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功《回憶“杭州座談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發軔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時期文學”，似乎又到了一個轉折點。或者說，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評論家，都感覺到中國文學界正悄然發生著一些變化，萌生著一些新的因素。從這個角度來說，1984年年底在杭州展開的那場青年作家與評論家的對話，是應運而生的。《新時期文學：回顧與前瞻》——會議的議題是平實的，卻提供了話題紛呈的可能。然而會議的成功似乎還不能僅僅歸結于議題上。那個時代的文學，還保持著激情——作家評論家們都秉持著升華民族情感和豐富民族審美經驗的“己任”，還洋溢著剛剛被釋放出來的個性化的豪邁。那日子，頗有點建安時代的氣氛，人人都有股子“抱玉握珠”的自信。當然，我那幾天倒是沒精打采的——從會議開始，就捂著肚子，一邊為李陀吳亮們新見迭出擊節而嘆，一邊被不爭氣的腸胃炎所困擾。與會的青年作家和評論家多是當時文場的猛將，幾乎每個人對創作的動向都是敏感的，開會前似乎也凝聚了太多的思想能量，所以各個才情迸發宏論滔滔，比如關于小說敘事的“多樣化”問題、文學批評的傳統與創新問題、“語言”問題、現代主義問題，等等。三十年后，仍見有研究者提及這次座談，認為它對1985年以后的文學創作和批評，影響巨大。甚至有論者認為，此后一個新的文學流派的出現——“尋根文學”，正是得益于它的“催生”。
作為參會者之一，說是“躬逢其盛”也好，“忝列其中”也罷，面對研究者的言說，都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兒。不過，在我看來，一個階段的文學轉折或取得突破性成果，是因為文學發展到了那兒，作家的情感和思考聚積到了那兒，當然，時代的火花也迸發到了那兒……因果關系或許是有的，但“因”并不單純而絕對。當然，這次“回顧與前瞻”對文學的發展有所助力，無論大小，確不應湮滅。一群思想和才情都屬活躍的人聚集一處，發出真誠而有趣的聲音，喚醒同仁乃至更多的人解讀生活、思考文學，對創作的走向，題旨和審美的開拓，有所推動，是值得贊賞的。我對這次會議也有很深的印象。首先是它直面文學實際的坦誠，不管提到什么作品，是稱許還是批評，都無須顧及什么情面，也無須左顧右盼，而是專注于作品為文學發展提供的可能和啟示。這種討論的氣氛，現在已難得一見。其次我還贊賞它的平等。不管是創作者還是批評者，不管是新秀還是前輩，更不管是為官還是為文，大家尊重每一位言說者的看法，就算某位言語激烈見解偏頗，也不見誰“扣帽子”、“打棍子”、“上綱上線”，頂多了，有人有點兒“不敢茍同”的微笑，最終，還是有所啟示的欣然。我至今還記得當年茹志鵑李子云等幾位前輩傾聽的神態，那神態被永遠定格于1984年歲末的晨光里，告訴我們那個時代做文學，實在是一件輕松而愉快的事情。
我記得輪到我不得不發言時，會議已近尾聲了。大家談得昏天黑地，也顧不上一直捂著肚子躲在角落的些小吾曹。到了最后一天的清早，（黃）子平兄送來了兩包“保濟丸”。那兩袋藥丸果然神奇，驅妖降魔般使我的肚痛了無蹤影。這才覺得“捂了幾天肚子，屁都不放一個”，殊為不妥。當然，發言在心里也是醞釀了很久的。想說的是，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劇變。作為一個作家，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表達方式上求變，迫在眉睫。當著滿堂的文學理論家，我覺得用口語化來表述似乎更好些。于是在發言時就改成了現在所見到的——“我別無他念，就是在琢磨‘換一個活法兒，換一個想法兒，換一個寫法兒’。”我沒想到30年后還有人會回望一下這次會議，更沒想到有人會注意到這三個“換”，這便成了最近湖南一家文學理論和批評雜志約稿的話題。約稿者稱：“這喊出了一個作家力圖契合文學發展內在要求的呼聲。”又說它可為重讀“尋根文學”提供一些背景，對當下文學的發展提供一些啟發。
還是說過的那句話，那個發言不過是個人在面對轉折時的一點兒心得。當然我可以證明的是，當年那些“尋根文學”的代表性作家們，在80年代中期所開始的創作，的確是有著理論的自覺和文化之思考的。那種“自覺”和“思考”，從他們當年的文章里，可以一覽無余。
那么，回顧一下我當年的心態。
“換一個活法兒”，其時是大多數中國人“走進新時代”的念想。“活法兒”一說，是那時時髦的“北京話”，之所以時髦，應可看出澎湃其間的“走異路，尋他鄉”的人生渴望。同樣，關于“活法兒”的思考，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更為峻切。經過新時期文學的崛起，過去年月的遭遇和感受，已經寫過不少，但面對新的現實，作家們大都有人物積累情感捉襟見肘的危機感。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海明威所譏諷過紐約作家的一段話是刻骨銘心的。他說，紐約作家們不過是試管里的蚯蚓，他們只知道互相吸吮著別人身上的養分，其實已經失去了廣袤的空間。（大意）“換一種活法兒”，傳遞的就是作家對“現有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的某種危機感，表達了對新的情感資源的渴望 。
“換一個想法兒”，其實是對思維角度和思想資源的期待。就拿新時期文學來說。我們經歷了“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到了80年代中期，仍使文學停留在一般的悲情訴說和社會批判層面，是不是過于膚淺？文學能不能向歷史的、民俗的風貌和心理的深層結構開掘？再者，文學是不是應該而且可以為民族審美經驗的豐富與提升有所貢獻？若可以，到哪里去尋找、借鑒，如何進行嘗試？……當然，社會生活以及創作實踐向作家們提出的問題是多向度的，也還不僅止于文學本身。而思考方式的更新，又與形象思維相交集，很難一言以蔽之。不過，思想的匱乏的確是令當時文學界焦慮的話題。當年讀到前蘇聯文學理論家赫拉普欽科《作家的創作個性與文學的發展》一書，他指出，我們總是指責蘇聯作家們沒有生活，其實他們最致命的問題是——沒有思想。我得承認此話使我有振聾發聵之感，“換一個想法兒”之說，得益于他的啟示。文學發展的實踐也證明，思考方式的更新和創新，為文學新境界的開辟奠定了基礎。如前所述，“尋根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就是典型的范例。尋根文學，從其醞釀之日就是有著非常明確的理論自覺，要突破悲情訴說和社會批判層面，使文學向更廣闊、更具深度的領域走出的堅實一步。在敘事美學方面，尋根文學對民間文化精華的擷取、海外文化的借鑒也有諸多自覺的嘗試，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最后，“換一個寫法兒”。其實指的就是作家“創新”和“變法”的自覺。20世紀80年代中期，傳統的“典型化”的創作手法已經受到挑戰（盡管時至今日，有資格進入我們的“典型畫廊”里面的人物，依然寥寥可數。）“各式各樣的小說”（李陀語）和形形色色的流派嘗試，已經登上當代文學的舞臺。文學既是創作，沖破陳舊僵化的藩籬，大膽運用新鮮生動的語言，根據所欲言所欲訴，尋找最美的表達方式，自是題中應有之義。這非但不是對傳統的拋棄，而是對我們民族審美經驗的豐富與提升。“換一個寫法兒”，其實就是為了傳遞這種藝術變法的理念，并不是要趕時髦。當然，隨著中國作家創作實踐的展開，對“換一個寫法兒”的思考早已愈發深化了。比如對傳統審美經驗的“顛覆”，如何和嘩眾取寵相揖別，真正展示藝術征服的魅力？對語言創新的追求，如何和佶屈聱牙相揖別，真正營造為中國讀者所傾倒的語言世界？對海外文化之優長的借鑒與汲取，如何與生吞活剝相揖別，化入中國個性的表達……不僅僅是理性的思考，就作家的創作實績來看，也已經豐富得多了。
30年舊話重提，還有啥用處？于我，不過是因為有文債追逼，又先有了命題，所以才蕩漾起舊事的漣漪罷了。當然，為專注于當代文學研究的朋友們，提供一點兒當年的思想痕跡，或不無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