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沈德潛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人物·沈德潛

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官至禮部侍郎。著有《歸愚詩文鈔》五十八卷，論詩專著《說詩晬語》。曾編選《古詩源》、《唐詩別裁》等，以《古詩源》影響最大。

沈德潛的詩歌創(chuàng)作和他的論詩的思想基礎都是強調(diào)詩的政治功利作用，他認為“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是“詩道之尊”。他在《說詩晬語》的開篇就說：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這種思想貫穿在他的一切論著中。沈德潛論詩的言論雖然并不系統(tǒng)，但因為他的社會地位很高，其思想又體現(xiàn)了封建統(tǒng)治者的政治利益，所以很得皇帝的賞識。乾隆時代，他的詩論和創(chuàng)作曾風靡一時。與上述思想聯(lián)系的，是他極力提倡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認為這是“詩教之本原”，他說：“詩之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shù)言，而其立言一歸于溫柔敦厚，無古今一也。”從這一觀點出發(fā)，他主張詩歌創(chuàng)作要婉而不露，對封建統(tǒng)治者要忠厚悱惻，不宜諷刺直詰。他不僅以此來指導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以此作為審美評價的標準，評詩、選詩均體現(xiàn)這種指導思想。 “厚人倫，匡政治”和“溫柔敦厚”的主張，其文藝美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溫柔敦厚”是實現(xiàn)為政治目的服務的途徑。象沈德潛這樣把文藝只作為封建政治附庸的觀點，對藝術的發(fā)展顯然是有害的，實際上是在抹煞文藝的特殊性。

沈德潛論詩對文壇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格調(diào)”說。所謂格，其實是指作詩表現(xiàn)思想的一種模式;所謂調(diào)，是指詩的外部形式，即語言的音調(diào)。他把格調(diào)看作詩的關鍵。他說： “詩中韻腳，如大廈之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又說：“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jié)。”總之，他把形式看成是詩歌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暴露出他的文藝思想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沈德潛少年受師于葉燮，他繼承了葉氏關于“沿流討源”的說法，重視詩歌發(fā)展的淵源關系。一方面他強調(diào)師古， 認為“詩不學古，謂之野體”，另一方面又象他的老師那樣講究通變。他說： “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單從理論上看，他的這種主張不無道理，但從他的學古的內(nèi)容以及通變的指歸來說，終不能擺脫明代七子以唐為宗的窠臼。他說：“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之復古也”。他崇奉盛唐詩，對明代前后七子的作品也大加贊揚，這些都是從他的關于文學源流得失的理論觀點出發(fā)來評價的。

作為封建時代一位具有審美創(chuàng)作實踐經(jīng)驗的詩人，而且身居高位，他的思想和文藝主張常常有許多矛盾之處，因此不能說沈德潛的文藝美學思想一無是處。在對待具體藝術問題上，他有許多頗為精辟的見解。比如他反對“以理語成詩”，然而又反對所謂“不涉理語”，關鍵是詩歌中表現(xiàn)的“理”應該附麗情感，使“言外有余味”，“托物連類以形之”，這樣的理語也是詩的語言。此外象他的“以意運法”，重視創(chuàng)作主體感情活動等等，都是很有價值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