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叔河《留鳥的世界》隨筆

留鳥的世界

上初中時學過動物學，知道鳥兒可分為三類：漂鳥、候鳥和留鳥。不是說從猿到人，從魚到人嗎？如果也能說從鳥到人的話，我這樣的中國人一定是從留鳥進化而成的，生于斯就長于斯，卒于斯，從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外邊還有一個多么廣大的世界。但是生于斯的這塊地盤就這么大，可吃的東西就這么多，求生并不十分容易。于是只好死守各自的“巢區”，隨時準備為了一條蟲子、幾顆谷粒而斗爭，“窩里斗”成了普遍現象，漸漸養成了“與鳥奮斗其樂無窮”的性格，自然無法像漂鳥那樣隨行隨住，獨往獨來；更無法像候鳥那樣振翮長空，長途旅行了。

這種留鳥式的生活究竟是幸還是不幸，我不知道。不過世界確實在變，物種也在變。據生物學家統計，地球上每一分鐘都有若干舊物種絕滅，又有若干新物種發生。人們不是拼命在保護朱鹮、黑頸鶴嗎？如果馬達加斯加的恐鳥還能保護幾只在動物園中，門票的價格一定能再漲它幾番。翼手龍能保護幾條下來就更有用了，拍恐龍電影便無須特制道具，只須出錢去租。可惜這在事實上都不可能，該滅亡的一定要滅亡，該發生的一定要發生，留鳥之所以成為留鳥，一是遺傳因子在起作用，使之生來即具備留鳥的生態和心態；一是環境和群體慣性的影響。像左拉所寫《貓的天堂》里的貓，被另一只野貓領著出門旅行，腳踏在天鵝絨般的爛泥上雖覺得舒服，終于被風雨和饑餓趕回來，仍然躺在火爐邊的波斯地毯上了。

所以，若要改變留鳥式的生活，先得改變留鳥式的心態。“古者重去其鄉，游宦不逾千里”；“父母在，不遠游”；“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時難”等等，就是留鳥式的心態。不僅自己不愿走向世界，還要設法阻止別人走向世界，歷史上的長城就是既為了阻止異族人進來，又為了阻止本族人出去而建造的。專制皇帝的“中國獨居天下之中，東西南北皆夷狄”；以道統自任的士大夫“寧可使中國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四人幫”的查“海外關系”，反“三和一少”，也都是留鳥式的心態。不克服上述種種留鳥式的心態，就不可能正常地、健康地看待和接觸外部世界，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的中國。

當然，要徹底改變留鳥式的生活，還得打破物質和環境的限制。我在《走向世界——中國人考察西方的歷史》一書的第一章《古人的世界》中寫過：

兩千三百年前，莊子作《逍遙游》，寫大鵬自北冥徙于南冥，“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真可謂汪洋恣肆，想象力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可是，當他的筆鋒轉向人間世，寫到當時人們外出旅行的情形，卻是“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如此之游，實在算不得什么“逍遙”。

三百五十年前，徐弘祖（霞客）一心“欲為昆侖海外之游”，結果足跡仍不出秦晉云貴兩廣，無法邁出當時的十七行省。莊子和徐弘祖毫無疑問是精英，他們的心靈是自由的，但他們的行藏仍然是留鳥式的，只不過“巢區”比較大了一點點罷了。何則？非不為，乃不能也。呂洞賓有“朝游北海暮蒼梧”的逸興豪情，卻沒有“朝游北海暮蒼梧”的能力和手段，這就是時代的局限和歷史的悲哀。

生活在電視衛星、激光通訊和超音速客機時代的我們有福了，也只有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上升到了一定的層次，劃分為地區和陣營的世界真正變成了全球文明的世界，普通人才有了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快樂感而旅行的自由。古代也出過著名的旅行家，那種為了君王使命和宗教信仰的旅行多半只能稱之為供奉和犧牲，遠遠談不上享受，雖然他們對文明所起的作用仍值得后人永久紀念。但是，比起古人來無比有福的我們，要想真正享受到該享受的自由，恐怕還得克服重重的障礙，從環境、條件到我們自己的心靈。

（一九八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