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莊子作為哲人道人，其小說真是非同凡響

講莊子作為哲人道人，其小說真是非同凡響

哲人道人的小說，與一般文學家的小說有著明顯的不同。哲學家觀察事物、體驗生活，比較深刻，富有哲理性。道家思想微妙玄通，虛無縹緲。正是此種原因，莊子小說就與先秦兩漢和魏晉南北朝其他作家之作有很大的不同。其不同之處，我認為主要有兩點：一是意境不同；二是藝術風格不同。先秦兩漢小說與魏晉南北朝小說之間出現的一些反差現象，也就更能顯示出莊子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莊子小說意境深厚，味濃意郁，蘊涵悠深，具有豐富的哲理性和虛無縹緲的神秘色彩。先秦兩漢和魏晉南北朝其他小說，雖然也不乏佳作，一般說來，都顯得意境淺顯，蘊涵匪深，沒有莊子小說那種特殊怪味。把莊子小說與《左傳》《戰國策》《晏子春秋》《新序》《說苑》《吳越春秋》《搜神記》《世說新語》等著作中的小說相比較，就很容易看到此種情況。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我們還是研討一些具體作品，便可從中窺視到此種情趣。莊子“輪扁斫輪”（《莊子·天道》）的小說，大家都是比較熟悉的，但對其中的字句，可能并不會記得很清楚。為了便于比較，現將小說的原文援引如下：

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斫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斫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得年七十而老斫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所謂“糟魄”，即糟粕也。與莊子此篇小說同樣內容，西漢韓嬰也寫了一篇小說。韓嬰此篇小說與莊子小說對照閱讀，它們的優劣工拙，便會不言而喻。韓嬰此篇小說如下：

楚成王讀書于殿上，而倫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圣之書。”倫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傳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在這篇小說中，作者把“桓公”改成“楚成王”，“輪扁”改為“倫扁”，其中的意境亦與莊子小說大不相同。莊子小說是在說明輪扁斫輪的技藝甚為微妙，只可意會，不能言傳，意境渾厚，音韻天成，耐人尋味。韓嬰此篇，亦想說明倫扁斫輪的技藝，只能存乎人心，不得言傳于人。然而，作者通過倫扁斫輪的故事，并不能說明這種旨趣。其中小說的關鍵文字寫道：“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傳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顯然，據此并不能說倫扁有什么不可言傳的技藝可言。小說最后又加上“唐虞之法”“《詩》曰”的議論文字，也與倫扁斫輪的故事風馬牛不相及。可見，此篇小說主題混亂，缺乏意境，令人索然乏味。

莊子“桓公田于澤”而見鬼的小說，看來是根據《管子》中的小說改寫而成。《風俗通義》引《管子》說：“齊公出于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唯霸主乃得見之。’于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此篇小說寫得比較粗糙呆篤，意境淺顯，故事情節不夠完整。經過莊子改寫，便大大豐富了小說的故事情節，蘊涵更加深邃，人物形象刻畫得更加鮮明。較之原故事，莊子增加了管仲為御，桓公撫管仲手，二人對話的情節；增加了齊士皇子告敖告訴桓公：“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公是仇滀之氣“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的情節；增加了委蛇捧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的情節。經過莊子如此改寫，就賦予小說一種新的內涵和嶄新的面貌，把齊桓公急于稱霸，利令智昏，丑態百出的形象，和盤托出。由于小說旨在說明守氣全神的養生之道，使得小說更加具有出神入化的靈境。真可謂點鐵成金也！

同后代小說相比，也能看出優劣。莊子有一篇“惠子相梁”的小說，劉向也有一篇“惠子欲相梁”的小說，雖然二者在內容上不盡相同，但從作品意境上去分析，還是能夠鑒別出它們的高低工拙的。莊子此篇小說全文是：“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鹓，子知之乎？夫鹓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于是鴟得腐鼠，鹓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嚇我邪？”（《莊子·秋水》）此篇是寓言小說，表現莊子“無以得殉名”的思想。作者把相位比作腐鼠，意境頓然生輝，表現了莊子高尚的情操。劉向此篇小說的境界如何呢？小說全文是：“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船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于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見之狗耳。’”不難看出，此篇小說寫得雖生動形象，但格調不高，意境淺陋，與莊子小說相比，大相徑庭。

莊子小說的深遠意境，言有盡而意無窮，猶如蒼茫大海，無邊無際，望不到盡頭。這與莊子小說宣揚虛無縹緲的道義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這是其一。

其二，哲人道人之作在藝術風格上較之一般作家的作品，亦有著顯著的不同。莊子小說大都表現出恣肆汪洋、雄奇怪誕、虛無縹緲的特色，字里行間洋溢著浪漫主義精神。先秦兩漢和魏晉南北朝其他作家的小說，相對而言，就顯得有些樸實無華、板滯呆篤。莊子小說的此種藝術風格，在其許多小說中都有所表現。如“孔子觀于呂梁”（《莊子·達生》）此篇小說，寫呂梁丈夫水性超常，蹈水有術。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不敢游，呂梁丈夫卻跳水而游。此人游數百步而出，披發行歌，游于塘下。孔子觀看此等情景，目瞪口呆，以為是“鬼”。再如，“任公子為大鉤巨緇”的浪漫主義手法，“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的精辟奇險鏡頭，“盜跖教訓孔子”那戲弄“圣人”、出奇制勝的驚人場面，“莊子夢見空髑髏”（《莊子·至樂》）對人間之勞的感慨萬千，凡此等等，都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莊子小說富有個性特征的藝術風貌。其他小說，如《晏子春秋》這部古典小說集，雖然具有鮮明的政治思想色彩，有些篇章亦不乏諷刺趣味，但總的看來，大都寫得平實質樸，缺乏氣勢。再如《左傳》中“介子推不言祿”“蹇叔哭師”，《戰國策》中“齊人有馮諼者”“趙太后新用事”，《孟子》中“齊人有一妻一妾”，《列女傳》中“齊相御妻”“魯漆室女”，《風俗通義》中“李君神”等，其中對許多人物形象的刻畫描寫，大都栩栩如生，有聲有色。《吳越春秋》中“吳女紫玉傳”，亦寫得波瀾起伏，曲折動人，頗有戲劇性。有些小說并不能說它們沒有什么藝術風格，但它們都不像莊子小說那樣雄奇瑰麗，幽默詼諧，形成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獨特風貌。莊子小說具有的此種奇趣怪味，其中就浸透著豐富的哲理情思和微妙玄通、虛無縹緲的道義。簡而言之，莊子小說與其他作家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不同，也可以說就在奇與正的不同。

如果我們對先秦兩漢和魏晉南北朝的小說進行比較研究，就會發現先秦小說和魏晉南北朝小說之間，出現了一種反差現象。先秦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上，屬于早期的嬰兒，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稚氣，即有些小說敘事較少，對話較多。如“莊子說服趙文王停止斗劍取樂”（《莊子·說劍》）、“漁父教訓孔子”（《莊子·漁父》）等即是，但亦仍不失為上品。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莊子有的小說敘事性就較強，有些小說敘事與對話間半，如“宋元君畫圖”“任公子為大鉤巨緇”“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鄭有神巫曰季咸”“孔子觀于呂梁”“宋元君夜半夢人被發窺阿門”等小說，在藝術上都是屬于比較優秀的作品。逮至兩漢，尤其到后漢，小說的形式便逐漸臻于成熟，如應劭的《風俗通義》、趙曄的《吳趙春秋》等著作中的有些小說，已經克服了先秦小說乃至漢初小說那種對話過多的弊端，在形式上更加完美。盡管不像唐傳奇、宋代話本小說篇幅那樣可觀。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小說這種文學形式，應當更加臻于完美。但是，這個時期的有些小說，如干寶的志怪小說《搜神記》、劉義慶的志人小說《世說新語》等，其中有許多小說，無論在藝術形式還是在思想內容上，不但沒有什么高言妙句，也沒有什么審美價值，反而不如先秦兩漢小說那樣令人愛讀，能給人一種審美享受。如《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趙太后新用事”，《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莊子的“輪扁斫輪”“桓公田于澤”“任公子為大鉤巨緇”“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等小說，與魏晉南北朝有些小說相比，顯得更完美些。因此，我們應當承認先秦小說是中國小說的源頭，承認莊子是中國小說之祖。