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與元九書》

中國文藝美學要略·論著·《與元九書》

唐著名詩人白居易致友人元稹的一封論詩長信，寫成于元和十年(810年)十二月。《與元九書》是白居易復興儒家美學傳統(tǒng)的詩論綱領，也是他創(chuàng)作政治諷喻詩的經(jīng)驗總結。

白居易在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討論的基礎上，完整而系統(tǒng)地闡述了自己的文學理論觀點和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中若干重要論題，富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戰(zhàn)斗精神。文學和社會現(xiàn)實的緊密關系，在白居易那里得到了極充分的強調。他認為，詩歌不只是消極地描寫現(xiàn)實，而應該和當前的政治斗爭相維系，并為改革社會現(xiàn)實而服務。因而，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這與《新樂府序》中“為君、為臣、為事而作”， 《讀張籍古樂府》中“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在“為時”、 “為事”的前提下，他又重申了詩歌“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功能，這一點，是針對“詩道崩壞”而發(fā)的。他極力提倡“美刺”、 “意激而言質”的諷喻詩詩風，呼吁詩人“惟歌生民病”，對時政弊端作無情而如實地揭發(fā)和批判。顯然，這又多少越出了儒家的“溫柔敦厚”的詩教的范圍。

信中還縱論從《詩經(jīng)》到杜甫的歷代詩歌，強調了“風”、“雅”反映現(xiàn)實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把“風雅比興”看作是“六義”的精髓，而“美刺”又為“風雅”的靈魂。把“風雅比興”或“美刺比興”奉為詩歌的最高準則，這對六朝以來某些脫離現(xiàn)實、綺靡頹廢的文風及其遺響是十分有力的針砭。朱自清在《詩言志辯》中評論道： “從唐以來，比興一直是重要的觀念之一”，“白居易是這種詩論的最重要代表”。但是，白居易要求每一首詩都要有政教美刺的寄托，就不免失諸偏激。比如，白居易對屈原、陶淵明、李白和杜甫等人的詩作頗有求全責備、以偏概全之過。歸根結蒂，這也是論者對詩歌的美學意義在認識上的偏差。所以，盡管信中反對了超脫人生、逃離現(xiàn)實的形式主義流弊，發(fā)揚了詩歌的現(xiàn)實批判精神，并為詩歌下了頗為中肯的定義，即“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而且不無辯證地把握了它們的內在關系，但是， “根情”是偏重于“系于政”的“民情”， “實義”又側重在“美刺比興”，文章的“為時”、“為事”、“為民”、“為物”，主要的也是“為君”、“為臣”及“愿得天子知”，等等。這些清楚地反映了論者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