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原《流暢與差異》

在我對中國當下現代詩的有限閱讀中，毫無疑問，吉狄馬加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詩人之一，在國際詩歌交流中，他更是以中國少數民族的杰出詩人屹立于國際詩壇。

在中國當代詩人當中，馬加不僅出道很早，而且成名也早。記得我上大學時就讀過不少他的詩作。因為那時年輕浮躁，缺乏認真的讀書態度，沒有記住他太多的具體詩篇，但出版于詩歌黃金年代的《初戀的歌》這本詩集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7年夏天，我去人民文學出版社領取我的詩選樣書時，編輯部的朋友順便送我了一冊厚厚的《吉狄馬加詩選》。在北京西直門的長河灣公寓里，因為已經很久沒有機會再系統閱讀馬加的詩，帶著一種久違的期待和想象，那本有分量的詩選我好像是一行不漏一口氣饕餮完的。記得我曾在當天的讀書日記里寫道：“吉狄馬加基本上是隨著生命經驗的加深不斷使自己上升的詩人——他的詩藝也在隨著他年齡的增長而遞進。這本《吉狄馬加詩選》改變和加深了我對馬加詩歌的整體印象，不僅使我重新認識到了馬加的詩歌價值，作為同行，更為他不得不在官場忙碌之余，能寫出這么多高質量的詩歌作品而感到高興。中國現代詩研究界也理應對馬加重新評價和定位……”2010年春，剛剛回到北京的我又在一本新出版的《大詩歌》年選里讀到馬加的一組詩，更是為之拍案叫絕。

從真正開始翻譯日本現代詩，我就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日本我能隨便找到幾位一直保持著良好寫作狀態和旺盛的寫作激情的詩人——就是說，詩歌寫作幾乎不受他們年齡增長的影響，年齡越大，詩歌寫得越年輕和老道，谷川俊太郎和白石嘉壽子就是其中典型的兩位。而在中國，我卻找不到這樣詩人。年齡一大，皆江郎才盡（當然，像臺灣詩人痖弦聲明封筆的另當別論）。我常常對這一現象抱有疑問：為什么中國詩人就不能持久地保持良好的創造力？難道與我們整體的人文環境有關？當然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但更多的我覺得還是跟詩人自身的素質和學養有關：先天的文學感悟的薄弱和后天的文化積累不足、內心充斥的浮躁和雜念、功利主義寫作和為一點兒雞毛蒜皮的事勾心斗角爭名奪利、功夫在詩外的小動作和狹隘的小圈子意識的相互吹捧、寫了幾首自認為不錯的詩就飄飄然不知天高地厚的淺薄的寫作態度等等，這些因素應該是早早把他們僅有的那點兒才情葬送殆盡的主要原因。這大概是至今中國沒有產生出一位影響世界的重量級詩人的原因吧。

同樣是在2010年春天的一個傍晚，在老故事酒吧參加完一個飯局后，跟馬加單獨在那里的玻璃房間里有過一次推心置腹的長談。我們幾乎忘記了黑夜的來臨和加深，投入、坦然而又十分難忘和興奮，我清楚地記得回到自己的公寓時已經過了凌晨三點。那次長談，對于遠離中國現代詩現場的我來說，既深受刺激又獲益匪淺，我們的話題一直圍繞著中外現代詩人和詩歌，有時甚至圍繞著某某詩人的具體作品暢所欲言。讓我十分吃驚的是，馬加對世界現代詩的發展格局竟了如指掌。比如說南美和東歐，甚至包括阿拉伯地區和亞洲的邊緣國家和地區，他能說出一大串外國詩人的名字甚至一些詩人的具體作品。這些年，在翻譯大國日本，我覺得自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還是閱讀了不少譯成日語的外國現當代詩，但跟馬加所掌握的文學信息相比，我仍顯得孤陋寡聞。馬加的談吐讓我看到了他開闊的文學視野，這一點跟我閱讀他詩歌作品時所感受到的開闊性是一致的，跟他詩歌精神的闊達和豐饒也是相輔相成的。

2010年初冬，我主持了七年之久的日語雜志《火鍋子》的“華語文學人物”專欄里，發表了馬加的近20首代表作。由于是發行在日本國內的一家雜志，在此有必要對此做簡單介紹：《火鍋子》是日本國內研讀中國文學的綜合性文藝雜志，由漢學家和翻譯家谷川毅教授創刊于1991年，由原來的季刊變成現在的半年刊，以介紹中國文學、電影、戲劇和藝術為宗旨，創刊以來一直受到日本漢學界和文學界的關注。用中國作家鐵凝、高行健和蘇童的譯者著名漢學家飯塚容教授的話說，《火鍋子》不僅把最優秀的中國文學成功地移植到日本，而且也是目前日本唯一最系統和最全面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家雜志，是日本漢學界和文學界了解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窗口。據了解，在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重要學者幾乎人手一冊。“華語文學人物”欄目開設于2004年7月出版的總第62期，這一創舉在日本文藝雜志中尚屬首次。《火鍋子》雜志每期組織重要的文學翻譯家和日本各大學的中國文學專業的教授學者，將優秀的華語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日本讀者，旨在引起日本文學界、批評界以及普通讀者對現當代華語文學的真正關注。以嚴肅和慎重的態度選譯作家作品，不問其身份名氣及其作品流派，奉行“好作品主義”，使日中文學交流能夠深入到不同的層面，而不只是停留在簡單的譯介層面。這種做法意在以此改變過去那種虛榮的、膚淺的、形式主義的或者投機性的交流，使日本文學界能夠真正認識到華語文學的精華。專欄每期選譯三至五位活躍的華語小說家的一篇短篇小說、一位現代詩人的5至15首詩歌和一位批評家的一萬字左右的評論，并同時配發他們的彩照和詳細的創作簡歷。

吉狄馬加的這組詩由漢學家、詩人竹內新翻譯成了日語。雜志出版后，我很快便看到了有人在自己的博客或雜志上談及馬加的日語作品。這對編者的我無疑是莫大的寬慰。當然，這個欄目譯介的中國詩人馬加不是第一個進入日本批評家和讀者視野的。譯介的近20位中國當代詩人當中，北島、于堅、牛漢、西川、路也、歐陽江河等詩人的作品發表后，都不同程度地在日本文學界引起過反響。有的作品還被收入到在日本出版的世界范圍性的詩歌選本之中。

讀馬加的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詩歌的流暢性。國內有相當一批自命不凡的詩人，他們在一首詩里常常會出現幾句精彩的句子，但由于缺乏整體上的藝術梳理和把握，或者無能為力讓一首詩從頭至尾在內在和外在、在語言和意義上徹底暢通，其實是有句無章，從而無法把一首詩完成到最高的藝術境地，最終只會導致一首詩“胎死腹中”。我讀過不少日語（包括譯介到日本的外國詩人）十分艱澀的超現實主義和前衛作品，他們詩歌的內在“氣場”是非常暢通的，即使有時你并不能完全讀懂，但一首詩整體上的流暢性會帶給你強烈的閱讀快感。“流暢性”是這些年我評價一位詩人的標準之一。當然，這里所說的流暢性跟當下詩壇提倡的“阻拒性”并不矛盾，一首具有流暢感的詩中同樣可以存在“阻拒性”。但如何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詩歌作品做到“流暢性”和“阻拒性”共存的平衡我認為至關重要。對于讀者，二者或許都很必要，但對于更多的一般讀者，“流暢性”似乎更為重要。一首詩中，阻拒也許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很多的阻拒并非詩歌空間天然所致，而是作者的思維不通才華不夠所致，甚至是做作出來的，像腦血栓一樣，這樣的人為故障式的阻拒不是詩歌所需要的。即使是阻拒性的文本也應該是文字字面上的阻拒，而讓讀者感受到的那個生命也應是流暢的。馬加詩歌的流暢性我不知道是否跟他有能歌善舞的彝族血統有關，我想肯定會有一定關聯的。在此，我突然想起有一次他在飯桌上即興唱的一首彝族歌謠，那首民謠雖說聽不懂，但無論何時何地，只要回想起來就仿佛在耳邊回響。新鮮、動聽、抒情、美好、深遠……想一想，這也是馬加詩歌文本里的整體特點。關于流暢性，某種意義上，它除了跟一位詩人的先天氣質有直接關聯外，是否跟詩人的后天努力也有一定關聯是我今后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作為彝族語為第一母語的少數民族詩人，馬加的漢語詩歌寫作要比自幼以漢語為母語的詩人付出更大的代價。因為在以漢語為中心和強權的文化現實中，他必須要經歷一個“自我認同”的過程，這個過程跟我這些年越過母語用日語寫作有相似之處。我從馬加的很多詩作讀到過不少具有陌生感的修辭，那些修辭帶給我過很多對異文化的想象和寫作刺激。“差異”是馬加的一個優勢，就是說馬加是非常懂得用清醒的頭腦去表現“差異”的一位詩人。隨著文化、經濟和信息的全球化的加深，“差異”會越來越顯得重要和被引起關注。差異并非只是單單表現“區別和不同”，它是矛盾的統一，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就是去揭示和表現“差異與同一的內在關聯性，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在權利距離相對較大的國內，文化這種“共同的心理程序”（霍夫斯坦特 語）的差異性怎樣才能很好地表現出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國內眾多雷同的詩歌表現和抒寫方式中，馬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聲音和表現形式。現代性和抒情性在他的詩歌結合得無懈可擊。每每讀完馬加的作品，我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與他的那次促膝交談。那次長談，某種意義上成了我解讀馬加詩歌的一把鑰匙。從此，我終于把馬加的詩歌精神和他的人格魅力對上號，就是說馬加的詩格跟他的人格是完全可以畫等號的。我始終固執地認為，不具備偉大的人格精神是很難寫出偉大的詩歌作品的。馬加還是有故鄉感的詩人，他的故鄉并不是僅僅局限于生他養他的四川大涼山脈的彝族部落，從我對他詩歌的解讀，我覺得馬加的故鄉情懷是廣義上的大地。這一點也許是形成他詩歌壯闊的宇宙觀的原因之一吧。還有一點必須要提及的是：馬加詩歌的精神性。關于這一點，他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在商業化的物質時代，人的整體精神生活被邊緣化，詩歌主體性的迷失必然導致詩歌信仰的缺失。然而，詩歌是人類最古老的藝術形式之一，離開了它，人類的精神生活是不會完整的。”

最后，引用我剛剛發表在臺灣《聯合文學》雜志里的一篇評論里的最后一段，結束我對馬加詩歌作品的饒舌：

這些年，或許跟我用日語寫作有關，不但是詩歌作品，包括小說和批評，我在閱讀完后，會重新在大腦里用兩種語言――漢語和日語對這些文字進行審視和評價。就是說，他們的文字是否具備“世界文學”意識和多元文化的國際視野、是否具備對人性和人類生存境遇深刻的洞察力、是否具備高超的藝術完成度和文學的表現力以及文學普遍的精神價值意義等，這兩種語言會讓我找到一個合理的判斷。簡而言之，必須得有能力征服作為漢語和日語的讀者。這也是我這些年評價和判斷中日現代詩優劣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