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與《史通》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在唐代曾以字行，彭城(今徐州)人。自幼喜讀史書，十七歲時已遍讀《尚書》、《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學名著。二十歲中進士，任獲嘉縣(今河南獲嘉)主簿。武后證圣初年(695)應詔上書指陳政治得失而不能用，作《思慎賦》以刺時。長安二年(702)，在他四十二歲時，才得為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其后二十年間，歷任著作郎、鳳閣舍人、太子中允、率更令、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崇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等職，實際上主要工作是修國史。開元九年(721)，因長子劉貺犯罪流配，他上書申訴，被貶為安州(今湖北安陸)別駕，這一年十二月卒于任上。一生著述很多，《史通》是他的代表作品，也是唯一傳于后世的著作。《史通》編著時間，起于武后長安二年(702)至中宗景龍四年(710)，是他一面參加史館修撰，一面私家寫作之書。原來，劉知幾有自己獨到的修史見解，可是在史館中，上有兼修官，下多無才無學的同僚，遇事常受牽掣，因而其志不遂，他便陸陸續續把積郁思考所得訴之筆端，而成二十卷《史通》。全書分為內、外二篇，各為十卷。內篇現存三十篇，另有《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目無文。外篇十三篇。內篇概括討論史書體例和編纂方法，外篇論述史官沿革、史籍流傳以及古人寫作中的一些問題。《史通》一書的價值在于：一、對唐朝以前的史書，作了全面而有系統的總結，把史書分為六家，即《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就歷代史官制度和所作史書作了全面而有系統的分析敘述。《疑古》和《惑經》大膽地對“圣人”孔子進行問疑，表現了難能可貴的獨立思考與思想解放。二、提出史家必須具有“三長”的理論，所謂“三長”即指史才、史學、史識，三者的關系密不可分，劉知幾解釋說“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貨殖矣。如有才而無學，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柚斧斤，終不能成其宮室矣。”三、勇敢地揭發官修史書的弊端。在《忤時》篇，指出監修制度之害，“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眾手修史，因見解不一致“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在《史官建置》篇，指出“近代競趨之士尤喜居于史職，至于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總寫則置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四、對班固以來盛行以陰陽五行解釋歷史的迷信思想進行了批判。對歷史的看法是發展變化的“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五、主張直書，反對曲筆誣書，修史者言必有征，方足傳信。一部良好的史書“以實錄直書為貴”，記事要“善惡必書”“不掩惡，不虛美”。六、史書要記“事關軍國，理涉興亡”的大事，而不應記“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記人物要有選擇“區別流品”，敘事要“簡要為主”“文約而事豐”，不要“虛加練飾，輕事雕彩”，記述人物語言，要用“當世口語”，不要“怯書今語，勇效昔言”。劉知幾雖然指責了封建統治階級修史的許多弊病，但他自己畢竟還是封建史家，對農民起義他誣為盜，把歷史成敗解釋為帝王將相個人的作用，對歷代史書的評價，他最推尊封建正宗史學的開創者班固所寫的《漢書》，作為封建統治重要支柱的民族，他認為應列專篇敘述等等。《史通》成書后，因它對許多傳統的觀念“詆訶太過”所以流傳受到影響，明初《永樂大典》都未收錄。明代郭延年有《評釋》，王惟儉有《訓故》，清代黃叔琳在《訓故》基礎上加新注，成《史通訓故補》，浦起龍撰《史通通釋》，依各本加以校釋，吸收黃本優點，成為最好的注本。近年來研究《史通》的論著較多，楊翼驤的《劉知幾與史通》，白壽彝的《劉知幾的史學》可謂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