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雷《山中國（上）》
引 言
“赤岸”是一個小村的名字。
她位于晉冀豫三省交界處太行山脈深深的皺褶里，像蜂巢一樣，簡單又豐富，默默地懸掛在高高的崖壁上，沐浴著風雨，黏附著陽光。
小村的腳下有一條河，叫“漳河”。漳河浩浩而下，渲渲而響，喧響在歷史里，流淌在《詩經》里，于是，就有了采桑人楊柳依依的柔媚，就有了楚霸王破釜沉舟的豪壯，就有了版圖上河北、河南兩省的分野。順便澄清一下，兩省的界河并不是黃河，而是漳河。其實，漳河在歷史上一直是一條大河，她和黃河一起，哺育了廣袤的中原文化。她曾是傳統文化里“河”的代名詞。
說來也巧，小村腳下的漳河是兩省的界河，而小村身邊的太行山何嘗不是兩省的界山呢？我們所言的山西、山東的“山”就是太行山。
太行山就是傳統文化里“山”的形象代言。
河北、河南、山西、山東，四省系于一處，這真是天下絕有的特殊山河了。
還有一巧，在小村西南五公里處，有一處始建于1500多年前南北朝時期的規模宏大的建筑群——媧皇宮，中華民族最著名、最輝煌的創世紀傳說——女媧補天的故事就附麗于此。傳說，古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為了挽救蒼生，女媧氏毅然“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并“摶土造人”，“別男女，通婚姻，繁衍人類”。玉帝為彰其功德，特設殿于此，以供瞻仰。千百年來，作為全國最大的女媧廟，這里一直是國人朝拜女媧神像、研究女媧文化的中心。
如此說來，此地山河真是天地日月的風水線了。
沿著漳河兩岸，是大山和大河聯合打造的一條高深綿長的從西北到東南方向的“V”形谷地。數不清的山頭，奇形怪狀，像一群群列隊的武士。山壁為屏，白云為幕，日月為燈，全然一處迥異于外界的江南水鄉風光。河水清清，岸邊是厚厚的黃土，在這深山里，黃土就是黃金了，可以生長稻子、玉米、小麥和各種蔬菜，這是滋養這一方生靈的溫床。山里人就是借此安身立命的，筑巢而居，汲水而飲，種田以飽，漸次繁衍。
1940年代第一個冬天的某個日子里，我們本書的主人公鄧小平和劉伯承，就悄悄地轉移到這里。他們蝸居在這個女媧廟下的小村里，面對著破碎的山河，苦心營構，煉石補天，長達六年之久。
司令部遷進小村后，各機關也陸續遷至附近，綿延數十里的河谷里，布滿了星星般的部落：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冀南銀行、《新華日報》（后改名《人民日報》）、新華廣播電臺（后改名“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兵工廠……這個“V”形河谷，默默地接納了這支新生的民族解放力量。劉鄧和他們的九千兒郎以這里的山山水水為母體，為溫床，為被子，為枕頭，為乳汁，悄悄地滋養著，滋養著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
六年后，當他們從這里走出的時候，已是中國最大的武裝力量了。
當時，以小村為中心的晉冀魯豫邊區已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一塊根據地——轄150多個縣，2551萬人口，面積12萬平方公里，并拉出了一支30萬人的野戰軍，直至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走出了解放戰爭中最為奇妙的一顆戰略棋子，影響了歷史的方向。
作為根據地黨、政、軍最高決策者，正是這幾年艱苦卓絕的經歷，使得鄧小平在軍事、政治、文化、經濟等方面全面成熟了起來。可以說，以小村為中心的晉冀魯豫邊區是鄧小平人生中第一塊豐收的試驗田。
透過歷史的煙塵，今天的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晚年鄧小平的許多理論和實踐已在此時此地破土萌芽。
炮火硝煙中，太行群山的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山頭，沉默著，像一個個大智若愚的長者。沉默的，還有大山的靈魂和那顆永遠清醒和年輕的心，她在靜靜地觀察著這場戰爭，暗暗地護佑著她的子孫。這是她的土地、她的家園，不容外來異類的欺凌。當魔鬼來臨的時候，她用自己的胸懷，消釋著恐懼；用自己的身體，抵擋著子彈。雖然焦頭爛額，傷痕累累，但一場冬雪就是一層敷傷的白紗，悄悄地包扎了傷口，撫平了膿瘡。一聲驚雷，春風浩蕩，綠綠的又長好了皮膚，待到漫山野花綻放，那更是她的滿面笑容了。
事態和局勢在自然中搖動著，自然而然又有偏向。那是天地的恒心，那是宇宙的法則！
漸漸地，日月的天平終歸偏向了正義……
這委實是一座扭轉乾坤的大山。
這委實是一個飽含玄機的小村。
南有赤岸村，北有西柏坡，它們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依附的兩個最著名的小村，前者走出了鄧小平，后者走出了毛澤東。
它們是兩個內涵豐富的籮筐，里邊盛裝著太多太多的秘密。
太行山以她堅挺的脊梁，擔起這兩個籮筐，走向了平原，走向了城市，走向了勝利……
第一章 赤紅對蒼黃的探問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天地的魔瓶里跑出了一群惡魔，希特勒、東條英機、墨索里尼……他們掌握了國家機器，點燃了邪惡的火種，使整個世界濁浪滔滔、狼煙滾滾；而在另一個陣營里，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蔣介石、毛澤東……這些各具特色的政治家們，為了各自民族的利益，卻在進行著一項共同的建設——人類反法西斯運動。
這是一幕用血與火染紅大半個地球的悲壯歷史。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為時最長、犧牲最大、毀壞最烈的一場戰爭。
踏雪而來的矮個子
一個矮個子年輕人，稚嫩的臉，正從白雪皚皚的黃土高坡上走來。
他騎著一匹棗紅馬緩緩地走著，那是一匹老馬，是從騎兵團的馬棚中隨便拉來的。西北貧窮，連馬也養不肥。不過，倒是能吃苦，跑了幾天，渾身汗淋淋的，也不使半點性子。那天剛下了一場大雪，天地間白茫茫的，太陽出來一照，大山們光爍爍的，都裹上了一頭白紗巾，像嫻靜的新娘。
這一天，是1938年1月18日。
這一天，是129師政治委員鄧小平上任的日子。
關于鄧小平上任的故事，歷史原著的情況是這樣的。
張浩病了。
張浩是誰？
就是那位林彪的堂哥，那位從蘇聯回來的共產國際代表，那位支持毛澤東，給了張國燾致命一擊的神秘人物。
1935年9月，自恃強力的張國燾帶領紅四方面軍和原屬紅一方面軍的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與毛澤東不辭而別，堅持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川康邊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通令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通緝楊尚昆、葉劍英。12月5日，張國燾發了一封強硬的長電給陜北黨中央，狂妄地要黨中央改稱“北方局”：
（一）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
（二）你們應稱北方局、陜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冒用黨中央名義；
（三）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準。
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經過前幾年在川陜邊界的發展，已有8萬人馬，是毛系紅軍的兩倍多，力量大得很。
據與張接觸過的老將軍回憶，張國燾是一個能力超強的人，否則也不會把紅四方軍帶得如此的昌盛。
當時，張的身份是紅軍總政委。共產黨主要領導在王明走后是博古，博古之后是張聞天。由于形勢忽明忽暗，忽左忽右，爭執不休，一直未形成真正的權威。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雖然進了領導中心，但黨的總負責人仍是洛甫，而洛甫顯然也是個過渡人物。所以，作為中共“一大”的組織部長，當時資格最老的人物，而且也是目前最有實力的人物，張國燾的想法也是自然的。所以，他的舉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少人的響應。
毛澤東焦頭爛額，連他的不少親密戰友也在觀察風向，態度曖昧。
正在這時，張浩從蘇聯回來了，歷盡千難萬險，只身步行到了延安。
張浩回來的的確確改變了共產黨的方向。
一是代表共產國際正式傳達了與國民黨聯合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指示。這是蘇聯的私心所為，是為了討好國民黨政府，以從戰略上牽制日本，但卻從根本上幫了共產黨。可以想象，如果沒有統一戰線，怎能有后來的西安事變？怎能有國共合作？怎能有共產黨的興旺？雖然，統一戰線的想法在一些人心中已開始籌劃，但在與國民黨打殺了十幾年的黨內是不占上風的。張浩以共產國際身份的正式傳達，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
張浩的另一個貢獻就是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打電報給張國燾，明確表示支持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黨中央。電報的原文是這樣的：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于第一位的。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從字面上講，兩點似乎互不關聯。但久居領導地位的張國燾一看便知，這是分別從思想上、組織上對他提出了最嚴厲的警告。張國燾知道，此時張浩的聲音已不是湖北黃岡的土話了，而是代表了共產國際，代表了斯大林。
張國燾在蘇聯工作過，十分清楚斯大林的脾氣和手段，這是一個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膽寒的國際共運領袖。在強大的心理壓迫下，他服軟了，很快就回電陜北黨中央，表示取消第二“中央”，聽從以張聞天、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調遣，同時率紅四方面軍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
國共合作后，張浩走馬上任129師政訓處主任（后改為政治委員）。
張浩在黨內素有“鋼人”之稱，他一生曾三次負傷被捕入獄，被國民黨用刺刀、棍棒、苦刑送到陰間門口，三次又憑著悠悠一口氣活轉回來。對他身體摧殘最嚴重的一次是1931至1932年間，當時張浩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由于叛徒出賣，被關進日軍撫順警察監獄。數九寒天，日軍憲兵強行撬開他的嘴巴，灌冷水，肚子灌脹后，就穿著大頭皮靴在身上連踩帶踢，水滲著血從鼻子、口腔、肛門往外涌，但他始終不吐一字，以至于日軍懷疑他是一個神經不健全的“瘋子”。
擔任129師政治委員后，艱苦的環境和異常的苦累，使他的腦病后遺癥時時發作，出汗，臉白，暈迷。過黃河到晉地后，已經幾次突然昏倒了。
1937年12月，劉伯承不得不把張浩的病情向延安做了全面匯報。
讓誰替代張浩呢？毛澤東、張聞天拿不定主意。
最先考慮的是徐向前，他原是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這支隊伍是他帶起來的，與全軍將士都比較熟悉，他應該是最合適的。但毛澤東卻另有想法，八路軍已在各地扎下根來，還要建立幾個相當于師一級的八路軍縱隊，直屬總部統轄，徐向前是軍事干部，將來另有任用。
又考慮任弼時，也不妥。中央機關工作離不了弼時同志啊。
還推薦了另外幾個人，都不合適。
1937年底，中央電召劉伯承專門回延安，就此事征詢他的意見。
談話是在楊家嶺毛澤東的窯洞中進行的。
劉伯承先問中央有什么考慮？選擇129師政委人選的條件是什么？
毛澤東一一做了回答。
劉伯承這才說：“我認為有一個人，比較合適。”
“什么人？”毛澤東“哦”了一聲。
“一位個子不高，經歷不少，功績不小的人。”劉不慌不忙地說。
毛澤東眼前恍然閃出一個人：鄧小平！
接著，劉伯承具體分析了幾個理由。
129師士兵大都是四川人，對四川人有一種親切感，鄧小平與大家易于融合；鄧曾是中央秘書長，現在是八路軍政治部的副主任，這些職務不是隨便什么人都能承擔的，鄧以這樣的身份到129師就職，大家會信服的；鄧曾在廣西組織領導百色起義，成立紅七軍、紅八軍，建立了左右江根據地，有很好的組織能力；鄧還是堅持正確路線的人，在中央蘇區，就是為了支持你的正確路線而受到排斥打擊，但他立場不變，這樣的人值得信賴；我已是快五十歲的人了，從干部階層的年齡結構上看，129師需要一個比我年輕的同志，鄧小平才三十多歲……
毛澤東認真地聽完，若有所思地說：“對，你說得對，小平是個人才，我們怎么就沒有考慮到小平頭上呢？對，129師就讓小平去當政委！”
此時，鄧小平正在設于陜北涇陽縣云陽鎮的八路軍前方指揮部里忙個不停，新兵動員，政治思想工作，政策、條例的制訂，各級政治體系的建筑……
前一段，美國記者斯諾到延安，采訪了86個紅軍將領，就是沒找到他。幾天前，斯諾夫人海倫再到延安，仍沒見到他。毛澤東便寫了一封信：
弼時、小平同志：
斯諾夫人隨部隊一起赴前方，作為戰地記者向外寫報道，請在工作、生活諸方面予以協助和關照。
致禮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斯諾夫人持信到了云陽，不巧的是，鄧小平又于幾個小時前離開此地，到部隊里去了。海倫只好怏怏而歸。
直到41年后的1978年，鄧小平副總理訪美時，斯諾夫人才見到他。滿頭霜發、老態龍鐘的她顫巍巍地拿著毛澤東的信說，你好難找啊。
幾天后，鄧被正式任命。
蜀龍
1938年1月18 日傍晚，鄧小平來到了遼縣西河頭村——129師司令部駐地。
劉伯承和彭、林、賀一起到洛陽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戰區軍事會議去了，這是國共合作后，共產黨軍事將領第一次參加國民黨軍事會議。幾天前，在總部開會時，朱、彭私下對劉通報了中央的決定，但劉伯承走得匆忙，臨行時沒有向別人交待。
鄧小平的原身份是總部政治部副主任。大家以為他是來視察工作的，所以對他都表示了客氣的歡迎。鄧小平卻不客氣，直接住進了劉伯承的屋子，每天到附近各部隊找人談話，吃飯時就去師部食堂與大家一起圍坐在院內的石頭上。
鄧與四方面軍將領并不熟悉，只是在西路軍失敗、援西軍撤回陜北時，中央委托他和羅瑞卿、楊尚昆負責召開過一次四方面軍團以上干部會，在王家樓。那是雙方第一次見面。
副師長徐向前隨周恩來到臨汾與閻錫山談判去了，政治部主任宋任窮、參謀長倪志亮、參謀處長李達陪著他。
鄧小平頻頻開會，引起了部下的種種懷疑。
師機要科科長楊國宇愛寫日記，他這一天的日記是這樣的：
一月十八日 晴 西河頭
十八集團軍（八路軍）總政鄧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個子不高，見了我們總是笑，大家議論說怎么劉師長剛走，他就來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與劉一起，大概是代替劉。奇怪，我們的政委張浩什么時候走的，誰也不知道。
過了兩天，楊國宇又寫道：
20日，在遼縣開政治工作會議，全師營以上干部均出席，我因工作未參加，后來聽說是鄧主任作的報告。
21日，前方打得很激烈，政治工作會議照樣開。
24日，政工會議完畢，西河頭河灘上的人馬，紛紛回隊。看來師長不在家，就是鄧主任主攬一切。
大家在猜測中度過了十幾天。
幾天后，劉伯承從洛陽回來，大家才知道，這是新來的政委！
兩人是老朋友了，1931年在蘇區認識的。
從此，兩個人開始了密切的合作。
這一年，劉伯承46歲，鄧小平34歲，都是四川人，都屬龍。
遙想太行山
129師原來的戰略構想是：立足晉北的恒山山脈，在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建立根據地，進行持久的山地游擊戰。此計劃是毛澤東和洛甫提出，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通過的。
可是，隨著太原等重要城市和鐵路線的淪陷，戰局的發展使這一計劃變得十分被動。如果再這樣的話，八路軍將全部置于日軍的重兵包圍中，戰略上的機動地位將全盤喪失，既無法有效地鉗制進攻晉南的日軍，又無法真正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等待他們的將是全盤挨打的被動局面。
必須向南移動戰略區！
只有向太行山靠攏！
共產黨早就看上了太行山。早在1936年東征的時候，中央就將東征的戰略部署分為三步：一是渡黃河；二是立足呂梁山；三是向東發展，扎根太行山。這個目標提得非常明確，紅軍在山西的發展，最重要的是呂梁地區，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區。
現在，129師已開進了太行山，可太行山并不屬于自己。就像劉備借荊州一樣，這里是閻錫山的地盤，雖然已經淪陷，太原、長治、晉城、臨汾等中心城市和各縣城已被日軍占領，但各地的專署和縣政府體系仍然存在，糧、款征收依然渠道通暢。八路軍吃的糧食，全是閻錫山提供。
共產黨仍無立足之地。
青石板種莊稼——扎不下根。
如何把太行山化為己有呢？
共產黨就是靠山起家的。井岡山、六盤山、大雪山、大別山，山是共產黨的福地，是國民黨的畏途。大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不是靠著井岡山才保留了火種，積蓄了力量嗎？幾次奄奄一息，可一旦走進山里，便立時生機勃勃。共產黨與山的關系，如同魚與海水，鳥與森林……
所以，當新的機會來臨時，共產黨的目光自然而然地再次投向了大山，太行山、恒山、管涔山、中條山、呂梁山、沂蒙山……
毛澤東在給劉鄧的電報中說，太行山，就全交給你們了，由你們來當山大王。
山大王，是強力的象征。
可129師呢？
力量太小。
這里有一份129師1937年9月出師時的人員和裝備詳表：
人員：9307人
馬匹：445匹
騾子：90匹
步槍：3412枝（彈43012發）
馬槍：724枝
自來德槍：539枝（彈2872發）
手槍：93枝（彈6051發）
花機關槍：3挺
重機槍：29挺（彈23222發）
輕機槍：93挺（彈27361發）
手機槍：72把（彈310發）
迫擊炮：6門（彈67發）
……
沒有軍用地圖，只好在太原的書店里買了十多本小學生地理書，一個團發一本。學生地圖太簡單了，太不明顯了。忻口戰役后，衛立煌南撤時給了幾幅地圖，仍不夠，只得讓參謀處長李達他們自己繪制。
還有，129師在三個師中是最復雜的。
紅四方面軍的底子，都是張國燾老人馬。
徐向前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一批如獅似虎的戰將多年出入他的帳下。
陳賡、倪志亮、劉志堅、許世友、陳再道、陳錫聯、王樹聲、王新亭、王近山、王建安、秦基偉、李聚奎、賴際發、謝富治、王宏坤、李天佑、李天煥、張東遜、鄭維山、皮定均、韋杰……
這是一個弄不好就要引爆的炸藥庫。
在延安，許世友拉了王建安、陳再道、洪學智等三十多個軍師級將領要回川陜根據地打游擊，還揚言要槍斃毛澤東。要不是王建安臨時報告，后果不堪設想。后來，毛親自做工作，三十多個人被從寬處理，最重的許世友，撤銷了職務，開除了黨籍，判刑一年。
雖然表面平靜了，但心底的想法，誰能看得清楚呢？
最明顯的是在徐向前的安排問題上。
一方面軍軍團長林彪當了115師師長，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當了120師師長。四方面軍呢？雖然張國燾和陳昌浩犯了錯誤，但四方面軍的軍事統領一直是徐向前，而徐只安排了一個副師長。
別的師都是原首長掌握，老兵老將老熟人，上下知心，只有129師，師長、政委都是外派的。
中央在安排129師領導人選時，是頗費心思的。
四方面軍是鄂豫皖的老底子，將領大都是湖北人。后在川北發展壯大，所以士兵多是四川人。鑒于此，安排了湖北人張浩和四川人劉伯承當主官。
現在張浩累倒了，鄧小平來了。
他低矮瘦弱的肩膀能扛得住嗎？
面前的任務，一如這太行山般沉重。
真假閻錫山
如今，陌生的太行山，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山頭，都瞪圓了眼睛，看著這個矮小的年輕人，他才34歲，還是個光棍漢，一口四川方言，能與這片大山融為一體嗎？
但，鄧小平是個沉默的人，與面前的太行山一樣。
最終，他與太行山達成了默契。
最終，這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山頭，成了他最忠實的聽眾，最緊密的隨從，最勇猛的戰士！
他的目光，向西看去。他看到了一盞燈，燈下是一個老翁，嘴唇上的兩縷胡須像蝴蝶的翅膀一樣上下扇動著……
一盞抗日明燈在山西點亮了。
可以說，這盞燈是閻錫山和共產黨共同點亮的。
當然，燃料就是當時彌漫在山西溝溝嶺嶺間特有的濃厚的民族抗日氣氛。雖然，這盞燈后來燃成了熊熊烈火，把閻錫山燒得焦頭爛額。但我們不能否認閻錫山在抗日初期的功勞。
人們印象中的閻錫山是精于撥拉算盤的生意人，一個見風使舵的陰謀家，一個修窄軌鐵路的土皇帝，一個“學會五臺話，就把洋刀挎”的舊軍閥。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個既有舊學淵源、又接受近代文明教育、各種思想兼收并蓄的開放型知識分子，是一個依靠地方有限財力迅速發展了地方經濟的實業家，是一個在抗戰初期積極抗日、吸引全國熱血青年投奔的抗日戰士，是一個為八路軍提供了巨大舞臺的盟友。
真實的歷史總是要比教科書復雜百倍。
留學日本，結交孫文，提倡三民學說，參加辛亥革命，年輕時的閻錫山是中國政界的一個鷹派人物。
也曾暗揣天下之心，幾次參加軍閥大戰，占據北京，號令天下，幾近登頂，但最終功敗垂成。
中原大戰后，閻錫山年近五十，閉門療傷，恍然而知天命，暗嘆一聲，方收回窺視天下之心。1934年11月9日，蔣介石攜宋美齡到他的老家河邊村探視其病重的父親后，更鐵心歸順南京。乃父臨終前，再三告誡在其墓室后壁上全文鑲嵌諸葛亮的《前出師表》，讓閻百日守墓時晨昏默念，暗示他安守輔臣之命，勿生謀鼎之念。
所以，從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閻錫山安心治晉。
世人多以閻氏在山西修窄軌鐵路以詬病，諷刺其搞地方封閉。其實不然。
當時山西主要有兩條干線鐵路，正太路和同蒲路，都是窄軌。
正太路與閻沒有關系，1902年由慈禧批準，法國道勝銀行承辦，因而采用當時法國型鐵路軌距，即一米寬之窄軌。
同蒲鐵路是閻于1933年5月開始修筑的，此前再三申請，才得到南京政府允許，但筑路資金需要地方自籌，所以，閻錫山修筑同蒲路始終貫徹一個經濟的原則。正是從這一原則出發，他堅持仿效正太線將同蒲線也修成窄軌。據閻錫山給南京政府鐵道部的《山西省修筑窄輕軌鐵路之理由書》中透露：修每米38公斤寬軌，全線需要投資9000萬元。經調查同蒲路沿線貨運量每年約四萬噸公里，連同客運收入（旅客7500萬人公里），每年總計約350萬。如果以該路運量每年增加30%計算，除去利息、支出，損益扣抵，50年內不但賺不了錢，累計還虧損37.43億元。而改修窄軌，則不僅鐵軌成本降低，而且能夠節省大量人力與其他材料，投資僅需3400萬元。20年內除收回全部投資外，并可盈利670萬元。50年內約可賺回30.63億元。正負比較利弊自明。
同蒲路從1933年5月動工到1937年抗戰爆發基本貫通。這四年里，閻錫山花費了太多的精力，省署人員幾乎全體總動員，輪番上路勞動。閻每周召開兩次筑路會議，雷打不動。四年中不僅修成了850公里長、貫通全省南北的干線鐵路，而且還完成了總長度達180公里的五條支線。
由于閻錫山一切從節約出發，處處精打細算，不僅工期大大提前，而且建筑費用大大降低，同蒲路的建筑費總計1650元，每公里費用不足2萬元，不及原設計費用的一半，更不及寬軌鐵路費用的五分之一。
這不能不說是閻錫山在山西的一大德政。
造產救國，這是閻錫山治晉的又一思路。閻在日本時，就認識到工業化是世界潮流，是國家強盛之根本。中原大戰后，閑居五臺河邊村的閻氏就聘請留美博士邊廷淦為召集人，在太原設立西北實業公司籌備處，聘請各類專家為籌備委員，分設特產、礦業、紡織、化工、水利、牲畜、肥料、冶金、交通、商業、銀行等十二個組，在山西各縣、西北各地進行資源調查，設計規劃。
1933年8月1日，西北實業公司正式成立，閻錫山自兼總經理，對全省舊有官辦工礦企業進行了全面改組。
到全面抗戰爆發，先后只有四年時間，西北實業公司名下已擁有數十家大型工業企業，建成了包括鋼鐵、燃料、電力、機械、化學、建材、紡織、兵工、造紙、火柴、皮革、面粉等輕重工業、國防工業在內的規模可觀、門類齊全的基礎工業體系。它所形成的以重工業、機械工業為主的工業格局，一直延續到1949年及其以后，甚至現在。
閻對自己奉守頗嚴，每天早晨，他都要集中司令部全體人員，集體訓話，宣讀重要文件，即使在落難的時候，也未曾輟。他的確也是一個勤政的人。
閻個頭不高，粗壯，最突出的是兩只圓圓的眼睛，明察秋毫。幾百人的朝會，他講著話，下邊有一個人走神，他一眼就能看出來。稍稍駐目，一道電光閃過，令人不寒而栗。
可以說，在日本進占山西的這幾年里，山西民族工業、國民教育都發展了。民間稱賢“閻先生”。
雖然歸順南京，但閻錫山依靠其特殊身份以及與蔣介石的特殊協議，山西依然是國民政府治下的唯一特區。蔣系軍隊不在山西駐防，蔣系的各種特務組織，也插不進山西。最典型的是國民黨黨部問題，自從1931年被閻默許搗毀以后，一直沒有建起來。偌大的國民政府治下的山西，竟沒有國民黨黨部，沒有公開的國民黨員，真堪稱民國怪事。
對這個資歷高、實力強、威望重的政治老手，蔣介石想消化，卻又苦無時機，只好私下里急得拍墻。
日本一來，局勢變亂，黑紅梅方，重新洗牌。
抗日是肯定的，雖然他曾在日本留學，與幾個侵華的主要人物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多田峻等人是密友，對日本也不無好感，但他是一個中國人，是一個民族意識濃厚的中國知識分子軍人，國難如天，他的本能拒絕他在民族問題上有任何猶豫。
既要依靠國民黨，又要防備其借抗日吃掉自己。
對于共產黨，雖是敵人，卻是羽翼新成，不可小覷。惹不起，卻也躲不過，因為只有一河之隔；躲不過，只有利用。
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閻錫山清楚地知道，陣地戰是打不過日本人的，只有放進來打。共產黨在窮人里面卻很有人緣，進行全民抗戰，要發動民眾，只有依靠共產黨。
既能合力抗日，又能牽制國民黨的吞并，還能交好共產黨，更能將全體山西民眾團結在自己的旗下。一招棋變，全盤皆活，何樂不為？
處在日本人、國民黨、共產黨夾縫中的閻錫山，是當時最清醒最謹慎的老翁。
傾斜的小城
小城是何時筑起來的？
小城是如何建起來的？
不曉得。
可以推測的是，小城的始祖一定是一個匆忙的粗心的漢子。
這從歪歪斜斜的小城街道上可以看出來。涉縣城全是斜街，走在這里的外地人，是分不出東南西北的，即使是本地人，也沒有明確的方向意識，有點兒類似天津衛，僅僅知道前后左右。連縣城的城門，也沒有正南正北的，全是偏方向的。太陽出來了，不是在正東，而是在偏北，因為城內的主街其實是東南向的。
也難怪先人。這本是一片深山河溝里的荒蠻地帶，若非是走投無路，誰會到這兒來落腳呢。這兒離稍稍繁華的武安、磁縣、峰峰都是百多里，路呢，也沒有，除了大山還是大山，相連通的只有那一條條深深的河溝，那是冰川世紀的腳印。人們就這樣踏著大大小小的石頭蛋兒，在日月的燈下，趕著毛驢兒，馱著山貨，默默地走。走上三天兩天，才能走出大山，遇到集市和鹽粒。
河道是他們延長的路，河灘就是他們收縮的家了。草草地在河邊搭個棚，壘幾塊石頭，扎幾根籬笆，就是家了，連螞蟻、鳥兒也會的。于是，河灘上就有了第一簇不規則的泥棚。一百年，又是一百年，蘑菇一樣，相擁而生。殊不知，這河灘本來就是傾斜的，偏移了星月，于是，簇簇的草棚就這樣斜斜地沿襲下來了，拉著手，連成了村莊，連成了城鎮。也難怪祖宗，誰能想到千年以后這里還會是一座城市呢？
第一個匆匆搭起的草棚子傾斜了，其后千百年的生活也傾斜了，由此繁衍成群，形成風水，形成格局，形成了一座別具特色的傾斜的城市。
這座傾斜的城市，原名叫崇州，后名沙陽，后來由于山溝縱橫，來往皆需涉水，遂定名涉縣。涉縣城墻厚實，二門（由于城小，只設北門和南門）緊閉，雞犬無聲，人們在太陽的陰晴和季風的冷暖里平靜又迷糊地過著日子，雖貧瘠卻滿足，雖無知也安寧。
民國二十六年秋天，一批黃色的、灰色的、黑色的軍隊匆匆地進來，騎馬的、徒步的、躺擔架的，那是從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方向退回來的國軍們，53軍、29軍、張學良的東北軍、川軍……
平靜的山坳里亂成了一鍋粥。
失去控制的軍隊就是土匪，一旦潰散，就像失去蜂巢的黃蜂，亂叮亂咬，嚶嚶嗡嗡。人的惡性全暴露了出來：抓丁，派糧，派款，割青莊稼喂馬，卸頂梁柱燒飯，井臺邊撒尿，神像前拉屎。見誰家的媳婦漂亮，就強迫抻面條，脫光上身，把嬰兒玩耍的銅鈴鐺系在兩個乳頭上。女人抻面時，上身晃動，鈴鐺“叮叮”直響——響鈴面。
不少有黃花姑娘和年輕媳婦的家庭趕緊在房后挖地窖，天一亮就藏進去。
年底的時候，孫殿英的新五軍也來了，司令部駐在城東寨上村藥王廟里。
讓人吃驚的是，這個滿臉麻子的將軍下馬后的第二天，就槍斃了兩個擾民的軍官。一時間，人們各安其營，公賣公買，集鎮上的店鋪重新開張了，地窖里的姑娘上山做田了。
新五軍是蔣委員長剛剛批給的番號，不能砸了牌子。
孫殿英自從東陵盜寶之后，大盜、土匪、軍閥的惡名便死死地戴在了頭上。中原大戰后，孫歸附張學良，任41軍軍長。1933年2月，日軍進攻熱河，孫率部頑強抵抗，激戰兼旬，受到國人贊揚。之后，受命為青海屯墾督辦，西進時受到寧夏馬鴻逵的圍攻，逃往北平投奔宋哲元。日本攻下北平后，被迫南逃，沿途打出抗日旗幟，收拾人馬，到冀南時，竟達上萬人，組成冀察游擊隊。
有人有槍還要有名號。正好蔣委員長號召抗日，正在整編部隊。他便到南京，用十根金條和一把戰國寶劍打通戴笠，與蔣委員長見了一面，謀得了一個新五軍番號，駐防武、涉、磁、林等縣，歸屬第二戰區。
正是孫殿英的這塊地盤，日后逐漸過渡成了劉鄧根據地的中心。
星火與濕柴
129師第一批工作團是1937年11月底進駐涉縣的。
團長徐紹恩，是師教導團政治部組織科長，帶了七八個老紅軍，穿著草鞋，戴著斗笠，沿著清漳河畔，就進了縣城。
來到此地，簡直是進了異國。
南方人的口音本來就佶屈聱牙，而此地人的方言又是晦澀難懂，雙方連說帶比劃半天，仍是不甚明白。
八路軍們使勁兒地豎起耳朵，試圖融進這片方言。
必須融進這片方言，融進這片土地！
采訪時，聽不少老人言，第一批來的八路軍都是南蠻子，一個個黑黑瘦瘦的，鬼一樣，滿嘴侉言，唧唧喳喳，誰也聽不清楚。樹葉都落盡了，他們的腳還光著，有的穿著草鞋，腳上長滿了老繭，粗皴皴的，像驢蹄馬蹄一樣。
到縣衙拜會郭振幫縣長，郭縣長頭戴禮帽，手扶文明棍，滿臉笑容，站在門口的兩個獅子旁，熱情歡迎。
“以前國共兩黨是門神打灶神，自個兒打自個兒，現在好了，聯合起來打日本，聽說八路軍能打仗。”
“哪里，哪里，全靠地方政府幫助。”
雙方誰也聽不準對方的方言，好在客氣話都寫在臉上，看也能看得出來。
午飯是在縣衙進行的，郭縣長請八路軍吃了一頓本地的特色飯：抿節。用豆面、玉米面、榆樹皮面摻和在一起，然后在布滿綠豆大小圓孔的鐵篩上擠壓，擠壓成蚯蚓狀，放進湯鍋里加佐料和黃豆芽、紅蘿卜、白蘿卜一起煮熟，撈進碗里，再配上韭菜花、豆腐鹵、青椒泥一起食用。
好多年沒吃過這樣的美餐了，幾個八路軍吃得渾身冒汗，心里也熱烘烘的。
席間發生了一段插曲。
熱情的郭縣長突然感到后背上一陣怪癢，伸手摸去，竟摸出一個肥胖的虱子。他大吃一驚，平時內室里一日三灑掃，何來這等穢物？回頭看著這幫枯瘦的餓鬼，再一提鼻子，一股又臭又酸的怪味，他明白了。縣長的胃口馬上就收縮了，談興也減損了三分之二。忽然想到，這是一群來自野山蠻地的共匪啊。
這個細節，當時八路軍是覺察不到的，是劉縣長事后外言的。
不過，這個郭縣長倒是一個有涵養的紳士，他是不會因為這個細節影響蔣委員長的抗日大計的。
當天晚上，郭縣長安排工作團住在南關一個老財家，臨時租用一家布店辦公，費用由縣府財政科負擔。
第二天，工作團由新五軍副軍長邢肇棠陪同，去武安縣陽邑村拜訪孫殿英。
孫殿英住在一個財主讓出的大院里，迎門的影壁上掛著一把紅綢裹著的寶劍，孫穿著白色的道衫正向周圍幾個穿黑袍的彪形大漢訓話。他的書記官張磐石站在門口，悄聲說：“孫軍長正在布道，請稍等。”剛說完，只聽一陣腳步聲，孫殿英跨出門外，抓住張貽祥的胳膊，大聲說：“八路軍兄弟，我昨晚就知道你們要來，一大早就讓他們準備了水果。你們的宣俠父、王定南，都是我的好朋友。”
孫殿英是個梟雄，結交甚廣，即使在蔣介石剿共最兇的時候，他也不管不顧。1932年他在張學良手下任41軍軍長，駐防晉城，共產黨人宣俠父去見孫，他郊迎十里，結為至交。1933年之后，孫部移防北平以西，與在中共北平特委工作的王定南交情甚好。王勸孫與共產黨合作，孫慨然應允，并答應在冀北民軍編制下給共產黨一個支隊的名義，由共產黨組建這支部隊。不久，由于第29軍南苑作戰失利，宋哲元撤出北平，孫也被迫南逃。兩人斷了聯系。
當天晚上，孫設宴招待。
作陪的是他的副軍長邢肇棠和書記官張磐石。
當時，共產黨的勢力已經無孔不入，孫殿英做夢也沒想到，他喊來作陪的兩個人竟也都是共產黨員。副軍長邢肇棠早就是共產黨的座上客，兩年后就擔任了劉鄧晉冀魯豫邊區的副議長。
孫殿英最貼心的書記官張磐石的身份更是蹊蹺，本是共產黨北方局的宣傳部負責人，1931年被捕后在保定監禁，日本攻破保定后，國民黨監獄沒人管了，正好孫殿英路過，就將其帶了過來。一年以后，這個書記官就回到了劉鄧身邊，擔任太行根據地的宣傳部部長，建國后又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事后，孫正式與八路軍簽了一份協議：
一、在國共合作前提下，團結抗日，發動群眾，堅決不當亡國奴；
二、互通情報；
三、如有日軍進攻，要互相配合作戰。
1938年1月，東北軍騎四師駐涉后，張貽祥于第二天晚上即到師部駐地南莊登門拜訪其師長王奇峰。第三天，該師政訓處長也來八路軍工作團進行回訪，北望家鄉，痛哭流涕，表示“堅決不當亡國奴”，并送給八路軍幾條軍毯。
這是一片沉默的土地。
散落在山山溝溝里的村莊們的組織形式大部分還都是沿襲千年的“鄉約制”，村里少數幾個上層人物輪流坐莊，操縱全村的生殺予奪大權。“鄉約”設正副各一人，統管所轄村莊的行政事務，下設三至五個“公執”，專門評判民事糾紛。每個約所還有三至五個“地方”，負責執行催糧、催款、扣壓、吊打等任務。
民國十一年，國民政府提倡推行“保甲制”。即用聯保的方法把老百姓捆在一起，十家為一甲，設一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一保長；十保為一聯保，設一聯保主任。這又是王安石變法時的“保甲法”，仍是傳統的統治形式。
村里是土房，小街是石板路，村外是滿山的野柿樹，黑黑的樹干，黃黃的葉子，顯示著大山的寬敞和貧寒，樹杈上掛著澀澀的、紅紅的柿子，像一個個奄奄一息的暈紅的小燈籠，但照不出山鄉的光明。在無盡的大山皺褶里，是山民們饑寒的生活……
“砰、砰……”劉家莊村東頭馮樹田家的門響了。
這是一個雨天，蒙蒙的細雨把山村洇得濕漉漉的，山民們不能上山干活了，都貓在家里編筐子，搓麻繩，劈荊柴。剛住進村公所的幾位八路軍工作隊員第一次上門開展工作。
“誰？”有人答應了。
“老鄉，我們是八路軍工作團。”工作團團長馬力在門外說。
“吱……”門開了，露出一個頭。馮樹田看見門外站著幾個人，頭上的大斗笠擋著雨，枯瘦的臉，臉上還有疤，火燒過似的。他害怕了，最近世道亂，鬧日本，鬧土匪，村里前幾天被綁走一人，后來撕票了。是不是這幫人干的？他的腿顫抖起來。
想到這里，馮樹田支支吾吾著。突然，猛地撤回頭，關上門，回頭跳過墻，往鄰居家跑了。一邊跑，一邊拼命地大喊：“土匪來了，土匪來了，打土匪啊！”
全村的鑼響了，全村的狗叫了。山民們拿著獵槍、矛子槍，沖進了街里，把幾個“土匪”圍住。
馬力連聲說：“我們不是土匪，是八路軍。”
山民們聽不懂什么是八路軍，見他們身上帶著槍，光著腳，又是外地口音，更堅信是土匪了。大刀舉了起來，矛子槍頂在了身上。
正是這時，聯保主任劉老磊跑來了，趕緊幫著解圍。
山民們很忙，家家都租種著幾畝山地，有的在山那邊，每天趕著毛驢，早早地頂著星星出門，黑黑地扛著月亮回家。誰有心思聽這些南蠻子們說話呢。
況且，他們講的都是夢話哩。減租減息？我們沒有地，都是東家的佃戶，多少年的契約都摁了手印，能減下來嗎？明年東家收回土地，我們全家喝風去？
你們八路軍都是外地和尚，一抬腳走了，我們可是走不了，東家可是能惹的？誰敢出這個頭鬧減租，往后第一個倒霉的肯定就是他。
日本人來了
1938年2月，日本人沿著邯長線來了。
邯長線，是從邯鄲到晉東南重鎮長治的交通線。說是交通線，其實就是一條河溝，沿著河灘把大石頭搬開，只剩下碎石塊和細沙，這就是原始的路。上千年來，這是晉冀兩省南部唯一的通道。商貿流通、人口遷徙、兵馬調動，全靠這條路。大雨季節，路面變成了水面，兩省的各項流通也就變成了一盤死棋。
國民黨騎四師在城西偏店抵抗，稍一接觸，便潰退下來。川軍從林縣趕來支援，在皇后嶺一帶堅持了一周，后因漢奸出賣，被日軍抄了后路，2000多人全部戰死。焦尸如蟻，躺滿了山坡，大風一刮，濃濃的尸臭涌滿了城墻。小城人聞到了戰爭的氣息，聞到了戰爭的恐怖。
日軍進城的時候，沿途村頭擺滿了供桌，放著豬頭、活雞，家家戶戶插著小太陽旗。進入華北后，幾乎所有城鎮都是望風而降，垂手獻城。偌大的政府，尚不能守住國門，弱勢的民眾，只能淪為異民了，民族之恥啊。
本城的維持會出來了，挨門挨戶發放良民證，勸告百姓安心生活，甘當順民，皇軍是文明之師，不打不殺，進出城門，買賣店鋪，一切如常。
日軍在城門口擺幾門大炮，隔幾天，向周圍山里轟一陣，以炫耀武力。日軍把大炮看作是武器中的“將軍”和精神支柱，常給大炮系上紅綢子，列隊行禮和祈禱，像敬神一樣舉行供奉儀式。
日軍穿的牛皮鞋底釘滿了鐵掌，走起路來“咔嚓、咔嚓”直響。大洋馬渾圓圓的，比人還高。
每天早上，一群群日本兵蹲在門內，用一根棍棍在嘴里亂攪，滿口吐白沫。有人說，那是在刷牙呢。還有刮胡子，日本人用薄薄的刀片，像一片柳葉，而城里男人的刮胡子刀，厚厚重重的，像鍘刀。
日本人愛洗身子，洗身子也不避人，就在東大街的路旁砌起二十多個大灶，把從老鄉家搜來的大缸像架鍋一樣支在爐灶上燒水洗澡。脅迫老鄉挑水燒火，每一擔水，每一捆柴，給一張粉票（日本鈔票）。火剛剛點著，光著屁股就跳了進去。燒火的人、擔水的人、圍觀的人發現，日本人沒有短褲，只用一條寬寬的布片兜住襠部，纏系在腰間。更讓小城人驚詫的是，洗完澡后，他們都到妓院去了。
在魁星閣南側和北關獅子巷，分設兩處隨軍妓院。都是從日本征來的姑娘，穿著木屐，在大街上碎步走，香香的，很高興的樣子，買零食吃。迎面走來一個日本兵，要和她接吻，妓女不讓，躲閃了過去。日本兵把煙頭偷偷扔到妓女的頭發上。不一會兒，煙火燃燒了，妓女驚叫一聲，回頭叫罵。日本兵哈哈大笑。
恐怖的傳說風一樣一陣陣地刮進城里。
日本人在城東虎頭山上修炮樓，有36個民工手腳慢，被推進土坑里，用開水澆死了，大都是寨上、趙崗兩村的村民。
在段村掃蕩時，日軍專門用門板、桌子腿煮雞燒肉，把每張桌子砍掉兩個腿，每一副門只摘掉一扇。搞得每一家都不能關門，每一張桌子都不站立。不僅如此，全村的豬、羊、馬、牛、驢、騾子，帶不走的，挖走眼睛，砍掉前腿，割掉尾巴……
一個孕婦，被輪奸后，用樹枝楔進陰道，把嬰兒也楔出來了。
抓到一個村干部，吊在樹上，火燒，人油滴下來，滴進火里，吱吱直響。
一個老婦被迫為日軍燒火煮雞，剛剛從鍋里撈出來，就被一刺刀捅死。
不但殺中國人，就是對他們自己的士兵，也一樣無情。日軍十六輜重聯隊在邯長線潞城一帶打了敗仗，回來的路上把40多個重傷的士兵全燒死了。傷兵們大喊大叫：“別燒我，別燒我，我還能活啊。”抬他的鬼子說：“別喊了，回國找天皇去吧。”
……
山里的信息像花粉一樣是靠風傳播的。
日軍的恐怖，像漫天的苦霜彌散在太行山每個縫隙里。山民們的情緒像秋后的莊稼，由綠而黃，由黃而灰，最后，變成石頭一樣沉默無光的顏色了……
沉默的歌
臘月將盡的時候，縣城東片有名望的大戶們都收到了一張請帖，請帖是紅絨紙的，用正楷工工整整地寫著：
某某先生：
茲定于臘月二十五前晌在三區固新村村公所開會，幸勿推辭。
下面蓋著“中華民國涉縣政府”和“十八集團軍第129師工作團”的印章。
另外，還夾著一張小紙條：國難當頭，犧牲在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經工商會公議，恭請認捐大洋××元，軍糧××石。
日本人進城后，縣政府就搬到城東50里的固新村辦公了。八路軍工作團也遷到劉家莊一帶活動了。
當地人窮，辛辛苦苦攢下的碎錢都串在肋骨上，不肯拿出來。開會時間到了，大都以路遠、體弱、世道不寧為由，推脫了。
八路軍工作團再次具文，再次送信，借了幾匹馬，穿上軍裝，挎上槍，上門講道理。如是再三，年底的時候，終于收到大洋600元、谷子3萬斤、玉米2萬斤、柿面2萬斤。
城西的紳士座談會是在偏城召開的，到會者23人。講明道理后，采取分配與自報相結合的辦法，征集軍糧7萬多斤、大洋1000多元。
林旺村鄉紳趙玉明，主動拿出玉米2000斤，柿子炒面一圈半約1000斤，軟棗五斗。
小曲村劉山亮原來在天津做生意，后居家避亂，捐錢200塊大洋。
東鹿頭村江姓財主是一個開明人，不僅捐出十支步槍，還欣然接受了認捐5000雙軍鞋的任務。他出資統一購布，發動村里和鄰村的婦女制作，他每天騎著驢到各家各戶查看進度……
有人報名參加八路軍了。
1937年12月，八路軍派張海順、李義才到溫村一帶招兵，成立涉縣游擊隊，約一個月時間，發展到100人。
八路軍688團參謀長孫角從黎城縣來到涉縣西北部一帶擴兵，因孫與河南店鄉紳王蓬仙是同學舊友，通過王聯系了一些青年，一個月內擴兵800人，成立“抗日獨立團”。組建完畢后，開往黎城縣長凝一帶整訓，因鄉土觀念濃厚，途中跑回200多人，后到潞城縮編為一個營。
1938年3月，八路軍工作隊在胡興壽領導下，在偏城組建“新華游擊隊”，最多時招兵160人，經整頓精簡為120人，后編入129師先遣支隊獨立團。
寂寞的大山里有了紅色的響聲，沉默的石頭開始唱起自己的歌……
冀南——一塊無主的土地
集總朱彭任劉并報胡楊：
一、只有沿平漢線各縣有偽組織，以東舊政權全部崩潰，深縣、武強、武邑、衡水、冀縣、棗強、寧晉、南宮、新河、隆平、堯山、清河、威縣、平鄉、雞澤、曲周等縣均無偽組織，巨鹿原維持會長田秀卿已病死，由一舊軍官王森接事，動搖不定，據談日本到也歡迎，中央軍也歡迎，現來信與我接洽。
二、任（縣）堯山（縣）隆平（縣），人共有一萬余，步槍七千支。輕機槍六七十支，平射迫擊炮各八門，駁殼槍五百支，手提沖鋒槍三十支，成分很復雜，內老土匪二百人，且占領導地位，我黨領導的基干游擊隊四百人，長短槍三百余支。
三、游擊隊原總領導為時如南、劉國棟、鄧文魁，他們三人與各隊長均要求受我們領導甚誠懇，并請我派干部領導，使他們走上正規。
四、孫胡胥張（八路軍先遣支隊負責人）于二十四號召集各游擊隊大隊長以上會議，報告我黨主張，全體擁護，當場呼堅決在八路軍領導下抗日到底，擁護朱總等口號，當時部隊編五個游擊支隊。
五、時如南表現始終擁護八路軍，并要求入黨，愿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劉國棟、鄧文魁、達時中、時風樓，均要求入黨。
六、挺進隊去后只一星期的工作，編制后的各土匪均有轉變，無拉嫖搶劫現象。
七、南宮廣宗威縣間亦有萬余人六七千支槍的武裝力量。但亦多土匪行為，我黨領導者二百人百余支槍，正設法派人去接洽。
八、任（縣）隆（平）堯（山）準備組織縣府，已有七十余村組織了自衛隊，開始戒嚴工作。
九、任隆平等縣，正恢復發展黨的組織，任縣林起章負責，堯山王冠負責，隆平李企川負責，直南特委已打通，他們需要大批干部，我們找不出，請總部及北方局設法派一批來。
師部
十一日十八時
這是129師司令部于1938年1月11日發給八路軍總部的電報。
平漢線以東，德石線以南，津浦線以西，漳河以北，這就是肥沃的冀南平原。包括邯鄲、邢臺、巨鹿、南宮等34個縣市，人口650多萬，面積1.8萬平方公里。
這里地勢坦蕩，人口稠密，資源豐富，為河北的主要產糧、產棉區。
此時，廣袤的冀南平原成了一個平靜的空白舞臺。
日軍南進后，由于兵力所限，只占領了部分城市和縣城。原有的國民黨政府和武裝已全部撤退，絕大部分地方呈現出無政府態勢，只有一些被打散的國民黨殘兵和土匪，還有一些迷信組織趁機亂事。
1937年10月，在此秘密活動的中共組織就曾派人到129師，要求派武裝力量去收拾局面。當時，129師即派張賢約等組成先遣支隊，到邢臺、沙河等地。11月，又派孫繼先、胥光義率30多名營連干部，組成挺進支隊，進入任縣、隆平等地活動。1938年1月15日，又派陳再道、李菁玉帶769團四個步兵連及機槍連、騎兵連組成東進縱隊，以南宮為中心，向周圍各縣開展工作。
冀南，一塊肥美的土地，共產黨怎能輕視？
鄧小平到任后，繼續加大對冀南的關注。
幾天后，就冀南問題拍發了第一道指令：
陳（再道）陳（錫聯）：
一、直（冀）南游擊區一個基干隊成為核心，決從你們正規步兵中抽一個連作骨干，先擴充為營，三個月發展成團，用八路軍挺進支隊的名義，以孫（繼先）胥（光義）為支隊長政委，一切制度照八路軍的，特別加強黨的領導。
二、對外不用軍分區而用支隊名義為要，指揮其他游擊隊協同作戰，必須用聯席名義和通報協商方式實現，特別要在打勝仗中建立威信，不可用上級命令方式。
三、這支隊可就隆平南宮廣宗有基礎的地點著手建立并盡力培養本地優秀干部，須在游擊實戰中鍛煉并樹立威信。
劉鄧
二月十日（一九三八年）
陳再道，湖北紅安人，原紅四方面軍第四軍軍長，文化不高，打仗勇猛，在山里是一頭雄獅，可在平原上呢？
平原上的陳再道仍然是一只猛虎！
他到冀南以后，揮動著蔣委員長和朱（德）總司令的令旗，以抗日救國相號召，廣泛聯絡社會各界，迅速打開局面。
2月中旬，收編了盤踞在邱縣馬頭鎮的土匪李景隆部3000多人，不久改編為八路軍東進縱隊游擊第1師。
2月下旬，剪除冀縣碼頭李的土匪頭子金慶江，收編所部3000余人，改編為東進縱隊第2支隊。
3月初，陳再道邀南宮北部兩支最大的民軍武裝——趙玉祥和段海洲部舉行三方會談，統一成立了三方軍政委員會，陳再道為主任。
3月中旬，又成功策反了駐威縣偽軍警備第1旅，將所部4000余人改編為冀南抗日游擊獨立第2師。
3月19日，鄧小平再派政治部主任宋任窮率騎兵團進軍冀南。
冀南，注定將掀起另一個風暴潮！
山雀滿天飛
且看鄧小平上任后幾天內的工作：
2月1日，與陳賡談386旅干部重新分配問題，派李聚奎到榆次一帶打游擊，開辟根據地。
2月2日，主持129師軍政委員會會議，重點討論部隊組織與干部配備、新戰士教育、干部教育、派遣部隊赴平漢以東開辟抗日根據地等議題。
2月4日，主持129師高級干部會議，討論開辟根據地問題。
2月6日，主持129師團以上干部會議，研究根據地中的武裝、政權、群眾工作三大問題。
……
上任伊始，就死死抓住根據地建設這一最根本問題。
沒有根據地，軍隊何以立足和發展？共產黨何以存在？
一手全力抗日，一手下最大力量進行根據地建設，這是共產黨最成功的秘訣，也是國民黨控制乏力的軟肋。
政委制度是中共借鑒蘇共經驗而來，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為了創建紅軍，蘇共認為許多士兵不是合格的共產黨員，需要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政委的工作內容比蘇聯要豐富得多，不僅要在軍隊中進行政治教育，更重要的是在社會各界傳播黨的聲音，樹立黨的形象，建立黨的組織，尤其在游擊戰的環境中，這對中共的事業十分重要。沒有強有力的全面的根據地建設，老百姓就不可能發動和組織起來，部隊的一切就沒有保證。
比如此時的鄧小平，不僅僅要協助劉伯承打仗，更重要的是建設政權。
鄧小平不聲不響，言語不多，多是對著大山抽煙，即使在最緊張的時候，也僅僅是皺一下眉頭。子彈像雨點一樣從頭上掠過，柿子樹的枝葉幾乎掩埋了他，他用手向左右搖擺了幾下——像是要把射來的子彈撥開似的。
他總是這樣輕輕地笑著，平靜地沉默著。
他心中有著自己的主意，這個主意像面前的大山一樣堅定，也像大山一樣復雜和艱險。
集中以打擊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
目前，最緊要的任務是，趁日軍兵力分散的間隔，把部隊分散到角角落落，發動群眾，建立武裝，建立政權。
于是，劉鄧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129師有計劃、分步驟分遣2/3以上的兵力，到各地開展游擊活動，協同地方黨組織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抗日民主政權，開辟抗日根據地。
一支支游擊支隊和工作團派出去了，像蒲公英一樣滿天飛，將種子撒滿了太行山。
汪乃貴獨立支隊、秦賴支隊（秦基偉、賴際發）、謝張大隊（謝慶、張國傳）、桂張支隊（桂干生、張貽祥）、張張支隊（張賢約、張南生）、趙涂支隊（趙基梅、涂錫道）……
這些游擊支隊和工作團一落地生根，便快快成長，速速分蘗，老部隊一分為三，半年三個月后，再各自一分為三，依此分蘗，一棵樹逐漸繁衍成了一片森林……
兩年后，這些分散的武裝變成了數百個縣大隊、獨立營、基干營，而后變成補充團、獨立團、騎兵團，再以后又整編為教導旅、新編旅、暫編旅，直至發展成三十萬人的野戰軍……
第二章 槍聲代表我的心
南京大屠殺后，一個外國記者問一名日軍：“殺人時，有什么感覺？”
日本人輕松地說：“沒有感覺，就像在海邊剖魚一樣。”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照片：手提人頭微微含笑的日本士兵，正在樂于比賽殺人的軍曹。還有一張照片更為恐怖：一名日軍揮刀橫劈，跪在地上的中國人尸首分離，飛落的人頭定格在半空中，從脖腔里噴濺的血液直刺空中，飄浮的血霧彌漫在畫面上，雖是黑白照片，卻也清晰可見。真是難以想象，在當時的落后條件下，這張照片是如何拍攝的？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反復思索著那場戰爭背后人性深層的一些問題。
雖然戰爭是殘酷的，但人類對生命的憐憫和同情應該是相通的。但日軍在戰爭中對中國人的冷漠、蔑視和殘暴實在令人發指。
中日兩國都承認是同文同種，但仔細研究一下日本文化，都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差距太大了，甚至超過東西方的差距。由于地處狹小，四面海嘯，又由于長期飽受西歐海盜的欺凌，日本民族絕處求生，四面學習。但有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日本學習世界的方法與別國不同：僅取其實用，而舍其根本。比如，對中國文化舍仁義而取其忠勇，學西方工業化而舍其民主制度，對荷蘭、西班牙等國僅學習其海盜伎倆。再如文字，病急亂投醫，拾到筐中就是菜，半文半白，半中半西，各種語言符號摻雜其中……
這是一種畸形的文化結構。
毋庸諱言，這種急功近利式的開放給日本帶來了初步工業化、城鎮化，也帶來了科學教育的普及。但畸形的文化結構必然帶來畸形的心理結構。狂傲與自卑、文明與殘暴，一面是菩薩；一面是魔鬼。一面是品清酒，賞櫻花，溫文爾雅，謙謙君子；一面是武士道、法西斯、軍國主義，殺人取樂……
尤其當戰爭來臨的時候，這些狂躁的、片面的、畸形的、不成熟的思維共同擠上了一張溫床，一夜之間膨脹成一個個無情的怪獸。
而此時，中國還處于農業社會、封建時代，黃牛仍是大地的主角，孔孟詩書仍是靈魂的上帝，民族的思想還沉睡在傳統的土壤里……
20世紀30年代初，為了煽動戰爭，日本朝日新聞社在日本進行了一次“支那人形象”社會調查，約3000萬日本人填寫了答卷。中國人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概括為：
“愚昧無知，科學知識等于零。”
“不團結，互相攻擊。”
“什么也干不成，連最細小的事情，也不能讓人放心。”
“做事遲鈍，無論干什么事都是慢騰騰的。”
“又臟又臭，不懂衛生，是蠢豬。”
……
正是這種長期的落后和貧窮，使日本對中國的領土產生了妄想，對中國民眾的生命失去了應有的尊重。
當時，日本本土只有6000萬人，而中國是4.5億人；日本現役軍人38萬人，而國民黨正規軍170萬人。
但日本不管不顧，他們對兩國軍力的估算是一比十，即日本一個師團等同于中國十個師，甚至更多。
日本關東軍只有1.2萬人，而駐扎東北的張學良軍隊達30萬。但日本人視若無物，仍然鳴槍挑戰。
戰爭初期，日本聲言：三個月結束中國戰事。
對華北，他們曾設想，戰場推進到北平南部的保定后，國民黨軍隊肯定會組織一場大會戰，進行防御。這樣，大日本皇軍集中聚殲中國軍隊，一戰解決華北。
“八·一三”進攻上海時，日軍司令官狂妄地宣稱，只需4個小時。
結果呢，他們陷入了一個深不可測的戰爭泥淖。
戰爭進行兩年后，日本軍部哀嘆：中國問題不是一年兩年能解決的，需要十年。后來又說，“帝國欲征服支那，非短時間可成，需制訂100年之計劃”。
這是一片落后而又神奇的土地，五千年的文明發酵成了一種獨特的民族精神，其中包藏著太多的柔韌、太多的頑強、太多的玄奧……
1937年10月初，129師先遣隊從陜西韓城縣芝川鎮東渡黃河。
沿同蒲鐵路，第一站抵達晉北的代縣一帶。此時，經雁門關南犯的日軍正向忻口進逼，國民黨軍放棄長城防線，置重兵于此處死戰。八路軍的任務是配合閻錫山側擊。385旅769團長陳錫聯打響了第一槍，于10月19日夜突襲陽明堡飛機場，用步兵、步槍和手榴彈摧毀日軍24架戰斗機，創造了戰爭史上一個奇跡，蔣介石通令嘉獎。
之后，戰場南移至正太路沿線。陳賡的386旅再傳捷報。先是陳旅在七亙村一帶防備松懈，遭日軍偷襲，受到延安批評。陳賡決心反擊，于10月26日執意在七亙村選擇戰場，伏擊斃殺日軍300多人，取得七亙大捷。但陳賡仍是氣恨不過，兩天后，仍是在同一個地方，利用日軍麻痹，再次設伏，宰敵百余。反用兵法，重疊設伏，戰將陳賡撈足了面子。
日本人，習慣于運動戰、陣地戰，坦克、飛機、大炮并用，正規的戰法。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打斗中，找到了酣暢淋漓的感覺。但遇到八路軍后，這一切感覺全沒有了，空中趕鳥，水中捉魚，大炮打兔子，四面楚歌傳來，一拳打去是風……
太行山的坑坑洼洼中，正義和邪惡在摔跤。雖是規模小，卻是頻率稠，沒有晝夜，遑論風雨……
神頭嶺的槍聲
1938年2月，日軍為配合津浦路徐州一線作戰，以第14、16、20、108、109等師團各一部共3萬余人，分別從平漢、同蒲、正太、道清等鐵路加緊向晉南、晉西進攻，試圖突破黃河，直向潼關、西安。
3月初，日軍繼占領邯長線沿途武安、涉縣、黎城、潞城等重鎮后，已打通邯長線，從東北調運戰略物資和兵員，然后通過邯長線源源不斷地向前線戰場輸送。
邯長線已成為日軍在太行山南部最重要的交通線！
必須斬斷這條線！
在何處？
遼縣西河頭村，劉鄧司令部的墻上掛滿地圖，紅的、藍的、黑的箭頭，一個個張牙舞爪。
從地圖上看，神頭嶺有一條南北向的深溝，邯長公路正從溝底通過，兩邊山勢陡險，既便于隱蔽，又便于出擊。公路剛出深溝又陡然掉頭向東，轉彎處的北側又有一座高山——申家山。日軍從南而來，正好鉆入一個隱形的口袋。
在山山溝溝里摔打了十幾年的共產黨軍隊最喜歡的就是這種地形了，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都是游擊戰的圣地，都是游擊戰的道具，都是大自然對弱小的八路軍的殊賜。八路軍就是從這里成熟的，從這里壯大的，最終成長為一個個強健的大漢，雄赳赳氣昂昂地列隊走進了城市。
習慣于正規戰的日軍對此就缺乏敏感，鉆進去還渾然不知。
日本人對中國的兵典《孫子兵法》不屑一顧，認為其中充滿了狡詐、欺騙和詭辯。他們崇尚的是正規的陣地戰，刀對刀、槍對槍的實力較量。殊不知，他們恰恰就輸在了這里，忽視了《孫子兵法》，也就忽視了中國國情、中國文化，也就忽視了一個個勝利的機會……
劉鄧初選地形后，伏擊任務就落實到了陳賡386旅的頭上。129師共轄385旅和386旅兩個旅，出征時只過來他一個整旅和385旅的769團，385旅旅部和另一個團留在了延安。
自從年前在七亙村被偷襲后，陳賡在作戰部署上格外小心。雖然他的腿受過傷，行動不便，可以委派參謀長到現場察看地形，但他還是執意親自走一遭。
這一看，果然就看出了大問題。
陳賡大驚失色。
他萬萬沒想到，眼前的地形與地圖上正好相反。邯長公路根本不是從溝底通過，而是裸露在山脊上。山脊的寬度不過一二百米，兩旁地勢比公路略高，但沒有任何隱蔽物，只緊貼著路邊有些過去國民黨軍隊做的舊工事。地圖上的申家山并沒有緊靠公路，中間隔著一條寬寬的大溝。
顯然，這樣的地形根本不適合埋伏，既不好隱蔽，也難以展開攻勢，北面又是深溝，預備隊運動不便，搞不好還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
同行的人都大罵這漢奸地圖。
原來，129師使用的軍用地圖是前幾年繪制的。近幾年，閻錫山治理山西，對一些易受洪水沖擊的原始公路進行了調整，這條路原來是河道，雨季往往無法使用，就搬到了山坡上，戰爭開始后，新版地圖還沒來得及印制。
新的埋伏點選在哪里？
大家莫衷一是，連夜順著黎城和潞城之間的20公里山路來回勘察，提出了十多個地方。
天明的時候，沉默了一夜的陳賡思維也清晰了，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神頭嶺！”
眾人都驚呆了，連政委王新亭也沒有說話。
“不要一提伏擊，就想到深溝陡崖，沒有它，仗還是要打。”陳賡說，“一般講，神頭嶺地形不理想，但正是我們出其不意打擊敵人的好地方，正因為地勢不險要，敵人必然麻痹。而且那些工事離公路最遠的不過百米，最近的只有20米，敵人經常來往，早已司空見慣，如果我們偽裝好，敵人是不會發現的。山脊狹窄，兵力確實不易展開，但敵人更難展開。”
說到這里，陳賡用手杖在兩張桌子上一架，問道：“獨木橋上打架，對誰有利呢？”
771團團長徐深吉說：“當然誰先下手誰有利！”
“對啊，只要我們突然、勇猛，這不利條件就只是對敵人的不利。”
談到預備隊的運動，陳賡問772團團長葉成煥：“如果把二營放在申家山，能不能在40分鐘內（邊打邊跑）翻過大溝，沖上公路？”
葉成煥說：“半個小時保證沖到！”
大家好像從狹窄的山溝里一下子走到了平原上，心里亮堂堂的。但還是有人低聲說：“這樣是不是太冒險？劉鄧會同意嗎？”
陳賡詭秘地一笑：“這就看他們是不是軍事家了。”
戰役部署如下：769團為左翼隊，其一部分襲擊黎城，主力則伏擊涉縣可能增援之敵；386旅之771、772和補充團為右翼隊，在神頭村附近三面埋伏，準備伏擊潞城方向來援之敵；772團3營斷敵后路，并分出一個排監視潞城之敵；另派20名便衣偵察潛入潞城西南，監視長治方面日軍動向。
3月15日，天剛黑下來，部隊就出發，向陣地開進。長長的隊伍，沿著山間小路，伸向漫流嶺、申家山、神頭村……
參戰的有一部分是新戰士，幾天前還是黎城、涉縣、遼縣一帶的民兵，他們手里的武器只有紅纓槍，盼望著明天早上換武器。
陳賡和司令部人員走在一起，走著走著，突然沖身后的王新亭喊道：“瞎子當心，下坡了！”
王新亭是近視眼，平時戴高度眼鏡看書還要湊到眼邊，聽見喊聲，急忙蹲下來，伸手去摸地。
“唉，你這瘸子……”王新亭馬上意識到自己受騙了。但他不示弱，看清是平路后，立即連連催促身邊的人：“快走！快走！”說完，帶頭就跑到了前邊。
陳賡的腿是1927年8月南昌起義后退到會昌時被打斷的，要不是傅連暲，早鋸掉了，但仍是有點拐。他一瘸一拐地緊走著，仍是跟不上，只好認輸。
過河了，陳賡停下來，伸出手杖，說：“來吧，讓我這瘸子來牽你這瞎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政委攙扶過河。
半夜時分，各部隊進入陣地。陳賡來回地走著，告訴新戰士，要盡量向前推，逼近公路，不要隨便動工事上的舊土，踩倒的草一定要順著風向扶起來。
這時，一個戰士問：“旅長，離路這么近，可不要給鬼子踩到頭上發現了啊。”
陳賡說：“只要偽裝好，日本人踢飛你的帽子也不會發現，要是發現了，你開我的批斗會好不好？”
正說著，遠處傳來了一陣沉悶的轟隆聲，那是擔負“釣魚”任務的769團對黎城的襲擊開始了……
黑暗中，各連連長給每個人送了兩個窩頭，純玉米面的，甜甜的，打仗才有的好伙食。埋藏在公路兩側石頭縫隙里的數千張嘴巴使勁地嚼動著，一張一合，發出牛吃草的聲音。
“吱吱、吱吱……”幾個穿便裝的新兵正在用身邊的石頭磨紅纓槍頭。槍頭白白的，像新剝的生蔥。
天蒙蒙亮的時候，命令下來了：以連為單位，抓緊撒尿、拉屎；屎、尿集中一處，注意掩埋和偽裝；天亮后誰也不準動。因為那時有人上山打柴，也有路人經過，容易引起驚恐，走漏了消息。
太陽從東山坳浮了起來，驚奇地看著這些像昆蟲一樣趴在石縫里的漢子們，剛剛發綠的蒿草和去年的枯草擁在一起，像一個破舊的大毛毯子，戰士們把身體深深嵌在土石里面，恨不得變成一根細微的草、一枚僵睡的蟲……
風悄悄地吹著，帶著一絲絲縹緲的青草的鮮味，那是春天的氣息。哦，敏感的鼻子，你能嗅到日本人的消息嗎？
日本人是九點鐘過來的。
黃黃的，像一條毛茸茸的草蛇，在山腰間蠕動著，又像一群黑色的甲殼蟲。
先是步兵、騎兵，中間是輜重車隊，后來又是步兵、騎兵，有一兩千人。后來才得知，這是日軍16師團柏谷部隊的精銳，他們滿以為這樣大的部隊，土八路根本不敢惹，因此又帶上108師團屜尾部隊的一個輜重隊，妄想救援黎城，護送車隊一舉兩得。
到達神頭村后，日軍突然停下來，過了一會兒，走出一支30多人的搜索小隊。
日軍發現了什么？搜索隊沿著一條小道徑直朝772團一營陣地走來，一步步接近工事，釘著鐵掌的皮靴“咔嚓、咔嚓”地響著，糟了……
但是，一切擔心都是多余的，日軍只注意了遠處，注意了溝地面的申家山，對于腳下這些見慣了的工事，根本沒放在眼里。
看到申家山沒動靜，大隊人馬沿公路跟上來。
這時，攻擊的信號響了。
平靜的大梁，頓時變成了一座火山，每一棵樹干后面，每一顆石頭后面，每一叢雜草后面，都露出了毛茸茸的人頭，火閃閃的眼睛，眼里噴著火，槍筒里噴著火……
硝煙中，紅纓槍沖了上去。
這種中國特色的冷兵器，用了上千年，在這個特殊的地方，不僅沒有過時，反而別具優勢。紅纓槍從槍尖到槍柄2.2米，而日本的“三八”步槍，包括刺刀才1.9米，對刺中槍長者占優。
山溝里，太陽下，數千人拼殺在一起，刀光劍影，血肉橫飛。
九連連長劉大可被日軍捅透了胸部，血液像井噴一樣。他死死抱住日軍的腿，日軍嚎叫著，用刺刀在他的身上、胳膊上猛扎。這時，他咬響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
一營王小毛，連續刺倒三個敵人，自己也被刺破了肚子，腸子流了出來，粉紅粉紅的一大團，他兩手捧住填進肚里。用腰帶扎住傷口，又沖了上去……
一個日軍被紅纓槍捅進了眼窩，眼珠出來了，掛在臉上，嗷嗷地叫著……
司號員杜旺保抱著一塊大石頭沖上公路，把一個日軍的腦袋砸得腦漿迸裂……
20多個日軍鉆進一個山洞里，八路軍喊，不出來，往外打槍，只得扔手榴彈，全部炸死。炸爛的肉皮、血漿、頭發、耳朵涂滿了洞壁。
……
正殺得難解難分，申家山對面的772團2營沖上來了……
這一仗，打死日軍1500多人。公路上躺滿了尸體，綠草、白草全被血染紅了，濃濃的血腥像霧嵐一樣，擁塞在山坳里，讓人喘不過氣來。
被打斷腿、炸破肚皮的戰馬們，淚光盈盈地躺在地上，看著這一切……
汽車的墳場
河溝里的邯長路此時成為日軍最關注的一條線路。
神頭嶺伏擊戰后，日軍加強兵力，在涉縣與黎城之間的椿樹嶺、東陽關分別駐軍。沿途兩側多用馬隊巡邏，兩側數百米之內莊稼全部拔去，樹木全部砍掉。汽車來回運輸，向晉西、晉南黃河各渡口運兵。敵108師團侵略上黨，就是依靠邯長公路這條輸血管。
129師決定在邯長路上再打一仗。
鄧小平提議讓副師長徐向前指揮。
抗戰初期，這位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一直在山西與他的老師和老鄉閻錫山做統戰工作，還沒有打過仗呢。
枯瘦，寡言，愛抽煙，抽那種長長的裝滿劣質煙絲的煙鍋，深諳軍事，淡于政治。在紅四方面軍任總指揮時，張國燾搞肅反，把他的妻子殺了，徐竟然不知道。徐向前率西路軍進入青海，血戰荒山，全軍覆沒，只身乞討回到延安，向中央哭訴。毛澤東撫其手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留得青山在。”
在黃埔軍校時，由于是第一期，蔣介石格外關注，每一位同學都單獨談話，進行籠絡。蔣找他談話時，他一口山西方言，蔣聽不懂，看他骨瘦如柴，靦腆內向，也不像一個人物，就很失望，擺手讓他走了。不想一參加共產黨就變成了一條蛟龍，指揮紅四方面軍連戰連捷，將之擴展到8萬之眾，成為兵力最強的主力紅軍。
枯瘦的徐向前騎著他枯瘦的大青馬，用馬蹄叩遍了路邊的每一塊石頭，用目光撫摸了兩側的每一個山頭，終于為遠來的日軍選定了一個寬大的墳場——響堂鋪。
這里是東陽關和涉縣敵人兩個據點增援的最遠處。
1938年3月30日晚，部隊秘密進入位于響堂鋪村南的陣地。
響堂鋪村位于西起東陽關、東到椿樹嶺長達30華里的狹長地帶的中心，邯長路就逼逼仄仄地橫在村南深深的河溝里，河溝的南岸陡壁懸崖，人莫能攀，溝北側是斜面的崗坡地帶，可以伏兵。
午夜，鄧小平率師直隊進到佛堂溝。徐向前的指揮所設在響堂鋪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通信兵飛快地在山與山之間跑動著，把電話線拉扯到各前沿陣地，黑色的電話線靜默地潛伏在荒蕪的石縫和野草里。771團、769團主力是第一梯隊，埋伏于大道以北的后寬嶂村到楊家山一線，前者為右翼隊，后者為左翼隊；772團主力為第二梯隊，集結于馬家拐，并派出小部隊向東陽關警戒，阻止由黎城和東陽關來援之敵；769團以四個連兵力到椿樹嶺與河南店之間，阻止由涉縣來援之敵。另有一個排，把住附近響堂鋪和前、后寬漳村各路口，不讓村民出去，以免暴露目標。
設伏陣地，多是背陰處，坑坑洼洼里積雪白白，深夜又結了一層冰。
天亮了，在雪地里埋伏了一夜的戰士們紛紛用眼睛詢問著。
各連、排的主官開始做工作：釣魚要看浮標，越沉住氣釣的魚越大。
769團三營營長鄭國仲在山坡的后溝里爬來爬去：“沉住氣，我們徐總指揮判斷不會錯。”
都是紅四方面軍的人，大家還習慣稱徐向前為總指揮。
意外偏偏發生了。
一陣急促的電話鈴響起，771團團長徐深吉報告：“東陽關發現敵200余人，進到馬家峪，長寧東南高地有敵騎兵，向我側后運動。”
突如其來的敵情！如果日軍發現我軍設伏企圖而將計就計，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險的，就應該立即撤出陣地，另尋戰機；如果不是這樣，盲目撤出，失掉戰機，那是沒打敗仗的敗仗。
“撤不撤？”電話筒燙得燒耳朵，更燒心。
徐向前的兩眼死死地盯著對面的大山，恨不得看穿敵人的企圖。稍許，他說：“按原計劃執行，嚴密埋伏，不得暴露。”
放下電話，馬上派老參謀鄧仕俊和另一位參謀，換便衣飛奔到東陽關和蘇家墳方向探聽虛實。徐向前反復叮囑：“一定要把情況搞確實，速去速回！”
徐向前拿出大煙斗，裝了滿滿一鍋煙，站在地圖前，猛勁兒地抽著……
約兩個小時，參謀回來了。情報正如大家所盼：東陽關方面，敵人沒有異常；警戒分隊看到的“敵騎兵”，是幾頭馱驢，由老百姓趕著向北去了。
“好，太好了！”徐向前枯瘦的臉上凝著滴滴的冷汗。
31日上午點多鐘，日軍第十四師團山田輜重部隊兩個汽車隊的180輛汽車及掩護部隊從西邊慢慢開來，車屁股后面揚起滾滾黑煙。
“……53、54、55……”769團團長陳錫聯在心里數念著，數到第80輛，放過去，那是前邊部隊的早餐。再往后，就是自己的任務了。
“砰、砰……”突然，南坡的遠處打了兩聲冷槍，在山溝里回旋。
是漢陽造的聲音，不是三八大蓋，能聽得出來。日軍先進的三八大蓋步槍，響聲清脆。而中國老式步槍，聲音則顯得沉悶、渾厚。
這兩聲冷槍是迷惑槍。
軍事家組織一次戰役就是制作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哪一個環節出錯都會留下瑕疵。徐向前在細節上是很注意的，如果用三八大蓋發冷槍，日軍馬上就會懷疑是八路軍大部隊埋伏。而用老式步槍，日軍則會認為是地方游擊隊，打兩槍就跑，不足為懼。
果然，日軍上當了。汽車停下來，大部分日軍都伸長脖子，向南山坡觀望，并沒有多少驚慌和戒備，又是小小游擊隊在搗亂。
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趁敵人注意力南移的時候，北坡的八路軍大部隊露出了頭，伸出了槍，舉起了手榴彈……
沉寂的山溝一下子引爆了。
步槍、機槍、擲彈筒、手榴彈、遠處的迫擊炮，一齊向山溝里噴火。汽車的油箱被打著了，軍火被燒爆了，爆炸物四散飛迸，汽車輪子飛起數百米高，在空中旋轉。
大火熊熊中，八路軍、游擊隊又沖了上去。只有這樣，才能盡快地肅清敵人，結束戰斗，繳獲武器。否則，日軍的增援部隊趕來，一切都晚了。
身處絕境的日軍背靠背，圍成一圈，揮舞著刺刀，拼死抵抗著。
幾個輕傷的日軍，在山崖下剖腹自殺了。
重傷士兵則央求同伴把自己拖進火堆，有的主動爬進了火海。
指揮官中井少佐自知損失巨大，難逃罪責，命令士兵把自己人的頭割下來，帶走。有一個士兵腰里掛著幾個人頭跑了。
……
響堂鋪伏擊戰組織嚴密，堪稱精致。
有一點可稱遺憾。那就是八路軍傷亡較大，達317人（日軍傷亡400多人），而且其中有不少人是非正常傷亡。
一個原因是八路軍炮兵和步兵協同作戰差，炮兵觀察員應隨步兵先頭部隊行進，及時把步兵要求射擊的目標，用信號彈報告炮兵陣地，這是一般的規則。但這次戰斗進展太快，很快便與敵交叉在一起進行白刃戰。步兵正在拼刺刀，后方迫擊炮仍然轟炸，敵我俱傷。
另一個原因是八路軍缺少科學知識。180輛汽車中有不少沒有爆炸，一部分戰士把汽車油箱砸壞后，竟然用火把點汽油燒汽車。流淌滿地的汽油以每秒鐘20米的速度引起爆燃，又燒死不少人。
180輛汽車如何處理？沒有鉗子，沒有扳手，也從沒聽說過這些工具。附近的游擊隊員、農民紛紛上前，不會拆卸螺絲，就用石頭砸，砸下的鐵片回家做簸箕，打镢頭。
然后就是燒，剛才還生龍活虎的汽車們，一會兒就全燒化了，流成了鐵泥。
太可惜了，但沒辦法，敵我力量差距太大，我們沒有穩固的根據地，沒有工業基礎，我們只能進行游擊戰。汽車對慣于山地作戰的八路軍來說是累贅，無法使用，只有燒掉。
129師在邯長線上頻頻出擊，使日軍的這條供給線基本癱瘓。
1938年4月初，惱羞成怒的日軍聚集重兵對晉東南地區實行九路圍攻，企圖與八路軍決戰。
此時，閻錫山的第二戰區分為東、南、北三路軍，其中東路軍由朱、彭指揮，東路軍除八路軍外，還有國民黨李家鈺（駐黎城）、李默庵、曾萬鐘、武士敏（駐子洪口）等部。抗戰初期，正是國共兩軍合作的“蜜月”階段，前線各部隊相互配合，雙方將領親如兄弟，過年過節相互看望。
4月15日，日軍117聯隊3000人，帶騎兵重炮至武鄉縣常樂村一帶，129師主力及115師344團在劉鄧指揮下，包抄急襲。國民黨各部隊也紛紛趕到，16日上午10時，全線猛攻，下午5時，結束戰斗，共斃傷日軍2200多人。
常樂村之戰后，八路軍與國民黨軍隊聯合打擊，破襲戰不斷。
戰線長，道路不通，電線中斷，兵力不濟，老虎吃天，無法下口，日軍不得不于1938年4月底退出晉東南。
129師乘勝追擊，收復遼縣、黎城、潞城、襄垣、屯留等19座縣城。
4月29日，第一次光復涉縣。
初試利爪
一群頭纏毛巾的鄉下漢子，簇擁著兩個騎馬人，順著河谷，向縣城走去，踩著石頭蛋，敲著鑼鼓鈸釵。響亮的聲音在原始的山溝溝里傳遞著，從這座山梁到那座山梁。
這是涉縣縣城光復的第二天。
他們是去奪縣衙的。
這可是山里人開天辟地的大膽識。
日本人撤出后，活動在劉家莊的中共縣工委書記劉承棟和地方工作團團長馬力萌生了一個奇特的想法：八路軍打下縣城，理應八路軍派縣長。國民黨縣長跑遠了，縣衙現在也空著，我們不如選個縣長，坐坐縣衙，造造影響，也好在山溝溝里打開局面。
沒有電臺，無法與129師師部聯系，也來不及騎馬請示，兩人大膽地決定，派王錚進城當縣長。
地下黨員王錚當時正在附近的國民黨騎四師做地下工作。
他們連夜在偏城做準備，油印了出任抗日縣長的布告，刻了抗日縣長的公章，組織了100多人去護送。誰領著去呢？正發愁時，磁縣抗日縣長田裕民從遼縣養傷經過劉家莊，他名望大，與國民黨上層人物又熟悉，是最合適的人選。劉、馬二人反復做工作，好說歹說把田裕民留下了。1938年5月2日，他們動員了百余名積極分子，請了一幫吹鼓手，吹吹打打地上任了。
不想，孫殿英已趕在了前頭。原縣長已無影無蹤了，馬上派林縣縣長張守魁火速騎馬進城，轉任涉縣縣長，張貼了公告，占據了縣衙。
人們紛紛站在城墻的垛口上，整個縣城的人都知道了，八路軍與國軍頂起來了。
隊伍走到縣城中心的縣衙門口，國民黨縣長張守魁就走了出來，伸出手，歡迎說：“友軍來了，進來喝茶。”
大家面面相覷。
馬力想，既然來了，就得爭一爭，說：“我們八路軍打下的縣城，憑什么你們來當縣長？”
“咱們都屬國民政府領導，統一戰線嘛。”
“國共合作，地位相同，為什么只能國民黨當縣長，不能任命共產黨縣長？”
“這些民意可以向上反映。”
……
雙方談判，互不相讓。
天暗下去了，馬力等人緊急聯系了一家椒店，給了店主十個銀元，騰出兩間房子，自己任命的民政科長、司法科長、財政科長等幾個人圍坐在一起，抗日縣政府就算成立了。
縣衙門口掛的牌子是“中華民國涉縣政府”，王錚等人商議也應該制作一塊牌子。當天晚上，找到一家棺材鋪，選定了一塊木板，漆成白色，請一位老先生，用正楷書寫了“中華民國涉縣抗日政府”幾個字，第二天早起就掛到了椒店的門口。
一個“涉縣政府”，一個“涉縣抗日政府”。
一縣雙縣長，老百姓可有了好戲看。
每天談判。說是談判，其實就是爭吵。吵也吵不出結果，邊爭吵邊請示。
幾天后，鄧小平下令，撤出縣長，相忍為國，但必須參加動委會，共同領導全縣抗日工作。
退出的當天，八路軍工作團油印了幾十張布告，寫明自己的主張和決心，到處張貼，城門上、垛口上、樹干上……
涉縣第一屆抗日政府胎死腹中。
人山
1938年4月21日，毛澤東、洛甫、劉少奇致電劉、鄧、徐：
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全國堅持抗戰與深入群眾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廣泛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隊，也是可能的……
23日，鄧再次主持會議，布置向冀南、豫北各鐵路沿線展開行動。
26日，徐向前率第689、769團及第5支隊進發冀南，于5月2日抵南宮，與陳再道、宋任窮會合。
此時的冀南，三十多個縣，敵我友三方交錯，會道門組織及各色雜牌武裝盤根錯節。日軍、偽軍、義勇軍、民軍、保安隊、六離會等，五花八門。邯鄲、邢臺、威縣、邱縣、南和、臨清等縣城，均在日軍手中；棗強、冀縣、衡水、武邑等地，在土匪及民軍手中；南宮、巨鹿、清河、廣宗等地，則為八路軍領地。
平原游擊戰能不能長期堅持，大家心里都沒底。
從紅軍時代，共產黨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飯的，什么樣的山都見過，山地作戰指揮已經駕輕就熟，但在平原上還是第一次，怎么辦？
走在山路上，馬蹄磕出的火花，默默地閃亮著，也閃亮在徐向前的大腦里……
蓮花山、大別山、大巴山、祁連山、太行山，徐向前都踏遍了，有高有低，有成有敗，但都是教訓和經驗，都是財富，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是說不出來的。從一個寡言少語的文弱書生，到一位臨危不懼的威武將軍，這中間的橋梁，就是槍聲、鮮血、生命。他一步步地跨過來，初則驚嚇，繼則忐忑，再則平靜，現在已是理智了。
一旦進入理智態度，就是一位獨當一面的大將了。
冀南是人口密集區，如果把最廣大的農民發動起來，推到抗日最前沿，變成一個個戰士，這樣，平原上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區域，不就是一座座無形的大山嗎？如果擁有這樣的“人山”，那不就是擁有了勝利嗎？
但是，如何造就這樣的“人山”呢？
徐向前到南宮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威縣。
威縣位于南宮以南百余里，與臨近的平鄉縣城都駐有日偽軍200至300人，如能給這些日偽軍以重擊，對筑造“人山”，對擴大八路軍的影響，是大有好處的。
按徐向前的安排，這次戰役是攻城和打援并重，同時進行。因為通過內線聯系，威縣城里偽警備局長和夢九已答應做內應。這樣，可以輕易破城。另外，以769團在威縣至平鄉間的高阜鎮設伏，伏擊平鄉出動的增援之日軍。
戰役的部署是周密無缺的。
但，出現了意外。
一是戰斗打響后，切斷了日軍電話線，日軍派出兩個騎兵火速出城向平鄉方向疾奔求援。當進入769團區域時，被八路軍戰士擊斃。讓團長陳錫聯大吃一驚的，死尸身上恰恰裝著求援信。
打援的任務，竟然被自己切斷了。
更大的意外在于，原來約定好的內應變卦了。當我攻城部隊開始后，大漢奸和夢九不僅沒有戰場起義，反而幫著日軍向八路軍開火了。
雙方在威縣城下形成了對峙。
雖然出現意外，戰果卻也不小，把威縣、平鄉、臨清的日軍打成了驚弓之鳥，幾天之后，相繼棄城而逃，縮回邢臺去了。
威縣戰斗剛剛結束，在南宮東側的小李莊發生了一起“六離會”會眾槍殺八路軍的慘案。
5月11日，津浦支隊政委王育民受徐向前派遣，率一支41人的隊伍，攜帶唯一的一部電臺，前往夏津地區開辟根據地。途經小李莊時，突然被數百個身穿紅衣的“六離會”會徒包圍，搶走電臺，殘殺30多人。
尤其讓人憤怒的是，六離會將送信八路軍戰士的耳朵割掉，揚言要與徐向前決一死戰。
六離會，是八卦教的一支。八卦分別為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因居第六位，故稱“六離教”，又因離象征著火，崇尚紅色，故“六離會”教徒都穿紅衣。抗戰之前，六離會并不壯大，戰爭開始后，會首利用群眾渴望安全的心理，喊出了“加入六離會，可以刀槍不入，過太平日子”的欺騙口號，使會徒驟然發展到60000多人。其會首李耀庭，是南宮縣孫李村人，早年畢業于保定武備學堂，在吳佩孚手下當過旅長，后棄戎從商，富甲一方。據可靠消息，此人近來與駐威縣日軍頻頻接觸，正在積極籌劃組織漢奸政府機構。
東進縱隊進入冀南后，鑒于“六離會”未曾公開投敵，其中受騙群眾居多，采取的是爭取和引導的方針。為此，陳再道和宋任窮曾多次上門拜訪，但李耀庭反而視其為軟弱，并誣蔑為“叫花子軍”，終至發生了殺戮八路軍的惡性事件。
箭在弦上，引而未發，憤怒的徐向前再次想到了兩個字：慎重。
陳再道瞪大了眼睛：“到這種地步，還和他們談判？”
徐向前肯定地點點頭：“是的，我考慮了一下，我們要最大限度地喚醒受蒙蔽的群眾，真正孤立死心塌地的作惡幫首。”
陳再道說：“恐怕是對牛彈琴吧。”他的疑慮不無道理，徐向前已幾次致信李耀庭，邀他到南宮見面，但他既不來人，也不回音。
徐向前有一種超常的大度：“好吧，他們不來，我去！”
陳再道再次瞪大了眼。
徐向前說：“你放心，他們剛剛殺了我們的人，心虛，不會再對我下手的，這正是我們發展群眾的好機會。”他腦子里再次浮起了他的“人山”理論。
5月14日，徐向前和陳再道、宋任窮帶一個騎兵營來到了“六離會”總部張馬村。果如所料，李耀庭躲藏起來了。徐向前召集附近村莊一些村長開會，一番教育之后，請他們轉告八路軍的幾點聲明：一、立即釋放八路軍被抓人員，交還電臺和被害人員遺體；二、交出槍殺八路軍人員的幕后指使者和兇手；三、解散“六離會”。
李耀庭置之不理，躲在家里往外散發法帖，鼓動會員圍殺八路軍，活捉徐向前。
一時間，張馬村內外殺氣騰騰，暴亂一觸即發。
至此，徐向前才確定訴諸武力，用電臺急調主力部隊靠近。
包圍完成后，向村里喊話，揭露李耀庭勾結日軍的罪惡，命令受騙會徒們放下武器，停止對抗。
李耀庭鼓動愚昧的會徒們，身揣符包，口含符訣，一窩蜂似地向八路軍沖來。
徐向前命令鳴槍示警，連連后退。
豈料，愚昧的“六離會”會徒們竟然產生錯覺，以為是自身的威力發揮了作用，越發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沖殺得更為兇猛了。
機槍說話了。
一番掃射，血肉橫飛，會徒們面對著槍口，明白了形勢，一個個跪在了地上。
當天，徐向前在孫李村召開萬人大會，處決了李耀庭和幾個作惡的會首，宣布取締“六離會”。
八路軍在冀南影響日增，各種勢力紛紛歸附，各縣大都建立抗日政權。
共產黨在冀南搞得轟轟烈烈，蔣介石在重慶坐不住了。
他萬萬沒想到，劉、鄧、徐利用這片空地，竟做起了一篇大文章。
合作以后，共產黨力量發展太快了。僅僅一年多時間，就占了整個華北，并建了政權，更可怕的是軍事力量，已發展了十倍。現在，周恩來、董必武等人駐在重慶，公然向國民政府要求擴大編制，下發三個軍九個師的番號，并與國軍一般待遇，每人每月給養按20元配套。這樣發展下去，自己不被日軍滅掉，早晚也要毀于共產黨手中。
1938年6月，蔣介石緊急任命鹿鐘麟為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立即開赴冀南，收復失地，向日本，也向共產黨。
小平東巡
冀南民諺：六月六，看谷秀。
以南宮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據地的輪廓基本形成，但一些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亟待解決。最突出的就是政權和部隊建設問題。
各縣雖然都建起了抗日政權，但不少縣由于共產黨基礎薄弱，抗日縣長由原來的實力派——國民黨員擔任，這無疑與共產黨進一步發展根據地的思想是不相融的。還有，部隊雖然擴大了，但成分復雜，良莠不齊，如何擔當以后更重要的任務？
更重要的是，冀南數十個縣，需要有一個相對統一的政權機構。目前，公開以共產黨名義建設政權不現實，與國共合作的協議相抵，如何建立一個既被國民黨政府承認，但其實質又屬于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呢？只有這樣，冀南才能真正掌握在共產黨手里。
蔣介石已注意到這個問題，連連督促鹿鐘麟赴任。
鹿鐘麟正在洛陽緊急招募人員，組織機構，籌備省政府。
必須趕在鹿鐘麟之前，把一切準備好，造成既定事實，逼迫國民黨承認！
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鄧小平來了。
這一天，是1938年7月5日。
“病好了嗎？”一見徐向前，鄧小平便問。
徐的司令部設在南宮縣華興煙草公司的一座小樓里，小樓是木質的，雙腳踏上去，像鼓槌擊打在鼓面上，“嘭嘭”直響。小樓門口還掛著另外一個牌子：“129師編輯部。”內部人知道，這是新成立的冀南省委，由李菁玉負責，專門籌劃根據地建設的。為了顧及統一戰線，共產黨機構在社會上不易公開。
徐的身體本來就枯瘦如柴，加上環境惡劣、水土不服，上個月得了一場大病，高燒不退。劉鄧聽說后，馬上派師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攜貴重西藥，到冀南治療。
“好了，徹底好了。”徐向前瘦弱的臉上汗涔涔的。
“我看你還是虛弱。”鄧擔心地說。又回頭對宋任窮、陳再道、劉志堅、李菁玉說：“你們是開辟根據地的功臣，也要照顧好徐總指揮的身體啊。”
“放心好了。”徐向前遞給鄧小平一把麥秸稈編的扇子，“一會兒，再嘗嘗南宮的大西瓜。”
“要得，要得，我的喉嚨早就冒煙嘍。”
西瓜端上來，大家邊吃邊談。
此際，徐向前的“人山”理論在平原上初步豎起來了。兩個月來，不僅城鄉各界抗日熱情高漲，而且八路軍的武裝力量也已發展得十分龐大了，剛到時只有500人馬，現在直接受129師指揮的就達20000多人了。
“水深好養魚啊，你們干得不錯。”鄧贊嘆道。
徐向前笑而不答。
宋任窮說：“還不是因為你和劉師長籌劃有方。”
正在吸煙的鄧小平連忙擺擺手：“別給我戴高帽子了，我就這么點兒的個子，你是不是要把我拔高呀？”
談笑一陣后，鄧小平和眾人的臉上又恢復了嚴肅。
是啊，沒有遠慮，必有近憂，日軍目前正忙于進攻武漢和隴海路，無力分兵華北。一旦武漢戰事結束，必然回頭爭奪，一場惡戰在所難免。而且，國民黨也不會坐視八路軍在冀南發展，鹿鐘麟就要來了。
國民政府每月給八路軍的軍餉為60萬（法幣），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負責辦理。
129師只有不足20萬元，除伙食、彈藥、服裝等各種消耗外，士兵每月的津貼費只有1元，劉鄧等旅以上高級干部才5元，與國民黨最底層的士兵一樣多。
沒有錢，難養兵啊！自己想辦法，先把兵征集起來再說。沒有軍隊就沒有力量，在這一點上，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堅決，毫不含糊。
新老部隊混編，老部隊做骨干，以老帶新，老部隊中的副職和機關干部到新部隊中任指揮員和政工干部，從政治上、組織上掌握部隊。
干部還是少，鄧主張抽一批班排長，集中訓練，放到新部隊中當營長、連長。
7月28日，鄧小平主持的冀南部隊整編工作結束：東進縱隊第1、3團合并為新1團；第772團與東進縱隊第2團、抗日獨立第2師合編為第129師獨立旅；各分區基干隊編入各縣保安隊及游擊武裝，分別合編為東進縱隊第1、2、3、4、5、6、7、8支隊和獨立團。
推出楊秀峰
最關鍵的是建立統一領導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這個主任公署需要蔣介石政府正式承認并批準，而且必須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
這個難度太大了！
只有一個合適人選。
楊秀峰！
河北省遷安縣楊團堡人，1929年留學法國，次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后，參與領導留學生和華僑進行救亡活動。回國后，在北平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和天津法商學院等處任教授。“一二·九”前后，參加文化界救亡同盟和華北各界救國會，深受社會各界愛戴。當時，北方局鑒于楊秀峰在河北的聲望，批示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設法回河北工作。
其時，正值國民黨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張蔭梧被委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保定行營民訓處主任。張是河北博野縣人，原系閻錫山舊部師長。馮、閻與蔣介石中原大戰失敗后，張回鄉辦“四存中學”。“九·一八”事變后，張有抗日要求，邀請楊秀峰等平津學者到校講演。張對楊秀峰的高尚品德和淵博知識頗為欽佩，與之結為好友。國共合作后，張為網羅人才，便報請上級，并于1937年9月中旬任命楊秀峰為冀西民訓指導特派員。
特派員負有動員民眾抗日、組織地方武裝、開展游擊戰爭的任務，并在戰時有任免縣長的權力。他的工作區域為河北省阜平、平山、行唐、靈壽、新樂、井陘、獲鹿、元氏、贊皇、高邑、臨城、內邱、邢臺13個縣。
華北淪陷后，張蔭梧先到冀南，后到彭城，又到山西陵川，與楊秀峰失去了聯系。
但楊秀峰沒有離開，堅持收拾局面。他按統戰政策組織了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區、村政權或區、縣戰地動員委員會。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起抗日民主區、縣政權。
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冀西各縣抗日民主政權相繼建立。按其建立的時間先后，縣長人選為：邢臺縣胡震、元氏縣姜紀五、沙河縣宋蘭波、內邱縣陳紫州、高邑縣米文一、贊皇縣張適如、臨城縣趙進揚、井陘縣李正芳……參加抗日政權工作的，不分階級、信仰和出身，有共產黨員，有國民黨員，有開明士紳。
當時，蔣介石提倡用各種形式堅持敵后抗戰，包括沒有政權的地方可以自行選舉，以待政府正式委任。
楊秀峰的舉動，受到了國民政府的肯定。
1938年6月，蔣介石任命鹿鐘麟為河北省主席，組成河北省政府，楊秀峰被任命為省政府委員之一。
正是有了楊秀峰，鄧小平才謀出了一個大膽的思路。
8月初，鄧小平、徐向前決定召開冀南各界代表會議，商定成立在冀南實施統一領導的行政機構。
8月14日，冀南（包括冀西）50多個縣的抗日戰委會代表、各界代表人士、當地八路軍和冀游代表，在南宮舉行大會。會議決定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經民主選舉，楊秀峰當選為冀南行政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
8月20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南宮縣孫李村成立。楊秀峰、宋任窮宣誓就職。至此，西跨平漢路，東過津浦鐵路，北達滄石公路，南越漳河，轄津浦路東濱海區、冀南平原區、冀西山川區51個縣600萬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據地正式形成。
8月25日，天高云淡，是盛夏少有的低溫天氣，在南宮城南關外大道上，鄧小平與冀南握別。
一場好戲搭好了舞臺，只待主角登場。
種下一簇苦蔟藜
鄧走后20天，即1938年9月15日，國民政府河北省主席鹿鐘麟正式蒞任。
年屆六十的鹿騎著白馬，帶著他的百十個隨從，剛走進南宮地界，就受到了沿途群眾的歡迎，每個村口都響著鑼鼓，貼滿標語。越走近縣城，歡迎越熱烈，連地面都用黃土鋪墊了。在南宮城南五里時，正式的歡迎儀式展開了，2萬多名群眾，打著“擁護蔣委員長抗日”和“擁護鹿主席主政河北”的標語，點鞭放炮，扭起了秧歌舞。一個80多歲的長者，走上前去，雙手捧著一杯酒，深鞠一躬，說：“鹿主席，請飲上家鄉父老一杯薄酒。”
鹿鐘麟趕緊下馬，向四周抱拳，然后，端過酒杯，一飲而盡。
多少年沒這樣受歡迎了，這使他遙想起當年逐溥儀出宮時的豪情。
當然，這都是鄧小平臨行時特意安排的。
共產黨的歡迎也是熱情的，真心的。
鹿鐘麟在國民黨高級軍官里賦閑了若干年，也是滿腹牢騷。這次榮任主席，并非蔣介石的本意，蔣本來的提議是康澤，但共產黨堅決不同意。后來與共產黨友好的馮玉祥推薦了他這個西北軍的老部下，周恩來又從中幫助，才確定了他。
鹿是河北省定縣人，由于他的特殊影響，在河北一帶聲望頗高。
共產黨本來的想法，是與他進行特殊的聯合，利用他的旗號，合法合理。他歲數大了，與蔣介石又有矛盾，只要以國民黨合法的名義豎著，共產黨盡力發展，把河北變成一片紅色的特區。
共產黨表現出非常的熱情。
鹿路過太行山時，彭德懷、劉伯承就邀請他留住，幾次宴請，幾番懇談。
毛澤東也幾次從延安來電，關注鹿的行蹤。
但這只是共產黨的一廂情愿。
鹿雖與蔣有矛盾，但與白崇禧一樣，也拒絕接受共產黨。
矛盾一到冀南就顯示出來了。
先是在歡迎小會上，鹿即席發言，在客氣地感謝了一番后，半開玩笑地說：“河北的地名對我不利啊，西有獲鹿（縣），東有巨鹿（縣），北有逐鹿（縣），初而獲，繼而拒，終而捉，讓我如何放開手腿啊……”
大家都笑了，以為是玩笑。但過后一想，這是鹿矛盾心態的一種流露。
鹿到冀南的第三天就是“九·一八”七周年。八路軍決定開一次大會，既是歡迎他上任，又是紀念“九·一八”。
城外的大樹林里，人山人海，用蘆葦席搭起的臨時主席臺上，掛著巨幅標語。徐向前、宋任窮、陳再道等人陪同鹿走上主席臺。
鹿鐘麟注視著主席臺中央懸掛的毛澤東、朱德畫像，臉色馬上陰沉下來。
“這是誰布置的會場？”他大聲問道。
“是我。”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站出來。
“你是誰？”
“南宮縣抗日縣長趙鼎新。”
“你這個縣長是怎么當的？這么隆重的大會為什么不掛蔣委員長的畫像？”
趙鼎新面對鹿的當眾斥責，滿頭是汗。這個20來歲的年輕人，真是缺少政治經驗呢。
楊秀峰趕緊走上前，自我批評：“忙中出錯，忙中出錯，我有責任。”說著，馬上命令飛馬去取國父孫中山和蔣委員長的畫像。
歡迎大會開始了，鹿陰沉著臉，走上主席臺。
鹿鐘麟到南宮后，共產黨為了避免沖突，把南宮縣北面的五個縣劃給他活動和吃糧，并把收編的地方武裝3000人撥給他調遣。
初來乍到，沒有勢力，鹿鐘麟只得聽從八路軍安排。
幾天后，他的司令部確定在冀縣南漳淮村。
磨擦的種子，生芽了。
變色的土地
山西的大部分土地淪陷了，但山西的大部分人心沒有淪陷。
每個村、每個鎮、每道山梁、每棵樹、每顆石子，都是一個個戰士，都對這群來自異域的侵略者們怒目以待。
日本人，在這里感到了從頭到尾的不適應。他們是工業化國家，馬路、鐵路、電燈、電話、汽車、商場，但這里什么也沒有，到處是原始的洪荒，路也走不通，走上一兩天，連個人影也見不到，連一口水也喝不上，更別說洗澡了。
反而，到處是槍聲，像麻雀一樣的八路軍、游擊隊，就像這山里的狐貍、松鼠、兔子一樣，這里就是他們的家，有幾片樹葉就能活命，有一注山泉就能生存，有三粒米豆就能堅持。而天地的脈搏晝夜跳動，太陽的熱量每天照臨，大山時時刻刻在生長著，即使在冬天里，沒有了莊稼，沒有了樹葉，沒有了綠色，但那些縫隙中的小動物們，也沒有停止生長的腳步。瞧，那里跑來一個小野兔、一只狼、一頭山豬，夠了，這就夠了，那是大自然賜給人類的野餐。有了這些，生命的火種就延續了下來。春天過來了，雜樹生花，萬物萌生，生命的火焰更高漲了……
哦，戰爭，何時是歸途？何時是盡頭？
閻錫山退到晉西南以后，山西各地雖然還保存著他的政權，但這塊土地正在與八路軍融為一體，離他越來越遠了，只是他還沒有意識到。
八路軍120師活動于晉西北，115師活動于晉東北，119師活動在晉東南。
決死一縱隊，活動于沁源、沁縣、武鄉、安澤、平遙、太谷、祁縣一帶。
決死二縱隊，活動于德縣、大寧、石婁、汾西、蒲縣、吉縣、鄉寧一帶。
決死三縱隊，活動于陽城、沁水、長治、高平、長子、屯留一帶。
決死四縱隊，活動于文水、交城、汾陽、離石一帶。
這支新軍有40個團，五萬人，雖然名義上是閻系軍隊，但基本上控制在共產黨手中。
還有一股勢力在悄悄地變化著，那就是遍布各地的游擊縣長們。
山西淪陷后，閻錫山曾下令各縣縣長死守縣城，與百姓共存亡。但事實情況是，一旦兵臨城下，縣長們不是望風而逃，就是死于敵手。閻總結得失，深感強令縣長守城的命令是有弊病的，因此重新規定，縣長在淪陷區不必死守縣城，但必須在本縣范圍內游擊抗日，協助部隊作戰。為此，省府電詢各縣縣長。多數縣長感到戰時的縣長當不得，就是丟不了性命，也吃不得游擊之苦，便紛紛遞交辭呈。全省105個縣，只有五臺縣縣長呂尊周、新絳縣縣長李凱明、永濟縣縣長王志彬沒有辭職。
這給了共產黨機會，一批有文化、有能力、有志于抗戰事業的共產黨員到各縣擔任“游擊縣長”。
這些縣長對八路軍在山西的生存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游擊縣長”制實行后，閻錫山認為過于分散，難于掌握，又重新把各縣按地域劃為7個行政區，由他親自委派行政公署主任，領導各縣。
不知閻錫山是太粗心，還是不在乎，這七個行政公署主任里竟有四個是共產黨的秘密黨員。
有四個共產黨行政公署主任和六十二個共產黨縣長占據著地盤，不知道這塊土地是姓閻還是姓共。
浸透了他二十多年心血的三晉大地，除了染滿日本人的黃色之外，還朦朦朧朧地飄浮著醒目的赤紅色……
第三章 孵化的夢想
僅僅幾個月工夫，華北的情況就全變了。
原來只要日軍出動，村村歡迎，家家白旗，一片敗國之象。現在，在村與村之間，條條大路上，每一片青紗帳里，都隱藏著抗日的身影。八路軍及各種抗日游擊隊，已達數萬人。更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群眾救亡團體，活躍在田地里，像春天里蛻化的飛蟲，越來越多，無處不在……
徐州會戰結束了，日軍攻下了南京，但后方越來越空虛，頻頻被八路軍捅刀子。要想兩個拳頭打出去有力，屁股必須要坐穩，而八路軍偏偏在屁股下放蒺藜，不，是放炸藥。不是嗎，皇軍的列車被炸了，汽車、飛機、兵營接二連三地遭受重創。幾次掃蕩，均無收獲。
要控制中國，必先控制華北。
1938年10月27日，日軍攻下武漢之后，對華北兵力重新進行了部署。在太原、邯鄲、長治、石家莊、邢臺、安陽、大名、武安等地駐防重兵，對每個縣城及集鎮也以大隊為單位進駐。
日軍最精銳的第1軍調駐太原，這個軍是專門為穩固華北而組建的，擁有最精良裝備的第36、37、41甲編師團，1個乙編師團，3個獨立混成旅團，兵力90000人。
但是，擺在日本人面前的華北，已是一片深不可測的大海。
大海里游動的，是魚群般的八路軍和游擊隊。
鹿主席的煩惱
徐向前和楊秀峰聯合筑造的“人山”工程日夜進行著，因為鹿鐘麟的到來反而加快了進程。富戶籌糧籌款，救濟貧民；組織秋收秋藏，把收獲的糧食給農民；實行二五減租，減輕群眾負擔；發布對日進攻、自衛、避難辦法，空室清野辦法，防匪防偽辦法。
最使人驚奇的是政府工作人員的作風，沒有貪污受賄，沒有敲詐勒索，公正廉潔，滿面微笑。這可是從來沒有見到過……
“人山”在夜夜增高……
鹿鐘麟心里煩透了。
來河北之前，蔣介石在武漢請他共進午餐，囑咐他與共產黨周旋時要多個心眼，他的最大任務就是占住地盤，穩住局勢，組織軍隊，限制共黨發展。可上任1個月了，共黨雖然處處尊敬自己，可就是不聽訓令，一味發展農民，擴充勢力。自己只是廟里的佛爺，只能吃供桌上的東西，大鍋里的飯菜卻吃不上。
不僅大鍋里，還有大田里的莊稼，統統與自己無緣。
他這個省政府主席，只能坐在高堂上，看著窗外共軍的力量在瘋狂地生長……
不能這樣下去，得給共黨點顏色看看。
10月底，他以南宮縣抗日縣長趙鼎新紀念“雙十節”大會遲到和寫工作報告不合格式為由，撤掉了趙的職務。這個楊秀峰任命的縣長，在冀南歡迎自己上任的大會上，竟沒有懸掛蔣委員長的畫像，顯然是共產黨的鐵桿，總算撤換了這廝。
還有一次，到冀縣城北的劉廟村視察，墻上的標語是“歡迎鹿主席——抗日”。
他看了很不舒服。同行的張蔭梧大罵：“什么雞巴標語，歡迎鹿主席就行了，為什么要再加兩個字？”命令百姓馬上擦掉。可當地的老百姓竟沒人動手。張蔭梧只得下令警衛連把墻給推倒了，弄得在場的楊秀峰臉上紅一陣白一陣。
說起楊秀峰，這個戴著高度近視眼鏡的教授，這個打著民選的旗號匆忙成立起來的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拿著國民政府的俸祿，卻坐在共產黨板凳上。他竟然多次來要求自己申報批準“冀南行政公署”和各縣政府合法。
哼，此事萬不能答應！
“楊先生，委員長強調‘政令統一，軍令統一’，現在是國難時期，更應團結一致，此事程序不妥，還是慢慢解決吧。”
種種跡象表明，這個楊秀峰根本不是一個無黨派人士，而是一個鐵桿的共產黨員。張蔭梧當初怎么就沒看出來，竟申報南京批準他為省政府委員。
必須把他從省政府里剔除出去。
可是，自己處境尷尬，初來乍到，羽翼未豐，沒有兵，沒有糧，暫時還需依靠共產黨保護啊。
這位曾把末代皇帝趕出皇宮的將軍，卻趕不走一個小小的楊秀峰了。
一肚子苦水，只好暗暗含著。
這是鹿鐘麟上任一個月后發給蔣介石、陳果夫的述職和訴苦電報：
本省黨務中斷已久，各地民運團體已領導無人，遂于無形中停頓解散。本部抵冀后，各縣民運，共產黨早著先鞭，其組織系統：縣、區、村各設民族革命戰地委員會，內分總務、組織、宣傳、動員分配、人民武裝、鋤奸六部。其中，最關重要之組織、人民武裝二部，皆為共黨分子把持，全縣之民從團體，如婦女救國會、農人救國會、工人救國會、店員救國會，悉由該會領導。各民眾團體之上，均設冀南總會，以求集中力量。八路軍東進縱隊政治部，實為各縣動委會及冀南民眾團體各總會之發號施令總機關。
本部外察實情，內稟職責，深知另組民眾團體，難免發生磨擦，令共黨將領導權完全交出，絕非共黨所愿。今后對民運工作之領導與組織，應持何種態度，采何種方式，亟盼詳為指示，以資遵循。
幾天后，蔣、陳回電：“融合軍事政治積極進行，絕不可稍事退讓！”
焦點
彭左羅：
目前冀南整個局面正處于嚴重關頭。
甲、敵人數路進攻，有進占南宮、新河等縣模樣……
乙、鹿決心與我磨擦。（冀魯交界）高樹勛亦向壞轉……有迫我交出專署可能。
丙、混亂局面已難避免。
……
劉鄧徐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鹿鐘麟開始行動了。
借助河北省政府主席這個名正言順的招牌四處收編地方游雜武裝，以孫良誠為游擊總指揮。
利用張蔭梧河北民軍司令的身份，廣泛擴兵，訓練隊伍。
與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結成“冀魯聯防”，共同防共。
隨后，又設法將他的西北軍老部下石友三部3萬人從魯西北調到冀南，組成冀察戰區，由蔣委任他為冀察戰區司令，石為副司令。
短短幾個月之內，鹿鐘麟手下就聚集了五六萬兵馬，甩掉了“光桿司令”的帽子。
11月中旬，日軍掃蕩冀南，南宮失守。鹿鐘麟帶省政府逃往棗強，楊秀峰率冀南行政公署人員轉移到廣宗。
日軍撤離后，鹿搶先返回，竟發布了一份《河北省政府布告公告》：
查日寇此次犯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殊非國家設官分職之意，故而應即取消。同時訓令各縣，遇事徑呈省府，不必再與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發生關系。此令！
此舉一出，國內震驚，多方來電勸說，鹿執意如鐵。
與此同時，鹿大量任命專員、縣長，使冀南出現了雙專員、雙縣長的局面。各個縣長都聲言抗日，向各村派糧派款派丁，老百姓莫辨真假，叫苦連天。
12月初，為了進一步剪除冀南共產黨力量，鹿鐘麟又向重慶提交了一個計劃：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軍主力129師及其所屬部隊，立即歸還第二戰區序列，其所編各種游擊隊統一整編后交省府指揮，不準攜去，以絕隱患，如做不到這一點，最少應令八路軍在冀境者悉數開入冀中，或分擔津浦、平漢鐵路防務。
冀南形勢驟然緊張起來！
1938年12月21日，劉鄧率主力到南宮。
前一段，鹿從洛陽出發，經過太行山去冀南上任，彭德懷和劉鄧與鹿進行了兩次交談。鹿滿口答應，愿與共產黨合作，把冀南開辟成一塊抗日的特區。事后，彭劉鄧把此事以密電形式報告了延安，延安也十分重視，寄予厚望。不想，現在形勢惡化了。
安頓后，劉伯承專程拜訪鹿鐘麟。
鹿的司令部在南漳淮村村頭的一座大廟里，門口掛著三個大牌子——“中華民國河北省省政府”、“中國國民黨河北省黨部”、“中華民國冀察戰區司令部”，四個衛兵在門口持槍站崗。
鹿鐘麟高高瘦瘦的個子，戴著一副眼鏡，文質彬彬。作為一個軍人，他一方面在積極抗日，一方面他又在積極限制共產黨的勢力。這一段以來，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影響，收編雜牌武裝，建立地方政權，人多了，錢多了，槍也多了，僅機關就擴大到上千人，一些過去的老部下又聚集起來了，連劇團也成立起來了。
劉伯承的大白馬剛到門口，鹿鐘麟就迎了出來。
幾個月前，鹿上任時路過山西，在遼縣西河頭村，劉伯承曾宴請過這位軍界的老前輩，二人相談甚歡。
煙茶奉上后，鹿兀自點上一顆“炮臺”，又遞給劉一支：“哦，這可是我專門讓人從天津買來的，正宗貨。”
劉嘗了嘗，的確滿口醇香，好長時間沒抽過這么好的煙了。上一次還是在太原閻錫山的府上吧。
煙霧濃濃中，話題也展開了。
談到日軍近日的動向，兩人都感覺到最近要有大行動，表示兩軍要一致配合。
但談到冀南行政公署問題，鹿鐘麟便打起了太極拳。
“行政院已經正式頒文，委員長點過頭的，不好辦啊。”
劉伯承說：“八路軍總要有個地方吧，沒有地方，連吃糧也解決不了啊。還是懇求鹿主席與何院長通融一下。”
鹿鐘麟搖搖頭：“這事不好通融，咱們是軍人，總要軍令統一，作為國民政府，更要政令統一，不然，政出多門，各自為政，怎么得了呢？”
飯后，鹿鐘麟請劉看戲。
劉不好推托。一進小劇場，發現安排的劇目竟是京劇《黃天霸拜山》。
顯然，這是在暗暗諷刺八路軍。
鼓鈸碰撞間，鹿若無其事地問：“伯承兄，怎么樣？”
劉摘下眼鏡，用嘴在鏡片上哈哈霧氣，掏出小手帕擦了擦，慢慢地說：“鹿主席費心了，安排這么一出好戲。”
鹿尷尬無言。
臨別時，鹿鐘麟送給劉兩條“三炮臺”香煙。
走在路上，劉伯承苦笑了。看來共產黨設想與鹿鐘麟進行的某種形式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了。
1月8日，在劉志堅的陪同下，鄧小平走進了石友三的司令部。
南宮縣，喬村。
石友三，東北長春人，幼年家貧，隨馮玉祥當兵，漸次升高。1926年，包頭匪亂，民怨如沸，石調任鎮守使，殺人無數，滿樹人頭，舉城肅靜。石體恤士兵，有一哨兵，不小心槍機走火，打傷石友三父親石玉琨的一個相識，石父逼著石友三槍斃哨兵，石友三執意不從，寧肯跪在地上任其父責罵。石友三在政治上投機鉆營、反復無常，曾三次背叛馮玉祥，兩次背叛蔣介石，1932年又曾投降日軍，組織偽軍在冀東一帶活動，次年又被國民黨收編。
石抱拳相迎。
鄧小平：“我們有十幾年不見面了吧？”
石納悶了：“鄧將軍，你原來在哪個部隊？”
“民國十六年，在西安時，馮將軍手下有個蘇聯翻譯……”
“哦，想起來了。”
1926年初，鄧離法到蘇聯留學，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春，回國，到西安馮玉祥的國民聯軍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處長兼教官，與石認識。當時石友三正是春風得意。
“那時，石將軍是馮將軍的十三太保，馮將軍特別器重你啊。”
“是啊，是啊，想起來還覺得對不住馮先生。”
“過去派系林立，形勢混亂，舉錯旗、站錯隊也是難免的，但現在是國難當頭，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每一個中國軍人如果再站錯隊，就不是對不住某個人的事兒了，而是對不住民族，對不住國家的大節問題了。”
“我的老家在東北，我最恨日本人了，我早晚要帶著弟兄們打回去！”
“能有這樣的態度，太難得了，現在冀南就我們兩支主力部隊，希望我們能協同作戰。”
兩人談得投機，石邀請鄧檢閱自己的部隊。
這天，正遇下雨，國民黨兵每人都配了一塊綠色的雨布，披在肩上，既整齊又好看。同行的劉志堅嘖嘖稱贊，羨慕得不行，還是中央軍正規，要是咱八路軍，早就淋成落湯雞了，衣服濕透了，自己慢慢拿肉暖吧。
吃飯時，石疑惑地問，對日作戰用什么辦法才能保存隊伍？
鄧小平說，游擊戰。
石友三笑了笑。他是不屑于把部隊放出去打游擊的，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
鄧小平向他介紹了游擊戰的一些特點，說：“在日寇長驅直入、兵力正盛的時候，這是最有效的打法。把正規部隊分散，開展游擊戰，不僅不會削弱力量，相反，還會不斷壯大。你不妨一試。”
鄧小平說的是真話，但他又清楚地知道自己說的是廢話。國民黨軍隊是國軍，尤其是將領們，他們是國民中的貴族，根在上層，養尊處優慣了，是根本不會進行游擊戰的。而新生的共產黨是農民階級，能吃苦，根在下面。
就像一個想吃魚肉的貴族，你告訴他池中有魚，他也不會下水打撈的，因為他習慣了去魚市上去買，而農民則沒有這個習慣，早就赤腳下水了。
這就是差別，這就是方向，本性使然。
所以，共產黨赤著雙腳，走向泥土，走向基層，就勝利了。
平原的胃口
國共兩黨重兵聚集冀南，對日軍形成巨大威脅。八路軍已經神出鬼沒，搞得晝夜不安，又來了幾萬國民黨軍隊，而且重建了省政府，這樣下去，華北將無寧日。
1938年12月，日軍第10師團和第5、27、114師團各一部，共3萬余人，分11路，從平漢、津浦兩路出動，企圖將冀南的共產黨、國民黨軍隊聚殲于冀縣、南宮、威縣一帶……
許世友是自己一個人到386旅報到的。
這一天是1939年1月22日傍晚。
地點是邱縣的香城固村。
許世友在延安揚言要槍斃毛澤東，成了大名人。被監禁幾個月后，又恢復了黨籍，被安排到中央黨校總務處，憋得生病，幾次要求下來當兵上前線。正好前一段時間鄧小平到延安開會，向中央要求下派干部，聽說許世友賦閑，就親自去拜訪他，回來時就一起來了。如何給他安排職務？按改編時的慣例，紅軍職務一律下降兩級使用，許世友在紅四方面軍時是軍長，應該安排旅長，但現在沒有位置了，而且他剛受了處分，只能給陳賡當副手了。
剛走到門口，就碰到了陳賡。
“旅長，許世友前來報到！”
陳賡驚叫了一聲：“哈，許大和尚，正盼著你來呢。提前也不來個招呼。”
趕緊喊來通訊員，立即騎馬到附近小鎮上購買酒菜。
一盞馬燈吊起來，一張方桌擺開來，燒豆腐、燉牛肉、醬驢肉、花生豆都紛紛端上桌，圍成了一個圓。在這個圓外，又圍了個更大的圓，那是陳賡、王新亭、周希漢、許世友、韓東山、韋杰和幾個團長們。
陳賡首先開口：“歡迎許軍長到咱386旅工作，以后，大家有什么情況要多向許軍長請示。”
大家一起站起來，端起杯。
許世友不但沒站起來，反而一下子沉下了臉，把酒杯使勁地往桌一蹲，起身就出了門。
大家面面相覷，王新亭追了出去。
“老許，怎么啦？”
“你們不歡迎我！”
“不可能嘛，大家可都是真心的。”
許世友一瞪眼：“什么許軍長，我現在是副旅長，你們一口一個許軍長，根本就不是歡迎我。”
王新亭說：“老陳說得也不錯嘛，你在紅軍時當過軍長，大家也是尊敬你呀。”
許世友說：“我現在明明是副旅長，提過去的事干什么？”
陳賡端著許的酒杯，跑出來，遞給他：“好啦，為歡迎我們的許副旅長干杯，行了吧？”
許世友舉起酒杯，一飲而盡。
幾杯酒下肚，氣氛熱烈起來，周希漢還是抑不住好奇，說：“副旅長，有人說你在少林寺練過拳，功夫了得，什么時候讓咱開開眼？”
許世友又是站起來就走。大家一愣，又怎么啦？犯了他的什么禁？紛紛埋怨周希漢。
王新亭復追出去，一到門口，便笑了。
許世友把門外兩個水桶粗的大石礅拎過來了。
大家驚呆了，這兩個石礅子足有二三百斤吧。
許世友輕輕地把石礅放在屋中央，坐下，繼續喝酒，直到醉倒……
日軍已占領了所有的縣城，把八路軍壓縮到遠離縣城的邊邊角角地帶。白天是日軍的天下，晚上是共軍的世界，八路軍以小部隊襲擾，搞得日軍疲于奔命。
日軍氣急敗壞，每遇襲擊，必遣部隊追擊，已成慣例。
戰機來了。
任務再一次交給了陳賡旅。
平展展的大平原，一望無際，又是冬天，沒有綠色植物，到哪兒去找一個隱蔽大部隊的場所？
陳賡派出了幾個偵察組，四處尋找。
“旅長，活該小日本倒霉，老天爺真給他們挖好了墓坑。”參謀長周希漢一進門就嚷。
在香城固村的西北一帶，是一個帶形沙河故道，四周長滿了叢叢紅柳和野棗樹，地形傾斜，形成一塊洼地，西邊靠近張家莊，那邊是一道由西南伸向東北的大沙崗，長有兩里半路，沙崗高達數丈。香城固東北方三里處是莊頭村，與張家莊正好遙遙相對，這塊洼地可以構成一個天然的鉗形陣地。
陳賡細看著地圖，抽著煙，煙霧騰騰中，終于品出了味。
他的眼前浮起一個幻影：三塊高低不平的沙灘相互伸出了長臂，慢慢地圍成了一個碩大的橢圓。
周希漢又說，日軍占領周圍縣城后，僅以小部分兵力據守，維持其后方補給線。其主力正在冀縣一帶搜尋我主力部隊，離此尚遠，有200余里。附近只有威縣城駐軍較多，由第10師團40聯隊一部分兵力守備。從地理位置上看，這部分日軍正是我們的誘伏對象。
威縣縣城到香城固只有30里的路程。
第688團1營置于香城固正面陣地上，擔任正面阻擊任務；先遣支隊主力進至張家莊、馬落堡，擔任從西向東的側面出擊任務；補充團置于莊頭村一線，擔任從東向西的側面出擊任務；新一團1營置于西孝固村，向曲周城實施警戒，防止敵人增援；新1團2、3營置于馬落堡西北，擔負切斷敵人退路的任務。
設伏之前，部隊和附近群眾趁黑夜對預伏陣地進行了精心構筑：自香城固北關外的小廟到張莊大沙崗，又從崗南頭拐到崗北頭，筑成了一條約3公里長的隱蔽戰壕。壕坎上移來了一叢叢紅柳，把壕溝遮得天衣無縫。與此同時，由此往東、南兩面的張莊村和香城固等幾個村的村口都設置了阻擋敵機械部隊和馬匹的強障礙。
至此，準備工作萬事告畢。
可是，2月8日和9日兩次設伏，日軍均未出來。
下一次呢？
這一次擔任誘敵任務的是第688團的2、3兩個營和旅騎兵排。
拂曉時分，部隊開始對威縣城進行佯攻，除了猛烈火力，他們還攜帶了十多架云梯，虛張聲勢地造成攻城態勢。城內的日軍第40聯隊補充大隊和安田步兵中隊被吸引了，一窩蜂向城門和城頭涌來。佯攻部隊見日軍已全部出動，遂迅速撤離戰場。
日軍連續三天被擾，惱怒非常，立即組織隊伍，做好了追擊的一切準備。
這時候，旅騎兵排不失時機地從城南方向出現在日軍的視野里。威縣日軍一見，果然迫不及待地打開城門，分乘9輛汽車，拖著兩門山炮，架著重機槍，餓狼一般撲了過去。旅騎兵排且戰且退，一步步把日軍向香城固方向引去。
下午2時左右，追至第什營村，騎兵排突然駐足，依據村頭土崗和房屋回頭猛烈射擊，擊斃了安田步兵中隊的一個少佐和一個翻譯官。這一下，日軍更是惱怒到了極點，不顧一切地朝騎兵排追去……
埋伏在香城固村北口的第688團1營開火了。日軍的第一輛汽車騰起了一股黑煙，車上的日軍趕忙下車，組織沖鋒，一次又一次地沖過去，都被打退。日軍又改變戰術，分出一部分兵力向莊頭村沖去，企圖由東向南迂回包圍香城固村。可是，剛剛抵近莊頭村村口，又遭到埋伏在那里的補充團的猛烈射擊。接著，補充團2、3營發動了攻擊，由東向西，把日軍壓向沙河凹地。
日軍指揮官這才幡然醒悟。急令部隊爬上汽車，掉轉車頭，向北突圍。
陳賡一見，下令：“新1團出擊，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堵在口袋里。”
陳賡下令的功夫，正在新1團指揮的許世友飛奔出團指揮所，向前跑去。
“快！堵住敵人的退路，決不能讓這些兔崽子們跑了。”
新1團的戰士一見沖上前的是許世友，都不顧一切地向前沖去。
這可急壞了新1團團長丁思林，他大喊：“抓住他！抓住他！”
“你發昏了！抓老子干什么？快沖！”
許世友嘴上罵罵咧咧，腳下卻毫不耽誤。
丁思林派警衛員和第2營營長趕上去攔截，可他們哪里是許的對手？他一個人遠遠地沖在最前面，獨自爬上了伏擊圈北口的一個土坡崗子上。過了一會兒，新1團的大部隊才相繼趕到，用火力封鎖了日軍的退路。
許世友站在土坡崗子上哈哈大笑。
這一戰，斃日軍253人，俘日軍8人。
作為八路軍平原游擊戰的第一個典范戰例，香城固戰役已寫進軍史課本，其戰場實物至今仍陳列在北京中國軍事博物館。
3月7日，劉鄧率主力回太行。留下原冀南地方武裝在平原繼續與日軍周旋。
雨戰
“治安肅正計劃”、“牛刀子戰術”……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對平漢線東側的冀南區進行掃蕩后，又于6月底，集結5萬重兵，在第一軍軍長梅津指揮下，同時從同蒲、正太、平漢、道清等各線出發，分九路向平漢線西側的根據地圍剿，史稱“第二次九路圍攻”。
1939年7月7日，日軍再占涉縣。
之后，邯長線再度打通。
日本人又在此作長期打算了，強逼民工修炮樓。堅固的水泥建筑高高地矗立，鐵絲網拉起來，機槍、大炮架起來。還逼著老百姓沿邯長線挖坑，栽電線桿，架電話線。
安寧與和平從來都不是靠恐怖維持的。
民族戰爭的主角永遠是槍聲。
尤其在涉縣，在129師正在悄悄走近的時候，槍聲更不會喑啞。
聽，槍聲在河對岸響起了。
占領縣城后，300多名日軍渡過縣城南側漳河木橋，到河南店村駐扎。
正是雨季，大雨涌注，幾日不息，太行山萬千個山峰披滿了溪流，迤邐滑落，匯注于河床，一夜之間河面漲至千米，將木橋吞卷，兩岸交通全部斷絕。
真是天怒人怨，洪水有意給八路軍送來了一股孤立的敵人。
劉鄧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絕好的戰機。
129師特務團，正巧在河南店西南4公里外的嶺后村駐扎。
7月12日夜，團長皮定均帶領部隊冒雨前進。大雨掩蓋了一切聲音。
河南店村是個大集鎮，村西頭有一家騾馬大店，供進出縣城渡河的路人歇腳。日軍就住在這個騾馬店里，店西側是一個土地廟，廟頂上是幾個警戒崗哨。
半夜時分，戰斗打響了。
一營長率二連去摸日軍的崗哨，兩個哨兵在門口靠著，還在朦朧中就被刺刀捅死。大部分戰士進了院子，躲在房檐下。院內的大樹下，有5個被繩子捆綁的農民，他們都被反剪著雙手，一根鐵絲穿過每個人的鎖骨。
皮定均率一連爬上了房頂，只見各個屋里都還亮著油燈，日本兵都睡著了，鼾聲如雷，對面房間的門敞開著，三個日軍已喝得大醉，一個個歪倒在桌子旁，墻角有一個披頭散發的婦女，手腳被捆在椅子上……
他們迅速封鎖各屋的門窗和通道，把5個群眾拉出門去。
一排長劉光中是個神槍手，此時，他悄悄地走進屋里，連發三槍，打死了三個醉夢中的日軍，用尖刀挑開繩索，拉住那個婦女就跑了出來。
這時，一枚枚手榴彈從房頂和窗戶塞進了屋內……
滿院子是光屁股的日本兵，黑暗中也找不到槍了，死命地往警戒的土地廟跑去，可土地廟制高點的兩挺機槍已被八路軍控制，迎面而來的是一陣陣彈雨。
剩下的日軍，向河邊跑去，妄想涉水過河，被狂怒的河水全卷了進去。
岸邊還有100多個日軍，光著身子，拿著隨手拾到的棍子、石頭蛋，背靠著大河，在大雨中死不投降。
“噠噠噠……”機槍掃過去，幾名日軍撲倒在地，河灘馬上染成了赤岸。
日軍相互嚎叫著，一個個全投進了水里，頓時就沒影了……
孫殿英是一個明白人
12月25日黎明，129師385旅769團，在旅長陳錫聯和團長鄭國仲指揮下，在城東龍崗山上用兩門大炮向涉縣縣城猛攻，機槍、步槍一齊開火，隨后，游擊大隊帶路，八路軍火速登上城頭，沖進縣城，展開兩個多小時巷戰，斃敵200余人，殘敵逃往武安。
第二次解放涉縣城。
八路軍追擊日軍時，國民黨縣長張守魁領著政府人員和孫殿英的兩個連，再次率先進入縣城，回到了縣衙。
當天下午，129師民運科科長陳孝指揮駐軍和戰斗隊將縣衙內的國民黨守備人員全部繳槍，經嚴厲訓斥后，發還槍械，逐出縣城。
第二天（26日），在城隍廟戲臺前召開大會，宣布抗日縣長為郝力生。
郝力生是本地索堡鎮人，家境富裕，思想先進。
新縣長當即宣讀了施政綱領，頒布了《臨時約法》，并宣布啟用新的“中華民國涉縣人民抗日政府”公章。
說到公章，還有一個小故事。
前一天晚上，八路軍工作團扛著一袋小米，找了幾家刻章門市。對方一聽要刻縣政府公章，嚇得都不敢開門。半夜時分，工作團敲開了東街的一個門市，刻匠是個老頭，跪在地上，哀求八路軍另尋他家。八路軍哭笑不得，一拍腰中的手槍，答應保證他的安全，把一袋小米塞給他，又掏出了10元法幣。老頭這才顫巍巍地開始雕刻。
第二天一早，小店就關門走人了。
國民政府涉縣縣長張守魁正在50里外的固新村咬牙、罵娘。
當時，國民黨縣政府依仗著孫殿英的新5軍，盤踞在縣城東部的固新、臺華等地，統治著縣境內的東部地區。作為合法的國民政府縣長，張守魁一面向孫殿英告狀，一面具文向129師抗議。現在是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為什么要兄弟反目，相煎何太急？
張縣長是燕京大學畢業，古文底蘊深厚，一紙質問，文辭粲然。
矛盾擺上了鄧小平的桌面。
現在是敏感時期，上個月，閻錫山已在山西發動了針對決死縱隊的進攻，打響了國共磨擦的第一槍。現在，冀南的石友三、高樹勛，太行區的朱懷冰、鹿鐘麟、龐炳勛也是蠢蠢欲動，反頑一戰下個月就要開打了，只有這個孫殿英目前態度不明，保持中立，沒有撕破臉皮。
怎么辦呢？既要有理有節，也不能過于退讓。
于是，一場絕妙的好戲開場了。
1月16日，郝力生當了二十多天縣長后，主動搬出縣衙，改任縣動委會（動員抗日委員會）主任，把縣長位子讓了出來。
第二天早上，陳孝帶領各界代表幾十人去固新邀請張守魁回來復任。一路上敲鑼打鼓，大造聲勢。
固新村的外圍、道旁、街上，區署的房上下、院內外，全是武裝人員，列隊持槍，殺氣騰騰。
陳孝是老紅軍，揮臂撥開刀槍，沖進公署院內，喊道：“張縣長，在哪里？張縣長，有公事商量。”
張守魁拒不出面。
陳孝等人就坐在院內的石凳上喝水，一旁食堂的大缸里盛滿了涼水。
約兩個小時后，張守魁從門外回來。原來他想回林縣找孫殿英商量，半路上被助威的八路軍攔回來了。
這時，從縣城增援的100多名代表也來了，拿著武器，喊著抗日口號，氣氛十分緊張，代表們強烈要求縣長回縣城辦公，領導抗日。
“屋里談，屋里談。”張守魁說。
八路軍提出三件事：一、承認民選區長合法；二、縣長回縣辦公；三、縣長要真正領導全縣抗日。
張守魁一條也不敢答應。
昨天晚上，他和手下人商量到天明，現在縣城已是共產黨的天下，各部門都已安排，自己回去上任根本無法工作。不僅無法工作，連生命安全也保證不了。還有，他已經連續向孫殿英寫了兩封求救信，至今都沒有回音。沒有孫的明示，他自己不敢做主啊。
中午時分，從縣城來的各界代表越來越多，騎馬的、騎驢的、騎騾子的、步行的都有，院子里擠滿了人，拴滿了牲口，人們大喊著口號，牲口們也肆無忌憚地高喊著。臨時縣署的門框擠斷了，缸里的水喝完了，廚房里能吃的全光了。這些往日里見到縣長就害怕的土包子們腰桿也硬了，聲言縣長不上任，我們就住在這里了。
張守魁已經一天沒吃飯了，萬般無奈之下，只得提出自己情愿辭去縣長職務，禮請八路軍同志擔任。
代表們仍是不答應。
孫殿英剛從西安程潛的長官公署回來，在那里，他見到了從延安返往太行山的彭德懷。彭在路上抓了兩個攔截搜查他的國民黨特務，怒氣沖沖地對程潛聲言，如果國民黨搞磨擦敢放第一槍，他就要放第二槍，還要放第三槍。彭是孫殿英佩服的共產黨將軍，兩個人進行了愉快的交談。彭告訴他，鑒于太行山國共兩黨形勢緊張，八路軍不能一味忍讓。
劉鄧在涉縣當地的活動和意圖，孫是了解的，共產黨的實力和前景，他是明白的。既然共產黨已經瞄準了這片地方，自己何必找不愉快呢？所以，他于上半年就開始另辟新區，避開共產黨，把司令部搬到林縣盤陽村去了。所以，當張守魁來向他哭訴的時候，他的臉上和心里都不急不躁，平靜如水。
對他來說，涉縣已是一枚不得不舍棄的棋子了。
此時的孫殿英，是一個識時務的中立者。
如果孫是強硬的頑固派，此時不依不饒，執意不放棄涉縣，太行山的局勢還真是不好說呢！
因為這塊土地是孫殿英先于劉鄧129師占據的，也是蔣委員長在下發新五軍番號時一同認可的，孫軍握有合理又合法的地契。而且，孫軍此時已擴展為兩萬多人，孫手腕如鐵，長于治軍，實力也不弱。
不管怎么說，正是孫殿英的和平退出，才使得涉縣成為129師在抗戰勝利之前始終掌握的唯一的縣城，成為日后整個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首府和心臟。
朱懷冰的想法
1940年前后，國民黨一個特殊的軍人，來到了太行山，制造了一些聲響，成了這一時期國共兩黨私下的電報里、公開的報紙上出現最多的焦點人物。
這個軍人叫朱懷冰，是國民黨第97軍軍長。
說此人特殊，有兩點。
一是對共產黨特別仇恨。
朱懷冰是湖北黃岡人，陸軍中將，曾代理湖北省主席。1929年在鄂東蘇區，他熟悉地理民情，委派了一些堅決反共的人當縣長、區長，組成地方武裝，使蘇區紅軍損失殆盡，從此以“反共能手”自居，深獲蔣介石青睞。
朱素以“懂政治的軍事家，懂軍事的政治家”自稱。1939年，奉命開河北駐防后，對八路軍以及各地民主政權非常仇視，他說：“國民黨既有外患，也有內憂，外患好除，日本人總有一天要退出中國，而內憂則必須花大力氣鏟除。”他主張“政治、軍事雙管齊下，把八路軍擠出河北”。他指示各縣政府“八路軍是封建割據勢力，不得供應軍糧，應阻止青年加入”。
他多次寫信要蔣“重視中共的野心”，并表示愿到冀南“赴湯蹈火，武松打虎”。
朱懷冰的第二個特點是好色。朱到冀南時年屆六十，春心不老，又納了一房小太太，叫汪嬋娟，香腮甜舌，日夜陪伴，這在抗戰初期的前沿軍營里是絕無僅有的。
在他的影響下，部下將領多把太太兒女帶在身邊。一時間，朱營的刀光劍影中纏繞著燕語鶯聲，堪稱一景。
1939年11月，朱部終于從冀西調到涉縣一帶。
1940年初，蔣介石命朱懷冰、鹿鐘麟、孫殿英等部據守磁縣、武安、涉縣、臨漳、林縣地區，并與直南石友三、丁樹本及山東沈鴻烈等部連成一體。另外再增調41軍、71軍向太南開進，企圖待兩軍到達后，以朱懷冰、龐炳勛及石友三等為主由南而北向太行、冀南大舉進攻。
朱部到涉縣后，立即為國民黨縣長張守魁撐腰，公然破壞八路軍抗日組織，成立“鄉農會”、“社訓隊”，與八路軍對抗，拉夫、派糧、派款，抓捕抗日干部及群眾。
11月下旬，在銀河井、古臺等地活埋抗日干部38人。
12月上旬，用石頭將西區農會干部王有師頭顱砸爛，不治而亡。
1940年1月，在昭義村搶劫八路軍軍糧，并威脅群眾不準給八路軍送糧，誰用冀南鈔就槍斃誰。
1940年春，朱帶十幾個騎兵，到八路軍總部，指責八路軍侵犯了他的防地，引他的部隊倒戈，要求把根據地讓給他的部隊。
朱德拍桌子問：“你97軍與日本打了幾仗？牽制了多少敵人？究竟是誰在搞磨擦？八路軍根據地是我們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你們要地盤，有的是地方，你們把日本占領的淪陷區奪回來不就行了嗎？”
2月28日，朱部在磁縣賈壁一帶以兩個團圍攻八路軍先遣支隊第一大隊及青年縱隊二團，致使八路軍死傷百余人，被迫撤出上述地區。
朱懷冰，一時成了太行山最兇狠的敵人。
129師根據集總命令，調集青年縱隊、獨立支隊、先遣支隊、獨立游擊支隊、師部特務團等十三個團兵力，準備反擊。
兵力不夠，向晉察冀借兵。
糧食不足，向武安縣借糧。
此時，表面的國共合作還沒有破裂，防區相鄰的國共兩黨高級將領們經常在一起開會，雖然心存芥蒂，但表面上還是客客氣氣的。
彭說：“那誰出面指揮呢？”
朱看了看鄧小平。
鄧是政工人員，不參加國民黨的軍事工作會議，與這些人也大都沒見過面。
鄧小平，成了反頑戰役的總指揮。
一見聶榮臻，鄧小平就伸出手，高興地對李達說：“我的救命恩人到了。”
“西安事變”前，鄧在甘肅慶陽得了一種非常嚴重的傷寒病，昏迷不醒，什么東西也不能吃，生命危險。正好此時共產黨和張學良搞統一戰線，張派人送來兩車慰問品，其中有一些罐裝牛奶。看到這些十分珍貴的營養品，聶榮臻馬上想到了病危的鄧小平，當即決定，所有牛奶全送給他。正是靠了這些牛奶，鄧小平又活了過來。
聶說：“我只不過是順水人情，是你自己命大啊。”
聶是來送兵的。接到總部的命令后，馬上抽調了兩個團和冀中警衛旅，組成南下支隊，由陳正湘為支隊長，劉道生為政委。
“我正好來向總部匯報工作，來看看你，順便把人給你送來。”
三萬人，兩千匹馬，五天仗，需要多少糧食？
最少也得1萬石。
平時，主力部隊分散駐扎，相距較遠，各有各的吃糧區，現在這么多人馬聚集在一起，糧食是最現實的問題了。
涉縣本地的存糧顯然調濟不出，靠外地運輸也不現實，到處是日軍的封鎖線，四周的縣城都讓日軍占著。
只有到北邊相鄰的武安縣了。
雖然武安縣城也在日軍手里，但縣境的西部和南部是八路軍的根據地，而這些地方，與涉縣緊緊相連，且土地肥沃，抗日縣政府存有余糧。
2月底的一天，鄧小平在騎兵連的護送下，來到了武安縣抗日政府的臨時駐地——冶陶村。
武安縣抗日縣長是賈云標，他在就職演說時就特別提到要實行囤糧政策。有人問他囤糧政策是什么意思？他說就是一年之內，只向民眾要一回公糧，任何隊伍不得直接向民間要糧，只能通過縣政府解決。
武安縣由于實行了賈的政策，公糧順利收齊，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存。當鄧小平看到藏在山洞里的一囤囤糧食干干凈凈，糧囤上都蓋著顯眼的“抗日”字樣時，十分高興。他說：“看來，打仗要向你這里拿糧了，你就是這次戰役的供給部長了。怎么樣啊？”
賈云標說：“當然可以，不知道需要多少？”
鄧小平說：“每天需要2000石，仗可能要打五天，你們，給我準備七天的糧食怎么樣啊？”
部隊能這樣信任武安縣抗日政府，作為縣長的賈云標，能不高興嗎？他很快就從各地籌足了糧秣。他預備的不是七天，而是十天——只能備而無用，不能用而無備嘛。并且，他還將所備之糧，按指示陸續運到了漳河邊上。
人民預備的糧秣，總是綽綽有余。
朱懷冰部之新24師，駐涉縣石泊鎮以南張家莊、禪房至臺華、關防地區；94師在武安擇布峧、崔爐至涉縣嶺底、磁縣石布槽、賈壁一帶；軍部及另一個師在林縣孫殿英部之南。同時，鹿鐘麟部主力在漳河以南、林縣任村集以東山地；孫殿英部主力位于林縣及其西南地區，一部在涉縣東西達城、林旺、固新一帶；龐炳勛部位于山西長治以南地區。幾方皆處于觀望狀態。
此時，鹿因被解除河北省政府主席職務，對磨擦已不甚積極；孫殿英持觀望態度；龐炳勛部被八路軍344旅、385旅所抑留，無法北進。
實際上，朱懷冰成為深入的孤軍。
戰役于3月5日2時打響。
朱懷冰萬萬沒想到，他一向看不上的八路軍打起仗來個個如虎豹，而他的部隊在經過最初的頑強抵抗后，竟然放棄了陣地，雖然他親自用手槍打死了兩個營長，但仍是止不住后退的兵潮。
八路軍一鼓作氣，將朱部從涉縣石泊、玉林井、黃金莊一帶，經關防、嶺底、兩岔口、花園等地，直趕到林縣孫殿英的新五軍防區之南。朱部是通過孫部逃去的。但當八路軍追來時，孫部嚴陣以待，八路軍只得收住馬蹄。
孫部南側是朱部另一個師的駐地。朱懷冰決定三個師合在一起，重新部署，卷土重來，決一死戰。
此時，孫殿英部正處在八路軍和朱部中間，是個無法翻越的屏障。八路軍如果繞路過來，最少要三天時間。
現在，仍是勝負未分的時候，而孫的態度至為關鍵，如果孫能幫助自己共同打擊八路軍，則八路軍必敗。朱懷冰喘息未定，趕緊聯絡，但孫的司令部里由副軍長邢肇棠主事，孫外出去了。這個老滑頭，關鍵時候躲起來了。
但這也給朱懷冰吃了一個定心丸，即使你孫殿英保存實力，不與共產黨開火，你最少也不會幫著八路軍，出賣國軍吧。這一點，他是可以相信的。
于是，他就疏忽了，放松了對來自孫部的防御。
朱懷冰大錯特錯了。
恰恰在這里，八路軍鉆了一個天大的空子。
當天半夜，八路軍就踏破了他的大營。
129師對孫殿英的工作早就秘密進行了。
1939年5月16日，陳賡奉劉鄧之命到林縣與孫會談。孫很熱情。談判中，孫希望129師能派一個參謀住在他的軍部，雙方建立無線電聯系。還表示，保證與八路軍合作抗日，談到高興處，甚至表示希望八路軍朱、彭指揮他的軍隊。
為了穩住孫，129師在自身吃穿十分困難情況下，曾給孫配發大批軍裝。
戰役打響后，他就故意離開軍營躲起來了，軍中事委與副軍長邢肇棠處理。很顯然，這是一種態度，邢肇棠自然明白。八路軍追擊受阻后，鄧小平派李達去見邢，邢下令：“八路軍所到之處，開水、饅頭招待，不準放槍，違者軍法從事。”此時，在距軍部所在地十多里之外的姚村打麻將、抽大煙的孫殿英，電令其主力團王天祥部從湯陰北上，以堵截八路軍南進。邢得知后，又立即電令王天祥“暫勿動”。當然這都是孫與邢達成的一種默契，也是孫為了日后擺脫國民黨追查的一種障眼法。
八路軍是在半夜悄悄打進朱部防區的。
朱的慘敗已經注定了。
一夜之間，一個軍部、三個師及其他游雜武裝12000余人覆滅，朱部參謀長蔣希文、鹿部參謀長王斌、蘭衣社的雷鳴遠，以及一名自謂十字軍軍長的德國牧師均被擒獲。
最讓土八路開眼的是，俘虜其中有朱懷冰小老婆，還有幾十個紅嘴唇的官太太，個個高跟鞋，燙發頭，珠光寶氣，香氣撲鼻。
朱的幼女朱娥娥由一個衛兵背著逃命，被流彈所傷，亦被俘。
朱懷冰腿上中了流彈，化裝成挑夫逃出包圍，把殘部交給師長劉明，自己帶三個衛兵去了天津。
8日15時，戰爭結束。
一場想象得十分復雜的戰爭，竟如此簡單。
最讓劉鄧高興的是，輕重武器繳獲頗多，長短槍7000多支，機槍220挺，八二迫擊炮24門，大都是剛從國外進口的，擺在河灘上，像一片茂密的樹林。
129師，就此發家！
這一仗打完后，由于朱部敗得太窩囊，國民黨方面再沒提過這件事，竟連例行的抗議也沒有。事后，國民黨國防部憤憤不平，命朱到重慶“請罪”。朱哭訴敗因，蔣沒有處分他，只是對他十分冷淡。
朱懷冰從此就從國民黨軍界消失了，直到1968年11月病死在臺灣，無聲無息。
戰爭，有時讓一個將軍一戰成名，終身享譽；有時又讓一個將軍一敗涂地，萬念成灰。
事后，蔣介石密令龐炳勛、孫殿英“誘捕邢肇棠，押送重慶”。孫與邢雖然相好，但此事過后，總讓孫不安，思前想后，與共產黨交朋友可以，但不能走共產黨的路。于是，孫與龐密謀，與重慶國民黨軍令部聯系，假擬安排邢去重慶“后方受訓，以備重用”。邢識破了陰謀，毅然投了八路軍總部。后經彭德懷介紹，加入共產黨，并當選晉冀魯豫邊區參議會副會長。建國后，曾任甘肅、河南等省副省長。
此役之后，涉縣境內國民黨軍隊、游雜武裝全部退出。涉縣成為129師據有的第一個城鄉一體的完全縣。
意義不僅僅于此。
好棋在于藏而不露。
3月16日，劉鄧下令深入太南、豫北的部隊，全部撤回漳河以北。
反頑一戰，八路軍越過漳河，追擊南進上百里，最南達臨淇、陵川、大尖山一帶，擴占面積達數千平方公里之多。八路軍撤出后，鄧小平履前所約，私下通知孫殿英委任該地區各縣縣長。
3月19日，朱德專赴晉城，和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會晤，達成協議，劃分了防區：雙方以臨（汾）屯（留）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一線為界，線以南為國民黨軍駐防區，線以北為八路軍駐防區。八路軍主動退出已占領的陵川、高平、陽城、晉城等大片地區。
勝利之后主動罷戰言和，讓出大片土地，表現了八路軍的手腕。
雖然地盤減少了，但由此緩和了國共兩黨在華北兵戎相見的嚴峻形勢，穩定了邊區局面，保住了抗戰初期獲得的成果。
既團結又斗爭，既斗爭又團結。
此間有真義，個中其誰知？
此舉大大地給了衛立煌面子。衛氏在國民黨內是八路軍少見的朋友，對八路軍幫助頗多，他據此可以向國民黨內說話。
也給了蔣介石面子：十八集團軍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要求，退出所占陣地。
更大的意義在于，按照新劃定的駐防線，就是正式承認129師現有的防區為其根據地。國民黨經過一個西安事變才承認一個陜甘寧邊區，現在經過殲滅朱懷冰一個軍后，又在事實上承認了一個存在著的邊區。盡管國民黨從不認可“晉冀豫”、“冀魯豫”、“太行”之類的名稱，更不承認八路軍有建設政權、征糧征款的權力，雖然八路軍也并不需要蔣介石的承認，但有這么一個劃界的協議畢竟比沒有要好得多，頑固分子再來尋釁，就更加輸理了。
看看當時國共雙方在這一地區的兵力部署，就更容易明白這一點。
當時，駐在黃河以北的國民黨軍中央系統共有四個集團軍，包括游雜武裝，有20多萬。太南、豫北還有三個軍，尚不包括閻錫山的晉綏軍。而集中各地的129師武裝近10萬人。雙方大軍云集，劍拔弩張，再加火拼就會觸動一場大規模的內戰。
如果出現這種局面，敵后的抗戰形勢將不堪設想。
共產黨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才主動邁出了這一步。
與此同時，閻錫山與決死縱隊的槍聲和恩怨也剛剛平息。毛澤東派蕭勁光、王若飛攜帶親筆信，到秋林鎮當面申述、調停。于1940年4月達成協議：雙方以汾陽經離石到軍渡的公路為界，線以南為舊軍活動區域，稱晉西南；線以北為新軍及八路軍活動地區，稱晉西北。
這樣，八路軍與閻錫山也維持了平衡。
從此以后，閻氏勢力完全撤離了太岳、太行地區，退居晉西南十多個縣，再沒有與129師發生沖突，直到抗戰勝利。
劉鄧苦心營構的晉冀（魯）豫邊區，已經呼之欲出！
第四章 煉石
1940年6月，劉鄧的司令部從遼縣峒峪鎮遷到了涉縣的常樂村。
仍是在清漳河畔，只是順著河流的方向，往下游去了。
為什么要遷移呢？
涉縣城打下來了，地面穩定了，司令部嘛，當然要放置在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此時的129師已經開辟了三塊根據地，分別是太岳、太行和冀南，但都被日本人割散著，相互之間無法直接聯系。司令部遷移后，涉縣，正好處于這三塊根據地的中間。
這里位于太行的腹地，山更高，林更密，而且，清漳河下游地帶更富庶一些。
常樂村有200多戶人家，這在太行山里算是大村了。劉鄧分別借住在兩戶劉姓人家的小院里。作戰地圖掛起來，電話線從村外四周的部隊拉過來，電臺架起來，半天的功夫，一個新的司令部就建成了。
山里人居住分散，屋前房后空地多，長滿了荒草。
早晨的時候，劉鄧出來散步，感到很可惜，真是浪費了那一畦畦陽光，那一片片黃土呢。此地山民仍是窮，只知種糧，不知種菜，司令部食堂的大鍋里沒有綠色，這幾天拉大便都困難呢。
一天早晨，他們從工兵班要了兩把鐵锨，開始平整荒地。
警衛員說：“首長，這是干什么呀？”
兩人一笑，不吭聲，接著干。一會兒工夫，一片黃澄澄的田地開出來了，炕面兒大小，像一塊毛茸茸的毯子。
司令部人員明白了，都來動手。房前屋后，渠邊路旁，閑散地方，把一塊塊石頭搬走，從別的地方挑來土。不多時，就開出了若干片，大的像戲臺，小的似桌面，共三十多塊，有三四畝大小。
撒進去一些蔓菁、白菜種子，幾天后，青靈靈的小苗出土了，像一簇簇綠色的火苗，在陽光下跳躍。
這一年的事兒太多了，謀建政權，百團大戰，擴充軍隊。劉鄧住在村里的時候其實也不多，老百姓經常涌在路邊，看著戰馬進進出出，猜著行人官大官小。
只要在村里，劉鄧每天總要在地里與菜們待一陣子，澆澆水，拔拔草，間間苗，有時還擔糞。在這兩雙調理乾坤的大手的調理下，田畦里的白菜們也很可人意，一棵棵長得青盈盈、圓渾渾、瓷實實，像一排排雄健的八路軍戰士。
秋熟時，常樂村的村長和幾個公執人物，想請長官們吃頓飯。兵荒馬亂的，這些大兵們可不能得罪啊。幾次來請，都被李達婉辭了。一次，他們殺了兩口豬，蒸好了白饃饃，又來請。
“老總……”村長劉偉江小心地說。
“不要叫老總，你看我像老總嗎？”李達笑著說，扯起自己的粗布軍裝，抬起腳上的草鞋。
劉村長把村民的好意說了一遍。
李達怪他們不該這樣客氣，便答應向劉鄧請示一下。
當天的酒席仍是沒有辦成，李達親去村公所，向各位公執、老者致歉：“首長說了，進村后，什么都好，就今天錯了，辦這么豐盛，攤派給老百姓，造成麻煩。首長命令，這次的花費全由部隊報銷。”說著，李達從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大洋，碼在桌上，叮叮脆響。
小村人的眼瞪大了。
霜降時，正是出大白菜的時候，部隊又要搬遷了，聽說又要往下游去。不知什么原因，大概是因為這里離縣城太遠了吧。
那大白菜怎么辦呢？大白菜畢竟不是大兵，不能一聲令下就上馬啟程的。
李達讓人請來了村長和公執們。
“首長說，部隊在村里，麻煩大家了，把這些大白菜全部留給村民，每家分一些。”
小村人的眼睜得更大了。這么多的大白菜，足有幾萬斤。
小村人，涌在村頭，看著這群兵，走了，順著河流的方向走了。
的確，小村人沒有文化，不懂政治，他們與這些當兵的并沒有建立起什么感情，他們甚至還不知道這一高一矮兩個官長的名字，他們只是覺得這些人與所有的兵都不一樣。他們只是記得他們軍裝是灰綠色的，那是石頭的顏色，那是樹皮的顏色，那是土地的顏色……
那一冬，常樂村500多口人，人人都吃上了八路軍的大白菜。
小村人的心熱乎乎的。
司令部從小村遷走后，聯系并沒有中斷。每逢日軍掃蕩，劉鄧每每派師部作戰參謀廖楷峰帶一頭騾子將一些重要文件趁黑夜馱過來，藏進村長劉偉江家的煙囪里……
赤岸、赤岸
從常樂村沿清漳河往下走十五里，就是赤岸村了。
赤岸村位于縣城西北的一個山窩里，只有十里的山路，清漳河從小村東南流過，河邊遍是大樹、蘆葦，村北、西、南被大山環繞。全村300多戶。
該村始建年代無考，據查，始有張姓在此居住，故村里張姓居多。村廟里石刻上有“大明正德十五年九月十九日建”字樣，右側刻有“赤岸村”，由此推究，明時即有該村。村以赤岸名之，乃由于此處系清漳河岸，村西高岸處有一道紅土嶺。紅者，赤也，故稱赤岸。
小村建在傾斜的山坡上，除了幾戶財主和社廟外，都是石頭和土坯合作而成的草房，高高低低，錯錯落落，出這家的門，能跌落到那家的房頂上。石街上青光光的，平時街上的人不多，日子緊緊的，忙忙的，街上固定的客人是那些石頭們，稀稀落落地站在路邊，那是拴牛拴驢用的，或是飯市上的寶座。傍晚的時候，還以為那是蹲著的一個個山人呢。其實，山里人與石為伴，以石為生，那些憨厚的石頭們，就是小街里沉默的村民。
村外大山們的名字也很有趣，雞冠山、牛精山、豬頭山、轎頂山、柏樹垴……
那是小村人的全部世界。
后來的幾十年里，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心懷疑問，劉鄧為什么要選這個小村做司令部呢？
軍事理論家們給出了一百個理由，終于有一個人說，那是因為小村有一個精致的名字，太吉利了，太引人聯想了。
這一切到現在仍是一個謎。
采訪時，我曾查遍了有關檔案，試圖想給讀者提供這段猛料，但找不到任何記錄，我請當時最權威的黨史專家李士華先生幫我查詢，也沒有結果。
小村的東南面是寬闊的清漳河，河邊是粗壯的雜樹和深深的蘆葦蕩，西北面是一望無際的大山，稍有戰事，走進大山就是天然的屏障，那是八路軍最隱蔽可靠的避難所。靠山臨河，這里有著天然的防御功能。
這應該是最直接原因吧？
一個新生的政權就要在這里著床了，歷史的目光正沿著山溝的高高低低，沿著清漳河的粼粼波光走來。只是赤岸，這個沉默的小村，還沒有感應得到，自己即將要負載歷史了。
你的名字在歷史里將不會再寂寞了。
村里最年長的人張天未老人告訴我，八路軍剛來時，是個晚上，村民們以為又是兵匪，各家各戶都慌忙關上門，用石頭頂死，一晚上也沒有睡著，但是天快亮了，還是聽不到槍聲和叫嚷聲。以為他們走了，天蒙蒙亮，有大膽的人偷偷出來，見這些人正躺在村廟的臺階下，還有的躺在人家的門洞里，鋪著草，睡得正香，當時已是冬天了。
第二天，抗日縣長帶著一伙人來了，把村長和公執們召集到一起開會。隨即就開始忙碌了。
村中央的社廟要改成司令部。社廟是村里人燒香磕頭的地方，供著天神、地神、山神、河神。老天爺，他們搬到哪兒呢？聽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天地不怕，鬼神不敬，還不把這些神像都扔河里？
倒是沒有扔河里，只是擠到村長家的一間閑屋里去了。
社廟是一個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式建筑，北、西、東三面是十多間神房，全改成司令部工作室；南面是戲臺，正沖著北屋的主神像，戲是唱給神靈的，村人們原都只是借光。把戲臺的正面用土坯壘成一堵墻，里面就成了一間大屋，這就是參謀們的房間了。
司令部人員住在哪兒？
廟的西側是村里大財主張茂德、張慶余叔侄兩人的宅院，院子又各分上下院。縣長和村長做工作，讓他們各騰出一個院子。劉鄧兩家就住在最西側的那個小院里。
在村里住下的有上千人，每家每戶都有。
幾天以后，飯市上的老百姓便傳開了，這一幫是窮兵、叫花子，行囊里什么也沒有。
赤岸，最初就這樣用冷淡的目光，無奈地接納了這支貧窮的軍隊。
搖晃的地租
席卷太行山的減租減息運動是隨著八路軍的到來開始的。
二五（25%）減租，分半（50%）減息。
這是八路軍領導太行山建立農村根據地的根本政策。
傳統的土地制度、借貸制度，體現著一種赤裸裸的剝削，使得落后的農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矛盾叢生。新政策的實行，不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農民，又團結了廣大地主、富農，使全社會形成抗日的大合奏。
但推行這項工作的難度太大了。
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大部分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的農民們已經習慣于剝削。土地租佃契約多種多樣，水地、旱地又分三六九等，交租比例各不相同，但大致是按五五交租，即收成的一半由佃戶自留，一半交地主。生產工具自備，田賦雜稅雙方分攤。
佃戶們從心底里盼著能把租額利息降下來，但當八路軍真正實行減租減息的時候，他們又害怕了。
主要是怕變天。
八路軍不是政府軍，是起義軍，蔣委員長才是皇帝，蔣委員長不說話，八路軍們在這里亂來，往后日本人退了，八路軍走了，一切還不是從頭來？倒霉的還是我們。
所以，白天開會時聽八路軍宣傳，高興地喊一陣子口號，晚上又害怕了。地是人家地主的，如果人家不讓咱租，還是活不下去。怎么辦？
天黑了，八路軍回去了，佃戶們回到家后，又后悔了，睡不著覺了。連夜帶著老婆孩子，到地主家里，給地主下跪，道歉，說好話：“不是我要這樣，是八路軍這幫共匪要這樣，主家，你看咋辦？”
東江村某佃戶買了一斤豬肉到地主家，央求明年繼續租地，按老契約交租……
地主也犯愁了，現在是國難時期，八路軍要抗日救國，公開頂撞是沒道理的，也是要吃虧的。
于是，雙方商量好，表面上按八路軍的政策，契約上寫明是二五減租，但秋后交租時，仍按原來契約執行。
明減暗不減，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1941年后，隨著各地抗日縣政府的成立，特別是《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關于減租減息暫行辦法》的頒布，減租減息運動開始正規起來。
各地都搞了試點，發動村農會會員向地主、佃戶講解減租政策，再三表明這一政策是抗日戰爭期間的國策，是蔣委員長同意制定的，在國統區內一樣在搞。
邊區政策明確規定：只要佃戶按協議交租，地主無權收回租種的土地。
各地對每一類土地評議了產量，規定了應交租額。縮小了斗量，把原來35斤斗改為28斤斗。
不少地方局面已經打開。不少農民大膽地面對自己的老東家，實實在在地進行減租減息。
但減租減息是個系統工程，戰爭年代，敵我交錯，晝退夜進，戰局不穩，人心不定，也很難把此項工作進行到底，只有等到戰局徹底好轉。
每個村莊，都在緩慢卻堅韌地開展著減租減息，既不能把地主、富農推向極端，維護統一戰線，又要充分調動貧雇農的積極性。
鄉村的熱情，是一天天地高起來了。
印版為證
129師小部隊剛進太行山時，靠國民黨當地政府供應軍糧。
后來，八路軍在一些村、區里站住了腳，民選了村長、區長，與當地國民黨政府鬧起了局部磨擦，本地的田賦、稅務、公糧也不上交了，留作自己使用。
偶有軍糧接濟不上，就向大戶借糧。正是亂世，不少大戶都希望在地方上有個武裝靠山。青塔村一個張姓地主，一下子借給部隊1000多斤，129師供給部打了個收條，還蓋了個紅章，張姓地主十分高興，拿著紅印章到處炫耀，聲明糧食不要了，全部捐給八路軍抗日。
國民黨勢力退出當地后，八路軍全部改組了村、鄉、縣級機構。村設財政委員，區里設財政助理員，縣里設財政科，層層丈量土地，測定產量，按比例合理地交納抗日軍糧。
租種土地的佃戶不交公糧，由地主交納。
村村設有公糧庫，放在山洞和地窖里，下邊用石頭墊底，荊條圍底，再用席子圍，一層一層，樓一樣壘三層，這叫屯，也叫圈。屯里圈里填滿后，抹平，由財糧主任親自蓋上印版。然后，鎖門、封條，隔幾天再來看一次，一旦發現印版混亂，便叫上部隊的人，上下反復地察看，人偷的？鼠亂的？
什么是印版？
就是用一尺見方的木板，在上面雕刻出幾個凸出的字，如“玉米”、“谷子”、“小麥”等，蓋在糧食上，明顯地出現字樣，以防偷糧和別人作亂。
玉米粒大些，需另外特制一個大號的印版，筆畫也需格外粗壯些。
或者，印版上直接刻上“抗日”兩字。密密麻麻的，蓋滿了糧食的表面。
糧食們靜靜地睡在席圈里，一有召喚，馬上出發，它們也是抗日的一個個積極分子呢。
軍糧重地，有人看護，發現偷盜，就地槍斃。
剛開始，軍糧一般放在較可靠的貧雇農的窯洞、地窖里，或者責成他們看管。后來發現不行，這些貧雇農家里很窮，沒糧吃，看著看著，有的人就覺悟低了，開始想著法揩油兒，最典型的就是用筆帽偷。那時毛筆的筆帽是銅質尖形的，把帽尖在石頭上磨出一個小孔，插在小米囤的圍席上，外面放一只碗，里面的小米便會陸陸續續地流出來，一夜能流一碗米。這樣席子不致破壞，上面的印版也不致變形。
這幾乎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更有甚者，公開搶軍糧。
后來，129師供給部做出決定，軍糧盡量放在中農以上的可靠家庭中。這些人家里殷實，有吃的，有身份，不會偷軍糧。這以后，一些開明士紳家里就成了軍糧的堡壘戶。
據記載，1941年底，太行山785個存糧點共藏軍糧110萬石。統歸129師供給部調運。不管部隊走到哪里，都會有糧食供應。
貧窮的山坳坳里，處處是飽滿的軍糧，處處是秘密的炸彈。
藝術家的太行山
在遼縣的時候，一次部隊打了勝仗，當地村長請劉鄧看戲。演的是四股弦《戰宛城》，當演到曹操與張繡的嬸嬸通奸時，雖然人物隱匿幕后，但導演設計讓大幕抖動，緊鼓密鑼，經久不息，讓人肉麻。
鄧小平搖搖頭，沒有制止，沒好意思拂了人家的好意。
太行山里通常的劇種有武安平調、上黨梆子、四股弦等，劇目很多，由于山民們沒有文化，封建糟粕很多，其中包括大量黃色戲。
“太陽，出來！”
太行劇團三分團團長魯林，站在窗戶內，沖著東天狠狠地大喊。
他多么盼望著太陽快快跳出來，變成一個大火球，哪怕把他烤出一身臭汗來。
但，東天仍是迷茫茫的，太陽還睡在冷凝的云窩中。
天太冷了，夜太長了，風太硬了，水太苦了。
太行三劇團這些年輕的藝術家們來到太行山里，已經幾個月了，這是第一個冬天，他們身上的衣服太薄，沒想到山里的冬天這么冷，吃、住、演出都不方便。
他們就這樣行走在冰冷的太行山里。
只有一件樂器——口琴，唱歌伴奏用它，舞蹈伴奏仍是它。沒有服裝、道具，急得藝術指導員韓玉琴天天犯愁，一進村子，就先去找幾個老太太、小媳婦、大姑娘，她們和她們家人的衣服，都可以派上用場的。
農家的衣服不愁了，化裝用品卻是沒有，只好用些凡士林加上紅、蘭、黑三色一調，涂上臉就算了。畫眉呢，只好用灶膛后燃燒未盡的炭柄。
幾個月后，師政治部朱光主任協助通過敵占區關系，弄來一批綢緞、布匹和汽燈。團長魯林和指導員韓玉琴高興極了，開始精心設計自己的家當：用布匹做幕布，前幕是紅色的，后幕的側幕是藍色的。前幕請太行山劇團藝術指導員阮章競專門設計，圖案除了劇團名稱外，還以太行山為背景，一列火車冒著滾滾濃煙正在向前行，十分壯觀。
但需要的東西還是缺得太多。
只有自己想辦法了。
舞臺上譴責最多的是日本鬼子，可沒有日本人服裝。劇團的劇務王關尚靈機一動，找來一堆破麻袋片，從槐樹上摘了半筐槐豆，放在鍋里煮，竟然染出了橙黃色，再讓村婦們剪裁做成日本服裝。白日里看著粗粗糙糙不成樣子，可一上舞臺，燈光一照，簡直和日軍的新服裝一模一樣。
一部擁軍戲里，演一個月下送情郎上前線的場面。韓玉琴心想，如果背景上能升起一個月亮，效果該多好啊。怎么辦呢，她苦思冥想，當看到那盞汽燈時，她突然想起了皮影戲。于是，她找了一個大籮筐，把雪亮的汽燈放進去，整個籮筐四周用黑泥封實，密不透光，在籮筐一側挖出一個圓形，在幕后，安排幾個工作人員分別站在高低不同的凳子上，演出時，前臺燈光漸暗，后幕把籮筐慢慢地傳遞，這樣，一個冉冉升起的月亮就出現了。
小村人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的，當他們看到舞臺上居然升起了一個月亮時，驚得五魂出竅，疑是鬼神作幫。
為了感染觀眾，他們想盡了辦法。有一次演出《抗日英雄》，為了追求真實效果，在演到向日本帝國主義開火時，竟用上了真槍、真火藥，不想火藥用量稍大，竟燒傷了演員。此事不知怎么讓鄧小平聽說了，把團長找過去，批評了一頓。臨走時，鄧小平說，用鐵桶里裝上鞭炮不是既安全又逼真嗎？團長眼前一亮，趕緊敬禮致謝。
他們在用藝術、用歌聲、用激情、用熱血點燃著群山。
一聲聲，一句句，燃燒的是他們的血液啊。
血一熱，藝術的天地間便也就熱氣騰騰了，心底和眼前便都充滿了綠色和溫暖，于是，奇思妙想翩翩而至，表演也就更加繪聲繪色，情理動人。
一出出簡單直白的小戲，一份份真摯無比的情感，感動了太行山，感動了太行山窩窩里的人們。于是大山沸騰了，大山屬于八路軍的了，大山都跟著共產黨走了。
冀鈔
中心城市和交通線全部喪失之后，國內經濟秩序完全混亂了。
國民政府既有的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農民銀行原本已發行多種貨幣，日軍進來后又把持了大中、保商、農工、農業四大銀行，也大量發行貨幣。1938年3月起，日軍在占領區又開設了20多家銀行，吸收法幣，傾銷日貨，套購搶掠中國糧棉煤鐵等物資，經濟斗爭愈演愈烈。
僅在太行山區流通的鈔票就有三十多種。
沒有自己的鈔票，一任日偽鈔票和雜鈔通行，坐視大量物資外流，這樣下去，129師在太行山根本站不住腳！
發行自家鈔票，掌控經濟大局，這是再明白不過的道理了。
如何發行？
按國共協議，共產黨無權組織政府，沒有政府就無法發行貨幣。只能借巢生蛋。此時冀南行政公署已經成立，這是國民政府默許的，雖然鹿鐘麟已宣布撤銷，但共產黨從未承認，社會各界也正在爭取，何不借助楊秀峰這個合法的外罩？
1939年6月，冀南銀行總行在山西黎城西井村籌備，由129師供給部部長徐林負責。當即著手工作，印刷紙幣，籌劃賬簿，培訓業務人員。
但太行山內既無設備，又無技術，打慣了仗的八路軍搞經濟，真還是開天辟地頭一回哩。
據時任129師先遣支隊支隊長的張賢約回憶：“1939年6月的一天，胡震（時任邢臺縣抗日縣長）來找我，說他找到一些工人，會印假鈔票，想印一些敵占區流通的滿洲票，用它到敵占區去買布、煤油、皮革等緊缺物資，同時擾亂日軍的金融。我說，出鈔票可是件大事，得請示領導。我到遼縣師部開會時，向鄧政委匯報了這個想法。鄧政委說：‘你們先盡可能地收集工人，籌集機器、紙張、油墨和版，我們正想發行自己邊區的票子，就是缺乏這些。’我回去后就讓胡震放手來干。過了一段時間，師部派供給部長徐林同志前來接洽，他負責籌建冀南銀行。他從胡震那里把人員設備全接到太行山區去了。”
這批邢臺印鈔技術工人透露，要印鈔，最主要的是鈔面設計和雕刻制版。這些技術只有一個人精熟，此人叫張裕民，現正被關押在邢臺監獄。
原來，這個張裕民是南宮人，在天津長大，從小在京、津學徒搞美術設計，尤熟于精美印刷。去年，邢臺一家老板高薪請他設計印刷國民黨貨幣，印出后暢行市場。后被人揭發，被日軍抓進監獄，不日將要處決。
徐林把這一情況報告鄧小平。鄧指示他設法營救。
據有關資料記載，為營救張裕民，八路軍花了不少法幣，還動用了數百克白粉和十多條黃金。
張裕民出來后，先到邢臺漿水鎮，后被送到129師司令部。他害怕得要死，以為八路軍要槍斃他。
劉鄧馬上決定成立錢幣研究所，任命張裕民為所長，并為他配備了一匹馬、一個警衛、一只手槍，這是八路軍旅長的待遇了。
張裕民很快就設計出一張兩角錢的圖案。
劉鄧大驚。
簡單修改后，就定稿了。
接著又設計出10枚面額不同的銅元券，以及壹角至伍角、壹元到伍元、拾元至伍拾元、貳佰伍拾元、伍佰元、壹仟元、貳仟元和本幣貳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等，共計56種。
鈔面設計完成了，卻沒有印鈔機。
通過地下關系，他們從天津三條石搞到了石印機床，又從新鄉搞到石頭印版。
石印雖然落后，卻照樣能印出精美的鈔票。
油墨呢？紙張呢？雖然暫時可以從敵占區搞到一部分，但用量太大，必須立足自我，土法上馬。
漳河兩岸，古來就有造紙的傳統，茅嶺底、太蒼、丁巖、石梯以及山西省的云頭底等地，都有紙廠。可是，這些紙廠生產的都是麻頭紙，僅供記賬、糊窗、寫字用，所用原料，全是繩頭、鞋幫、舊鞋底之類，如果印鈔票，肯定不行。
關鍵在原料上，原料太次，當然造不出好紙。
于是，優質上等的好麻，成捆成捆地從長治買回來，驢騾們日日夜夜地趕運著。
鈔票紙要求白凈，卻又沒有硫化堿，連漂白粉、滑石粉也沒有，只有松香和石灰。
使勁沖刷，精心洗滌，山溝里有的是清泉。
造出的紙果然漂亮。
但是太薄。
工人們又將單層紙改為雙層紙。
還有油墨，也是土法制造。油墨制造過程要復雜得多，采訪時，我問了不少老人，仍不得要領。這些土頭土腦的人們是如何把大自然中的五顏六色遷移到紙上的呢？我沒能采訪得到，但是當時，他們確實成功了，掌握了色彩的秘訣。
沒有動力，就用人力，根據地有的是人，人有的是力量。
印刷冀鈔的手工作坊，就在赤岸村不太遠的各個山莊，一個山莊設一道工序，分別設在遼城、常樂、懸鐘、宇莊、圪臘脯。
各個印刷點都極其保密，四周的路口都有特務團設崗。沒有人知道，在那些破廟爛房塌窯洞里，正在印刷著人類最垂涎的鈔票。每印一版，制版員都要將票樣照下來，軋在石印版上，拿了醋酸硫酸松香之類抹刷四五遍。每印一張鈔票，工人們都要手腳不停地連印六次。印成后的鈔票需要裁開，可沒有裁紙機，只得靠手工裁。
每個工人一天一個班，一班12個小時，定額36000張。
1939年10月15日，冀南銀行的組建和印刷鈔票等工作基本完成后，正式宣告在黎城縣小寨村成立。同日，冀南行政公署以通告形式發行冀鈔，并向邊區人民及各專署、各抗日民主縣政府頒發了關于成立冀南銀行的布告及發行冀鈔的宣傳綱要。
由此，冀鈔正式登上歷史舞臺！
冀鈔初進市場，市場上鈔票極其混亂。以太南為例：太南公開流通的有五專區合作社兌換券，有潞城、壺關、平順、長治各縣銀號發行的縣票，有高平、晉城、陽城、陵川等縣發行的鈔票，有上黨銀行發行的上黨票，有閻錫山發行的舊山西票，還有新印的“大花臉”票（因其印刷模糊，老百姓這樣稱呼），暗地里還流通著日軍聯合銀行發行的偽鈔。如不加以廓清，冀鈔根本無法立足，抗日的財力就得不到保障。
1941年10月，新成立的邊區政府堅決實行“鞏固冀鈔，保護法幣，打擊偽鈔”的政策，并頒布法令，規定冀鈔為本位幣，禁止偽鈔流通，對各種雜幣進行限期兌換，過期作廢。
邊區的經濟開始圍繞著冀鈔運轉起來，這一片土地的活力因之而更加聚合……
河南店村有個鹽商叫孫萬寬，對八路軍看不上眼，時有攻擊。人買他鹽時，他不收冀鈔，說，這也算是鈔票嗎？綿塌塌的，少筋沒骨，哪能跟人家那票子（日幣）比？人家那票子，硬板硬得像刀片，能割下人的耳朵來。過后，他又對人說，八路軍的票子，是萬萬花不得的，過幾天他們敗了，跑了，窩在手里都是些麻紙，只能擦屁股。
為了維護冀鈔信譽，抗日政府對孫進行了公審。之后，出了一張布告，以漢奸罪處決了。
張賢約還回憶道，百團大戰后期，八路軍轉入守勢，日軍對根據地瘋狂掃蕩。一天，鄧政委叫我去，嚴肅地交待我們支隊專門拿出一個營，在日軍掃蕩期間，負責保護冀南銀行和印幣廠的安全轉移。他說，絕對不能讓日軍搞掉了，你們掉腦袋不要緊，這可是關系到根據地部隊穿衣吃飯的大問題。
銀行和印幣廠有50多人，我們用幾十頭騾子將票子、機器、幣版和紙張分開馱著，在太行山的邢臺、沙河、涉縣、武安和山西的黎城、遼縣、和順一帶與日軍周旋。到10月底，百團大戰結束，我們在遼縣的峒峪，完整地把銀行的人員和機器交給了供給部。
鐵匠的手藝
八路軍和游擊隊發展太快，武器跟不上，僅僅依靠從日軍手中奪取，顯然不現實。日軍不比國民黨軍，頑強、死拼到底，最后把槍炮毀壞也不留給八路軍。
而且，八路軍進行的是游擊戰，規模不大，一次消滅百多個日軍就算大勝仗了，繳槍有限。
必須依靠自己！
1938年12月，129師在深山區圪臘鋪的一處秘密山洞里成立了第一個小型修械所，修理和生產步槍、手槍、刺刀等。
最早的工人是一些民間鐵匠和木匠。他們游蕩于晉冀豫三省之間，以打制大刀、紅纓槍、獵槍為生，后來世道亂了，改造步槍。有錢的財主們為了保護自己，花12塊大洋就可以讓他們造一桿槍。
幾十個匠人湊齊后，八路軍派了一個政治指導員，修械所就開張了。
完全是一個聯合的鐵匠鋪，爐火紅紅，鐵錘咚咚。
造槍主要是槍筒、槍槽、槍托、小樁、槍栓、搭子勾等八大件，各個部件的制作都不容易。因沒有機器，連像樣的機床也沒有，只能用原始的鉗子、鑿子、鉆頭、銼刀、扳手、大錘之類。
但是，中國手工業的傳統是了不得的，土家伙也照樣能造出神奇，一樣樣竟然變著法兒全造出來了。最主要的是槍筒，當時沒有氣錘，工人就支起鐵架，安上滑輪，將大錘拉起來代替氣錘。石磨中間穿個洞，將鐵軸從洞中通過去。鐵軸當然不能是直的，中間有弓字形一個彎，鉆頭安在軸頭上，借用轉動磨扇帶起的慣性力量，硬把鐵桿鉆成槍筒。而所謂鐵桿，是鐵軌燒紅之后截取與輪箍接觸的那部分精鋼加工而成的。
槍筒制好后，要反復打磨，制來復線，做準星、缺口。而后是檢驗，先通過槍筒看中目標，然后再用準星和缺口看，兩者一致后，再裝槍托、扳機、槍栓……
一支步槍就這樣脫胎而成了。
有了槍，還需要子彈。
子彈如何造？
彈殼是不能自制的，因為山洞里沒有冶煉黃銅的設備，只有利用舊彈殼。好在戰爭時期，最不缺的是彈殼，日本人也不吝嗇子彈，一仗打過，滿山的石縫里撒滿了彈殼。各村發動老百姓撿，按銅價收購，黨員們也上山了，20個彈殼頂一個月黨費。
彈殼收集后，先用堿水煮，清洗、縮孔，拆火帽。
這之后的第一道工序是裝火藥。黑色火藥的來源全是土法，硝、磺配上棉花灰。硝是從茅房里掃出的白堿土熬制的，磺無法自制，從敵占區私購。三者分別壓成細粉狀，按比例配制，即成烈性爆發物。
再一道工序是裝彈頭。彈頭是用錫制的，民間的錫制品很多，酒壺、蠟臺比比皆是，破損的全收上來，加溫后燒鑄成一個個奶頭狀的彈頭。
然后是裝火帽。火帽類似于磷火，是子彈的引火，蒼蠅屎大小。將火帽放入子彈尾部的凹槽后，用薄金屬片堵上，再涂上一層特殊的紫膠。這種紫膠來源是印度等地一種樹上寄生蟲的排泄物，經特殊煉制后，不僅防水，而且防火，再發熱也不軟化。中國是肯定沒有這種紫膠的，只有進口。太行山里的紫膠從何而來？全是通過地下關系從國民黨兵工廠里偷來的。好在用量極小，一桶膠可用半年。
最后是檢驗。一排排子彈放在平面上，挨個兒查驗，分量重的輕的，彈頭長的短的，彈殼松的緊的，都不行，全剔出來，重新加工。
1939年3月，八路軍總部成立軍工部，由劉鼎任軍工部長。不久便聚集了數百人，這些人中有留學國外的工業技術專家，有歸國抗日的東南亞華僑，有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太原等敵占區的技術工人。這些人陸續來到太行山，當然，也帶來了部分先進設備。
八路軍兵工廠規模擴大了，分成8處。
問題出來了。
原來所造步槍型號、規格都不相同，零件不能互換，在戰場上使用極不方便，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規模逐漸擴大的戰爭。
必須設計一種在現有技術條件下，能半工業化批量生產的步槍。
劉伯承說，不要單純追求射程，把槍管搞得很長，很笨重。劉認為，步槍就是一種近戰武器，只要能在200米以內射擊準確越輕越靈巧越好。
劉伯承責成水窯一所副所長劉貴福組織設計試造。
劉貴福原是閻錫山太原兵工廠步槍分廠的技術工人，1938年到延安，曾在茶坊兵工廠參加過無名步槍的設計與制造，是一位造槍能手。
1940年8月1日，終于試造出第一支新步槍。
這種槍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無名式”及“漢陽造”的優點，比一般步槍略短，比馬槍稍長，取名為“八一式步馬槍”。槍的刺刀緊緊連在槍筒口部，平時折伏在槍桿下不會丟掉，肉搏時能自動彈出展開。全槍重3.36公斤，口徑7.9毫米，射擊準確，刺刀鋒利，槍體輕巧、堅固，外形美觀。
八路軍總部下令，批量生產“八五式步馬槍”，停造雜牌槍。
鐵原料好辦，扒鐵軌，燒敵人的汽車，往回運。
問題在于工人素質低，這些傳統的鐵匠、銀匠、木匠、錫匠、銅匠們不識字，不懂圖紙，習慣于手工作業，經驗主義，心知肚明，口莫能言。
必須進行全方位的培訓！
于是，山溝溝里一場工業技術革命開始了。
從國外回來、大城市出來專家們，手把手地教他們認識工業化生產的重要性，嚴守工藝流程及生產過程的檢驗制度，逐步學會看圖、英制公制換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機床操作……
紅紅的爐火旁，一批批來自鄉間的匠人和青年農民，正在悄悄向產業工人蛻化……
1940年，各槍械所生產步槍3300多支。
俊娥
王俊娥17歲，是村里的婦救會員。上個月，百團大戰打響之后，前線傷員驟增，她和幾個女孩子被征用到晉察冀軍區醫院第二醫務所，充當戰地護士。
俊娥生于平山縣溫塘鎮，父親是當地有名的財主，樂善好施，人見人敬。她從小就在縣城讀書，中學臨近畢業，日本人打過來了，只得休學回家。去年，有人勸說父親出面擔任維持會會長，幫助皇軍籌措糧秣和女人，父親不肯，夜里竟被暗殺了。俊娥是一個在縣城里長大的漂亮姑娘，有文化，有氣質，會唱歌，會跳舞。她原本的志愿是考取北平的大學，當一個阮玲玉那樣的電影明星。而現在，她的夢想被日本人的鐵蹄踩踏得粉碎。
太行山的石頭生硬，現實的殘酷更是生硬，她必須在生硬如石頭的現實里重新設計自己的路。但她畢竟是一個嬌弱的姑娘啊，她哪里見過血淋淋的戰場呢？她從小就暈血，有時父親在院里宰雞，她還嚇得直哆嗦呢。
但現在不行了，她必須面對血腥，面對各種各樣的傷口。
前線戰事正緊，每天都送來幾十個傷員。輕傷者，包扎一下，就抬走了；重傷者則留下治療，做手術。擔架隊火急火燎地把傷員放在門口，就匆匆返回了。醫生們顧不上，只有讓俊娥和女孩子們去抬上病床。傷員們有斷胳膊的，有折腿的，還有的被日本人炸破了肚皮，花花綠綠的腸子流出一坨。更嚇人的是，一個戰士的眼珠被刺刀捅出來了，就掛在臉上……俊娥不敢看，扭轉臉，瞇著眼，機械般拼命地抬，抬，身上涂滿斑斑血跡。
天黑后，她把血衣脫下來，關上門，多放些皂角粉，洗。剛開始，一盆水黏稠稠的，濃烈的血腥味直沖鼻子，她渾身瑟瑟顫抖。洗兩遍后，水稀了，水清了，她也稍稍輕松一些。她在心底不停地告誡自己，你已經長大了，你已經沒有父親了，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氣了，要能夠吃苦了。想到這里，她的身體就又充滿了力量。
這些天，她已經學會獨自打針、測量血壓了。
醫務所的條件十分簡陋，繃帶、紗布都是當地婦女紡織的。沒有脫脂棉，消毒員就教她們將棉花用水泡在盆里，用拳頭捶濕，再放進鍋里用堿水煮，用清水洗凈、曬干后，做成雪白的小棉球，供換藥使用。用過的紗布、棉球和繃帶，也不能扔掉，用堿水煮沸1至2小時，清洗后，將布塊和紗條分類包裝，再放到蒸籠里消毒。
所里只配備了一個聽診器、一支體溫表、三個注射器和幾把換藥用的鑷子和剪刀。內外科用藥十分緊張，傷病員中的胃腸病、傳染病很多，基本靠民間偏方。例如用針灸、杏核殼和大蒜治療瘧疾，用姜湯、鹽水加蓋棉被發汗對付傷風感冒，用馬蘭草消腫，用干牛糞、草鞋灰涂敷濕疹……外科換藥時，只是對重傷員用少量碘酒、紅汞，大部分傷員則用自制的食鹽水、蒸餾水。
俊娥在心里默默地熟悉著這一切。
編制是一個所長、四個醫生、一個醫助、一個司藥、一個看護長、二十個看護、一個擔架班長、九個擔架員。床位只有250至300張，可實際收容傷員已達450人以上。一個醫生要負責100多名傷員，醫療和護理任務相當繁重。
需要清洗的東西太多了，俊娥和大家一起去河邊挑水。路太遠了，山太陡了，大桶挑不動，她就借老鄉的水葫蘆。所長看見了，黑著臉說：“胡鬧！為什么不找兩個雞蛋殼挑水呢？”
她哭了，連連罵自己，趕緊換成水桶。
肩膀磨破了，火辣辣的痛。腳掌白嫩嫩的，不多久就變得粗粗糙糙，走在山道上，爬高爬低，來去如飛，賽比山羊。
少油少鹽，只有小米加野菜，營養談不上，但傷員的傷口愈合得奇快。土頭土腦的人們，生命力恁強哩。
冰糖是最好的奢侈品了。衛生所里放著一盆冰糖，是專為傷員準備的。傷員來了，每人先喂一碗糖水。重傷員呢，喂完糖水，還可以吃一塊。含在嘴里，閉上眼睛，感受著慢慢融化的冰糖，好像生命都是甜的呢，好像所有的付出都是為了這一粒冰糖呢。
俊娥獨自護理的第一個傷員是一位連長。
連長被重機槍子彈打穿了大腿，彈洞像玫瑰花瓣一樣翻開著，里面全部化膿潰爛了。醫生讓她把紗布浸透鹽水，在彈孔里來回磨擦，清除污血死肉。
她戰戰兢兢地擦拭著，輕手輕腳。
醫生狠狠地瞪她一眼，喝道：“使勁！”
她一驚，手上暗暗加力。一塊塊黑泥般的腐物掉下來，傷口里終于露出了紅嫩嫩的粉肉。連長疼得殺豬般嚎叫，俊娥也緊張得心驚肉跳。
有一天，擔架又送來一位重傷員，是抗大干部團三營指導員王晉。王晉被日軍打傷后，滾落懸崖，胳膊摔斷了，躺在山溝里昏死兩天，渾身爬滿螞蟻和蠅蛆。俊娥用花椒水洗，用苦艾葉熏，用小鑷子一個個往外夾，竟然取出八十多條白白胖胖的蛆蟲。
幾天后，王晉終于睜開眼，看著她，微微地笑了。
又是幾天，王晉的左臂由醬紫變成了烏黑。醫生檢查后，嘆一聲，咬咬牙：“鋸掉！”
王晉一聽就哭了。他還是一個小伙子啊，他還沒有娶媳婦啊。
俊娥也陪著流淚。
可是，如何截肢呢？
沒有麻藥，沒有手術刀。手術臺是臨時搭成的，用老鄉的門板，放在大石頭上。鋸刀呢，就是木匠的鋸子。
為了便于手術，醫生商量一下，要把他綁在門板上。
俊娥拿來一根五米多長的粗麻繩，從胸部到雙腳，結結實實地捆緊，又輕輕地勸慰：“別動啊，一會兒就好了。”說著，讓他張開嘴，撒進去半勺白粉，止痛用的。
手術開始了，血淋淋的皮肉，白森森的骨頭，鋸子“咯咯吱吱”直響。其實，手術很簡單，就是把一條質變的胳膊，像鋸木頭一樣，生生鋸斷。
王晉的頭拼命地搖動著、撞擊著，呼天搶地，鬼哭狼嚎，昏死過去。
醫生們也都扭著臉，不敢直視。雖然，胳膊被麻繩固定了，但仍是流血。順著門板，流到地上，把石頭也染紅了。只是鋸子仍然不夠鋒利，偏不聽使喚。拉鋸的醫生氣喘吁吁，渾身流汗，鞋子里流滿了，索性甩掉，光著腳，在石頭上踩出一朵朵濕漉漉的梅花。
俊娥走上前，勇敢地伸出手。
醫生疑惑地看她一眼。
她重重地點一點頭。
醫生松開手。
俊娥堅定地卻是小心翼翼地接過鋸柄。
鋸子急促地、穩健地來回劃動著。她的整個身心，極靈敏地感應著鋸齒與骨頭之間每一絲微小的震顫，像紉針，像繡花，又像雷鳴，像爆炸，像天崩地裂。
粗壯的骨頭，終于鋸斷了。
俊娥做夢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還有這么大的力量和膽量。
戰爭愈加慘烈，斷肢傷員越來越多。
師衛生部又調來兩位醫生，還有一名俘虜轉化的日本軍醫，專門負責截肢。從此之后，別的醫療所的此類手術大都集中到這里了。鋸胳膊的、鋸腿的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做了8例。斷腿、斷臂就扔在后山溝里，每天晚上都招來幾只肥肥碩碩的狼。
半年后，俊娥成了護士長。
一天傍晚，俊娥正在吃飯，一個女護士跑來找她，臉色羞紅。
她趕緊跑過去。原來，一個剛做完截腿手術的重傷員憋尿了，仰面朝天，不能翻身，憋得小腹腫脹，生殖器挺直，只是不排尿。
俊娥拿過一個長嘴夜壺，抓住傷員的生殖器，歪向一側，伸進夜壺嘴里。這有什么害臊的呢？她早已習慣了。
可是，傷員仍是排不出尿來，滿頭冒汗，渾身顫抖。不行，如此下去，剛做的手術就會崩裂。猶豫片刻，她果斷地俯下身去，用嘴含住，使勁地吮吸、吮吸……
一股又紅又黃的尿液噴射而出，直刺咽喉。
俊娥劇烈地嘔吐著，吃下的飯菜全部吐了出來。霎時，她的心底涌上一團濃霧般莫名的委屈，眼淚不由自主地簌簌而出。轉眼間，卻又甜甜地笑了。
我要當民兵
王堡村有個叫樊四的的年輕人，前幾年參加了國軍。國軍紀律很壞，吃喝嫖賭。他也與駐地一個女人好上了。被長官發現，要正軍紀，槍斃他。半路上，他見槍斃他的人是同鄉，就哀求，把幾個銅板遞上去，總算討回一條命。
回家后，八路軍政治部設在了本村，正發動群眾抗日，農救會、婦救會、青救會紛紛成立，他想自己不光彩，就到山西給人家打短工。后來，他爹見這不是長主意，就告訴村地下支部書記樊玉華。樊說，聯合抗日，不打緊。于是他成了一名民兵。
1941年3月，村邊的桃花剛剛努嘴，日軍來了。日軍在村中吃飯時，有個黑狗隊偷了老百姓幾個包袱，要送到山那邊去。樊四的見了，找樊玉華，要干掉他。樊玉華說黑狗隊有槍，你怎么打？樊四的說，沒問題，就找了樊懷林、劉錢林、樊二胖、李白旦、樊三狗五個伙伴。他們埋伏在村后黑狗隊的必經之路——大寨溝口。樊四的找來一把菜刀，讓每個人撇了一根椿樹棍子當槍。他囑咐說：“你們用棍子瞄準溝下的路，到時候一喊，就把鬼子嚇蒙了，我跳下去抓他。”伙計們說：“這種‘槍’瞄得再準頂屁用？”樊四的說：“仗打一計，那時候，他還敢細看？”
埋伏后，黑狗隊果然來了。幾個民兵一齊喊：“不許動！”黑狗隊當真呆了。樊四的一個人拿著用布包的菜刀冒充盒子炮，沖了上去，下了那家伙的武器。接著奪過包袱，又命令他跟自己走。
那家伙也不是吃干飯的，清醒過來，才明白這幾個老百姓手里根本不是真槍。心里有了底，死死抱住大石頭不肯走。這里，村里的鬼子開始出動了，樊四的掄起菜刀，一下子砍在黑狗隊的脖子上。可是，由于空室清野，好一點的菜刀全藏起來了，他找到的只是一把生銹的鈍刀，敵人沒有砍死，刀把反被弄壞了。黑狗隊的血，噴了樊四的一身，血腥氣直熏鼻子。那幾個民兵沒打過仗，更沒殺過人，見這陣勢，都毛了，帶上包袱全跑了，留下樊四的一個人跟那家伙打了起來。那家伙大喊大叫，想把遠處的鬼子招來。樊四的抓起一把土，塞進了他嘴中。打了一會兒，那家伙終不是樊四的的對手，被樊四的用石頭砸死了。
樊四的的行動受到了大家的稱贊。不久，129師政治部送來十多條槍，正式成立了民兵隊，大家選他當了隊長。
幾年后，樊四的成了聞名太行山的“殺敵英雄”，連鄧小平也親手為他戴紅花呢。
固新區昭義村民兵開始叫“抗日自衛隊”，1940年冬，就改名為“青年抗日先鋒隊” （簡稱“青抗先”）了。
挑選身體好的農民40人，組織形式完全仿軍隊連、排、班建制，沒有統一服裝，唯一標志就是每人頭上扎一條白色毛巾。
每天早晨以打銅鑼為信號，集中到村外的打麥場里，進行隊列、拼刺、投擲手榴彈、埋設地雷、沖鋒等軍事訓練。晚上在一起上政治課，教唱革命歌曲。
歌聲、口號、喊殺聲，隊列、投彈加沖鋒。每天把村里搞得熱火朝天。老百姓的熱情也被帶動了起來，每當訓練時，老太太都出來看，樹上的孩子們也和著聲音喊。
只有五六支退役下來的步槍，每槍也僅有三五發子彈。多數人是紅纓槍、大刀片，木制的步槍（村里木匠們雕刻得逼真，外人不讓摸，誰也弄不清真假）。
就是拿著這種木頭槍，站崗，抓奸細，查路條。
有一天，民兵隊抓了一個中年人，路條是假的，章是蘿卜刻的。審問一夜，弄清是溫村人，溫村離這里40多里路，馬上派人跑步去查問。果然，此人在長治為日本人做事。報請縣政府后，將奸細就地正法，頭掛在柳樹上。從此奸細們再不敢從這里經過了。
一次掃蕩時，兩個鬼子打頭，走進村，以為村里人都跑光了。想先行破門，搜出點東西。殿后的民兵隊長郭獻亮見日本大部隊還有一里多地，便一聲令下，十幾個人一擁而上，刀槍齊下，把兩個鬼子打死了，得了兩把真槍。等到后面的日本發現時，也晚了，他們都跑進大山里了。
“一塊青石蛋，中間打個眼，裝上土炸藥，安上爆發管，黃泥封住口，引線留外邊，事先準備好，隨時都能安，日本來掃蕩，石雷到處響，炸死東洋鬼，留下機關槍……”這是響徹根據地的《石雷歌》。昭義村民兵個個都是造雷高手，拉雷、踏雷、滾雷、子母雷，樣樣都行。
一次大掃蕩前，日本一個小分隊，由一名騎馬的小隊長帶領，讓漢奸順公路收電線、鋸電桿。鋸到第二根時，踏響保護電桿的石雷群，死傷一大片。
漳河邊上的鄰舍
劉、鄧兩人住在司令部西側的一個小院里，每天傍晚都要去散步，有時到河邊，有時到后山。
后山在村北，是一座無名山，因為山下是社廟，村民們就稱它為廟坡。兩人坐在廟坡上，默默地抽煙，煙霧彌漫著，飄散到天上，與稀稀薄薄的晚霞相繞，好像漫天里都是他們憂國憂民之心了。
更多的時間里，兩人待在地圖前，謀劃著時局，有時一待就是半天，直到開飯。
赤岸村的老百姓沒文化，偶爾到劉鄧辦公室，見到墻上的地圖，紅紅黑黑的，害怕，以為鬼神符。出去后神秘地對外人說，誰說共產黨不迷信，劉鄧整天不出門，在對著墻上的鬼符念咒呢。
鄧小平有個習慣：洗澡。司令部在河邊蓋了幾間房，設了一個簡易澡堂，他每天都去。
漳河水洗過的頭腦清醒。
當時，太平洋戰爭已經開始了，日美兩國反復爭奪一些不知名的小島。鄧小平很關心太平洋戰局，便吩咐機要人員每天都幫他記錄收音機里的最新消息。有一次，他對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嶼的名字很生疏，不知道具體位置，就問機要科科長楊國宇。楊手邊沒有世界地圖，也回答不出來。
鄧默默地凝思著，看著遠山，看著天邊……
劉伯承也有個習慣：洗眼。
他的右眼自1916年反袁戰爭中彈以后，就失去視力了，時常發炎，時常需用清水、蒸餾水擦洗。他只能用僅有的一只眼，看書報，看地圖，看地形，觀察時局，太吃力了。
一天，兩人在漳河邊散步時，看著奔騰的漳河水，鄧小平想，能不能修個簡易的小型發電站呢？有了電燈，劉師長就方便了。
邊區政府有兩個水利工程師，一個姓鄧，一個姓郭，都是大學生。鄧小平請他們倆幫助設計個方案。
今年92歲的張天維老人是赤岸村的木匠，他告訴我，1942年春的一天，師部一個姓郭的工程師找他，拿出一張圖，問他是否能按圖做一個大輪子。他一看，沒什么難的，就與另一個木匠張碌碌合作，幾天就做好了，木料由部隊提供，每人給了10斤小米。后來，部隊不知從哪里弄來一大堆鐵器，在河邊建了一間房子，鼓搗了幾天，拉一根線到師部，電燈竟然亮了。
這座裝機容量10kw的小電力，僅供司令部照明和通訊發電報之用。
這一點光明，給小村帶來了驚奇，帶來了光明，照亮了山民的心。山民們瞪著大大的眼睛，看著電，看著送電的人，驚若神人！
赤岸與王堡相距三里路，劉、鄧、蔡經常在一起開會。三人出身不同，一個是職業軍人出身，一個是知識分子出身，一個是工人出身。但三人卻是留蘇同學，而且現在又成了戰友。
蔡樹藩住在王堡村一個坐北朝南的三合院，呈品字型，正房是蔡臥室兼辦公室，東房是秘書劉浪辦公室，西房是干事黃愷宿舍兼蔡的小食堂。小食堂內放著一張八仙桌，四條長板凳，這就是劉、鄧、蔡、李經常聚會的地方。因為蔡的夫人陳書蓮經常生病，到蔡的臥室談工作不方便，另外又沒有別的會議室，所以，小食堂是最好的去處了。
夏天中午很熱，沒有電扇，有電扇也沒有電源。干事黃愷用幾根竹竿、幾根麻繩和自己的舊被單給小食堂做了一個手拉吊扇。
劉、鄧、蔡經常在這里邊吃飯邊開會，吃的是黑豆面、野菜湯，談的卻是天下事。屋里熱了，就拉吊扇，你一把，我一把，吊扇在飛轉，思維在飛轉，思考著艱難的時局……
冀南戰事
攻克廣平城（高厚良筆記）
作戰日期：1941年8月24日夜
作戰地點：廣平縣城
作戰部隊：22團攻城，24團向大名（縣）、肥鄉（縣）警戒
作戰經過：廣平城內日軍20余人，炮一門，重機槍一挺，輕機槍兩挺，擲彈筒兩個，偽軍80余人。
敵于23日抽調大名、廣平、肥鄉、邯鄲、永年、曲周等縣日偽軍1500余對我三軍分區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城內空虛，守城兵力不足。
部隊于28日下午7時從駐地出發，到達廣平城于十二時即令二連上城，部隊跟進。我二連爬上城后，即攻下西門樓及西門西北角敵碉堡；我三連跟進后向東進發，擔任消滅日軍的任務；我一連跟進后將西門炸開；四連從西門進入向東發展。戰至夜三時，日軍據守頑抗，未能將日軍據點攻下。因天快亮，我將勝利品搬完后安全撤出戰斗，部隊轉移到大小西高休息。
斃傷敵10余人，俘偽軍59人，戰馬19匹。繳獲長短槍116支，子彈278發，手榴彈17枚，指揮刀18把，自行車21輛。
我傷班長三，戰士三，亡戰士二。消耗子彈855發，手榴彈129枚。
這次戰斗，運用了攻克肥鄉城的經驗，所以我傷亡小，勝利大，說明部隊戰斗力有提高，指揮員的指揮能力有提高；敵人掃蕩我根據地，我強襲敵縣城，端他的老窩，這是最好的反掃蕩。戰士說，日本到我根據地奸淫燒殺，我們攻縣城，端他的老窩，操他的妹子。
太行山上運動會
歲月時而平靜時而激昂地在太行山間流淌。
鄧小平騎著時間的馬在飛快地奔跑著。
軍隊擴大了，地盤擴大了，政權建立起來了，鈔票發行了……
他摸著石頭頑強地走向彼岸，彼岸的燈已經閃亮了。
1941年9月18日，鄧小平再次別出心裁，他在赤岸村外荒草亂石的漳河岸邊，進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運動會。
運動會？
對，一次實實在在的體育運動會！比賽項目有：跳高、鉛球、男子百米短跑、單杠、平臺、木馬、拔河、摔跤……
關于這場運動會，當年出版的《新華日報》（華北版）是這樣評價的：
與會選手不下三千人，均由各旅、各團、各軍區和各軍分區全體戰士所推選，而聞訊前來觀看者，更在萬人以上，數百里外均跋涉趕赴，一飽眼福，可稱之為空前盛會。在敵后，特別是在緊張的戰斗環境中，舉行如此規模宏大的部隊運動大會，不僅在八路軍是一次創舉，而且在全國、全世界、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
鄧小平為什么會有如此奇怪的舉動呢？
那一年，按照劉鄧的設想，129師無論軍事力量，還是經濟力量，都大大地發展了。更重要的是，就在最近，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了。
雖然蔣介石不承認，但129師不在乎，劉鄧心里是有底的。這棵小樹已經長大了，長出了自己的根系，太行山就是我們的地盤。
不僅邊區建立起來了，邊區軍民的自信心也完全建立起來了。
但，這一切僅僅是開始。各方力量剛剛聚合，129師新兵太多，戰斗力不強；邊區政體初筑，基礎太薄弱；薄一波的三專署與戎子和的五專署，剛剛正式易幟；原屬閻錫山的山西新軍決死一、三縱隊剛進入八路軍系列，還需要真正融為一體。
而且，今年是“九·一八”十周年，每年都要舉行活動的。
有什么活動，能把軍民各界歡歡快快地聚在一起，發酵出一種團結向上力量呢？
鄧小平提議開一次全軍運動會。
赤岸村北、王堡村南的漳河邊有一大片河灘，這就是選定的場地了。
負責指導建造運動場的是姚繼鳴，這是一位熱愛體育的軍事參謀，他網球打得不錯，對馬術、木馬、單雙杠等軍體項目也都能做示范動作，鄧小平選擇由他來主持工程的設計規劃，可謂是用其所長了。主持施工的是韓連生，他是一位紅軍時期的工兵連長。
司、政、后機關，通訊營以及師輪訓隊共600多人，按地段、質量和時間包干。鐵锨、筐子、扁擔成了漳河邊最活躍的主角，鵝卵石、大石塊紛紛向遠處的山溝里跑去，一筐筐的黃土，從周圍的山坡上匆匆涌來。場地仍是高低不平，韓連生想了個好辦法，從村里借了七八個石碾滾子，由人們前拉后推地來回反復轉動著，一塊塊、一片片地壓平……
各項準備工作都悄悄開始了，秘密通知各部隊準備節目，供應部設計制作各種運動器械，培訓裁判員，宣傳部繪制宣傳畫像……
“九·一八”十周年的黎明，從幾十里外趕來的民兵代表整隊入場了。冀南、太岳、太行各部隊已經進到預定地點，排成方陣，385旅的主力團代表隊，更以全副繳獲來的“高德林式”步槍相武裝。河南店、索堡、小曲蛟甚至遠到固新、東陽關一帶的群眾紛紛有組織地來看“八路軍比武”，參觀者除了附近的中小學生、民兵、機關工作人員外，還有遠道而來的敵占區人士和青年學生、體育愛好者。
整個漳河灘上聚集了萬余人，一雙雙驚奇的眼睛在渴望著，連四周的大山也都扭轉身來……
檢閱臺正中懸掛著高達四丈的毛澤東彩色肖像，兩側是反映129師四年來光輝戰績的八幅大型彩色布畫，布畫外側分別撓著朱、彭總副司令的乘馬巨像。大會場的南大門外內，是劉伯承、鄧小平的全身畫像。
太陽升高了，一陣嘹亮的軍號響過，大會總指揮李達參謀長馳馬上前，向彭德懷報告完畢后，彭策馬先行，左權、羅瑞卿、鄧小平、滕代遠、楊秀峰、戎子和、蔡樹藩等揚鞭乘騎，繞場一周。
接著，進行分列式閱兵。
號炮響過，開始舉行升旗儀式。接著是彭德懷講話，他指出：“我們經過英勇的斗爭，建立起堅強的抗日根據地，這是以我們的血肉換來的勝利。今天我們這個運動大會，也是檢閱我們的力量，向法西斯，向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示威！”
接著是楊秀峰講話，主題是“沒有八路軍129師，就沒有邊區政府”。
最后是鄧小平講話，他說：“我們的比賽，不是為了奪錦標，而是要在比賽中互相觀摩和學習，從政治、軍事和技術各方面檢查自己，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在‘團結戰勝一切’的旗幟下勇敢邁進！”
十天的比賽，緊張而熱烈。
由于生活條件差，平時練習少，運動器具不標準，誰也不會企求這次運動會在競賽方面出現奇跡。以成年跳高為例，第一名是太行五分區田淑敏，成績是一點四七公尺。再以成年鉛球為例，第一名是決死三縱隊的戴震，成績是十二點一六公尺。再以男子百公尺決賽為例，第一名吳玉來（決死一縱隊），第二名陳唐團（決死二縱隊），第三名李養吾（師部隊列科參謀），成績剛剛十一秒。
軍事比賽項目很有趣，比如著裝比賽，是以一個建制連為單位，全體脫衣進被窩，狀若安然入睡，忽然一聲哨響，士兵們驚如脫兔，迅速坐起、著衣、登褲、穿襪、提鞋、正帽、裹腿、打好行李、背負身上、操起刀槍、排齊隊列。整個過程，干脆利索。抗大六分校最為迅速，225秒；第二名是決死三縱隊，235秒；第三名是決死一縱隊，260秒。
棒球表演項目中，日本覺醒聯盟（投誠的日軍人員組成的反戰組織）與朝鮮義勇軍勢均力敵。這種運動，場地條件要求不高，比籃球簡單得多，僅需要幾根木棒，可用破布捆扎成球，參加者身體各部位都得以活動，趣味性強。
籃球賽最吸引人，觀看者人山人海，輪到哪個部隊上陣，其首長必親臨球場，鼓掌助威。386旅陳賡旅長最為起勁，該旅的球隊從選拔到訓練到戰法都較突出，陳賡親任教練員，關鍵時刻即喊暫停，指點一番。最后，386旅籃球隊奪得冠軍。
21日全天，舉行戰斗表演，彭德懷、鄧小平、羅瑞卿、蔡樹藩等親臨現場。兩個連的兵力在兩門迫擊炮和兩挺機關槍的配合下，戰士們以步槍和手榴彈為主，向著某山頭的假定目標發起猛烈沖鋒，整個表演在山雨中進行，一顆顆炮彈準確地擊中預定目標，一陣陣喊殺聲震動山崗。戰士們披一身雨絲，染兩眉烽煙。觀眾的喝彩聲一陣高過一陣。
猛然，天空飛起一顆“炮彈”，“砰”的一聲在高空炸開，接著便是滿天燦爛。啊，這是大會在表演發射宣傳彈。一張張宣傳品，恰如仙女散花，飄飄揚揚，向著山川河流叢林稻田悠悠飄落；清漳河里施放地雷，激起的水花，濤怒波立；天漸漸地暗了，夜幕罩住了一切，突然，天上又爆響一聲，剎那間，日月同輝，原來這是385旅自制的照明彈。巍巍的是高山，彎彎的是流水，矯健的白楊和挺拔的青松，在曳光彈的照耀下，亮麗炫目。
每日早晨六時許，比賽項目進行之前，全體人員在檢閱臺前集合，聽首長們講話。彭德懷、左權、劉伯承、鄧小平、羅瑞卿、滕代遠、楊秀峰、蔡樹藩等每人一天，輪流主講。會場雖大，人數雖多，但由于安裝了擴音器，大家都能聽清楚。國內國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簡短扼要，各有側重，格外精彩。
每天晚上，太行劇團、先鋒劇團、聯合劇團等在赤岸村和王堡村分別演出，《小白龍》《孔雀東南飛》《鐵的英雄》《穆桂英掛帥》等新老劇目競相登臺。
看完戲后，各部隊回到河灘宿營。河水嘩嘩，笑語嘻嘻，歡樂和喜悅充滿了帳篷。
9月27日清晨，參加大會的全體人員呈扇形排列在檢閱臺前，在軍號聲中舉行了閉幕典禮。
鄧小平代表評判委員會宣布了競賽總成績（包括軍事、體育和文化三項內容）。第一名抗大六分校，總分250分；第二名386旅，249分；第三名決死一縱隊，總分203分；后面依次為：385旅、決死三縱隊、新一旅、新十旅、師直屬隊等。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大會已完成了它預期的任務，并加強了八路軍與決死隊及各軍分區地方武裝的團結。
第二年日軍五月掃蕩后，太原的偽《新民報》在公布“皇軍赫赫戰果”時說：在清漳河畔，摧毀了一個“共軍飛機場”。
敵占區的許多人在私下里議論著：“八路軍有飛機？”
“或許有了吧。”
“沒有飛機，為啥修機場呢？”
空空的一個運動場，竟也給許多人平添了許多的希冀呢。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