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全集《第八章·正心修身》原文賞析與注解

正心修身

本章朱熹稱之為“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大意是：開始的念頭真實無妄了，但身心情志還要磨煉，因“心”比“意”更寬泛，所以才叫“正心”。憤怒會使人偏激，恐懼會使人膽怯，過分的喜好會使人偏離正道，不端正這些情志，思想恍惚不專一，那就無法認知事物。“正心”，就是保持內心的中正，就是謹守天性中的良知，不被個人好惡所左右，不受個人感情、自私的欲望所支配，就是把握好自己的情志、心態，以保持美好的心靈。而執一無適、聚精會神是正心的關鍵。

【原文】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①，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譯文】

所謂修身要先端正自心，是因為心有憤怒，就不能夠端正；心有恐懼，就不能夠端正；心有偏好，就不能夠端正；心有憂慮，就不能夠端正。心思被不端正念頭所困擾，就會心不在焉：雖然在看，但卻看不明了；雖然在聽，但卻像沒有聽見一樣；雖然在吃東西，但卻不知道食物的滋味。這就是說，修身必須要先端正自心。

【注釋】

①身：程頤認為“身”當作“心”。忿懥（zhì）：憤怒。

【歷代論引】

程子說：“‘身有’之‘身’當作‘心’。”

朱子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說：“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又說：“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智慧運用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

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典句札記】

此句話說的是修養要端正自己的心志，而人在憤怒、恐懼、喜好、憂患時心態是不平靜的。那么人如果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就要減少以上所說的這些，從而引出下句。

古人說：“政者，正也。”從有國家官吏制度開始，講正氣就是官吏的職業道德。先秦古籍記載，在我國的三皇五帝時期，官長稱“正”。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正”是從政官吏的總稱，他們的作用主要是公正從政。堅持公正從政，是從政者應當遵守的基本準則。

孔子以“身正”為標準，把人劃分為君子、賢人和小人、斗筲之人。君子、賢人在位執政，就會奉行仁政、德政，則政治清明，社會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否則，就將是暴政、苛政。孔子崇尚上古三代的德政，把堯、舜、禹時代視為天下大同的“黃金時代”，主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極力要求恢復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歷史進入封建社會后，王道漸趨衰微，國君們拋棄了正義和道德，靠玩弄陰謀權術、靠軍事實力實現朝代的更替，推行強權統治，所以造成了禮崩樂壞、爭戰不止、民不聊生的局面。兩千多年來，儒家學派豐富和發展了孔子的這些思想和主張，編纂了“四書五經”，并對這些經典進行訓詁、考證和演繹，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系統的政德、官德理論體系，在許多方面有利于我們“常修為政之德”，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一是重視官德、政德的表率作用。孔子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后人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君猶器也，民猶水也。方圓在于器而不在于水”（唐·房玄齡語）的說法，主張先治吏而后治民，“圣王治吏不治民”。

二是注重修身正心的自我修養。曾子根據孔子“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以后又發展成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準則，其核心是修身正心。《禮記》認為人本身有憤怒、恐懼、好樂、憂患等情緒，會影響到發揚正氣，所以修身的關鍵在“正其心”。孟子則倡導“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因為這種正氣“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有了這種浩然之氣，就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三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深刻認識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如何得到民心的擁戴呢？他指出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四是“以人為本”。孔子重視對人的教育和培養，認為人人都可以成為圣賢。他提出“有教無類”的教育思想，并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難道離我們很遠嗎？只要我想達到仁，仁就來了。）孟子也認為任何人經過學習和鍛煉都可以成為圣賢，而有些人之所以成為小人，只是因為他們受到外物的誘惑而不思貪欲之害。因此，孟子勸人不要自暴自棄，要用心思考做人之道，把被丟棄的仁和義尋求回來。宋代真德秀在《西山政訓》中要求自己做到“律己以廉，撫民為仁，存心為公，蒞事以勤”，至今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史例解讀

做官要修身正己，不能依靠嚴刑

漢朝的嚴延年做了河南洛陽的官，手段非常慘酷。因為他喜歡殺人，所以河南人給他起一個別號，叫做“屠伯”。

有一天，他的母親到了洛陽，想到嚴延年的衙門里去過年，看見都亭囚著好多犯死罪的犯人。他母親大吃一驚，就在都亭里住了下來，不再去衙門里。

嚴延年曉得母親到了，就到都亭來迎接。他的母親責備嚴延年說：“你很僥幸地做了人民的父母官，所管理的地方，有方圓一千多里，沒聽到你用仁義教化百姓，使人民安居樂業，反而多用刑罰殺戮，去建立你的威嚴。這那里是做百姓父母官的本事呢？”

嚴延年聽了這一番話，立即向母親認罪致謝，親自給母親駕馬車，回到衙門里。

過完年以后，他母親告訴嚴延年說：“我不忍心看著自己的兒子犯了罪，受著刑罰，我現在要回到東海（地名）去，替你準備墳地！”說完話嚴母就走了。

后來，嚴延年果然犯了死罪。

做人要合乎禮儀

江惇，字思悛。晉代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北）人。一生著述不仕。

江惇為人淳厚，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志節高尚，德操超俗。他天性好學，孜孜不倦，儒學道術廣泛涉獵，識見卓異。他認為：君子應該用禮儀來規范自己的言行。不合乎禮儀原則的話不說，違犯道義準則的事不做。有的人入世顯達，有的人出世歸隱，雖然人生選擇不同，但他們都是遵循禮教，以禮儀為本的。至于那些放蕩不羈、以肆心縱意為尚的人，不僅違悖禮法、拋棄正道，正道也會拋棄他們。江惇著有《通道崇檢論》，很受世人稱賞。

蘇峻之亂時期，江惇避難在東陽山。太尉郗鑒、司徒康帝、征西將軍瘐亮曾先后請他出任官職，皇上也征召他任博士、著作郎，但江惇都借口謝絕，沒有赴任。鄉里推重江惇的品行學識，有事必定先向他請教然后施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都是當時的名士，與江惇交游相處，相互深為敬重。江惇死后，生前摯友刻石贊頌，以表記他的美好德操。

唾面自干

婁師德（630-699），字宗仁，唐代人，他官至同平章事，一生為將相30多年，穩而不倒。其訣竅是能忍受任何侮辱而不動聲色。

婁師德身長八尺，方口博脣，為人寬厚，深沉有度量，別人即使冒犯他，他也不計較。一次他與李昭德一同入朝，婁師德因身體肥胖而行動緩慢，李昭德久等他也不來，便怒罵他：“被田舍夫所留。”婁師德卻笑著說：“我不是田舍夫，還有何人？”

有一次，他弟弟被派去做代州刺史，臨行時來向婁師德辭行。他便問弟弟：“你我受國家的恩寵太多，顯榮太過，很容易招惹別人的妒忌，你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

他的弟弟說：“往后即使有人唾口水在我面上，我也只把它揩干而已。”婁師德說：“這還不行。人家唾你的臉，就因為他對你生氣了，如果你把唾沫揩去的話，他便更恨你了。所以，你不要去揩，而要讓它自己干，并且要面帶笑容承受，這才對呢！”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典句札記】

此句的意思是，不關心、不視、不聞、食不知味。聯系上句，知道此句的意思是借以說明怎樣才能做到端正自己的心志。意思是排除外來的干擾，保持內心世界的平靜。相當于孔子所說的遇事不慍不怒。

古人云：“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涂以擴其知，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見《呂氏春秋》）

正如讀書求知，如果無所“專注”，這也想學，那也想學，結果只能是一無所獲。克己修身也是同樣的道理，不受外界的影響，專心修煉品行，自然會收到好的效果。反之，如果心存雜念，患得患失，斤斤計較，最終必會無所進益。

我們無論做什么事情，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始終如一地充滿激情去做。對于選定的方向，就應當心無旁騖地深入下去，而不是無休止地去選擇所謂“最適合”我們的。其實，真正適合我們做的就是我們最終堅持做出結果的，而不是選擇的過程。因為事實上我們很難找到什么才是所謂的“最適合”我們的。只要自己決定去做的，就堅定地付諸實行，專心致志地盡力做好。那種輕易放棄，朝三暮四，俯仰于世風，用心不專，浮躁虛榮，不甘寂寞，急功近利的人，最終是不會有什么令人敬仰的成就的。

史例解讀

下馬陵的由來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時期哲學家、思想家。廣川（今河北棗強縣）人。少年時就開始研讀《春秋》，非常用功，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鉆研學問上。他總覺得人生短促，窮其一生，也只有數十年的時光，而學問卻像無邊的大海，只有精神專一才有可能達到理想的彼岸。因此他整天埋頭讀書，書房附近的園圃，景色優美，他竟然三年都未曾分心看一看。其言行舉止每時每刻都遵循“禮”的規范，學士們尊奉他為導師。景帝時為博士，曾任江都王和膠西王相。后托病辭職，專心著述。其著作主要有《舉賢良對策》《春秋繁露》等，后人輯為《董子文集》。

當時，漢武帝劉徹提拔賢良文學之士，請他們對施政方針提出建議。董仲舒根據西漢中期的政治需要，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形成了一套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新儒學。他在《春秋繁露》一書中，對他的思想進行了系統的闡述。董仲舒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能主宰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他強調自然和社會的一切變化都是天意的體現，“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他主張“大一統”，并提出“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準則。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要把“以德為主，以刑為輔”作為治國治民的手段。他還堅持“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宇宙觀。他說，社會進步是永恒的規律，漢朝替代秦朝，是對舊制度的弊端的改革。好比琴弦已經陳舊不堪，無法使音調和諧，就必須更換新弦，然后才可以彈奏出美好的音樂。政治制度也是如此，也需要改革，以新的政體代替舊的政體，這樣才能達到“善治”。漢武帝的許多改革舉措和政策方略，就是根據董仲舒的理論和建議所制定的。

西安市碑林區至今保留有一條下馬陵街。據說，下馬陵是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學生們每次經過這里都下馬步行，所以稱作“下馬陵”。也有人說，“下馬陵”的得名，是因為漢武帝每次經過董仲舒墓時，都下馬致敬。宋代學者程大昌《雍錄》引李肇《國史補》：“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明代正德元年，陜西巡撫王珝在這里建造了董子祠。清康熙六年祠堂擴建，并且在門前刻石“下馬陵”。

好學而頭懸梁

孫敬，東漢人，在班固的《漢書》中有記載：“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寢，以繩系頭，懸屋梁。后為當世大儒。”意思是說，孫敬年輕時勤奮好學，經常關起門，獨自一人不停地讀書。每天從早到晚讀書，常常是廢寢忘食。讀書時間長，勞累了，還不休息。時間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響自己的讀書學習，就想出了一個特別的辦法。古時候，男子的頭發很長。他就找一根繩子，一頭牢牢地綁在房梁上。當他讀書疲勞時打盹了，頭一低，繩子就會牽住頭發，這樣會把頭皮扯痛了，馬上就清醒了，再繼續讀書學習。

最后，孫敬終于成為有名的政治家。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

秋，我國古代的一位下棋能手，他的棋藝非常高超。

秋有兩個學生，一起跟他學習下棋，其中一個學生非常專心，集中精力跟老師學習。另一個卻不這樣，他認為學下棋很容易，用不著認真。老師講解的時候，他雖然坐在那里，眼睛也好像在看著棋子，可心里卻想著：“要是現在到野外射下一只鴻雁，美餐一頓該多好。”因為他總是胡思亂想，心不在焉，老師的講解一點也沒聽進去。

結果，雖然兩個學生同是一個名師傳授，但是，一個進步很快，成了棋藝高強的名手，另一個卻沒學到一丁點本事。

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雖然名師出高徒，可是如果不專心去學的話，再高明的老師也教不出好學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典句札記】

此句是對前句的總結，做到了上句所說的，不關心、不視、不聞、食不知味，就是內心的修持不被外部世界所干擾，那么就能夠修身正心了。

東方人羨慕西方人的物質文明與先進的科學技術，而西方人卻仰慕東方人的純樸典雅、注重倫理和和睦的家庭關系。

修養一詞，是對人的行為舉止的評價。“修”主要是指整治、鍛煉、學習和提高；“養”主要是指培育、涵養和熏陶。從表面上看，修養體現在人的儀表風度、言行舉止上。而實際上，修養更是一個人內在心靈的體現。中國傳統的修養觀認為：修身首先要正心，修身絕不僅限于外表的修飾，更重要的是內心的修養，“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現代人更應該深刻認識心靈修養的必要。良好的品質不可能與生俱來，只有通過長期的勤奮學習和砥礪鍛煉的功夫，才能形成高尚的德行。孔子十五歲開始立志研究學問，修養道德，經過多年不懈的努力，終于成為圣賢之人。由此看來，偉大的人格，源自不斷的修養。

因此，修養在于堅持不懈地努力，是長期的自我砥礪，乃至是終生不輟的功課。

史例解讀

做文章不說空話

韓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南鄧州，后遷至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縣南）。因其郡望昌黎，故后人稱之為韓昌黎。貞元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因諫阻奉迎佛骨，貶潮州刺史。他大力提倡儒學，反對佛教、道教，反對藩鎮割據。倡導古文運動，他的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簡潔生動，思想鮮明，立意新穎，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范。蘇軾稱其“文起八代之衰”，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謚號“文”，又稱韓文公。著作有《昌黎先生集》傳世。

韓愈三歲喪父，由兄嫂撫養成人。他七歲讀書，十三歲便能作文。他認為自己幼年喪父，依附兄嫂，只有通過艱苦奮斗才能擺脫困境。因此，他刻苦攻讀儒家著作，矢志不移。

有一個關于韓愈起名的傳說，在兄嫂的撫育下，韓愈漸漸長大，這年送他去拜師入塾學習，于是，嫂嫂鄭氏就想給弟弟起個高雅新奇的學名。鄭氏翻看著書籍，一時總找不到一個合意的字。韓愈站在一旁，說：“嫂嫂，你要給我起個什么名呢？”鄭氏說：“你大哥名會，二弟名介，會、介都是人字頭，會乃聚集，介乃耿直，象征他們的品行和成就出類拔萃。那么，三弟的學名，也須找個人字作頭、含義更要不同凡響的字。”韓愈立即說：“嫂嫂，那么就選‘愈’字最佳，我就叫韓愈。”鄭氏問：“‘愈’字如何解說？”韓愈道：“愈，超越也。我將來一定要做出一番大事業，前超古人，決不當平庸之輩。”嫂嫂高興地拍手說：“好！好！就用‘愈’字！”

韓愈少年時就胸懷遠大志向，19歲時已經是一位才華橫溢、名滿當地的青年。于是赴京應試，結果他在京中一連住了幾年，連續四次參加考試，最后才考中了第十三名進士。之后，又經過三次殿試，也沒得到一官半職，很不得志，一時郁悶黯然。這天他獨自游歷，遇到一位先生，交談后，那人送他幾句話：“人求言實，火求心虛，欲成大器，必先退之。”韓愈捧讀贈言，陷入深思：自古道驕兵必敗，自己缺少的正是謙虛寬讓的心胸。于是，他選用這首贈言中的最后兩個字：退之，做為自己的字。從此他更加虛心勤學，結交儒士，砥礪學識，最終獨樹一幟，開創了一代新的學風，名聞天下。

勤學苦讀成為大名家

萬斯同（1638-1702）字季野，浙江鄞縣人。生于明思宗崇禎十一年，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五歲。生而異敏。年四十五，遍讀家藏書，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萬斯同參與編撰了我國重要史書《二十四史》。

萬斯同小的時候是一個頑皮的孩子。萬斯同由于貪玩，在賓客們面前丟了面子，從而遭到了賓客們的批評。萬斯同惱怒之下，掀翻了賓客們的桌子，被父親關到了書屋里。萬斯同從生氣、厭惡讀書，到閉門思過，并從《茶經》中受到啟發，開始用心讀書。轉眼一年多過去了，萬斯同在書屋中讀了很多書。

終于，萬斯同明白了父親的良苦用心，父親也原諒了兒子。萬斯同經過長期的勤學苦讀，終于成為一位通曉歷史、遍覽群書的著名學者，并參與了《二十四史》之《明史》的編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