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學·貝婁

西方文學·貝婁

美國小說家，父母是俄國猶太移民，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拉辛，從小就對暴力和性司空見慣，并在那兒學會了希伯來語、意第緒語、法語和英語。9歲時移居美國芝加哥。他是在大蕭條時期成熟的，因此，他的作品比較注重社會現實和文化背景; 貝婁不是自傳性作家，但永遠寫他所熟悉的。《懸晃的人》(1944) 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的影響，聲稱是一個芝加哥人約瑟夫的日記，他總覺自己“懸而未決”，總在公民與軍人、理智與意欲、理論與經驗、溫順和暴躁之間“懸晃”。用貝婁評論赫索格 (貝婁小說《赫索格》的主人公) 的話來說，“他開始認識到，他以為那種理智的‘特權’實質上是另一種枷鎖”，最后他催促軍方讓他應征入伍。作品精巧，但態度晦澀，沒有情節。《受害者》 (1947) 也受陀氏《永恒的丈夫》的啟發而作，作品主題類似《懸晃的人》，講一個猶太人阿沙·列文塔爾受一個非猶太人阿爾比的威脅，要他為他找工作、提供食宿，列文塔爾于是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和犯罪感。很難說阿爾比不是列文塔爾潛意識的產物。這部小說的情節比《懸晃的人》有進步，但結尾仍不能令人滿意。《奧奇·馬切歷險記》 (1953) 講的是一個猶太青年馬切離家遠游，通過各種生活經歷學會了許多東西，最后在美國與一女演員結婚。他認識到，“每個人的選擇都有其苦惱”，但人還是不愿過一種失望的生活，他要保持那種樂觀幽默和好奇。這部小說首次拋棄了陀氏的影響，并采取了流浪漢小說的形式，一方面小說表現的內容擴大，一方面深入的心理分析加深了。1956年發表《抓住這一天》，1959年發表 《雨王漢德森》。吉恩·漢德森是美國的百萬富翁，為了滿足內心“我要、我要”的呼喊，他離開美國去非洲尋找智慧。來到瓦里里部落后，他幫他們祈雨成功而封為雨王，后被封為酋長。根據瓦里里的傳統，酋長年老后一般被殺，其靈魂變成幼獅，要由繼任的酋長捉住。漢德森于是帶著幼獅逃出了非洲。漢德森內心的呼喊消失了。他也開始理解了自己。漢德林實質上也是一位“懸晃的人”。此書象征之多及自然神秘主義色彩有似于海明威。《赫索格》發表于1964年，《賽姆勒先生的行星》 (1970) 講的是一個74歲的波蘭猶太人在紐約的故事。他在講演英國30年代戲劇情況時被人轟下臺后，街上的景象、車上的小偷及醫院里的死亡又使他暇想不已。賽姆勒是20世紀人類集體意識的代表，也是人類的代表，他在世界的混亂面前無能為力，而生理欲望又到了最低點。但他想飛離地球時，他身上卻有某種本質性的東西束縛著他，這是人類真正的價值所在; 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和猶太教的樂觀主義充斥其間。最后，賽姆勒發育未全的心靈戰勝了理智。本書反映了一個自由派人道主義者對頹廢派的厭惡。《洪堡的禮物》發表于1975年。

索爾·貝婁是美國小說界的紅星。曾獲1948至49年、55年到56年兩度“古根海姆獎學金”，三度獲“國家圖書獎” (分別為 《奧奇·馬切歷險記》、《赫索格》、《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6年獲諾貝爾獎。嘉獎詞中說，“在貝婁的著作中結合了對當代文學中人性的理解和精細的分析”，“在我們這個搖搖欲墜的世界中，他小說中的人物總是試圖找到其立足點，這人總不放棄其信仰，他堅信人類生活的價值在于其品德，而不在于成功與否。”諾貝爾獎沒提到他小說黑暗的一面，而這黑暗面正是其高超處。

貝婁作品的主題主要是講人生的多樣性及腐化，還有一個主題就是超脫物質世界，我們這個世界其終極的問題還是形而上且宗教的，，如一個社會造就了一顆心卻無法哺育它、一個世界要求人們扭曲自己才能在其勢力中生存、一個主人公竭盡全力以醫治一種無以名狀的病痛——這是典型的貝婁式主題。還有一個主題是猶太式的，小說中的滑稽成份、理性主義、道德至上和異化感、對家庭的重視、認為這個世界不真實、違背了上帝的初衷、對過去的懷戀、東歐移民主人公等，都表明他在內心深處是一個真正的猶太人。

藝術上，貝婁一方面繼承了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重于社會與歷史的真實反映; 另一方面則汲取了現代主義著重心理世界的新手法，大量運用了意識流技巧，把人物的內心獨白、思緒感受、所寫的書信、回憶與欲望及現實圖景夾雜一起，跳蕩變幻。貝婁是語言大師，其語言具有喜劇風格，幽默而滑稽和典雅精致混合一體，璣珠之詞與妙語警句相映成輝，激情與感傷的情調隨文而下。他的作品情節性差，而人物感受又極豐富，在其中找不到一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