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尚文”與“尚質”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學說與流派·“尚文”與“尚質”

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的重要范疇。其內涵十分復雜，既與“文”與“質”的字義演化引申有關，也與不同時代、不同理論家的認識角度、認識水平有關。所以在“尚文”與“尚質”的問題上，不同的理論體現了不同認識層次的差異和認識角度的差異。因此，需要對“尚文”與“尚質”具體理論內容加以分析，而不能僅僅簡單歸之于作品內容與形式關系的范疇加以考察。

從“文”“質”的字義發展看，文的本義，即物之交錯雜陳的紋理， “物相雜，故曰文”繼而進一步抽象化，形式化為附麗于質素之上的形式，初步具有修飾，華美等美的意味。 《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象交文。” 《釋名·釋言篇》云： “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質的本義，即物之本體稟性。《易·系辭》：“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論語·衛靈公》：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初步具有真實，目的性等意味。而“文” “質”對稱：側重的是事物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性質、品質的意義。繼而有華麗與質實的意義產生。

自孔子從人的道德修養角度提出“文”、 “質”概念之后。最早表現出“尚質”而“輕文”的是墨子： “先質而后文，此圣人之務。”但這不是在以“華麗”“文采”為文學獨有的表現特征的前提下的重“質”輕“文”，而是對一切華美的外在表現形式的排斥、反對。所以墨子的尚質輕文，不得之于對文學的認識，反而限制了這種認識。荀子斥之為“蔽于用而不知文。”漢代辭賦作家的態度與墨子相反，尚“文”而輕“質”，開啟漢代華而不實的文學(包括學術)之風氣。漢賦盡管注意到附麗于質素之上的形式美，但前提與墨子是一樣的。只是在無意識中觸及到文學形式美的特點，并將它加以夸張，追求藻飾、駢偶之風大盛。六朝時期，人的自覺帶來了文的自覺，人們開始對文學本身特性加以研究，首先體現為對文體的認識，文筆的劃分。而“文”、 “質”之爭，就是對此產生的，不同理論認識的具體體現。“尚質”輕文的裴子野，根本反對的是對文筆的區分，認為文體的區分，只能導致文學無“質”可言。因此對新的意義上的文學，崇尚簡要，而菲薄辭藻。對于這種以保守觀點看待文學的理論，時人尖銳指出： “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異體。”(《梁書》卷三十本傳)“裴氏乃良史之才，了天篇什之美。”(肖綱： 《與湘東王書》)另外是在六朝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尚文”“輕質”理論。他們講究文辭藻麗、音律和諧的純文學，認為文學本身的形式美是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標志。以肖統為代表，認為子、史都不是文學，文學必須“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蕭綱更進一步告誡文人：“立身先須謹慎，文章且須放蕩。”由于這派理論觀點，客觀體現著對文學自身規律的探討和文學獨立地位的維護。所以盡管一度陷入形式主義泥坑，但仍不失其積極意義。

正是在此基礎上，劉勰將孔子“文質彬彬”的理論，引入文學內在規律的認識范疇。重視文的外在形式、無功利、無目的等特性，與質的內在內容與功利目的性在文學作品中形成的獨特統一與相互依存關系。他說： “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體現出的不僅是對文學內容與形式的認識，更非文風質樸或華麗的單純理解，而體現著對文學的本質內在規律的形象把握。充分體現出人的自覺時代對文學的自覺認識。

正因此，后世人才得以將文、質概念進一步擴展、深化，通過對文學的獨立、整體的把握，產生諸如“興趣”、“意境”等有關文學內部規律的概念范疇，以及在“道統”“文統”名義下對文學內容與形式關系的進一步探討和美學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