)而寡要?！薄端膸焯嵋房傉撝疲骸捌洳赊纫押撇h論亦多警辟，雖純駁互見，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談無根者可及，至今資為考鏡，與杜佑、馬端臨書并稱三通，亦有以焉”以上評論都是符合實際的。近年來研究鄭樵與《通志》的論著較多，有張舜徽《史學(xué)三書評議》(中華書局)，廈門大學(xué)歷史系鄭樵研究小組《鄭樵史學(xué)初探》，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xué)的發(fā)展》(以上兩書均見《中國史學(xué)史論集》〈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