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主義)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主義)

蔡元培

我認大學為研究學理的機關，要偏重文理兩科，所以于大學令中規定：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但此制迄未實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長時，又覺得文理二科之劃分，甚為勉強;一則科學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則習文科者不可不兼習理科，習理科者不可不兼習文科。所以北大的編制，但分十四系，廢止文理法等科別。我五十一歲至五十八歲(民國六年至十二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民國五年，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要我回國，任北大校長。我遂于冬間回來。到上海后，多數友人均勸不可就職，說北大腐敗，恐整頓不了。也有少數勸賀的，說：腐敗的總要有人去整頓，不妨試一試。我從少數友人的勸，往北京。北京大學所以著名腐敗的緣故，因初辦時(稱京師大學堂①)設仕學、師范等館，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后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學生對于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獨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此師生關系，畢業后可為奧援②。所以學生于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范圍特別預備外，對于學術，并沒有何等興會。講堂以外，又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于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這就是著名腐敗的總因。我于第一次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于是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研究學問的興會。并提倡進德會③(此會為民國元年吳稚暉④、李石曾⑤、張溥泉⑥、汪精衛⑦諸君發起，有不賭、不嫖、不娶妾的三條基本戒，又有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的五條選認戒)，以挽奔競及游蕩的舊習;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以供正當的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與《新潮》⑧等雜志，以發揚學生自動的精神，養成服務社會的能力。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舊教員中如沈尹默⑨、沈兼士⑩、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B11]]、周豫才[[!B12]]、周豈明[[!B13]]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B14]]、丁巽甫[[!B15]]、王撫五[[!B16]]、顏任光[[!B17]]、李書華[[!B18]]諸君來任教授后，內容始以漸充實。北大舊日的法科，本最離奇，因本國尚無成文之公、私法，乃講外國法，分為三組：一曰德、日法，習德文、日文的聽講;二曰英美法，習英文的聽講;三曰法國法，習法文的聽講。我深不以為然，主張授比較法，而那時教員中能授比較法的，止有王亮疇[[!B19]]、羅鈞任[[!B20]]二君。二君均服務司法部，止能任講師，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盤改革，甚為不易。直到王雪艇[[!B21]]、周鯁生[[!B22]]諸君來任教授后，始組成正式的法科，而學生亦漸去獵官的陋見，引起求學的興會。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例如陳君介石[[!B23]]、陳君漢章[[!B24]]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黃君季剛[[!B25]]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的一派不同;那時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對于外國語，也力矯偏重英語的舊習，增設法、德、俄諸國文學系，即世界語亦列為選科。那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進大學的;各大學不敢提議于教育部。我說：一提議，必通不過。 其實學制上并沒有專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時有女生來報名，可即著錄;如考試及格，可準其就學;請從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學仿行，教育部也默許了。我于民國十二年離北大，但尚居校長名義，由蔣君夢麟[[!B26]]代理。直到十五年自歐洲歸來，始完全脫離。

原載1937年12月《宇宙風》第55期、1938年1月第56期

〔注釋〕　①京師大學堂：1898年開辦于北京，為戊戌變法新政措施之一。變法失敗后，被保留了下來。辛亥革命后改為北京大學。　②奧援：內援。指在內部暗中支持幫助的力量。　③進德會：1928年由蔡元培發起成立。會員按戒條不同，分為甲、乙、丙三種，隨個人自愿選擇。會員近500人，占全校員工1/4左右。提倡個人道德修養，以改造社會風氣，是蔡元培發起進德會的旨趣所在。　④吳稚暉(1865—1963)：江蘇武進人。1901年留學日本，次年與蔡元培一起創辦愛國學社。1905年加入同盟會。后去法國。1915年與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學校長。1949年去臺灣，任“總統府”資政。有《吳稚暉先生合集》。　⑤李石曾(1881—1973)：社會教育家，故宮博物館創始人之一。字煜瀛。河北高陽人。1902年隨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在法學習農業三年。1906年加入同盟會，為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一生最大功績，就是倡導留法勤工儉學，先后資助二千多人赴法留學，為中國培養了大批棟梁之材。1924年任清室善后委員會主任，制定故宮博物館章程。1927年為北平大學校長，1948年任“總統府”資政。1956年定居臺灣。著有《石僧筆記》。 　⑥張溥泉(1882—1947)：即張繼，溥泉是他的字。直隸滄州(今屬河北)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1905年加入同盟會。1924年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參與西山會議派活動。1927年后任國民黨政府司法院副院長、立法院院長、國史館館長等職。　⑦汪精衛(1883—1944)：漢奸。名兆銘，浙江山陰(今紹興)人，生于廣東番禺。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早年參加同盟會，任《民報》主編。1910年因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灃被捕。武昌起義后，由袁世凱開釋出獄。袁世凱稱帝失敗后，投奔孫中山。1927年后任南京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抗戰爆發后，為親日派領袖。1938年任國民黨副總裁，同年由重慶逃往河內，發表聲明，公開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偽政府，任主席。1944年死于日本。　⑧《新潮》：1919年1月由北京大學學生創辦的綜合性月刊。傅斯年任主編，羅家倫等人為編輯。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與社會問題為職司。雜志創辦得到蔡元培的支持，經費與印刷均由北京大學負責。是新文化運動中鼓吹新思想的著名刊物，第一期出版后，印刷量高達一萬份，影響很大。　⑨沈尹默(1883—1971)：書法家、詩人。浙江湖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后任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北平大學校長。新文化運動時，為《新青年》編輯之一，發表過白話詩。舊體詩詞功力亦深。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上海中國畫院畫師。著作有《歷代名家學書經驗談輯要釋義》、《秋明室雜詩》等。　⑩沈兼士(1887—1947)：語言文字學家、文獻檔案學家。浙江湖州人。早年自費東渡日本求學，拜章太炎為師，并加入同盟會。回國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學、輔仁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參與新文化運動并寫作新詩，為新詩倡導者之一。1922年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率同仁與學生清理故宮檔案，為清代檔案整理開拓者。著作編為《沈兼士學術論文集》。　[[!B11]]劉半農(1891—1934)：詩人、語言學家。江蘇江陰人。1916年開始在《新青年》雜志發表文章。1917年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授，為《新青年》編委之一。提倡白話文。后留學法國，專攻語言學。著作有《半農雜文》、《揚鞭集》、《中國文法通論》等。　[[!B12]]周豫才：即魯迅。　[[!B13]]周豈明(1885—1967)：即周作人。散文家、翻譯家。浙江紹興人。青年時代留學日本，與兄周樹人(魯迅)一起翻譯介紹外國文學。五四運動時任北京大學教授。論文 《人的文學》與新詩《小河》，在新文化運動中均有影響。抗戰時曾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新中國成立后，主要從事翻譯工作，譯有《日本狂言選》、《伊索寓言》等。　[[!B14]]李仲揆(1889—1971)：即李四光。地質學家。原名仲揆，蒙古族，湖北黃岡人。留學日本和英國，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新中國成立后，任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國科協主席。早年從事古生物研究。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者。創立地質力學學科，為大慶等中國油田的發現作出了重要貢獻。論著有《中國地質學》、《地質力學概論》等。　[[!B15]]丁巽甫(1893—1974)：即丁西林，巽甫是他的字。物理學家、劇作家與社會活動家。江蘇泰興人。1914年入英國伯明翰大學攻讀物理學與數學。1920年歸國，歷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長。1958年任中國科協副主席，1960年后為文化部副部長。年輕時喜愛文藝，一生發表劇作十部，代表作為《一只馬蜂》、《壓迫》。　[[!B16]]王撫五(1887—1950)：即王星拱，撫五是他的字。安徽懷寧人。早年畢業于英國倫敦大學。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科學知識，反對宗教迷信。1923年“科學與玄學”論戰中，倡導“科學萬能”。后任武漢大學副校長、中山大學校長。著作有《科學概論》、《科學與人生觀》等。　[[!B17]]顏任光(1888—1968)：中國實驗物理學奠基人之一。廣東崖州(今海南三亞)人。1918年獲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與光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私立海南大學校長等職。1926—1932年任國民黨政府交通部電政司司長。其間創辦大華公司，為中國首個制造現代科學儀器的公司，對發展中國儀器儀表作出了重大貢獻。　[[!B18]]李書華(1890—1979)：物理學家。河北盧龍人。早年赴法留學，1922年獲巴黎大學理學博士。同年返國任北京大學物理學教授。192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31年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1943年為中央研究院總干事。1953年從臺灣去美國，繼續高分子研究。后病逝于紐約。　[[!B19]]王亮疇(1881—1958)：即王寵惠，亮疇是他的字。廣東東莞人，生于香港。190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11年加入同盟會。后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北洋政府司法總長。1927年后任國民黨政府司法部長、代理行政院長等。1945年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參與制定聯合國憲章。后去臺灣，任“司法院”院長。　[[!B20]]羅鈞任(1888—1941)：即羅文干，鈞任是他的字。廣東番禺人。1909年獲英國牛津大學法學士學位。回國后任教于北京大學。1921年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1922年任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因北洋軍閥內部派系紛爭，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羅文干案”，被告發受賄，被捕下獄，蔡元培因此事憤而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后無罪釋放。1931年任國民黨政府司法行政部長，1934年辭去該職。后到西南聯大任教，講授《中國法制史》。1941年在廣東樂昌因患瘧疾身亡。　[[!B21]]王雪艇(1891—1981)：即王世杰，雪艇是他的字。湖北崇陽人。留學英、法，先后獲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21年回國，歷任北京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等職。去臺灣后，任“總統府”秘書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B22]]周鯁生(1889—1971)：法學家。湖南長沙人。早年留學日本、英國與法國，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教授，武漢大學校長。1950年起任外交部顧問，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著有《國際法》、《國際法大綱》等。　[[!B23]]陳介石(1859—1917)：即陳黻宸，介石是他的字。近代教育家，浙江瑞安人。曾在多所知名學堂任教。1902年在上海主編《新世界學報》。創辦兩廣方言(外國語)學校，多時學生達千余人。學生中最著名者為馬敘倫，師事陳二十余年。為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的第一位學者。　[[!B24]]陳漢章(1864—1938)：近代學者，浙江象山人。23歲時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學識淵博，有“兩腳書櫥”之稱。1909年應聘任教京師大學堂，后為北京大學教授。1928年為中央大學歷史系系主任，主講史學。學生中著名者有許德珩、茅盾與范文瀾等人。1931年辭職返籍，專事著述。有《詩學發微》、《綴學堂初稿》、《綴學堂叢稿》等。　[[!B25]]黃季剛(1886—1935)：即黃侃，季剛是他的字。音韻訓詁學家、文學家。湖北蘄春人。師事章太炎。歷任北京大學、東南大學、金陵大學教授。其著作后人輯為《黃侃論學雜著》、《黃季剛先生遺書》等。　[[!B26]]蔣夢麟(1886—1964)：教育家。浙江余姚人。留學美國，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與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商務印書館編輯、北京大學校長、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后去臺灣。著作有《中國教育原理之研究》、《夢麟文叢》等。〔鑒賞〕　“我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這是蔡元培的治校方針，也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最有價值的教育理念。早在1919年1月《北京大學月刊》第一卷第一號上，蔡元培對此就有所表述。同年3月，在回擊守舊派林琴南的信中更有充分的說明：“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不論哪一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1937—1938年發表的這篇文章，表述得更為完整，回憶了當時提出這一原則的歷史背景。當時，多數友人以北京大學封建官僚習氣十分濃厚，勸蔡元培不要就任。正如蔡元培所說，“所收的學生，都是京官。后來雖逐漸演變，而官僚的習氣，不能洗盡”。這時北京大學的主體為仕學院，取“學而優則仕”的原則，在求學與做官之間采用一種相應的形式。仕學院的學生，規定為進士、舉人出身之七品以上的官員。學生帶聽差上課，上課時，聽差進房屈膝打扦，口稱“請大人上課”。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黎元洪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就任演說上他說：“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生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要破除學生畢業以后只想做官的陋習，完成升官階梯到研究學術風氣的變換。蔡元培從聘請文科教授入手，“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周豫才、周豈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陳獨秀是個關鍵人物，蔡元培聽了沈尹默、劉師培介紹，并翻閱了《新青年》后，才決意聘請陳獨秀的。據當時人汪原放記述：“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有時候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回憶亞東圖書館》)如此當機立斷的態度，源于蔡元培求賢若渴的精神。蔡元培聘請教員不拘一格，沒有年齡與學歷的限制。當時教授中年青人是不少的，如朱家驊25歲，劉文典28歲，胡適28歲。最年輕的當數梁漱溟，他只有高中學歷，考過北京大學未被錄取。在《東方》雜志發表了一篇《究元決疑論》，為蔡元培所青睞。《究元決疑論》中，梁漱溟把佛法與西方叔本華的唯意志論、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相糅合，文章中一些觀點很有獨創性。1917年，蔡元培請梁漱溟到北大講授印度哲學。胡適、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還有本來就有革新情緒的沈尹默、錢玄同、沈兼士等人，形成了一個洋溢著精神解放、“思想自由”的陣營。蔡元培不排斥守舊派，如讓辜鴻銘教英國詩歌，請劉師培講六朝文學。在英、德留學，懂得英、法、德、拉丁文的辜鴻銘，上課時他為納妾與裹足行為作辯護，認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妙藥。以文科而言，史學方面有信古派的陳漢章、疑古派的錢玄同、胡適、沈尹默等;文學方面有文言派的黃侃、劉師培，改良派的朱希祖，白話派的胡適、陳獨秀、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按照蔡元培的主張，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妨把大學講壇視為各派競爭之場所，讓學生獨立自主地去決定取舍。學生中也有新舊對壘的情況。學生辦的刊物以《新潮》為影響最大，其成員是北京大學學文史的學生，主要為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俞平伯、顧頡剛、譚平山等。雜志在反封建禮教、宣傳新文化、鼓吹文學革命、介紹西方文學等方面，在當時起著不小的作用。而《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是由學生薛祥綏、張煊和羅常培創辦的，與《新潮》有過激烈的爭論。新舊并峙，這就是貫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原則以后的新風氣。支撐這一原則的哲學理論是蔡元培辯證的發展觀。蔡元培對什么是大學，有過一個著名的詮釋：“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禮記·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之身然，官體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剛柔也。若相反而實相成。”所說的“相反而相成”就是辯證的發展觀，意謂事物只有在對峙中才能得到進展。蔡元培說，按照各個大學的慣例，哲學上要有唯心論與唯物論、藝術上要有理想派與寫實派、倫理學上要有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觀上要有樂天觀與厭世觀等不同學派的存在，“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并峙”也就是相當于今天所說的對立，對立物在相反相成中得到發展，這是蔡元培辯證發展觀的要旨。學術同世界上的萬事萬物一樣，是由于相反相成的不同方面構成的。不同的學術見解在“思想自由”中相互比較、論辯，從而區分優劣，“自然淘汰”，這是學術發展的客觀規律。蔡元培不僅以此作為遴擇教師的標準，而且也是他培養人才的標準：“蓋群性與個性之發展，相反而適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標準也。”新潮社的人物，如傅斯年、俞平伯、顧頡剛等，以后成中國現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們能成為大師級的學問家，正是蔡元培以“相反而適以相成”的辯證發展觀，運用到人才培養上所結出的累累碩果之一斑。蔡元培的助手蔣夢麟，以“這情形很象中國先秦時代”來描繪北京大學自由爭鳴的氣象：“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蓬勃一時。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背后拖羊長辮、心里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烈的新人物并坐討論，同席笑謔。”(《西潮》)沒有思想自由原則與兼容并包主義的提出與實施，如此生氣勃勃氣象是不會在北京大學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