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的發展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多民族國家，各地的經濟發展頗不平衡。西漢時中原經濟已相當發達，而江南絕大部分地區還處在火耕水耨、沒有開發的落后狀態。至六朝時期，各方面的社會條件才有了顯著變化。北方戰亂頻繁，從東漢末到劉宋初一百多年間，中原人口大量南遷，總數在二百萬以上，主要徙居荊、揚二州，其次為交、廣，再次為閩中，給歷來地曠人稀的江南地區補充了大量勞動力。隨著北方衣冠士族和下層民眾的南渡，也給江南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而且，東晉南朝政權建立，是中國古代政治中心的第一次南移，郡縣設置更加廣泛，如交、廣地區由西漢的七郡五十五縣增為晉的十七郡一百二十一縣，漢代東冶縣至東晉析為十五縣，江南有效行政管理范圍顯著擴大，官府實施一系列勸督農耕的政策，也有很大促進作用。此外，蠻、越與漢人的民族融合，戰亂無多、比較安定的社會政治局面，溫暖濕潤、灌溉方便的自然地理環境，都是有利于南方經濟迅速上升的重要歷史條件。江南地區生產關系的發展，主要表現為私人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孫吳時期，江南大族已經擁有相當強的經濟力量，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僮仆成群，閉門為市，但一般局限在三吳地區。東晉時期，田園、莊墅一類封建大地產更加普遍化，土地兼并出現了爭占山川湖澤的新趨勢，小農破產加劇，紛紛成為大地主的佃客、部曲，成為私屬人口，農業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系日漸深化。宋孝武帝在大明年間(457－464)頒布“占山格”，規定官僚地主各依品級占山，山澤私有已經合法化。整個南朝，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托，農奴制的封建生產關系從平原地帶拓展到廣大山區。謝靈運、孔靈符、蕭子良等等，都擁有含山帶水、自給自足的大莊園。在這種生產經營形態下，人民的負擔加重了，而江南的開發也加強了。六朝時期江南農業有長足的進步。大量荒地墾辟成為肥田沃壤，以三吳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京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市)為中心的丹陽地區，以壽春(今安徽壽縣)為中心的淮海地區，以江陵(今屬湖北省)為中心的荊州地區，以豫章(今江西南昌市)為中心的鄱陽湖流域，以至交廣地區、閩江流域，都得到開發，南方再沒有大片的空白區了。農作物的產量，提高幅度頗大。三國時稻畝產已達五石，南朝時出現了畝產二十斛的最高紀錄。而且，已經顯示出多種經營的特點，除了稻、麥、菽、豆諸糧食作物外，蠶桑、茶、藥材、果木、漁獵等，都是民眾的謀生之道。農田水利設施也推廣開來，有溉田千頃以上的烏程(今屬浙江省)狄塘、吳興塘、曲阿(今江蘇丹陽縣)新豐塘，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蒼陵堰等；有對江湖自然水系加以綜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浙江長湖沿湖開六十九所水門，調節它的蓄池灌溉功能；還有主要用于防止災害的長江的江陵大堤、錢塘江的捍海塘、滬瀆的防沙壘等。江南手工業提高很快，吸收了北方的先進技術，發展了南方特有的工藝部門，主要是冶煉、紡織、瓷器、造船和造紙。把生鐵液灌入熟鐵以提高含炭量的“灌鋼”技術，輕薄如煙氣的羅谷，一年四熟乃至八熟的桑蠶，胎質實、釉層厚、紋飾美麗的青瓷，快捷如風電的鸼和載重二萬斛的巨船，利用桑皮、籐皮為原料制成的藤角紙，都是這個時期取得的突出成就。江南的交通事業也有所發展，尤其是水路航運，形成三條便利的交通線：干線是從江陵(今屬湖北省)至京口(今江蘇鎮江市)的長江水道，連結了荊、揚兩個最富庶的經濟區；輔線一是從江陵、豫章至番禺(今廣東廣州市)的湘贛水道，溝通荊、揚、交、廣四州；一是從句章(今浙江余姚縣東南)經建安(今福建建甌縣)至番禺的浙贛閩水道，溝通三吳和交廣。北起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中經廣陵(今江蘇揚州市)、京口、吳郡(今江蘇蘇州市)南至浙東的運河網已初步形成，是隋代大運河南段的雛型。江南的商業，雖由于這個時期自然經濟比重上升而不甚發達，但還是比北方繁榮。建康、壽春、江陵、番禺，都是這一時期新興的商業中心。布帛等實物一直起著貨幣的作用，但錢幣行世比過去普遍，東晉有比輪、四文、沈郎錢，宋有四銖、當兩、耒子錢，梁有五銖、四柱錢。海外貿易進展顯著，孫吳以來，扶南(柬埔寨)、林邑(越南)、大秦(羅馬)諸國，皆遣使來華，南朝時，直接通商國家遠至天竺(印度)、波斯(伊朗)和師子國(斯里蘭卡)。江南的開發，改變了中國一向南貧北富的形勢，長江流域的經濟水平逐漸趕上甚至超過黃河流域，經濟重心開始南移，為比秦漢更強盛的隋唐帝國提供了新的經濟基地。而且，建立在南方開發基礎上的六朝文化，與建立在中原民族融合基礎上的北朝文化一道，成為馳譽世界的唐代文化的兩個重要來源。江南經濟發展的材料極分散，除了六朝正史的有關志、傳之外，在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宋李昉《太平御覽》等類書和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等地志中，也保留了一些零星記載。今人專著有唐長孺《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上海人民出版社)，論文主要有馮君實《六朝時期南方的開發》(《吉林師大學報》編輯部《中國古代史論文集》)及萬繩楠《六朝時代江南的開發問題》(《歷史教學》196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