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遵憲和“詩界革命”

戊戌變法前后，隨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文學也受到改良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資產階級改良派作家適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的需要提出了“詩界革命”的主張。在戊戌變法前的一、二年，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人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并試作新詩。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提出詩歌應“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繼續鼓動“詩界革命”。但真正在理論和創作實踐方面給“詩界革命”開辟道路的是黃遵憲。他被當時改良派作家看做是“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在龔自珍之后，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詩人。

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光緒二年(1876)舉人，歷任駐日、英參贊及舊金山、新加坡總領事。在國外十六七年，深受資本主義政治、文化等的影響，形成了“守漸進主義，以立憲為歸宿”的改良主義政治理想。歸國后，參加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強學會”，創辦《時務報》，曾助湖南陳寶箴創行新政，積極參加戊戌變法。戊戌政變后，隱居鄉里，以詩人終。黃遵憲作為政治家和詩人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他作詩是“憤時勢之不可為，感身世之不遇”。他“窮途競何世，余事做詩人”。但在“詩界革命”中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詩人。早在青年時期，他便提出了反對傳統詩壇的擬古主義的主張，抨擊那些以摹擬古人為能事的詩人是“俗儒”，認為他們是“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并且別創詩界之論，提出了“我手寫我口”的主張。他認為詩歌應能反映現實生活，要求“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認為今古不同，今之人也不必與古人同。主張繼承古人優良傳統，但認為應力求創新，變化多樣，“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從而達到“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為我之詩”。他的論詩主張表現了變古更新的精神。黃遵憲的詩歌創作也表現了“新派詩”的嶄新風貌。他的詩反映了新世界的奇異風物和新的思想文化，開辟了詩歌史上從來未有的廣闊的領域，反映了近代社會的巨大變化。他的《今別離》四首，吟詠輪船火車、電報、照相片和東西半球晝夜相反四事，使詩歌創作有了新氣息。作為政治家兼詩人，他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他的許多詩描寫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逐客篇》揭露美國侵略者掠奪華工開發美國反而虐待華工的罪惡；《馮將軍歌》歌頌馮子材抗擊法國侵略者的光輝戰績，表現出希望后繼有人，抵抗外國侵略，拯救國家民族危亡的愿望。《度遼將軍歌》揭露了湖南巡撫吳大澂在中日戰爭中的可恥失敗；《哀旅順》極寫旅順地勢的險要，失之可嘆，表現了對國土淪喪的悲憤。《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等詩以極大的熱情鼓舞士兵抗敵的情緒。這些詩歌都從不同方面表達出詩人的愛國主義思想。作為改良主義的政治家，他的詩對封建社會不平等的制度和貪官污吏的罪惡也加以抨擊，《鄰婦嘆》描寫了舊社會苦難婦女的不幸。《己亥雜詩》對戊戌變法的失敗表現了悲憤的情緒，怒斥頑固派的殘酷愚拙，悼念維新黨人。黃遵憲的詩能以傳統的形式表現新的思想內容，能把散文化的筆法與嚴整的韻律相諧和，做到了舊風格含新意境，取得了詩界革命的新成就。他的詩以現實主義方法反映近代歷史的重大事件和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有“史詩”之稱。黃遵憲的詩表現了濃厚的改良主義色彩，不僅內容方面有改良主義的思想主張，而且在形式方面也不能徹底擺脫舊形式的影響，力求保存舊風格，有的詩歌古奧難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