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奇《游東山記》抒情散文鑒賞
作者: 楊士奇
【原文】:
洪武乙亥(1),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余,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闊略(2)。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
是歲三月朔(3),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殽出游(4)。隱溪乘小肩輿(5),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6),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7),遂掃石而坐。
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8)。一叟可七十余歲,素發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邱《化書》(9)。延余兩人坐。一媼(10)捧茗碗飲客。牖下有書數帙(11),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12),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
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13),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跽謝過(14)。眾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15),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蹁躚,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后。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
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糝餅餌投之(16),翕然聚(17),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18),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折而嚼之。余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
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余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19)。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20):“是吾所營樂邱處也(21)。”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于此。”
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22)未暇也。
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余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23),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24)?
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作者簡介】:
楊士奇(1365——1444),初名寓,以字行,明朝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早孤,家貧,以教授學生為生。惠帝建文初年,以史才薦入翰林院,充編纂官,參修《太祖實錄》。成祖即位后,入內閣典機務,仁宗時官至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宣宗、英宗兩朝均為臺閣重臣,與楊榮、楊溥同朝輔政,并稱“三楊”,因居第在西,稱“西楊”。后以老病告歸,卒謚文貞。
楊士奇工于詩文,為明初“臺閣體”的代表作家之一,由于位高權重而在文壇上有很大影響。他的文章平正舒緩,有《東里集》等。
【鑒賞】:
明初詩文大多頌圣應制,歌功頌德,在詩壇則以“三楊”為代表形成了臺閣之風,內容多無可取之處,楊士奇詩歌亦如此。然而他的這篇散文《游東山記》卻是情真意切,實為難得一見的佳作。
與其它游記不同,這篇作品基本沒有描寫東山的景色,而是著眼于人物的活動,而以深情貫穿始終。
乍看起來,這篇作品似乎散亂無章,事無巨細皆入筆端,作者仿佛信筆寫來,絲毫不加剪裁琢磨,敘事也似過于瑣碎。然而讀過之后卻盡掃起初的觀感,而體會到了作者的深心。
大致說來,這篇文章主旨并不在事,而在于情。使種種瑣事串連為一體而又渾然天成的正是這種情使然。作者與蔣隱溪父子為君子之交,他寫蔣氏父子的意度闊略、不妄交游正是為了突出這種知交的難能可貴,也為下文作了情緒上的鋪墊。在寫春日出游的過程中,作者不厭其煩地寫了種種小事,諸如載酒乘輿、度林涉澗、掃石靜坐之類,烘托出一種初春之際風和日麗,鳥語花香的美妙景色,渲染了一種祥和溫馨的寧靜氣氛。不難想象在這種氣氛中游者的怡然歡暢的心情。而作者又點綴以村舍取書一事,更增加了一種安樂淳厚的意味,使人疑心置身于世外桃源。
在精心布置了這一種環境之后,作者集中筆墨敘寫了朋友歡聚,飲酒賦詩之樂。中間插入李千戶及道土,使得場面頓時熱烈起來。文章也因此起了一個高潮,但見飛杯換盞,起舞蹁躚,又聞吟詩放歌之聲,琵琶竹竅之樂,文章至此,游山之樂已達極致。下面便略收一筆,雜以觀魚嚼茶之事使得熱鬧的場面又歸于平靜。接著寫黃昏返城,忽入蔣隱溪不祥之語,使本來明朗的畫面上調入了一層灰色,為下文蔣隱溪的死埋下了伏筆。
作者寫游山之樂其實都是為最后抒發感慨作準備。昔日之樂愈多,則今日之悲愈重。面對墳塋一冢,憶起先時交游之厚,能不使人悲從中來,感慨萬千?更何況作者自己也要離開武昌,回到廬陵。死者死矣,生者竟也要分離,細思起來,情何以堪!除非大徹大悟如莊周之人,否則真情猶在,卻生離死別,其發言悲戚實為情理中事。便是事不關己之讀者觀文至此,也不免心生“存沒離合之感”而欲掩卷,何況身當此境?
這樣看來,作者娓娓述說的瑣事末節中其實都是深浸著作者哀悼追憶之情,人死之后再來追記當日之事,兩相對照,更加突出了今日的痛切寥落之感,所以說作者選材敘事并非隨意為之,而是頗具深心,處處為后文作勢。
楊士奇的文章向來以平穩徐紆見長,這篇散文也不例外。作者敘事抒情都是從容寫來,不作一句激烈之語,然而在平淡安閑,不動聲色中卻蘊藏了深厚的情感,可以稱得上是“不尚藻辭,不矜麗句,詞氣安閑,首尾停穩”。他的語言也很有特色,多為短句,不加任何修飾,常常只用幾個動詞就突現出人物神情。這種句式既儉省了筆墨,讀來又頓挫流暢,明白如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