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翼之《國榷》中國名著簡介
作者： 張翼之
《國榷》是明代的編年史，按年、月、日記載了自公元1328年(元天歷元年)至公元1645年(明弘光元年)間的重大史事。而且，《國榷》是我國歷史上由平民出身的歷史學(xué)家談遷，在沒有官府資助的情況下，經(jīng)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奮斗，獨自編撰而成的一部頗具特色的斷代編年史。
作者談遷，原名以訓(xùn)，字觀若，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海寧縣棗林人，明末秀才，生于公元1593年(明神宗萬歷二十一年)，死于公元1657年(清順治十四年)。他家境清貧，靠當(dāng)幕僚、替人辦理文墨事務(wù)、代寫應(yīng)酬文字，以賺取月俸錢為生。可是，他貧而有志，喜讀書，尤愛治史，特別是有關(guān)明朝史事，最留心收集。他鑒于《明實錄》多避諱失真，有的幾經(jīng)刪節(jié)或遭竄改，致使是非混淆，尤其是天啟朝實錄因明降臣馮銓為掩蓋其丑史，竟抽毀了其中的某些部分，變得殘缺不全了。幾部明史如《皇明通紀》等，談遷認為它們史事錯訛，見解膚淺。他決心靠自己的力量，編寫出一部真實可靠的明史來。公元1644年明朝滅亡后，他更感到國亡而史不可廢，要以愛國遺民的心愿，編寫明朝國史，以寄托其亡國的悲憤了。
《國榷》的編寫，主要依靠明朝歷朝實錄、崇禎朝的政府公報(邸報)，以及明代一百多家名人和學(xué)者的著述。為了看到這些論著，談遷到處向人借書或摘鈔回來閱讀。此外，他還廣泛尋訪古跡、遺聞，以期獲得豐富而可靠的感性資料。據(jù)作者自己寫的《序》、《跋》和《義例》可知，《國榷》創(chuàng)稿于公元1621年，完稿于1626年，1645年以后，又陸續(xù)加寫了崇禎和弘光兩朝史事。這部一百卷的明代編年史，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編撰，即將問世了。不料，書成之后的一個夜晚，全部書稿竟被人偷竊了去，數(shù)十年辛勤勞動成果，竟成了泡影。
但是，談遷是個意志堅強的人，他在書稿被竊，失聲痛哭之后，又毅然決定要重新搜集資料，再寫一部更加臻于完備的《國榷》。1653年，談遷受聘去北京給人作記室，在京期間，他廣泛地拜訪明朝的降官、故吏、太監(jiān)，乃至皇親國戚等各階層人物，把新得到的種種傳聞記錄下來，同文獻資料核對后，用以訂正和充實《國榷》的內(nèi)容，這正是在海寧所不能辦到的。就這樣，從1647年起，又經(jīng)過了十年，一部內(nèi)容更加翔實，體例更完備的《國榷》終于又重新問世了。
談遷編撰《國榷》屬于當(dāng)朝人寫當(dāng)朝事，時間相去不遠，很多當(dāng)事人都還活著，因此，資料比較容易收集，史實的查核也容易準確。由于《國榷》的整個編撰工作，是在官府之外進行的，排除了官府的干預(yù)，談遷又具備了作為一個正直的封建史家應(yīng)有的品質(zhì)，因而，就使得他的《國榷》較之其他史書，有其獨具的特點。
首先，敢于按照歷史本來面目，秉筆直書。談遷對《明實錄》故意諱而不說的很多重要史實，敢于毫不掩飾地秉筆直書。如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大肆誅殺功臣，實錄諱不敢言，僅記某人某年某月死，把死因掩蓋了。《國榷》則不然，對因“胡、蘭之獄”受株連的，都一一寫明“黨誅”，甚至把穎國公傅友德被迫自殺的經(jīng)過也記上了。又如，建文朝的史事，實錄的作法是把“建文”年號取消，這一代史事歸于“洪武”之下。《國榷》不僅直書“建文”年號，還把這幾年史事都按歷史本來面目，照錄不誤；大膽地稱明成祖朱棣為“燕庶人”，又詳敘方孝孺被朱棣殘殺經(jīng)過：“上怒，命抉其吻，剔其舌，孝孺猶噀(xùn)血犯御座，磔(zhé)之。……僇宗戚八百七十三人，遠戍不可勝計。”此外，更重要的是對當(dāng)朝清政權(quán)統(tǒng)治者的祖先——建州女真族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實錄諱莫如深，《國榷》卻是毫不隱諱地原原本本記述下來，連“女真野人”這樣的字眼，也赫然寫上。在清初對漢族人民嚴厲鎮(zhèn)壓的情況下，這部書如被官府查抄了去，是會遭到滅門之禍的。鑒于崇禎朝沒有實錄，談遷利用崇禎時的邸報以及地方志、史家著述等資料，詳細地編寫了這一朝史事。《國榷》書成后，終清之世未能刊出，這倒反而使它免遭清朝統(tǒng)治者的禁毀或刪改，對后世研究建州史、明朝后期同建州女真族的關(guān)系等方面是有重大貢獻的。
其次，對史事的真實性問題最為嚴肅。《國榷》十分重視史料，但不盲目輕信，對每一條史料的引用，都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細心地搜求，決不因作者的好惡，任意摘取。如明末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是否降清，談遷先后作過三次修改。他先在《棗林雜俎》里記其降清，隨后在《北游錄》里承認張春降清是誤傳，最后在《國榷》里是這樣記述的：“春被執(zhí)不屈，愿求一死。……因幽之某寺中，……后數(shù)年以疾卒”，才最后定了案。又如對待農(nóng)民起義軍，由于階級的局限，談遷是抱敵視態(tài)度的。但在具體記述農(nóng)民軍的活動時，又大多能符合事實。農(nóng)民軍進入北京后，驅(qū)逐太監(jiān)一事，是很得人心的，《國榷》敘述說：農(nóng)民軍“盡驅(qū)內(nèi)官出城，毋再入。凡數(shù)百人，各大棍逐之”，“都人稱快”。后來，農(nóng)民軍漸漸貪圖享受，不愿打仗，甚至強奪民財，“時都人大失望，牛金星、顧君恩以告，劉宗敏曰：‘今但畏軍變，不畏民變。……且軍兵日費萬金，若不強取，從何而給?’”農(nóng)民軍漸由受人民擁護走向反面了，這些敘述，也是符合歷史真實的。
此外，《國榷》還有一些特點，如非常注重明萬歷以后七十多年的歷史，使它占了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目的是為了總結(jié)明朝滅亡的經(jīng)驗教訓(xùn)，因為明朝的所謂“遼事”是壞在萬歷朝，而且崇禎朝又沒有實錄的緣故。再有，《國榷》注意引用其他史學(xué)論著的評論，即使幾家不盡相同，也一并論列兼收，這樣編排可以使讀者從比較中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來。
《國榷》寫成后，由于清朝統(tǒng)治者壓制民族反抗運動，屢興文字獄，一直不能公開刊印，直到1958年才由中華書局第一次排印出版。全書一百零八卷，卷首四卷，記明之世系、地理、封爵、職官等，正文一百〇四卷。據(jù)《國榷》《義例》，原稿是分作百卷的，現(xiàn)在的本子是張宗祥先生據(jù)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jīng)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后重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