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玉堂《人生節(jié)點》

有些事情淡忘了，有些事情還記著。七十虛度，有意識地回憶一下個人成長及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能想起來的事情，差不多都是人生節(jié)點上的故事。就像一棵樹上若干個分杈的地方，你的修剪即決定著它是向這長，還是向那長，節(jié)點關(guān)系著你的成長方向及人生道路，故而印象特別深。

但節(jié)點上的東西，先前差不多都已經(jīng)寫過了。像我這種寫現(xiàn)實題材，又是現(xiàn)實主義或“新寫實”寫法的作家，其實是不怎么會虛構(gòu)的。在我的小說，特別是散文里面，有關(guān)我個人成長、家庭變故、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某一個階段的情感與情緒等等，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出現(xiàn)過，說是個人與真實生活的影子或?qū)懻斩际强孔V的，至少不牽強。

匯集在這里的，就都是節(jié)點上的東西。有些篇什，熱心與細心的讀者或許還有讀過的印象，將其放在這里，也是對我生活與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的一個驗證：噢，他寫的大都是真事兒呀！

想象與夢想

我說過，我少年時候即做起了作家夢的。我也是多年之后才意識到，就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功而言，較之城里的孩子，農(nóng)村孩子可能更富有想象力。我甚至認為越是山區(qū)的孩子，就越有想象力，比方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就會想象山那邊及山外邊的事情；越是窮人家的孩子，對夢想的追求就越執(zhí)著，比方我們見識較少，思維簡單，不太容易見異思遷。這與文學的特質(zhì)可能有關(guān)，文學總是離窮人及農(nóng)村孩子更近一些，比方仙女愛窮人的故事。

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的夢想，也是受了某些具體事件的觸動與啟發(fā)。20世紀50年代的上半葉，村里在我家院子連接著堂屋的山墻蓋了三間辦公室。如此一來，上邊來人至村委會，就等于來我家。那時農(nóng)家的房門都是不上鎖的，但村委會的辦公室要上鎖，有時上邊來了人，見村委會的辦公室鎖著門，就直接進了我家。這樣我就有機會首先認識一些男男女女的公家人兒，并能知道他們是放電影的、地質(zhì)隊的還是農(nóng)業(yè)局的技術(shù)員。

我那時大概七八歲或十來歲，我現(xiàn)在想起他們的時候，有可能將他們張冠李戴了，但讓我產(chǎn)生夢想的原因是準確無誤的。我大姐14歲時干過青救會長，初級社時又是省勞模，對公家人兒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特別對跟她年齡相仿的女工作隊員備加喜歡，三句話一投機，即引為姐妹，村里也樂得將她們安排在我家住宿和吃飯。

在我家住得時間比較長的有一個姓曹的縣農(nóng)業(yè)局的技術(shù)員。我后來知道她來主要是試驗和推廣勝利百號大地瓜的。但在農(nóng)民的眼里，他們一律的是公家人兒，鬧不清具體是干什么的，故而村里有些不文明的事兒，像兩口子吵架或婆媳不和了，誰家的雞丟了哪家的老娘們兒出來罵大街了，都要找她管。她也操著半生不熟的當?shù)乜谝簦ビ柍馑麄儭Ｓ鲆妭€別調(diào)皮搗蛋的，她還問人家是哪個單位的，并讓其站好，保持立正姿勢。我小時候特別害怕被公家人兒問是哪個單位的，即從她這里來的。

她推廣勝利百號大地瓜的栽培技術(shù)里面，有一條是在地瓜育苗的時候先將地瓜放到60℃的溫水里泡一下，莊上有人就懷疑，說那還不泡毀了個 的？還60℃呢，又不是燒酒！她就在那里一邊講解示范，一邊學著當?shù)氐脑捔R人，就這么弄，不聽話毀你個小表賊兒的！這個“小表賊兒”應(yīng)該是 “婊子兒”的變音，是沂蒙山最常聽到的罵法，大人罵孩子一般都這么罵。她鬧不清具體是怎么個概念，將婊子兒說成小表賊兒，聽上去還怪好聽。她那個地瓜育苗的辦法還真行，待秋后一看，這年的地瓜還真是格外大，也沒黑斑病，人們遂叫她60℃。莊上再有人吵架的時候，旁邊的人一說60℃過來了，你倆別吵了，一般也挺管用。她干活的時候，就挽著褲腿兒，白嫩豐腴的小腿兒上經(jīng)常沾著些泥巴，形成一種色彩上的反差，讓你覺得腿上沾著泥巴比不沾泥巴還要好看些。我大姐就說，她是知識分子工農(nóng)化呢，毛主席不是說嗎，農(nóng)民腿上有泥巴，腳上有牛屎，可還是比知識分子干凈些？她是按這話做的。

那幾年她隔三差五地就要來一趟，每次來也都帶些小人書給我。她告訴我，那些小動物能說話的書叫童話，而寫這些書的人就叫作家，她要我好好學習，將來也當個作家。她本人也經(jīng)常寫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類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作《農(nóng)業(yè)知識》的雜志上。有一次，她得稿費3元整，就買了些香蕉給我們吃。

一個稿費，一個香蕉，都是我第一次聽說和第一次見到的東西，故而印象也格外深。初冬的一個晚上，她風塵仆仆地從縣城來了。正好一幫跟我大姐要好的大姑娘小媳婦來我家串門兒，她就提溜出一嘟嚕黃乎乎的東西給她們分，一人一個。五六個娘們兒竟沒有一個認識那是什么東西。曹同志說這是好吃的，有一個老娘們兒逮著就咬了一口，邊咬還邊嘟囔，怎么不好咬啊，里邊倒是怪軟和！曹同志笑得嘎嘎的：看把你急得的，你看我大兄弟怎么吃！那次我也是頭一回吃香蕉，但不知怎么上來就知道應(yīng)該扒了皮吃。那老娘們兒就說，你是怎么知道的？書上寫著？

用稿費買香蕉這件事對我的刺激特別大，咱一邊吃著就一邊暗下決心，將來一定當個作家，也用稿費買點香蕉什么的給老鄉(xiāng)們吃。

打那之后，我腦子里便產(chǎn)生了將來當個作家的夢想。并從當下做起，格外喜歡起語文來，見到些新詞兒、好詞兒就記到小本本兒上，還學著來點風景描寫什么的。

在那樣的一種心態(tài)下，待我稍大點之后，我就覺得文藝工作者比其他工作者要好聽，甚至比先進工作者也好聽。盡管后來的“文革”中他們一般都受了些或大或小的磨難，可我還是癡心不改。比方說，我們學校有個老師因先前發(fā)表過幾首四句一首的小詩，“文革”中挨了斗，我還是對他挺羨慕，覺得因這個挨斗還是要比偷雞摸狗光彩些。因此，我到部隊干起了通訊報道工作不久，興趣即向文學創(chuàng)作上轉(zhuǎn)移。我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是1971年發(fā)表在《錦州日報》上的《支農(nóng)紅醫(yī)》，說一個支農(nóng)的戰(zhàn)士自學針灸，給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編輯還加了編者按，說由此篇開始，我們正式恢復“大凌河”文學副刊，并號召群眾拿起筆做刀槍，更好地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云云。

直到不惑之年，咱才終于走上了專業(yè)創(chuàng)作的道路。作為一個農(nóng)民的孩子，要實現(xiàn)當作家的夢想格外不容易。那時正好有家報紙開了個“作家風采”的欄目，除了登你一張照片之外，還要登一句玩兒深沉的話，我就寫了幾句戲詞給登上了：這一段咱心情好不輕松，實現(xiàn)了當作家一個美夢，從此后把生活好好深入，沉下心搞創(chuàng)作與世無爭。當然嘍學馬列也須抓緊，更不能忘記了精神文明，唱上它二黃原板這么一段，告知那關(guān)心我眾位弟兄。

哦，我后來熱衷于鼓搗“報紙剪貼”，也是跟曹同志學的哩！我小時候見過她就有那么一本報紙剪貼，里面全是她自己發(fā)表的東西，看上去挺精致，也挺震撼，我遂從發(fā)表第一篇文字開始，照樣兒學樣兒地鼓搗起來，如今已積攢了20多本了。

文革與串聯(lián)

今年是“文革”50年，不免就想到50年前的諸多往事。

1966年我高中畢業(yè)時，被保送到中央機要二局所轄的一個學校去深造。入學通知書拿到手了，戶口起了，鄉(xiāng)親們送行的酒也喝了，我即經(jīng)母校至遠在重慶的那個機要學校去報到。

不想，在我回家起戶口的三天里，形勢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劇變、惡變，全國所有的大專院校都停課鬧革命了，“文革”開始了！一進校門，即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給震愣了！我于惶恐不安中，匆匆瞥了幾眼校園通道席棚上的大字報，竟有二十來張是對著我劉某人的，說我是資產(chǎn)階級接班人，是“黑幫分子”重點培養(yǎng)的黑苗子。我一進教室，一個要好并負著一點兒小責的同學將我拽到一邊，簡單介紹了一下情況，說是了不得呀，這場運動真的是排山倒海呀，好在縣委派了工作組，及時扭轉(zhuǎn)了群眾斗群眾的局面！之后便讓我放下包袱，積極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來。這時縣委組織部又要我去談話，說那個機要學校已經(jīng)來了通知，新生暫緩入學，具體入學日期，待“文革”告一段落之后再另行通知。

這便是我的第一個人生節(jié)點了！如果不是“文革”，我的人生道路肯定是另一個樣子！

其實被保送到那樣的學校，并不說明咱的“德智體”就有多出色。它只說明本人的出身及社會關(guān)系純而又純。我所有的嫡系、旁系親屬及其社會關(guān)系中，還真是連個下中農(nóng)出身的都沒有，全是地道的貧雇農(nóng)。此前，我即影影綽綽地聽說，有三幫人分別去我家搞過外調(diào)。待那天早晨，班主任老師用自行車帶著我去縣委組織部談話的時候才知道，還真有這么回事兒。跟我談話的那人管這事兒叫“三堂會審”：“這件事情很重要，啊，是組織部、武裝部、公安局分頭兒調(diào)查的，國家培養(yǎng)個機要人才不容易，要經(jīng)過三堂會審，確實沒有半點兒污點才能確定下來。”他的表情神秘兮兮，“聽說還不能隨便往家寫信，短期內(nèi)也不能回來探家，可前途無量啊，越機密的單位越重要，越重要的單位就越有前途，這點定了，我今天是找你來談話，以后你可能會找我去談話哩......”咱就激動得熱淚盈眶，決心茍富貴，勿相忘，等混出個名堂來，一定回來找他談?wù)勗挕?/p>

就這么件事，竟讓我在整個“文革”前期始終灰溜溜的。我從家里出來時，帶了些雞蛋及干果之類準備在路上吃的東西，天很熱，我怕時間長了會壞了，拿出來給同學們分，有的竟然不屑接，即令我尷尬不已！我大略地統(tǒng)計了一下，在“文革”開始的那幾天里，直接或間接寫我的大字報共有四十來張。大字報那種鋪天蓋地的氣勢，那種讓你無處躲無處藏的威懾，讓我這個還未走出校門的少年備受創(chuàng)傷。大字報確實是個很傷人的東西，它能讓你記一輩子！我當時即猜出后來也被證實了那些大字報的作者是誰，故而多年之后，待我從部隊轉(zhuǎn)業(yè)回到家鄉(xiāng)，有幾個同學要跟我“聚一聚，敘敘友情，以后經(jīng)常走動走動”的時候，我便以有事兒為名，躲了。有一位還到我家跟我套近乎，一見面就說，玉堂啊，讓你挖著了哩（沂蒙山方言：得了額外的好處或占了便宜）！我問他，我挖著什么了？他說，你看哈，咱一樣的同學，你當了兵，提了干，回來又做編輯，成了正式的國家干部，還經(jīng)常發(fā)表小說拿稿費，這還不是挖著了？

我說，這就算挖著了呀？記得高中時候，我們那些年齡比你小的同學正為考個高分好分而拼命的時候，你就開始談戀愛享受起初戀與熱戀的甜蜜了吧？我在部隊頂風冒雪站崗放哨的時候，你在家已經(jīng)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了吧？我28歲結(jié)婚的時候，你已經(jīng)有3個孩子了吧？如此算來，你說誰挖著了？再說，像咱這種沂蒙山出去的農(nóng)村孩子，一無背景，二無靠山，不豁出個半斤八兩的誰提你的干？你以為部隊的干部就那么好提呀？

他就笑了，說是，你這么一說，心里舒坦多了，你還真會讓人心理平衡！

我挺吃驚，你心里一直不平衡來嗎？咱倆應(yīng)該沒什么交集呀，我當兵，你超齡，與你無關(guān)吧？我在部隊提干，你在村上當民辦教師，不影響你轉(zhuǎn)正吧？我業(yè)余搞點兒創(chuàng)作，你業(yè)余種自留地，養(yǎng)雞鴨鵝狗，也不會妨礙你的家庭副業(yè)收入吧？沒有交集、互不影響，怎么會心理不平衡？就像我當年被保送上大學，不曾也不會影響任何人考大學一樣，構(gòu)不成競爭的關(guān)系呀！

他臉上稍稍不自然一會兒，說是，嗯，是這么個理兒不假，你這么能寫又能說，若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全縣第一個揪出來的可能就是你！

我又是一愣，問他，下次文化大革命，不整走資派了？專整寫點兒小說的業(yè)余作者？再說我的小說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憑什么把我第一個揪出來？若真的再來一次，我相信中央還會下發(fā)個多少條，絕對不容許挑動群眾斗群眾吧？下一次的“文革”之后呢，也還是會清查于“文革”中挑動群眾斗群眾的幾種人兒吧？不過我還是謝謝你的提醒，替我操著心也擔著心，若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就跑到你家藏起來，你肯定不會出賣我的吧？

他就說，那、那是自然！

那次我還提醒他，你還是好好干活，過好自己的日子吧，不要老盯著別人過日子，那會影響心情，影響健康的；你有老三屆的底子，好好鉆研一下農(nóng)村小學的教學業(yè)務(wù)，考上個正式的公辦老師應(yīng)該沒什么問題；另外也別讓你老婆到處亂跑了，前些日子她拿著一枝蔫了的地瓜花來我家，自我介紹是你老婆，我問她有事兒嗎？她說沒事兒，就是想看看作家長得什么樣兒！跑五十多里地來看我長得什么樣兒，值得嗎？有用嗎？我又不是演員，有什么好看的？

他就有點兒氣惱地說是，這個熊娘們兒，我回去不抽死她！

我說，別介呀，當年你費了那么大的勁，一周一封情書，好不容易追到手了，現(xiàn)在要抽死人家，也太狠了吧？

他即嘟噥道，我可能在家里說起過咱倆是同學來著，她就記在心里了！

他走了之后，我獨自暗笑了好大一會兒，靠，連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住，還妄想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呢，做夢去吧你！

“文革”給我的教訓與感悟是：突如其來的好事兒總是要付出額外的代價的。人家正在拼命復習功課準備高考，考上考不上還在兩可之間，你卻先拿到了入學通知書，你心里踏實了，還不容許人家有一點兒羨慕嫉妒恨呀？咱農(nóng)家孩子，窮人，永遠不要指望好事兒來得太容易，太多或太快，還是費老鼻子勁得到一點兒好事兒心里踏實些。另外，我也理解了魯迅先生晚年為何會對他的論敵“一個也不寬恕！”我已到了回憶與懺悔的年齡了，近年我經(jīng)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些令自己臉紅與尷尬的往事，想起那些往事的情景與背景，特別對一些曾幫助指導過我的人，回報甚少，心中多有不安與愧疚，唯獨對那些將羨慕嫉妒恨付之于行動，用大字報或匿名信的形式，無端地攻擊和傷害他人的人，不原諒，在這點上我效仿魯迅先生：一個也不寬恕！

——有點兒扯遠了，再回到當年的時段。后來，同學們見我不走了，那個神秘的學校沒去成，再攻也沒什么意思了；也因了我是地道的“紅五類”，縣上幾次開萬人大會還讓我給毛主席寫致敬電什么的，日子又漸漸地好過起來。

這年的“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之后，縣上從各個學校選拔了些學生代表，由縣里的領(lǐng)導帶隊，去北京晉見毛主席。我們即認為毛主席不是隨便見的，而是經(jīng)過了選拔和有組織地去見的。至十月底，好像毛主席已經(jīng)接見了六次了，我們才聽外地到沂蒙山串聯(lián)的紅衛(wèi)兵說，紅衛(wèi)兵去見毛主席誰也不敢阻攔，也根本不需要組織，去了就見了。我們幾個同學商量了商量，遂籌劃著“學習紅軍兩萬五，長征路上不怕苦”，徒步去北京。

此前，我從沒走出過沂蒙山，四層以上的樓也沒見過，更沒見過火車、電車之類。這次要去北京，當然要做些必要的物資準備。首先要弄套黃軍裝。我知道我大姐的一個小叔子在外邊當兵且已經(jīng)當上排長了，估計他家有，我即躥了六十多里地從學校趕到我大姐家，托我大姐向表嫂借。我大姐是我表嫂的媒人，我先前也曾代她給我那個遠在內(nèi)蒙古當兵的表哥寫過信，關(guān)系一直挺不錯。我大姐一開口，她就說，表弟去北京見毛主席呀，那可是件光榮的事兒，借什么借，送給他了。她家還真有現(xiàn)成的軍裝，不過不是一套，上衣跟褲子的顏色不甚一致，表嫂說，不要緊吧？我說這就不錯了，別窮講究了。待我回到學校，那幾個同學早將一面寫有“紅衛(wèi)兵”字樣的丈把長的大旗拿到手了。第二天凌晨四點，我們即打起背包上路了。

說是徒步串聯(lián)，其實剛走到周村，就聽說再過幾天，毛主席要最后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若是徒步去北京，肯定趕不上，我們遂擠上一列火車，趕到濟南再轉(zhuǎn)車。不想一到濟南站，那幾個同學一下子沖散了，最后是我們?nèi)齻€同學擠在一個列車上走了。

車在凌晨三四點鐘的樣子到了北京。我們在永定門車站下了車.就有接待站的解放軍將我們接到了位于牛街的報國寺糧食部招待所。這時候我就知道，你看著到處都亂哄哄的，但接待工作還是有領(lǐng)導有組織地進行的。而接待站的標語上也寫著“歡迎毛主席請來的客人”的字樣，讓你心里很溫暖。

與我住在一起的，還有一個毛主席已經(jīng)接見過一次的德州的小子。當時各接待站都有規(guī)定，凡是毛主席接見過的都要動員離京。那小子趁送站的不留神，就又跑到了接我們的車上。他說來一回不容易，能多見一次就多見一次。此后我們單獨活動的時候，他就給我們當向?qū)АＫ€教會了我兩首歌，一首叫《北京的金山上》，一首叫《北京有個金太陽》。我開始往往將它們唱混了，那小子就不厭其煩地給我糾正。

十一月二十四日凌晨兩點，我們按著頭天晚上的布置聽著哨聲起了床。每人發(fā)了一包食品和一條毛毯就上路了。待趕到西單的東邊天安門廣場的西邊，已是早晨六點了。早有人給我們在長安街的南邊兒留了位置，我們遂按隊形坐下了。我們披著毛毯，啃著面包，就著香腸，大唱革命歌曲，還有的則在那里邊唱邊舞。

下午兩點半左右，長安街上不時地有敞篷吉普車過來過去。德州的那小子說是快了，楊成武一出來就快了。他說剛才坐吉普車過去的人就是楊成武。果然，三點整，所有的高音喇叭都響起了雄壯的《東方紅》樂曲聲，毛主席穿著軍大衣，站在敞篷車上，緩緩駛來。那神采，那風度，確實就是一個偉人的形象！我們當然就高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回接待站的路上，德州的小子告訴我，劉少奇站在第八輛車上，你看清了嗎？我說看是看清了，但具體站在第幾輛車上哪顧得上數(shù)？他即感慨地說，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見紅衛(wèi)兵，很可能也是劉少奇最后一次露面兒。后來的事實果然就如他所說。

從北京回來，我就再沒到別的地方去。見到毛主席也就行了。我們到底是山里的孩子呀！一是外邊太亂不敢出去了，二是經(jīng)濟上也不允許。當時接待站的飯票是一天一毛錢，如果困難也可以打借條不繳的，但我還是繳了。回來之后，才知道，有的同學將接待站的大衣或毛毯也拿回來了，之后接待站來信催還，個別也有不還的。這一切我都沒干。我有被保送上大學的教訓：嗟來之食，吃下去是要肚子疼的。

咱的心里實際上對那個待“文革”告一段落再去上的那個機要學校還存著夢想，后來形勢的發(fā)展讓你覺得永遠也無法告一段落了，我參軍入伍了。

參軍與提干

巴頓將軍有一句名言，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在我軍齡不算短的經(jīng)歷里面，上來就想當將軍的戰(zhàn)士，還真沒見過，也沒聽說過。一個小當兵的，他可能上來想當個小排長，叫一年入團、二年入黨，三年當個小排長；進而連長、營長的一步步熬上去；你讓他上來就想當將軍，要命他也不敢。如果將此改成不想當排長的戰(zhàn)士不是好戰(zhàn)士，不想當連長的排長不是好排長嘛，還比較現(xiàn)實，也比較普遍。

我是1968年參加革命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青年是個什么概念？我們自幼唱的是，準備好了嗎？時刻準備著，我們都是共產(chǎn)兒童團；說的是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jié)底是你們的，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做的是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不但團結(jié)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還要團結(jié)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特別要團結(jié)那些反對過自己并被實踐證明反對錯了的人……電影《南征北戰(zhàn)》里面那個老大娘說高營長“又進步了”的話，也讓我們羨慕不已，并引以為榜樣。

當時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仍在進行，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當兵算是最好的出路了，我遂報名參了軍。那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征兵，而且還是“特種兵”（當時國防科委所屬的部隊都叫特種兵）！在整個高中階段，我曾多次經(jīng)過滑翔員、飛行員以及那個機要學校的體檢，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自信，連同我“紅五類”的出身，當個特種兵算是手拿把攥、理所當然的事！

當我們擁擠在用帆布罩著的軍車上，心情復雜地離開縣境的時候，我即暗下決心，到了隊伍上一定要好好進步，弄個排長連長的干干。我們管提干就叫進步。

過多少年我都記著，當年離家時我那個當過省勞模的大姐給我說過的話，現(xiàn)在我也經(jīng)常給我的孩子說：所有的家長都是喜歡勤快孩子的，你再聰明、文化水平再高，可你懶，家長就不喜歡，單位上的領(lǐng)導也這樣，沒有誰會喜歡懶人的。我即給自己歸納了一句格言式的話：人生進步勤快始。無論在連隊里面干文書，還是到機關(guān)搞報道，我都認真地實踐著。你可以想象，你這里一上班，人家早早地就在那里提水掃地擦桌子了，那會是什么感覺？什么印象？直到現(xiàn)在我還保持著這樣的習慣，寫作之前，總要這里那里地擦一擦，早晚看著順眼了，這才坐到電腦前。當然，爭著掃地擦桌子的不光我一個人了，那時凡是積極要求進步的戰(zhàn)士也都是這么做的，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專利。

你可以說這是動機不純，是為了當官。但你能幾十年如一日地始終勤快著嗎？以自己的實干爭取進步，還是比托關(guān)系走后門跑官買官光彩些！我們確實也在有意識地實踐著這句話：一個人做點兒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幾十年如一日，那才是最難最難的啊！

我剛?cè)胛闀r所在的連隊伙食較差，吃高粱米。炊事員也不會做，常讓我們吃夾生飯，加之氣候不適應(yīng)，當兵第一年，我即得了胃潰瘍。曾有過怨言，覺得伙食不如艦艇部隊好。有老兵就告訴我，人家伙食好，工作也是累呀，他吃得好，吐得也多呀；你永遠記著，讓你來當兵不是讓你來享福的，你想工作輕輕的，伙食好好的，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兒，共產(chǎn)黨又不傻！他這話也特別地讓我心理平衡、任勞任怨。

那時凡是被定為培養(yǎng)對象的還要經(jīng)常向黨組織匯報思想，同時聽取他們對自己的意見，以體現(xiàn)培養(yǎng)和考驗的那么一個過程。當時有一個提法叫思想爬坡，即是說的這個過程。

以我那樣的思想基礎(chǔ)和工作姿態(tài)，連同我連年被海軍報社評為優(yōu)秀通訊員，故而我當兵滿三年，就基本實現(xiàn)了兩年入黨，三年提個小排長的理想。提干之前，領(lǐng)導找我正式談話的時候，就特別強調(diào)要注意克服提干前一身汗，提干后站一站的松勁思想；當時對搞報道的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即無論在哪里發(fā)稿子，都要用報道組的代號或個人的化名，先前我也一直這么堅持著的。有一次，《海軍通訊》約我寫一篇采寫某稿的體會，我尋思那是個僅供通訊員看的內(nèi)部刊物，寫的又是個人的體會文章，即署了我真實的名字，領(lǐng)導跟我談話的時候也被當作名利思想給我指了出來。

提干的最后一關(guān)是體檢，那個胃潰瘍就嚇得我不輕。那天早晨，我獨自空腹步行了十多里地去部隊醫(yī)院做鋇餐透視，這一路那個緊張！我暗暗祈禱上蒼，讓咱這窮人家的孩子順利過關(guān)吧——這有點兒小家子氣了是不是？但我當時就是這么想的。好在做鋇透的大夫，知道我是因提干而體檢的，只在我的體檢表上填了個輕度胃炎，讓我過了關(guān)。

我將提干看作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二個節(jié)點，我若提不了干，我的生活道路肯定是另一個方向。故而我拿著體檢表往回走的時候就興奮得直蹦高，唱了一路“楊子榮有條件把這副擔子挑，他出身雇農(nóng)本質(zhì)好，從小在生死線上受煎熬……”

寫作與創(chuàng)作

1969年的八一建軍節(jié)，我所服務(wù)的國防科委23基地劃歸海軍建制（國防科委是保密單位，沒有新聞報道的編制），一個月之后，我從連隊文書的崗位上借調(diào)到基地政治部宣傳處，從此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涯。因我從小就懷著一個作家夢，故而對一切與文字有關(guān)的事情特別敏感與喜歡，盡管新聞報道只是寫作，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chuàng)作，但已經(jīng)與自己的夢想很接近了，至少沾了點兒邊兒，我將此看作是曲線當作家的一個必由之路，遂感覺良好，興趣盎然起來。

我們一起調(diào)去的有五位同志，連同原宣傳處的兩個干事，即成立了一個報道組。我們先是用一個多月的時間，集中學習了新聞報道的一些基本知識，重點學習了消息與通訊的寫作，特別樹立了新聞的真實性乃是黨性原則的那么一種觀念。擔任報道組長的是一位1949年參軍的老干事，他給我們講課的時候，就翻來覆去地強調(diào)那個“三見面”：即寫了稿子，要跟當事人見面，跟其他參與者見面，跟當事人所在單位的領(lǐng)導見面，“一定要讓其簽署意見，加蓋公章，啊！”

我寫的第一篇稿子，是個人物通訊。說的是被國防部命名的“節(jié)約炊事用煤先進連”的原炊事班長楊長林，帶領(lǐng)全班戰(zhàn)士，將他們創(chuàng)造的馬蹄形回風灶作了部分改進，改成了煤矸石灶。而這個楊長林還是志愿軍登高英雄楊連弟烈士的兒子。稿子寫好之后，跟他們指導員見面的時候，那個指導員提了兩條意見，一是該同志有驕傲自滿情緒，最近剛提了個小排長就思想長毛，將原來的對象蹬了，找了個部隊醫(yī)院的護士；二是改造馬蹄形回風灶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支部給予了大力支持，是集體的智慧。我跟他說，思想長毛的事情就不要提了，他剛提起來就出問題，也說明你們把關(guān)不嚴，至少負有領(lǐng)導責任；你們是基地的老典型，出了問題若是自己不兜著，一旦傳揚出去，后果就比楊長林思想長毛還嚴重。那指導員愣了一下，看了我一會兒，問我，你是哪一年的兵？我告訴他之后，他笑笑說，軍齡不長，水平不低，真是一級有一級的水平啊。之后，他磨磨嘰嘰地說改煤矸石灶的問題還是他先提出來的，他是從《解放軍報》上看了駐山西某部身在煤山不燒煤而燒煤矸石的報道之后，才讓他們鼓搗的；改灶還不能耽誤做飯，就全靠晚上加班加點，你稿子里面寫的鼓搗到凌晨兩點多的那一次我也參加了。我理解他的意思，當即在稿子里加上了他的名字，他又不好意思，說了一番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一定要加名字也別只加我一個什么的。我告訴他，這么個兩千字的小通訊，列上一大串人名，絕對不可以，這又不是上黑板報，寫表揚稿！他說，具體怎么措辭你說了算。之后即很痛快地在稿子上簽了“情況屬實，同意發(fā)表”的字樣，蓋了他們支部的公章。

因楊長林老家是天津的，其父在天津有相當高的知名度，他的母親于“文革”期間還被結(jié)合進了婦聯(lián)。我遂將該稿一式兩份，分別投給了《天津日報》和《人民海軍報》。那時一些大報對比較重要一點的稿子，還要寄清樣給你看。我收到《天津日報》的清樣之后，又送給那位指導員審查，再一次讓其簽了情況屬實同意發(fā)表的意見，才將清樣寄回去。不久，兩報即先后發(fā)表了。

我們報道組有一本報紙剪貼，當然都是我們報道組成員發(fā)的稿子。這個剪貼，讓我們有壓力了，特別我們基地的政委不時地會到我們辦公室來轉(zhuǎn)轉(zhuǎn)，來到就翻那個剪貼。那時每篇文章的后面一律都署報道組的名字，但他要問是誰執(zhí)筆寫的，組長就實話實說，是小劉寫的，前面六篇都是他寫的。政委即問我是哪里人，什么學歷，我回答之后，政委即說，沂蒙山呀，沂蒙山好的，老三屆好的，你的文字也是好的，現(xiàn)在大學不招生，部隊也就有機會吸收一些高材生，對部隊建設(shè)好的。

該首長原是國防科委的政治部主任，據(jù)說是1965年毛主席親批的四個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之一，“文革”中不知犯了什么事兒，被降職到我們基地來了。他是我所接觸到的唯一一個通讀馬列，并對馬列原著爛熟于心的高級領(lǐng)導干部。有一個禮拜天，我正在辦公室看部隊作家林雨的短篇小說集《五十大關(guān)》，他來了，問我周末怎么不出去玩玩兒呀，我說看書就等于玩兒了。他就說，“那你來一下！”看得出他是剛洗完澡回來，端著個臉盆兒，稀疏的頭發(fā)還濕著，看見我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親自為我泡了一杯普洱茶，說是他的一個在云南當兵的侄子給他捎來的。我那是第一次聽到普洱茶這個名字，泡出來很好看，但不敢喝，見我拘束又惶恐，他即向我介紹普洱茶的來歷，大概的意思是與諸葛亮有關(guān)。之后便攤開當天的各種報紙，分析各報的第一版，特別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內(nèi)容上的相同與不同點。他說由此便可知道中央的戰(zhàn)略部署，部隊的新聞報道如何緊跟形勢？首先就要研究這些東西。他就緊跟形勢、典型宣傳及學習馬列等問題談了大概一個來小時，既隨意，又有條理。我回去之后當晚整理了一個談話紀要，文字上當然也給他順了順，完全是聊天的口氣，看上去觀點挺新，也很親切，很有文采。周一一上班，即交給了報道組長。他一看事關(guān)重大，遂又匯報給了宣傳處長，宣傳處又匯報給政治部。政治部為此還形成了一個紅頭文件，下發(fā)給了團以上政治部門。

這么一件小事，竟讓我在報道組里微妙起來。有一個跟我一起調(diào)去的同事就說，那天怎么偏偏就你自己在辦公室呢！我說是呀，誰知道政委那天恰恰就過來串門呢，還把我嚇得夠嗆！有的就說，首長隨便跟你聊個天，你就整理份談話紀要，你還真是有心人！言外之意是我有巴結(jié)領(lǐng)導之嫌！多虧有老干事給我解圍，說政委剛到基地不久，家屬還沒調(diào)來，周末沒地方去，找人說說話或下下棋都很正常呀，你覺得政委談話的內(nèi)容是隨便拉家常嗎？是一般的官話、套話、車轱轆話嗎？還多虧小劉有心，他若不主動整理出來，在另外的正規(guī)場合，你絕對聽不到這樣的談話！

我相信那份談話紀要，政委是看到過的。半年之后，當我回到基地下屬的部隊政治部單獨從事報道工作的時候，我們那個政治部主任即對我說，你是我專門要回來的，你的文字很好，基地首長很欣賞，但一定要謙虛謹慎，不要辜負首長的期望，啊！我能感覺到，后來我能順利提干，那份紀要也多少起了點兒作用。

但新聞工作做得久了，你還是覺得無聊與無奈。我所在的機關(guān)，是基地下屬師級單位的政治部。不是所有的領(lǐng)導都像基地政委那樣重視新聞報道工作，一個人獨當一面地搞新聞，也沒有基地宣傳處那種業(yè)務(wù)氛圍。我所在的部隊又純是科研保密單位，此前沒有新聞報道這一說，當然也就沒有什么新聞工作的傳統(tǒng)與意識，甚至缺乏對新聞報道工作最基本的了解與尊重。海軍的各艦隊或陸軍，都有新聞報道上的獎懲制度，我這里沒有，你干得再好也沒有說法。“科研工作不需要在報紙上宣傳”，是那時普遍的觀念與共識。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稿子還特別不好寫，你若在稿件里面表揚某個人，稿子見報之后，絕對會有三個以上的人找領(lǐng)導反映那人有問題！找得多了，領(lǐng)導覺得你不是在宣傳，而是給他添亂。故而在日常工作安排上，新聞報道永遠是可有可無，頂多是“打雜兒”的那么種角色！那幾年，我參加了所有下基層的各式各樣的工作組，寫了最多的典型材料及領(lǐng)導講話，但仍然讓你覺得別的干事比你都重要，像進“五七”干校、搶險救災(zāi)等等的事情，他們永遠忙著，都去不了，還是你去吧！好在那時我的興趣已開始往文學方面轉(zhuǎn)移，我將其看作生活經(jīng)歷上的一個積累，也就傻呵呵地樂得這里那里地跑來跑去。那些個經(jīng)歷后來也確實讓我受益匪淺。三個月的“五七”干校，后來我寫出了三萬多字的中篇小說《都不是好東西》，兩個月的唐山抗震救災(zāi)，我寫了十萬多字的小說《亂世英雄》《那年初秋在唐山》和《車過唐山》，以及數(shù)十篇散文與隨筆。

另外，我宣傳報道過的一些同志，也給了我諸多的關(guān)心與溫暖。前面提到的那個楊長林，稿子見報的當年，參加了海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之后的三年里，他連跳三級，當了工兵營的教導員，每次見到我，都讓我感覺出那種發(fā)自心底的尊重與親近。他曾送給我一個自己用貝殼做的蠟燭形的臺燈，說我就是一根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令我甚感欣慰。

那時在部隊干新聞工作的好處是，去北京海軍總部開會或觀摩的機會比較多。一些與新聞無關(guān)的活動，也讓我們參加，比方1972年全國第一次美術(shù)展覽，海軍政治部即召集各艦隊及我們基地的新聞干事去觀摩，海軍政治部主任劉居英還接見了我們，傳達了江青、姚文元及郭沫若對全國美展的指示與意見，我現(xiàn)在記得的是，他們?nèi)齻€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所有作品都圖解政治，過于直露；郭沫若則說了八個字：直奔主題，一覽無余。那次我們還參觀了林彪死黨海軍原政委李作鵬的黑窩。我回來在政治部內(nèi)部一傳達，也讓我的一些同事羨慕嫉妒恨了一小下。說到劉居英，我們那個政治部主任竟是他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任常務(wù)副院長時的老部下。會后他就問我，呀，他出來了呀，他身體怎么樣？之后告訴我，這個劉居英是“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的那個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的親弟弟，也是咱山東人，參加過“一二·九”運動，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山東省委組織部長，有山東四大才子之一的美譽。多年之后，我到沂南的老區(qū)革命紀念館參觀，還真有劉居英的圖片及介紹。

那幾年，讓我日子較為難過的有兩件事：一是稿費制度。大概1978年前后，《解放軍報》曾開展了一場“稿費應(yīng)該繳給誰？”的大討論，討論了半年之久，最后的結(jié)論是給作者。那時稿費很低，一篇新聞稿三至五塊錢。在討論還沒得出結(jié)論的半年間，我一直是將那點兒可憐兮兮的稿費，作為黨費繳給黨小組長的。待有了明確結(jié)論，總政也發(fā)了正式文件之后我就不再繳了。但每次黨小組開生活會，有同事還是要提，說一樣的寫材料，我寫的典型材料比你的要長，沒有半點兒回報，而你的一篇小豆腐塊就有稿費，有點兒不合理是不是？還有的就半開玩笑地說，靠，一份紅燒肉三毛二，我們平時都只吃半份，你一篇小稿子就能吃十到二十次整份的紅燒肉，一樣的革命工作，不一樣的待遇，確實有點兒不合理。我曾多次囑咐那個搞收發(fā)的小戰(zhàn)士，以后來了我的稿費單子，你不要在走廊里咋呼好不好？他很奇怪，這又不是丟人的事兒，干嘛要隱著瞞著？他忍不住，下次來了，還是要咋呼，他每咋呼一次，即讓我在生活會上尷尬一次。

二是1979的二月份，《解放軍報》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一個短篇小說《難忘的戰(zhàn)士》。說的是一位搞科研的老專家，“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下放到飼養(yǎng)班喂豬，有一個戰(zhàn)士因默默地照顧他，而被處理復員的故事。整版的篇幅，著名畫家陳玉先的插圖，看上去還真是挺好看、挺壯觀，我這里正興奮著，領(lǐng)導找我談話了，問我小說中的材料你是從哪里采訪來的呀？我說，這是小說，不需要采訪呀，是我虛構(gòu)的！他看了我一眼，問道四處的那個喬副處長你應(yīng)該認識吧？我說認識呀，但沒說過話！領(lǐng)導又問，他真沒給你說過什么？我說沒有。他說，那怎么你的小說跟他的經(jīng)歷完全一樣呢？我就挺吃驚，說是他在飼養(yǎng)班喂豬的時候我確實見過，也知道他是某個方面的專家，但具體情節(jié)都是我猜測、揣摩出來的，真的沒跟他說過話！領(lǐng)導即不悅，說是瞧你這事兒鬧的，弄得兩個處的處長都打電話，說你破壞了安定團結(jié)，“文革”期間的矛盾好不容易平息了，你這一寫，另一派的人不高興了，那個飼養(yǎng)員復員是正常復員，怎么是因為照顧什么專家？即把我嚇得夠嗆。跟我談話的這個領(lǐng)導已經(jīng)不是原來的政治部主任了，基地的那個政委也早已回到北京官復原職了，即讓我百口莫辯，孤立無援。

這件事情之后，我即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科研單位既不適合搞新聞，更不適合搞創(chuàng)作，現(xiàn)在該是徹下決心，解甲歸田的時候了。

此時，我已結(jié)婚，孩子也三四歲了，我所在的部隊改名為技術(shù)部，我的職務(wù)也由新聞干事改為宣傳干事了，我遂寫信跟我家屬商量：如果讓你隨軍來我這里，你愿意嗎？她一百個不愿意，說是我才不到你那個熊地方去呢，單是吃高粱米我就不適應(yīng)，你還真在那里干一輩子呀？我即告訴她，好了，我心里有數(shù)了。

因為下了決心，有了計劃，我開始不在乎起來。《解放軍報》的那個整版也刺激起了我創(chuàng)作上的欲望，我開始拼命地寫小說，以及小說不像小說、散文不像散文的東西，分別發(fā)在了《鴨綠江》《山東文學》《萌芽》《錦州文藝》及軍內(nèi)外的報紙副刊上。當年被遼寧作協(xié)吸收為會員，并被選為錦州市文聯(lián)委員。那篇《難忘的戰(zhàn)士》則獲得了建國三十周年海軍優(yōu)秀文學作品獎。轉(zhuǎn)年，我又應(yīng)邀去北京參加了海軍政治部主辦的文學創(chuàng)作講習班，聽到了我從少年就開始仰慕的著名作家徐懷中、王愿堅等人的講課，真的是讓我茅塞頓開，受益終生。這年年底，我的那篇發(fā)在《鴨綠江》上的短篇小說《特別約會》獲得了年度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見到了著名作家馬加，金河、遲松年等人，他們都給了我諸多創(chuàng)作上的鼓勵。而開頒獎會的地方，就在張學良公館，不大的別墅，好大的院子，樹木蔥蘢，整個一個原始森林的印象。那一段，為了參加軍內(nèi)外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活動，我請假較多，也引起了同事的不滿。好在我所有的活動都有正式的上級通知，領(lǐng)導也沒法不批。但我越發(fā)地覺得，我在這樣的科研單位確實不適應(yīng)了，它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它，趕快走吧！我遂口頭向與我關(guān)系較好的領(lǐng)導打了招呼，轉(zhuǎn)年即轉(zhuǎn)業(yè)回家鄉(xiāng)了。

業(yè)余創(chuàng)作不易！故而多年之后，待我成了專業(yè)作家，我即格外地理解業(yè)余作者們的苦衷。過去作協(xié)會員的表格上有一欄要單位領(lǐng)導簽字蓋章，研究會員的時候，我即對一些創(chuàng)作成績較好，但簽不了字、蓋不了章的同志十分同情，我一般都會說，業(yè)余作者跟單位領(lǐng)導好的不多，算了，放他們一馬吧！因為我有過類似的遭遇，有著相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